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往事 最后的八十年代

随着黎明的来临，三十多个小时的北大专列之行即将结束，我会怀念这次行程如同我在专列上怀念近十年前的北大岁月。这是一次北大文化的交流，更是一次燕园掌故的荟萃。我们心中的故事从此酿成一杯醇厚的琼浆。记得1989年那个暑假是大学四年中最长的一个假期，几个月没回学校，竟然一连几天晚上都梦到北大。当时，电台里正在播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我每天准时收听，听的是“一塔湖图”，听的是钟亭、石舫……我曾写下一首长诗寄托我对北大的思念，现抄下结尾亦作为此次行程的结束语吧：多想你我的北大以及你历史书页的辉煌多想你我的燕园以及你销魂的塔影湖光多少次寻梦到燕园多少次惊梦夜更长多少日子多少凝满回忆的时光（1998年7月完稿）

记得干活儿干得最苦的一次是大三的寒假。有个学生头一年高考落榜，他父亲望子成龙心切，要求寒假补课，一天都不能间断，我好说歹说，春节才请了两天假。年前，除夕一早上完课才回家；年后，初三就赶回学校继续教课了。腊月二十九那天晚上，30楼四层一共亮着三盛灯，水房、厕所和410。有个朋友，特意送了我一朵黄玫瑰，让它陪我过年。这么多年过去，我总时时记起寒冷的冬夜30楼410孤灯下的那朵黄玫瑰，那是我收到的鲜花中最温馨的一朵。大四以后，大家的日子都慢慢有了转机：来请英语老师的人络绎不绝，我们开始拒绝而不再是“被拒绝”了；隔壁的几个女孩儿应某个出版机构之约，集体翻译《斯佳丽》；还有到公司作兼职翻译的；或是自己编了字典准备出版的。待到正式毕业拿到第-一个月工资之前，绝大多数人都已经尝过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滋味，不见得出于保持革命本色，不少是为了生计。几年过去了，当“拮据”渐渐从我们生活中淡出的时候，我依然在记忆深处为它留下一方园地。在那段拮据的日子里，我们有怕喝西北风的忧虑，有几张粮票换来的满足，有“顶风作案”的自愧，有自食其力的开怀。那是记忆中一段特殊的旋律。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刚上大二不久，就有许多同学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自己找点儿活干，不是挣些生活费贴补家用，就是攒点儿寒暑假的活动经费。那时最适合我们干的活是当家庭教师或作笔译，这样的活干起来灵活机动，可以见缝插针地利用业余时间完成，不会耽误学业。可是让大二的学生去推销自己并把自己“卖”个好价钱并不那么容易。我和小蔡曾一连几个中午骑着自行车到北大周围的居民区贴“提供家教服务”的启事，却应者寥寥。后来有高年级的同学好心地教导我们：“先别写你们是哪个年级的，人家一般信不过低年级学生的水平，等有人来了，大家见了面，再坦白不迟。”我们这样依方抓药，果然成功。第一个来410的家长与其说是看好我们的本事，不如说是为我们的服务态度所动。而我第一次骑着车去人家教课时，还是满脑子的简·爱和玛利亚（《音乐之声》女主人公），只是我并没有碰到罗切斯特先生或是上校。浓妆艳抹的女主人开了门，客气而挑剔地打量着我，旁边站着愣磕磕的学生，我依然习惯地管我的学生家长叫“阿姨”，却没想到自己已然升到了师长之列，本来就是“长辈”了。

