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秩序的根基

生活在公正的秩序之中就是生活在美的范式之中。个人在秩序中找到意义和安全——不管它是灵魂的秩序抑或共同体的秩序。没有秩序，人的生活肯定是贫穷、肮脏、野蛮和浅陋的。没有秩序是完美的，不过，任何合理的秩序都可以改善。

出于对正义的慎重关切，社会应当竭尽全力避免超凡才能被贬损或受到积极的压制，避免超凡能量无法获得奖赏，避免学问被缺乏想象力的人践踏。人人各得其所：天然的创业家收获实业的果实；天然的学者享有思考的乐趣——这既是他的需要，也是他的奖赏。

正如最卓越的生命都是悲剧性的一样，正如德性生活的最高奖赏在于美满的终结一样，这个人在其死亡的那一刻也是幸运的。

大约从1825年起，美国社会就陷入失序之中，道德想象力衰竭，真正的共同体被忽视。商业上的敏锐常常被胡乱等同于智慧和正派，社区成了待价而沽的“房地产”，偷工减料建成的新都市和城镇常常了无生气，就连神圣的婚姻也堕落成“伙伴关系”。

宗教、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携带武器的自由；禁止士兵征用民宅的规定；防止搜查和逮捕的保护措施；不同环境下的法律正当程序；陪审团审判制度；禁止超额保释金、超额罚金和残酷或不寻常惩罚的规定。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考察那些作为美国从英格兰继承而来的法律传统之一部分的自由。

它将成为提升人的民主体制，而非让人平庸的体制，会有力地保障生命安全、自由、财产和其他个人权利

凭借什么缘由可以从理论上证明脱离大英帝国的合理性？宣言提到这一决定的严肃性：“确实，审慎决定了已长期建立起来的政府不应因不起眼的暂时理由而被改换；而且相关的所有经验都表明，如果邪恶依然能够忍受，人类更可能会忍受下去，而不太可能借着废弃他们已经习惯了的政府形式恢复自己的正当权利。”这句话带有胡克、布莱克斯通和伯克的论调。这个独立举措为何并不显得冒失？

你以为美国人是为了争取更美好的未来。错了，他们只是维护已有的古老的自由。同样所谓的美国独立的导火索并不是反抗压迫，而是一个更加可耻和荒谬的理由：进口茶叶价格的降低让某些美国人（尤其是波士顿人）非常不高兴，理由是这些商人凭借着不用缴纳任何关税向殖民地走私茶叶而发财。既然茶叶的合法价格现在已经下降，走私就变得无利可图。

伯克描述了真正的“永恒社会之约”（contract of eternal society），高级公民社会秩序就是从此中孕育而出的。伯克说：“它是所有科学的伙伴关系（partnership），所有艺术的伙伴关系，所有美德以及所有完美之物的伙伴关系。由于这种伙伴关系的目的在很多代人中都无法实现，它就变成了这样一种伙伴关系：不仅仅是活人之间的，而且是活人、死人和尚未出生之人之间的。”

如果你问我哪里能找到美国的贵族，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他们不属于富人，因为富人们没有共同的联结纽带。司法界或法院才是贵族所处之地……一位美国的法官由于享有宣布法律违宪的权利，一直在干预政治事务。他不能强迫民众制定法律，不过，他至少能促使民众忠实于他们自己的法律，并与自己保持一致

休谟被美国人阅读的广泛程度远远超过他那个时代的任何其他历史学家，而且还以其他途径施加影响。作为休谟的朋友、接待者和信友，本杰明·富兰克林让这位苏格兰哲学家相信美国具有远大的前途。正如美国人喜欢孟德斯鸠将法律视为“关系”的观念，他们一般也欣赏休谟的不可知论现实主义——虽然休谟是托利党人，并且宣称信奉无神论（不过，自然神论者富兰克林称休谟是“一位好基督徒”）。

任何时代的公众舆论一般都会追随那个时代的某些重要作家。或者更准确地说，任何时代的公共领袖人物都深受在其成长期出版的重要书籍的影响。

一般的美国人也与神秘主义毫不相干，而且通常更急切地关注此生中的现实成就，而非可能的永生，不过，他们仍认同基督教的道德观，他们仍确信全能天父和圣子的现实存在，确信圣子与圣父拥有同一个实体（substance）。托克维尔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普遍的信念，美国新兴的民主政体将无法得治，而且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自由！”之所以成为美国革命前夕的战斗口号，原因就在于十三个殖民地的人民一直都理解高度的政治自由。他们不是在要求新的权利，而是为了维护已经长期认可的政治惯例。仅仅是为了从理论上确认他们在美国从一开始就享有的实际自由，爱国者们才参阅理论家们的论著。

