26-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上)

1943年，梅先生因事滞留重庆，所以每年一篇的抗战期中之清华，中断了一年。在新的一篇中，梅贻琦专门讲述了抗战期间清华大学的书籍损毁情况。所以，在分享这篇抗战期间之清华四续之前，我们一起通过延伸阅读，来了解一下抗战期间中国文献的损失情况吧。我国的图书馆业，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正处于逐渐繁荣发展的阶段，九一八之後，日本不断在上海挑衅，终而引起【一二八】事变，淞沪抗战第二天，日本浪人在上海纵火，焚毁了中国最大的私立东方图书馆，50万册图书被日军付之一炬，焰火冲天，纸灰飞扬！此处同为上海商务印书馆贮藏珍本图书之所，收罗之富，远甲东南，据记载：「是役也：凡毁中文书籍二十六万八千册，宋版一百二十九部，元版一百七十九部，明版一千四百四十九部，清版一百三十八部，抄本一千四百六十册，批校本二百八十八册，乃搜罗诸家藏书之精华，其它全国各省府厅州县志，俱极完备，中有元本二种，明本一百三十九种，皆荡然无存。」「东西文书八万册，有十五世纪前，所印之西洋古籍图照五千余种；以上种种损失，其价值殊难加以估计……。」东方图书馆被焚，为中国文化一大浩劫！蔡元培先生说，日本古代文化，源出中国，但日本人对于欧洲学术界，一直宣传研究中国古代文化，“求之日本，反较中国为备，以中国历代兵争，古迹多毁，而日本保存较多。此种论调，实欲抹煞中国文化而以东亚代表自居。'一·二八’之役，毁各大学及商务印书馆，焚东方图书馆，都是这种动机所促成的。”“日本毁去我们东方文化，灭绝吾国文化的遗迹，他们的确是（使）世界要考东方文化，一定要到日本去。”1937年12月，日军进占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随后占据附近江浙地区，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有组织的洗劫，中国的珍贵文献也在洗劫范围之中。日本方面把他们的劫夺行为称为“接收”，但对中国而言，就是“书劫”。日本“接收”的中国文献数量浩大。日本杂志详细刊登了“接收”南京典籍的情况：保管于珠江路地质调查所地质矿产陈列所的国学图书馆，其中善本，早为中国方面搬走，现所接收者，共为15万余册。中央图书馆筹备处的藏书，也已经搬出。外交部图书馆，多外交、国际关系书籍，共3万余册，其他2万余册。国民政府文官处图书馆，方志丛书等共有7万余册。内政部图书馆，大部分为风俗物产报告，闻大部分已散失。中央大学图书馆的藏书已不复存在，大概已经转移。南京的市立图书馆，已于夫子庙同毁于火。京中接收的图书，共60余万册，不及事变前之半也。该杂志可能没有料到，国学图书馆转移的善本，没有能够逃过浩劫，最终在兴化等地毁于日军之手。为了接收南京重要图书，日军上海派遣军特务部从东北大连图书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等处调集了日本专业人员330人、士兵367人、中国搬运苦力830人，对南京的中国文献进行“整理”。据参与“整理”的日本专业人士青木实在回忆，接收的图书有70余万册。日本杂志也记载了江浙地区中国典籍的损失情形：上海，“接收”市立图书馆及暨南大学、南洋中学、大夏大学。杭州，“接收”浙江省立图书馆之书，另外，苏州、镇江、昆山、嘉定、常熟、太仓等地的图书亦被洗劫。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杂志的记载，显示的都是日方对江浙地区公立藏书机构的劫夺，而没有涉及一家私立或个人藏书机构。但其实，日方不仅劫夺中国私立或私人藏书机构的典籍，甚至造成了死亡悲剧。粤港地区。广州收藏最丰富的图书馆为中山大学、市立、仲元、广雅4所图书馆。截至1939年6月，中大总馆方面，图书损失约17万册。市立图书馆所藏达40万册，全部毁于劫难。仲元图书馆藏书，因事先外运，损失有限。广雅图书馆藏书也于1939年被全部运走。香港沦陷后，日军亦向各方搜集图书，将其集中到香港图书馆，近10万册。北平地区。北平图书馆、北平师范大学等均有损失，其中以清华大学损失最为严重。此外，天津、长沙等地图书也都面临劫难。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截至1938年12月底，中国图书全部损失当在1000万册以上。教育部的结论是：“故敌寇之目的实在整个消灭我国之文化机关，使之无书籍可读，无材料可资研究。”战后负责向日本文化索赔的向达也认为：“日本俨然以东方之领导者自居，而于文化方面则夸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究其所谓集东方文化之大成者，不过掠取他人之文物，靦颜以为己有，以蒙蔽欺骗其人民而已。”我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和近代图书馆学的奠基人之一的杜定友在1942年撰文说：敌人每进据一城一市，在一个星期内，即有所谓科学调查团派到。该团的组织，有各科专家，其中有图书馆学及版本名家一二人也参加工作，到处搜刮，捆载而归。香港沦陷的第二天，即有报章特电：“敌寇尤假惺惺作态，谓须积极保护岛内文化设施及文献，以免报复及湮沉，而实则搜刮一切，暗运回国”。杜氏之言，确矣。日本对我国文献的搜刮，无微不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