我一直觉得八八级也应该算划时代的一个年级，尽管它不像五八级、六八级、七八级一样，已经被历史定位了，但它所经历过的许多“第一”和“最后”往往也是独一无二的历史变革。上小学时，我们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批入学的；小学毕业时，我们又是小学教育五年制改六年制前的最后一批；高中时，从我们那届开始实行高考改革，有些科目提前结业，不列入高考范围；大学人学时，我们成了最后一个不交学费的年级；而对于北大，我们还是八十年代的最后一批，因为八九级正式走进燕园已是1990年初秋了，他们更是开了北大九十年代的先河。因为赶上了不交学费的那一批，我才敢把自己界定为“拮据”而不是“贫穷”的那一类。我父亲很早就病故了,是母亲一直靠她那点微薄的工资抚养我和哥哥，并供我们俩念完了大学。哥哥顾及家里有限的经济来源，自觉地报考了师范院校，才给我留下了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如果不是赶上八八级，凭妈妈的经济实力，是不可能交得起北大的学费的。那时，社会上的助学机构很少见，各类赞助与募捐也微乎其微。想想大家都在同一经济起跑线上，即便有爱才助学之心，也大多是望洋兴叹、爱莫能助。所以，我常常为自己赶上了末班车而庆幸，亦为此后怕，经济实力——又一个可能会导致我和北大失之交臂的决定因素。八八年， 当我在高考志愿表上首当其冲地填上“英语系”的时候，并没想到英语系会是北大最“便宜”的系之一：其一，英语系使用的许多教材都不是书，而是系里免费提供的油印讲义，或者根本没教材，只靠上课记笔记。其二，英语系学生需要读的原著，本该属于“如有翻印，违者必究”的那一类，但那时，我们却可以在外文书店“外宾止步”的那个角落(这大概是改革开放以后少有的几块留给国人的“净土”)买到代用的便宜货。尽管那时我们也会时常流连在原版书柜台前，为那些原版书的精美印刷、别样设计以及其中蕴涵的异域文化所深深吸引，但直到毕业时，班里也没有几个人买得起几本原版读物。大三以后，社会上“维护知识产权”的声浪日益高涨，许多“外宾止步”的角落都被取缔了。正当我们四处打听哪儿还可以买到便宜书时，居然就有人送货上门了。我似乎听到孔乙己伏在我耳畔说：“读书人偷书不算‘偷'。”同时第一次感到自己不再能用“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说服自己了。

提起粮票，那时，它还是北大校园除人民币、饭票之外的第三大流通货币呢。人民币自不用多说。饭票，其实也是钱，而且已经包在每月的生活费里了,只是花起来感觉不同罢了，每月月初，先把人民币换成饭票，解决了生计大事，心里就踏实了。到了月末，一看饭票有剩余，才敢稍稍放纵一下，看场电影、吃个小炒搞劳犒劳自己。粮票却与饭票不同，粮票每月都发，固定收入，是生活费的补充，我们甚至把粮票看成工资。尽管学校一再三令五申不许在校园内非法经营，但一些瞄准了校园粮票市场的小贩们还是千方百计从值班人员的眼皮下溜进宿舍楼。那时，女孩子常换的东西有发带、长筒袜、手套、化妆品；男孩子常换的东西有球袜、烟、打火机、扑克牌、麻将牌。还有些东西是有季节性的，象冬天的橘子，夏天的西瓜，逢年过节的贺卡、明信片。那时大学里，大概没什么人没用粮票换过东西，而且常常一边换，一边为自己的“不法”行为找词开脱，什么“仓廪实而知礼仪”、“为大善者不计其小恶也”云云。

我这里说的“拮据”，决不是偶尔疏忽丟了相机造成的，那样的事情只会给原本已经“拮据”的日子雪上加霜。我说的“拮据”，是被历史固定在“贫穷”和“富裕”之间的那个时段，是黎明前的黑暗。不，还真算不上是“贫穷”，只是“拮据”而已，那时候，学校规定的贫困生标准是来自人均年收入不足三百元的家庭的学生，他们可以享受助学金。而我们大多数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大约是六七十块钱，至少不用为一日三餐发愁，至少不用每顿饭都挑最便宜的菜买。可是大家总还是觉得日子过得捉襟见肘，偶尔月末有一点结余，马上会发现每一分钱后面都排着无数的愿望，而每个愿望都不允许同伴插队、加塞儿，否则自己就一点儿机会都没有了。记得刚上大一不久，一次班里的生活委员郭到宿舍里发粮票，他讲述男生那边的生活情况时说：“我们每个月的粮票都花得紧巴巴的——你们看，每天早餐，二两粥、一个馒头就是四两；中午吃四两米饭；晚上不管是馒头还是米饭，还得四两。这样算下来，一天就得花一斤二两粮票。我们现在每个人每月的定量是三十六斤，如果一个月是三十天，刚好够吃，要是三十一天，就要有一天喝西北风了。”他摇着头苦笑了。410在座的诸位全都听愣了神，这是我们从没细算过的学一则，女孩子本来饭量就小，一样的定量肯定有剩余；二则，我们全都是北京的，周末一般回家过，这样又省下不少粮票。一旦手头富裕，就难得这么精打细算了。那天听生活委员娓娓道来，才知道班里还有三分之一（我们班的 男同学只占三分之一）“受苦人”。从此以后，我们经常把余下的粮票转给班里的男同学。