殖民地贵族阶层的成长让美国的民主成为可能。这真算不上什么悖论，因为正如梭伦和亚里士多德所知晓的，如果没有一群能干的领导者，民主政体都无法取得大的成就，甚至无法长期存在下去。

由于这十三个殖民地对英国政治和商业在全世界的上升势头只有很小的作用，它们通常就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因为殖民者从一开始便习惯于事实上的自主，他们在英格兰的保护下——不过并不受英格兰的明确指导——发展出自己的民族品性和社会机制。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秩序的根基(精)》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却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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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秩序的根基(精)》首次面世时，美国正处于危机之中：理查德·尼克松不光彩地辞去总统职务，越南战争正走向灾难性的结局，大学正从学问的殿堂堕落成疯人院…… 在世人大多对美国的未来感到沮丧时，作为当代保守主义运动的思想导师，拉塞尔·柯克却满...

骑士已几乎绝迹，可学者数量激增。中世纪以降，我们有一个从未中断的遗产：大学。大学的功能在整理与完善知识。这一功能的系统运作开始于12世纪，如果没有了它，现代文明就会垮掉。

中世纪欧洲有两类奇人：伟大的圣徒和伟大的骑士。后来，他们的衣钵传人变成了学者和绅士。

将中世纪看作一个漫长的独裁时期是错误的。纵然那几百年间发生了很多暴力和凶残之事，但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政治上的专制主义都是例外，而非常态。现代“极权主义”式的警察权力还没有出现，强有力的教会常常制约国王和贵族们获取更大的世俗权力。

不偏不倚、一视同仁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就是英国法律理论和实践的精髓所在，而且从首批殖民地开始，它就传入美国。国王本人也受法律制约，如果他违反法律，他的臣民就不再有效忠的义务。法律不只是由国王和议会创制，而且还是他们权力的来源

对于中世纪时期，秩序的重心从耶路撒冷一直转移到伦敦——从一个多石山地上的城市转移到被大西洋波浪冲刷的城市。然而，伦敦从耶路撒冷、雅典和罗马吸取了其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并将这些精华带到希伯来先知、希腊哲学家和罗马皇帝一无所知的大陆。

由于圣彼得曾是服侍罗马人的使徒，由于圣彼得和圣保罗都曾在罗马殉道，由于古典世界有从罗马那里接受指令的习惯，罗马的主教们——也即教皇——在这个时期逐渐拥有相对于遥远的皇帝宫廷的独立性，而皇宫对教会关切的问题也将信将疑。在5世纪和6世纪的很长时间里，罗马主教相对所有其他主教的优先地位尚不明确：但凡东罗马帝国在意大利掌握任何实际权力，罗马主教便小心谨慎地避免正式主张对耶路撒冷、安提阿、亚历山大和君士坦丁堡的大教区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不过，在492年到496年任教皇的格拉西一世（Gelasius Ⅰ）毫不含糊地宣称，“这是由两股力量统治的世界”—— 一股力量是国家，一股力量是教会，这就是“两把剑”的教义。很快，事态的演变让罗马教廷得以更为强有力地主张它的权威。

在奥古斯丁出生时，不管有多少问题，罗马帝国看起来似乎肯定会永久延续下去。欧洲和亚洲边境上的野蛮人袭击没有伤害到非洲行省，意大利也没有什么危险。古典文明的外在表象依旧在罗马和米兰熠熠生辉；奥古斯丁有几年时间曾在米兰求学。不过，这一切就像用纸牌搭成的房子，奥古斯丁会亲眼目睹它的崩溃。

大数人扫罗（Saul of Tarsus）是一位精力充沛、热心忠诚的犹太人，属于教义严格的法利赛人——他们一直是耶稣的敌人。如果没有扫罗的努力，我们所谓的基督教的传播范围可能不会超过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其他地方的由犹太基督徒组成的小型社区。

基督教信仰如何有力地为很多人提供了心灵秩序，并借此提升了共同体的秩序。

除英国和美洲殖民地以外，罗马共同体的法律和其他方面对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意义超过所有其他文明和政治共同体。20世纪的美国的崛起与罗马的崛起类似，在一个日益城市化和中央集权化的社会，在一个困难重重的普世主义时代，在权力通常无视美德的当下，20世纪的美国与劳动（labor）、敬虔（pietas）和命运（fatum）这些古老的观念迎头相撞。罗马曾经的张力也是今日美国的张力。

