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轶事

节选自《梁启超传》

节选自《梁启超传》这个男人，为梁思成操了一辈子心，也包括他的婚姻

选自《万物可爱》

选自《万物可爱》

关于沈从文和汪曾祺师生的说说

关于沈从文和汪曾祺师生的说说

文中着重提到了鲁迅和周作人两兄弟家庭身世背景，从另一个角度解读了原生家庭对两人性格塑造及作品影响。

思成：今天报纸上传出可怕的消息，我不忍告诉你，又不能不告诉你，你要十二分镇定着，看这封信和报纸。我们总还希望这消息是不正确的，我见报后，立刻叫王姨入京，到林家探听，且切实安慰徽音的娘，过一两点他回来，或者有别的较好消息也不定。林叔叔（注：即林长民，林徽音的父亲，早年入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后任段祺瑞内阁司法总长。1925年11月入郭松龄幕府，讨伐张作霖，兵败身亡。）这一年来的行动，实亦有些反常，向来很信我的话，不知何故，一年来我屡次忠告，他都不采纳。我真是一年到头替他捏着一把汗，最后这一著真是更出我意外。他事前若和我商量，我定要尽我的力量扣马而谏，无论如何决不让他往这条路上走。他一声不响，直到走了过后第二日，我才在报纸上知道，第三日才有人传一句口信给我，说他此行是以进为退，请我放心。其实我听见这消息，真是十倍百倍的替他提心吊胆，如何放心得下。当时我写信给你和徽音，报告他平安出京，一面我盼望在报纸上得着他脱离虎口的消息，但此虎口之下不易脱离，是看得见的。前事不必提了，我现在总还存在万一的希冀，他能在乱军中逃命出来。万一这种希望得不著，我有些话切实嘱咐你。第一、你要自己十分镇静，不可因刺激太剧，致伤自己的身体。因为一年以来，我对于你的身体，始终没有放心，直到你到阿图利后，姊姊来信，我才算没有什么挂虑。现在又要挂虑起来了，你不要令万里外的老父为着你寝食不宁，这是第一层。徽音遭此惨痛，惟一的伴侣，惟一的安慰，就只靠你。你要自己镇静着，才能安慰他，这是第二层。第二、这种消息，谅来瞒不过徽音。万一不幸，消息若确，我也无法用别的话解劝他，但你可以传我的话告诉他：我和林叔叔的关系，他是知道的，林叔的女儿，就是我的女儿，何况更加以你们两个的关系。我从今以后，把他和思庄一样的看待他，在无可慰藉之中，我愿意他领受我这种十二分的同情，渡过他目前的苦境。他要鼓起勇气，发挥他的天才，完成他的学问，将来和你共同努力，替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这些话你要尽你的力量来开解他。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他，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害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爹爹十二月廿七日