大学四年里，写诗只是校园生活的一个插曲，我从来没想以“诗人”自居，也从没觉得写诗就是生活的全部。大三以后，410全体成员不约而同地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了多学几门外语。怡和郁同时修了德语和日语，我和小蔡则是法、德并举；虹原本怕出国前没有太多时间应付考试只选修了法语，但看看一时半会儿出国梦难圆，又自修了德语。一时间410成了“多国部队”营地，410成员的生活也犹如北京当时流行的一句话“苦不苦，想想萨达姆；累不累，看看多国部队”。那个学期我和小蔡每周四下午要上两节德语、三节法语课，上到最后，常常不知所云。一次，我忽然想起一一个词“噢呀嘶咪哪萨伊”，问小蔡是德语还是法语，郁却道: “是日语，‘晚安’。” 真的，“就到这里，休息，休息一会儿吧!”我和小蔡之间还有一些沟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记得离开燕园前的最后一个7月的一天，我们俩一起去化学北楼（英语系系址）领了毕业证，然后一起去了湖边，在红庙门前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很久，谁也没有说一句话，四年就这么过去了，我觉得湖上有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正向我心灵深处弥散，并永远地在那里占据着。记得大一圣诞之夜，我们跟外教去教堂礼拜回来，一路上兴奋得只想大叫，叫什么呢？最后大家一起喊各自的学号：“我们是8838——001, 002...... 007。”然后就大笑起来。8838007是我的学号，它一直因为后三位的独特令我的同窗们忍俊不禁，也令我终生难忘。学号是每个学子与母校联系的最直接的纽带。那天晚上我们情急之中大喊学号，颇与孩子害怕时本能地喊“妈”有几分相似。四年里，我们学了好几种语言，可那一刻，一切的言语都太缺乏表现力了。依旧默念着学号离开湖边，只感觉手里一红一绿的毕业证和学位证沉甸甸的，心里也同样沉甸甸的。

有一段日子，我和小蔡也开始写诗。我一直认为自己之所以写诗，绝对是因为自己中文水平有限，字不成句就成了诗，我觉得诗与其说是为了交流，不如说是人生悟道与自我表白，不需要众所周知，也没必要广泛传阅。后来参加诗会主要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倒没想把诗推而广之。这样，小蔡成了我惟一的诗友。我和小蔡的交流经常在熄灯后，各自搬着凳子到楼道里去切磋。她的诗像她的人，已经柔到骨子里去了。我常把我喜欢的抄下来，小蔡则捧着我的本子仔细地读着，偶尔圈去或修改一两个字，肯定让我折服。后来，橡子极力推荐我们俩去参加“未名湖诗歌朗诵会”。小蔡给自己取了个笔名叫“茜萝”，这名字总让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屈原的《山鬼》。我实在没有太多的灵感给自己取名，就想把小蔡的名字倒过来叫，又觉得这样的剽窃未免太没遮拦、太明目张胆，就换上两个最普通的字叫“罗西”。没想到参加完诗会的第二天中午，居然就有人敲着410的门问谁是“罗西”，我愣了一下，赶紧跑出去，见楼道里站着一个戴眼镜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数学系的，昨晚也参加了诗会，很喜欢我的诗，而且羡慕我得了奖，想来结识一下。我连忙请教他的大名，他说：“我叫‘佐夫’!”至此我才恍然大悟：自己一不留神重了意大利足球名将的大号，从此再也没用过这个名字。接下来一次诗会，索性用了真名，竟然成绩更佳。原来诗人不一定要用笔名的。从没把自己列为北大诗人的我，对那两次在北大诗会得奖的情景却至今记忆深刻。曾几何时，坐在大讲堂、二教看节目、听讲座的时候，不管鼓掌、做“嘘”都畅然无比，觉得自已和比邻而坐的所有同仁都是世界上最敢直抒胸臆的；而轮到自己站在台上时，方感到北大人的直率让人不寒而栗，好在我走下台时听到的是掌声。这是北大风格的掌声——直率的、不带水分的喝彩，我相信这样的掌声是可以作为自信的根基的，所以至今想起来都感觉温暖。

小蔡和大蔡名字相同，性格却刚好相反。大蔡经常大呼小叫，风风火火。大蔡是参加410集体活动的主力，或是自己有了主意，就到410来拉同盟军。大一那年410一起加入了“123文艺联盟”，恐怕和大蔡的怂恿分不开，这是410集 体参加的惟一一个北大学生社团。不过，不到半年的时间，“123”就在北大学生社团清查中夭折了，我们依旧恢复了先前的无组织生活，而“123”的组织者橡子和大寂（以组织“大寂画社”而得名）反而被410“收编”了。410的成员不断增加，集体活动的规模却越来越小。橡子提到的石舫上的告别歌会我似乎没有参加，但那次深更半夜一起去湖心岛爬树我却怎么也忘不掉。我们四五个女孩儿全部在橡子和大寂的帮助下爬到了脚不能着地的高度，他们俩也随后窜上来。黑暗中有人吟出“鸟宿池边树”，并没有人对“僧敲月下门”，反而有人大声疾呼：“北大这么大的林子，什么鸟没有？”我们就这样当了一晚上“北大鸟人”，黑暗中的人们往往多一分真实的自我。小蔡与大蔡不同，她看起来静如止水，却有着比湖上涟漪更为敏感的触觉。小蔡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小蔡，我欣赏到燕园许多不易被人留意的景致和意趣。仲夏夜晚，小蔡拉我到未名湖畔最暗的地方，指给我看流星般的萤火虫；冬日，小蔡又在民主楼后面发现了一个绝佳的天地，那里有一小片湖，已经结了冰，我们从冰上走过去，发现冰中冻结着无数片火红的枫叶。枫叶裹在冰里，显得更加晶莹、艳丽；冰裹着枫叶，显得更加冷静而富有生机。我被这凝冻的火和燃烧的冰陶醉了。后来，每每想起小蔡，我就想起“凝冻的火”与“燃烧的冰”，这该是小蔡的专利了。

向自从和敬调换了宿舍，就是410的正式成员了。向是410公认的最任性、最天马行空的一位，她可以因为看本书着了迷而不去上课，她可以因为突然想回家而在下了晚自习之后坐两个多小时公共汽车往家赶。向的衣服也一律符合她的性格：茄克衫、牛仔裤、旅游鞋，永远的无拘无束。但是，在毕业前找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向的妈妈为了配合她参加面试却给她买了一身相当淑女味儿的衣服：花衬衫、十步裙、高跟鞋。向一边说着：“我从来都没穿过高跟鞋。”一边穿起那双黑皮鞋试探地迈开步子，像个蹒跚学步的孩子。看着向一脸无奈的样子，我忽然意识到：我们就要告别四年无拘无束的校园生活了。在这里，我们是孩子，可以自由自在地塑造自己的个性，可以干出许多离经叛道的事情任由别人评说，而走出校门，我们就是成人了，我们必须随时准备去适应：适应别人挑剔的眼光、适应社会上的道德规范，正如向不得不适应她的淑女装一样，估计会有一段日子不会比向穿上新皮鞋更舒服。我被自己这突然的感悟吓了一跳。

提起翔，我就想起那一次险象环生的经历。一个星期日的晚上，我和怡刚从家回来，翔就带着个陌生人走进宿舍，她说，她在332汽车站碰到他，他刚从国外回来，想了解了解现在国内的大学生生活。那男的看上去挺文气的，一口生硬的普通话带着不知哪里的口音。一阵寒喧之后，他的口音渐渐露出破绽，言语中夹杂着对中国的不敬之词。我们仨一看苗头不对，准备下逐客令。他见我们对他的“高谈阔论”不感兴趣，马上话锋一转，说还是以交流为主，并指着自己的密码箱说里面有从国外带回来的资料可以拿给我们看。我们一再追问是哪方面的，他才说是“毛片”。我们谁也没听说过这个词，根本想不出“毛片”算什么资料。他见我们迟疑——他一定没看出我们的无知、一定以为我们另有所虑，便问晚上有没有人查宿舍。这反而使我们突然警醒起来：自己已经走到了某个禁区的边缘。怡厉声道：“我们对你的东西没兴趣，你再不走，我们就叫校卫队了。”那人走后怡埋怨翔不该随便把什么人都带到宿舍来，但我们依然不敢肯定那个人是不是图谋不轨，关键是没人知道“毛片”是什么，我们只是本能地觉得来者不善。好一段时间以后，我才知道所谓“毛片”就是黄色录像带。我不禁为当年我们不带免疫力的纯真而后怕，也为翔一贯不设防的友好而担心，那是成长的路上最危险的起步。