梅贻琦生性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他的座右铭之一是：“为政不在多言”。他早年投考清华大学第一批直接留美生，在630名考生中名列第六。在看榜的时候，别人都很活跃，考上的喜形于色，没考上的则显得有些沮丧。只有梅贻琦始终是神色自若，单从面部表情，谁也看不出他是考上了还是没考上。和他同批被录取的徐佩璜[huáng]后来回忆说：“我记得我在看榜的时候，看见一位不慌不忙、不喜不忧的也在那里看榜，我当时看他那种从容不迫的态度，觉察不出他是否已考取。后来在船上碰见了，经彼此介绍，原来就是现在的梅先生。”梅贻琦不喜欢说话，但谈话时却和蔼可亲，所以人们称他为“寡言君子”。他平时少讲话甚至不讲话，但却绝不是无话可讲，更不是思想贫乏的表现，而是“嘴里不说，骨子里自有分寸”。梅贻琦讲话，往往“妙语如虹”，他的话中充满了魅力和哲理。就职演讲中的“大学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外还有许多生动的例子。他曾说过，“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被教坏的”，“校长的任务就是给教授搬搬椅子，端端茶水的”，这些话都表现出一个教育家的胸襟。所以陈寅恪先生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梅贻琦的寡言还表现在他为人低调和处事不张扬上。他任校长期间，所有的公文都亲自审阅，常常通篇改写，经常工作到深夜。“做了不说”“行胜于言”的事例，在梅贻琦身上不胜枚举。“寡言君子”的美誉，梅贻琦先生当之无愧。不仅寡言，梅贻琦为人更是清廉。他任清华校长期间，虽然清华资金雄厚，他并没有拿一分一文，即使他的生活并不宽裕。在贪污成风的当时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就足以成为世人的表率。”一位清华校史研究专家这样说道。梅贻琦曾亲自为清华校刊题写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他以毕生的实践，躬行了清华的校训，弘扬了清华精神。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各位同学，大家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1935年底，日寇压境，华北危急，清华进步学生蒋南翔发出著名声音：“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而揭开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一二·九”运动大幕。学生运动引起了当局的紧张，他们想方设法阻挠运动，迫害学生。1935年底的一天，冀察政委会委员长宋哲元派了军队到清华清查，士兵们声明他们接到命令不用枪弹。有些同学知道后，竟抢了士兵们的枪支，还扣留他们领队的团长，打翻了运输的车辆……想不到当天晚上，竟有一大批士兵，荷枪实弹，并附有大刀队，进入校园，在门口首先遭遇的是资深的英文教授陈福田先生。士兵们这次来校态度不同了，不由分说地先把陈先生吊了起来，来势凶猛。结果二十名左右的学生被捕了，虽然学生们大都是无辜的。随后，梅校长以极沉痛的心情和低沉幽默的口气告诫学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确的判断和考虑，……仅仅凭着勇气，是不能担当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责任心，昨天早上你们英雄式的演出，将人家派来的长官吊了起来，你不讲理，人家更可不讲理，晚上来势太大，你们领头的人不听学校的劝告，出了事情可以规避，我做校长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着要住宿学生的名单，我能不给吗？”停了一下梅校长说：“我只好很抱歉地给他一份去年的名单，我告诉他们可能名字和住处不大准确……你们还逞强称英雄的话，我很难办了。不过今后如果你们能信任学校的措施与领导，我当然负责保释所有被捕的同学，维护学术上的独立。”从这件事中可以看到，梅校长为了保护同学，煞费苦心。试想如果不是对学生发自内心的真爱，处处只想着自己得失的人，能够这样去做吗？

梅贻琦任西南联大校长期间，用人不拘一格。因此，在联大教师阵容中，既有早就海外闻名的前辈大师如陈寅恪、叶企孙、吴有训、冯友兰，也有刚刚出道的年轻人才如吴晗等。著名翻译家许渊冲先生回忆，他刚入学那年，学校来了三位年轻老师，才28岁，都是正教授。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现在也很少有，哪有二十几岁就能当正教授的？这三人都刚刚回国，一个名叫钱钟书，一个名叫华罗庚，一个叫许宝騄（lù）。钱钟书、华罗庚是大家所熟悉的。许宝騄是研究统计学的，是世界级权威数学家，后来在北大数学系任教。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并没有在海外取得博士头衔，数学天才华罗庚以初中学历迈进清华，先当助教，后被清华送往英国留学。这种不唯学历，不唯资历，只凭真才实学，照样可以当教授的用人理念，在梅先生看来是正常不过的事。破格提拔资历浅、学历不高的钱钟书、华罗庚、吴晗等名教授，这是其他的校长不会做的。但是梅校长曾经谦虚地说，他的工作只是帮人搬搬凳子而已。清华或者西南联大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与梅校长不惜代价诚聘国内外一流的师资是分不开的。还有一则趣闻。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中，由于教学质量高，昆明市民都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所学校去读书。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璧，梅贻琦的小女儿梅祖芬都想转到附中，同时报考了这所学校。龙国璧没有考上。�联大创立时，龙云曾给予许多支持，这次他的女儿没被录取，十分生气，认为梅贻琦太不给面子，就派他的秘书长到梅贻琦处疏通。但秘书长犹豫不定，龙云生气地问他：“你还站着干什么？”秘书长说：“我打听过了，梅校长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龙云这才不气了，对梅贻琦更加敬佩。

1931年12月3日，在北京的清华园。一位眉目清秀、神色俊逸、气宇轩昂的中年男士，以他一贯沉稳平静的口吻，向已经10个多月没有校长的清华大学学生，发表了让后人传诵不已的就职演讲，其中一句话“大学不在于有多高的大楼，而在于有大师”成为随后清华大学乃至全中国大学的共同办学理念。从这天起，清华师生告别了久无校长的困局，迎来了一位后来被清华人誉为“终身校长”的梅贻琦。说起清华大学，人们自然会想起大师云集和英才辈出，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这是百年清华留给中华民族的文化财富。在创造和积累这笔财富的众多杰出清华人中，梅贻琦先生堪称贡献最大。在成千上万人的心目中，梅贻琦就是清华，清华就是梅贻琦。梅贻琦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之一，他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主导了西南联大的教育奇迹，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昂然跻身世界先进水平。他领导的清华为世界贡献了李政道、杨振宁、李远哲三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为新中国培养了14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梅贻琦先生所处的时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艰难的阶段，早期军阀割据，内乱不已；中期日寇进犯，民族危亡；后期国共对峙，战火纷飞。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梅贻琦先生却做出在今天看来堪称奇迹的教育成就来，他的纯粹、执著、坚定、智慧，奠定了清华大学的校风——自由思想和独立精神。我们可以从几件小事来看看梅贻琦先生的办学理念和人品。