虹像她的名字一样，有着多彩的性格、多彩的追求和多彩的人生。她一入学时就会弹着吉他唱歌，舞也跳得不错。 这是怡一直羡慕不已的。 但怡的执着、刻苦与虹的无师自通同样让我佩服。不知从何时，怡开始抱着吉他在宿舍苦练，终于把噪音练成乐音，到毕业时，怡也能自弹自唱了。虹长得算不上漂亮，一次，好像是翔有口无心地说了句：“虹，你那儿瞪着大眼睛找什么呢？”虹马上自嘲地说：“你是夸我呢还是挤兑我呢？是瞪着‘大眼镜’ 吧?”后来，我们一致认为“瞪着大眼镜”是对虹最贴切的描述，且虹是410惟一一个常戴眼镜的，这句话也就成了虹的专利。虹也常有同样的幽默回敬别人，有一回，她的好友告诉她自己的新男朋友叫“谷得贵”，虹马上问到:“他是不是有个哥哥叫‘谷得白’？”那女孩儿茫然片刻后不禁痛骂英语系的人“知识越多越会捉弄人”。在北大，虹却从没因为不漂亮而被忽视，只要她出入的场合，没有人会对她的存在视而不见，也没有人会对她的悄然退场无所觉察。虹出国前，我们班十来个人在燕春园为她摆了告别“宴”。这是我印象中，大学四年惟一一次为班里同学摆“宴”饯行。所谓“宴”，就是菜比学二小炒多几个花样儿，谈不上丰盛，但气氛绝对热烈。有了虹，就不缺话题。那天，有位公认的江南靓女也出席了告别“宴”，她的大眼睛与虹的大眼镜，她的默默无闻、可有可无与虹的指点江山、妙语连珠反差强烈，靓女平时的光彩一时尽失。这使我从此对“女孩儿的气质比容貌更重要”深信不疑。虹有时也会退到幕后，独自耕耘心中的一方净土。应该是大一第二学期吧，三角地贴出一则有奖征文启事，要征集北大学生初恋的故事。虹一连沉默了几天，后来，一天晚上熄灯后，虹借着烛光给410全体成员朗诵了她的征文——她和她的大哥哥的故事。这么多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她写到：当她听到大哥哥说只是把她当小妹妹看待时，泪流满面地骑着自行车在大街上狂奔的情景。“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但那份真诚与执着却终生难忘。虹后来又有过几次精彩的感情经历，每次都结束在两包“高乐”和几天的沉默中，风雨平息后，虹会再次潇洒地和410成员讨论“当年的执着”，但下一次“潇洒不起来”的时候，依旧还会像当年那样执着。虹的那篇征文最终没有交上去，有些事是可以分享、却不能接受评判的。不能接受评判的事情自然不好言明对错，我只知道虹不断地创造着故事，而我帮她收集着故事的结束语一一“高乐”烟盒，本想用来叠几只千纸鹤送还她，却一直没动工，直到搬宿舍时，觉得太累赘，全部留在410了。

郁和怡刚好相反，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不怎么发表意见，但只要话一出口，一定有信息、有价值。郁没有不知道的，从隔壁女孩儿的服装、喜好，到二教下星期开讲座的日程表，从国内外大事到叔本华(在我还不知道叔本华是谁的时候)的哲学体系。我不知道郁到底“学富几车”，我们给她起了个绰号叫“百科全书”。郁每天起得很早，常常在我和怡、虹还“一晌贪欢”的时候，已经背着书包、拎着饭盆出发了。大二以后，我们系开了许多不得不占座的课，像李赋宁先生（英语系只管李赋宁教授一人称先生）的文学讲座、王式仁老师的英美诗歌。如果没有郁，410是不可能每节课必坐第一排的。郁每次占完座总是谦虚地坐在最边上，后来者依次往中间坐，一般坐在最中间的是我或者虹。倘若这样坐曾让老师们误以为我是最用功的学生的话，在此我太有必要特别澄清下了。郁后来是410惟一读了研究生并留在英语系为人师表的，我于是改称她“教授”，她总不好意思地怪我闹腾。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郁真差不多有“弟子三千”了。