真是晴天的霹雳，在南台的宴会席上，忽而听到了鲁迅的死！发出了几通电报，会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二十二日上午十时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个澡，吞了两口饭，跑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去，遇见的只是真诚的脸，热烈的脸，悲愤的脸，和千千万万将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的心肺与紧捏的拳头。这不是寻常的丧事，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象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时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生死，肉体，灵魂，眼泪，悲叹，这些问题与感觉，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鲁迅的死的彼岸，还照耀着一道更伟大，更猛烈的寂光。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因鲁迅的一死，使人自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鲁迅的灵柩，在夜阴里被埋入浅土中去了；西天角却出现了一片微红的新月。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新诗传宇宙，竟尔乘风归去，同学同庚，老友如君先宿草。华表托精灵，何当化鹤重来，一生一死，深闺有妇赋招魂。这是我托杭州陈紫荷先生代作代写的一副挽志摩的挽联。陈先生当时问我和志摩的关系，我只说他是我自小的同学，又是同年，此外便是他这一回的很适合他身分的死。做挽联我是不会做的，尤其是文言的对句。而陈先生也想了许多成句，如“高处不胜寒”，“犹是深闺梦里人”之类，但似乎都寻不出适当的上下对，所以只成了上举的一联。这挽联的好坏如何，我也不晓得，不过我觉得文句做得太好，对仗对得太工，是不大适合于哀挽的本意的。悲哀的最大表示，是自然的目瞪口呆，僵若木鸡的那一种样子，这我在小曼夫人当初次接到志摩的凶耗的时候曾经亲眼见到过。其次是抚棺的一哭，这我在万国殡仪馆中，当日来吊的许多志摩的亲友之间曾经看到过。至于哀挽诗词的工与不工，那却是次而又次的问题了；我不想说志摩是如何如何的伟大，我不想说他是如何如何的可爱，我也不想说我因他之死而感到怎么怎么的悲哀，我只想把在记忆里的志摩来重描一遍，因而再可以想见一次他那副凡见过他一面的人谁都不容易忘去的面貌与音容。大约是在宣统二年（一九一○）的春季，我离开故乡的小市，去转入当时的杭府中学读书，─—上一期似乎是在嘉兴府中读的，终因路远之故而转入了杭府─—那时候府中的监督，记得是邵伯炯先生，寄宿舍是大方伯的图书馆对面。当时的我，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十四岁未满的乡下少年，突然间闯入了省府的中心，周围万事看起来都觉得新异怕人。所以在宿舍里，在课堂上，我只是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同蜗牛似地蜷伏着，连头都不敢伸一伸出壳来。但是同我的这一种畏缩态度正相反的，在同一级同一宿舍里，却有两位奇人在跳跃活动。一个是身体生得很小，而脸面却是很长，头也生得特别大的小孩子。我当时自己当然总也还是一个小孩子，然而看见了他，心里却老是在想：“这顽皮小孩，样子真生得奇怪”，仿佛我自己已经是一个大孩似的。还有一个日夜和他在一块，最爱做种种淘气的把戏，为同学中间的爱戴集中点的，是一个身材长得相当的高大，面上也已经满示着成年的男子的表情，由我那时候的心里猜来，仿佛是年纪总该在三十岁以上的大人，─—其实呢，他也不过和我们上下年纪而已。他们俩，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在交头接耳的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那个闹闹，结果却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收大家的注意的。而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象这样的和他们同住了半年宿舍，除了有一次两次也上了他们一点小当之外，我和他们终究没有发生什么密切一点的关系；后来似乎我的宿舍也换了，除了在课堂上相聚在一块之外，见面的机会更加少了。