怡是410最纯最亮的颜色——红色。 她喜欢红色，爱穿红色，性格也是红色的。410 谁也不会忘记当年我和怡关于雷锋的皮茄克的那场大辩论。当时，某报报道说，据雷锋的战友披露，雷锋的遗物中除了毛选和千层底的袜子，还有一件皮茄克和一块英格表，这在人们平静的心里激起不小的波澜。怡认为：雷锋既然能毫不犹豫地把钱捐给灾区，一定不可能为自己私存这么贵重的东西；我则相信：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雷锋可以穿千层底的袜子，但不见得不喜欢手表、皮茄克。其实我和怡的分歧还不仅仅停留在细节上。怡心中的“好”一定要好得纯粹，好到极点。她界定的好人都要好得像神一样。而我则喜欢生活的真实，我宁可相信雷锋是人而不是神，否则，“学习雷锋”就会变成一句空谈，因为我们永远不可能像神一样。从那以后，我发现怡只要把谁列为心中“神明”，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维护他(她)、爱戴他(她),决不容许别人的半点儿不敬。大二开学以后，校方在宿舍区安了高音喇叭，每天早晨7点准时播放新闻。那天，我们像往常一样在半梦半醒之间倾听着世界其他角落的动静，忽然消息传来：台湾女作家三毛自缢身亡。我们一下子全醒了，遥远的梦境陡然变成了可以触摸的现实。怡呼地坐起来:“这怎么可能呢？”410的天阴了。整整一个星期，怡的圆脸换做了长脸。三毛用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安宁，却没有为她身后的世界带来和平。对于她的死，一时间，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怡起初怎么也不能接受这个事实，继而便从她所熟读的三毛作品中找出许多她选择死亡的高尚动机，以驳斥那些造谣诽谤的无稽之谈。那个星期，怡的心情一定比她的表情更苦。尽管我依旧不能苟同怡的见地，却被她的忠信打动。在410，我和怡的争论是经常的，有时，一个站在地上、昂首力争，一个站在上铺、低头反驳，气势犹如水火不容。我们争论得那样投入，那样开诚布公，这在我毕业以后的生活中是很少见的，以后流行的是“无影拳”一一往往你还不知道对手是谁的时候，已经倒在血泊中了。

我们在30楼住了三年，最后一年搬到31楼，不过每每提起，总改不了口的还是30楼410。我一直以为30楼是北大宿舍楼中环境最美的一座。春天，楼下的丁香、紫藤芬芳扑鼻；秋天，环楼而种的银杏金黄灿烂。更有一种叫“人树”的珍稀物种，令人望之心动。“人树”应该是向首先引进410的。一天向下晚自习回来，一进屋就叫起来：“刚才……吓死我了——我的自行车支子坏了，我本想在楼下找棵树靠车，我推着车过去都快靠上了，结果，你们猜怎么着？那‘树’一动变成俩人了。”我们从此对校园里那些“亲密无缝”的情侣统称“人树”。恋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不可缺少的一段感情历程，“人树”也因此成为北大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在图书馆前的大草坪，在松竹掩映的临湖轩，在博雅塔下的小红庙，最美的还是30楼前紫藤架下、丁香树旁的身影。尤其是毕业后再回燕园，我总是从那些似曾相识的“人树”中看见自己的影子，心中不觉泛起些许“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温馨。临毕业那年，学校出台了一个规定，称为“校园十条”，最后一条明确规定“校园内不许勾肩搭背、拥抱亲吻，违者罚款”。之后“人树”多半转入地下，更觉珍稀了。那年我们已经搬到31楼去了，而30楼以及30楼下的“人树”依然是一段最令人难忘的记忆。印象中410第一次真正的集体活动是大一的冬天。那是元旦前夕，一夜的大雪把窗外变成童话世界。我们在头天晚上“卧谈会”上制定的赏雪计划，终于靠天公照应可以付诸行动。趁着前两节没课，我们不到8点就来到颐和园。大雪初霁，公园里还没几个游人，湖上的雪新鲜得像婴儿的脸，偶尔有一两个不知名的小脚印，也说不清是什么样的精灵在我们来临之前独享着这人间美景。我们笑着闹着，尽情地拍照，用枯树枝在雪地上写下 “HAPPY NEW YAER”和一些不便说与人知的秘密，想象着：当冰雪融化时，这些秘密将蒸腾出无数的祈祷飞升上天，传与上帝知晓。踌躇良久，我们终于决定放弃后两节课(那是我第一次逃课)，直到中午才回学校。到了宿舍，大家才发现相机不见了。那架相机是小蔡借的。一路寻回去，望着昆明湖上拥挤的人群，心情早已不能和早晨同日而语。我们凑钱买了一个同样的相机让小蔡还了。为了那个乐极生悲的早晨，410足足过了一个月拮据的日子，而最让人遗憾的是那些相片不能失而复得了。好在记忆中的照片是永远不会褪色的，410成员当年的倩影至今清晰如昨日。

在北上的专列上，我继续读着《北大往事》，仿佛书上的熟人一路伴我同行。橡子在《北大往事》中曾两次提到“英语系八八级的几个女孩子”，她们应该是30楼410、412两个宿舍的大部分成员。英语系八八级共有 五十几个人，女生不止百分之七十。当时410的成员有虹、郁、怡、敬、小蔡和我，敬一般不参加集体活动，而412的向、翔和大蔡却强烈要求成为410的候补成员。大蔡和小蔡同名，我们只好按她们的个头分出大小以示区别。410、412两个宿舍的十二个女生中有十一个是北京的，这使得我们两个宿舍的风格颇有些与众不同，但后来系里称这是一次“分房的失误”。刚入学时，整个30楼都淹没在“找老乡”的浪潮中，大概只有我们宿舍静悄悄地孤立其外。除了黄建刚、于晓云两位老师先后代表英语系和系团委做过两次官方拜访，再也无人问津。于是410六个北京女孩摆出 一副颇不屑的姿态，自成一群，同出同入，气势逼人，一时招来不少褒贬，不过时间久了，大家也就见怪不怪、相安无事了。现在看来，当时那种绝对不吃“酸葡萄”的作法，反倒让我们失去了不少睦邻友好的机会。

那天的最后一站是湖边，那是叶毕业前的最后一幕，也是我初识燕园最精彩的一幕一一湖光塔影。微雨欲来，湖上飘着淡淡的雾，使仲夏的苍翠显得朦胧，使平静的湖水显得深邃，就像她难以琢磨的名字——未名湖。这“未名（Nameless）”之名——没起名字的名字， 起不出名字的名字——折磨得人快要发疯的名字!谁又能悟彻这其中的玄机？相比之下，那砖灰色的博雅塔更让人觉得真实而有质感。据说这是北京惟一一座不带宗教色彩的塔——他是一座水塔，也许正是因为他不刻意包容才更见广博，不刻意点缀才更见素雅，不惊世骇俗才独领风骚。我被这湖光塔影的魅力所折服。其实那一天， 我远没有体会到这么深。我更多地是被一见钟情后的痛苦蚕食着——我盼望着重逢，可我不知道我会不会落榜，会不会从此与这园子失之交臂。我只觉得那层雾不在湖上，而在眼中。好在叶并没留意，他大概不会想到他的小师妹当时是这么绝望、这么怯阵、这么不战自溃。离开湖边时，我暗暗发誓：“如果考不上北大，我今生不进燕园。”从考场出来，外面下起了雨，叶把我送上车时，我绝望得几乎要崩溃，我后悔自已在湖边发的誓。从站在湖边的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北大，我怎么做得到一-辈子不进燕园！绝望一一初入燕园的心境。