年假之后第二年的春天，我不晓为了什么，突然离去了府中，改入了一个现在似乎也还没有关门的教会学校。从此之后，一别十余年，我和这两位奇人─一一个小孩，一个大人─—终于没有遇到的机会。虽则在异乡飘泊的途中，也时常想起当日的旧事，但是终因为周围环境的迁移激变，对这微风似的少年时候的回忆，也没有多大的留恋。民国十三四年─—一九二三、四年─—之交，我混迹在北京的软红尘里；有一天风定日斜的午后，我忽而在石虎胡同的松坡图书馆里遇见了志摩。仔细一看，他的头，他的脸，还是同中学时候一样发育得分外的大，而那矮小的身材却不同了，非常之长大了，和他并立起来，简直要比我高一二寸的样子。他的那种轻快磊落的态度，还是和孩时一样，不过因为历尽了欧美的游程之故，无形中已经锻练成了一个长于社交的人了。笑起来的时候，可还是同十几年前的那个顽皮小孩一色无二。从这年后，和他就时时往来，差不多每礼拜要见好几次面。他的善于座谈，敏于交际，长于吟诗的种种美德，自然而然地使他成了一个社交的中心。当时的文人学者，达官丽妹，以及中学时候的倒霉同学，不论长幼，不分贵贱，都在他的客座上可以看得到。不管你是如何心神不快的时候，只教经他用了他那种浊中带清的洪亮的声音，“喂，老×，今天怎么样？什么什么怎么样了？”的一问，你就自然会把一切的心事丢开，被他的那种快乐的光耀同化了过去。正在这前后，和他一次谈起了中学时候的事情，他却突然的呆了一呆，张大了眼睛惊问我说：“老李你还记得起记不起？他是死了哩！”这所谓老李者，就是我在头上写过的那位顽皮大人，和他一道进中学的他的表哥哥。其后他又去欧洲，去印度，交游之广，从中国的社交中心扩大而成为国际的。于是美丽宏博的诗句和清新绝俗的散文，也一年年的积多了起来。一九二七年的革命之后，北京变了北平，当时的许多中间阶级者就四散成了秋后的落叶。有些飞上了天去，成了要人，再也没有见到的机会了，有些也竟安然地在牖下到了黄泉；更有些，不死不生，仍复在歧路上徘徊着，苦闷着，而终于寻不到出路。是在这一种状态之下，有一天在上海的街头，我又忽而遇见志摩，“喂，这几年来你躲在什么地方？”兜头的一喝，听起来仍旧是他那一种洪亮快活的声气。在路上略谈了片刻，一同到了他的寓里坐了一会，他就拉我一道到了大赉公司的轮船码头。因为午前他刚接到了无线电报，诗人太果尔回印度的船系定在午后五时左右靠岸，他是要上船去看看这老诗人的病状的。当船还没有靠岸，岸上的人和船上的人还不能够交谈的时候，他在码头上的寒风里立着─—这时候似乎已经是秋季了─—静静地呆呆地对我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因为太果尔这一回是新从美国日本去讲演回来，在日本在美国都受了一部分新人的排斥，所以心里是不十分快活的；并且又因年老之故，在路上更染了一场重病。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的低。我和志摩来往了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从这一回之后，两人又同在北京的时候一样，时时来往了。可是一则因为我的疏懒无聊，二则因为他跑来跑去的教书忙，这一两年间，和他聚谈时候也并不多。今年的暑假后，他于去北平之先曾大宴了三日客。头一天喝酒的时候，我和董任坚先生都在那里。董先生也是当时杭府中学的旧同学之一，席间我们也曾谈到了当时的杭州。在他遇难之前，从北平飞回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也偶然的，真真是偶然的，闯到了他的寓里。那一天晚上，因为有许多朋友会聚在那里的缘故，谈谈说说，竟说到了十二点过。临走的时候，还约好了第二天晚上的后会才兹分散。但第二天我没有去，于是就永久失去了见他的机会了，因为他的灵柩到上海的时候是已经验好了来的。男人之中，有两种人最可以羡慕。一种是象高尔基一样，活到了六七十岁，而能写许多有声有色的回忆文的老寿星，其他的一种是如叶赛宁一样的光芒还没有吐尽的天才夭折者。前者可以写许多文学史上所不载的文坛起伏的经历，他个人就是一部纵的文学史。后者则可以要求每个同时代的文人都写一篇吊他哀他或评他骂他的文字，而成一部横的放大的文苑传。现在志摩是死了，但是他的诗文是不死的，他的音容状貌可也是不死的，除非要等到认识他的人老老少少一个个都死完的时候为止。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附记］上面的一篇回忆写完之后，我想想，想想，又在陈先生代做的挽联里加入了一点事实，缀成了下面的四十二字：三卷新诗，廿年旧友，与君同是天涯，只为佳人难再得。一声河满，九点齐烟，化鹤重归华表，应愁高处不胜寒。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