那天，叶带我看了很多地方，我已记不清他的“导游路线”了，只记得看到了许多有代表性的地方：大讲堂、三角地、燕南园、图书馆，还有一教、俄文楼、勺园、塞万提斯铜像……一路上，叶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大部分是他三年北大生涯的结晶，但我当时对那园中的生活尚缺乏切身感受，听来觉得淡淡的，不久就忘了。不过有一个故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们走到钟亭和蔡元培先生铜像前的时候，叶眉飞色舞地讲起了钟亭的故事：有一次，他们一行几人经过钟亭时，发现那古老的大钟长出四条腿，一看就是两条男生腿、两条女生腿，其中一位大侠心有不平（不是路见不平），猛然拾起一块石头向大钟抛去，大钟立刻轰鸣有声，震得四条腿仓皇而遁，他们哥儿几个一阵哄笑，颇觉畅然。我在嗔怪他们太不仁义的同时，不禁对四条腿油然而生敬意——他们是怎么想出在这么个妙不可言的地方海誓山盟的呢？而后来钟亭成了我恋爱史上的里程碑，恐怕不能不说是与这个故事颇有渊源。叶还告诉我，进了北大要好好读书，读几本“北大的书”，比如《围城》、《麦田守望者》和《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北大的“准课本”。我后来首先借到了《围城》，读得如醉如痴，而且惊讶这样的书当时竟然没有广泛流传。而几年后，当《围城》终于被搬上银幕，一时间大红特紫时，北大人却早已冲出“围城”，另辟蹊径，去咀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和《百年孤独》的味道了。北大的图书排行榜时时在更新，榜上有名的书籍一般至少要半年以后才会得到社会关注，于此可对北大人引以自豪的超前意识略见一斑。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自己初入燕园的情景：那是1988年7月15日。那时高考笔试已经结束，按照北京市的规定，所有报考外语专业的考生还必须于7月15日在指定学校进行一次口试。我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英语系，理所当然是逃不掉的，而考场恰恰就设在北大。一大早，天阴阴的，似乎要下雨的样子。我按照指点坐332路公共汽车在中关村站下了车，却没看到约好要陪我去参加口试的叶。看看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就径自问询着向北大南门走去。初见北大南门，颇有些失望，我原以为像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大门怎么也得有种逼人的气势，总得让人感到望尘莫及，方才显出其与众不同的风采。然而，南大门却太简单、太朴素、太平易近人了。敞开的大门坦然地告诉你“进出自由”，我当时还不能适应这种“人人平等”的优待。我很快找到了考场——四教。 几分钟后，叶终于匆匆出 现了，他说:“我怕你弄错了——原来口试考场都设在民主楼就坐了两站332去西门那边看了看，一看确实在四教，我又赶紧坐车回来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学校大得居然要坐公共汽车往返。按顺序口试一时半会儿还轮不到我，叶就建议先去“熟悉”一下校园，听他的口气，我俨然就是北大的一员了。叶和我在中学就是校友，他本是1985年考入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的，却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读完了本科，那天正是他毕业离校的日子。叶说，他不单是为了陪我，他自己也要再好好地看看这座园子。

随着北大百年校庆的日子一天天临近，各电台、电视台、报章、杂志上关于北大的报道如大海涨潮般，一浪浪汹涌而来。我身在遥远的南方，本以为自己可以不受任何干扰地、仅以默默的祈祷为北大祝福，却终于在最后一刻才发现自己还远没有修炼到可以“冷眼观潮”的境地，于是干脆放下一切假装的矜持与冷静（肯定不是冷漠，连装都装不出来），奋不顾身地游向大海中那最具凝聚力的漩涡——北大。4月27日下班回来，终于收到了橡子早就答应寄给我的《北大往事》。“终于”和“早"并不是说橡子拖延了时间，而是我过于急切的心情让原本一晃而过的一星期感觉上像是延长了好几倍。我马上呼橡子，留言“书已收到，多谢，往事如梦”，而橡子在扉页上给我的留言是“往事如歌”。我想这两种比喻大约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心境：“歌”是可以吟唱的，是可以和朋友分享的，正如他所编的《北大往事》，可是“歌”也许会唱走调，那就不再是往事本身了；而“梦”则是往事沉淀出的精品，是至死方休的回忆。那天晚上我捧着《北大往事》，从6点一直读到12点，我读得很慢，想得很多，太多熟悉的名字在眼前跳跃，太多熟悉的情景把我带回十年前的燕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