人类总是在寻找范例——也即品格的榜样。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之外，对18和19世纪的美国人可能最富吸引力的古典模范是马可·奥勒留皇帝。自英国人在美国首次创建殖民地开始，马可·奥勒留的作品一直被人阅读。指挥着由第一批弗吉尼亚人组成的民团的船长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看重马可·奥勒留超过所有其他作家。

没有任何政治建制体系能够永远长存，而奥古斯都的伟大贡献在于：直到两百五十年之后，他所构筑的体系才轰然倒塌。即便奥古斯都体系算不上真正的共和国，它在本质上也不是暴政。那个体系确实维系了和平、繁荣以及某种程度的自由

西塞罗和罗马共和国一同消亡了。不过，西塞罗给后世留下了混合了希腊理论与罗马实践的自然法遗产。如果没有自然法，意大利半岛上的那个农民小共同体的微不足道的法律就绝不会成为一种国际性文明的普世规则。如果没有自然法，中世纪将神圣智慧与世俗智慧融汇贯通的伟大成就就不可能存在。如果没有自然法，就没有美国或法国革命，而且有关自由平等的伟大理想也不会在获得人心的支持后成为法律的一部分。

美国人发布《独立宣言》的当年，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出版了他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罗马的伟大充满了此书的字里行间，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建国者们的想象力。他们认为罗马共和国和自己创建的美利坚合众国之间有类似之处。后来，随着美国的成长壮大，人们发现了两者之间更多的相似之处。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独处的人一定要么是野兽，要么是神灵。”人是在共同体中实现其生存目的的，他们只有在文明化之后才成为完全的人，而文明意味着城市生活。人天生就是行动者，最高级的行动是思考。在野蛮人的国家，人很少思考。除非我们成为社会性存在，否则我们不是完全的人。

虽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所谓的“西方文明”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哲学家，说他们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有非常大的直接影响则可能是错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心目中“最好的国家”——从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也不可能属于这个世界。实际上，就美国人而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20世纪的影响大于他们在18世纪的影响。

雅典人因骄傲和贪婪而变得忘乎所以，自大成了他们的顽疾，于是雅典的民主政体抛弃梭伦的公义，转而追求帝国的好处。曾经为雅典同盟军的较小国家被贬低到侍从的地位，于是这些受害者将雅典称为“暴政之城”——意即雅典不管在国内如何民主，海外的雅典已成为其他城市自由的蚕食者

梭伦（solon）已成为立法者的同义语。如果没有梭伦，也许美国照旧会有一部宪法，不过这部宪法的下述色彩会淡得多：“制约与平衡”，不同利益群体和阶层间的妥协，以及“混合政府”（mixed government）。在新兴的雅典城邦，梭伦阐述并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这些原则。在梭伦之后的漫长岁月里，这些原则被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乌斯、西塞罗和其他古典政论作家重新阐述，它们逐渐成为整个西欧地区以及新世界（各种不同形式的）宪政理论和实践的一部分。

在哲学、战争、早期的科学、诗歌、礼仪、修辞、诈术诸方面，自称为希腊人者超越了他们之前的所有文明人。在希腊城邦国家失去自由以来的两千多年时间里，希腊人在某些方面的成就尚未被超越。可是，古希腊人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从未学会如何在一起过上和平正义的生活。

如果不诉诸于律法和先知，美国的政治理论和体制以及美国的道德秩序便不可能获得很好的理解、维系或更新。“我们信仰上帝”这一美国信念重新确认了与诺亚、亚伯拉罕、摩西以及预言中最后日子里的以色列之子们所立的圣约。地上的耶路撒冷从来都不是一座雄伟的城市：今天，生活在纽约市的犹太人远远多于在所罗门最光辉灿烂的日子里生活于巴勒斯坦所有地区的居民。

在前面对以色列以及犹太人和基督教信仰源头的描述中，律法的性质以及先知的教导已经被记录在案，这和美国几乎所有的早期殖民者的理解以及美国宪法制定时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的理解是一致的。从历史上看，这就是美国秩序的希伯来根基，不管本书的读者是否完全认同律法和先知。

“先知”一词的意思是说话者，也即被上帝呼召来向民众和掌权者说话的人。借着上帝的恩典与善意，先知预告上帝的意旨；不过，先知不是魔术师，不是占卜者，不是预测事态详细发展过程的人。换言之，希伯来先知是富有道德想象力之人，确信耶和华已命令他们以上帝的名义讲话，告诉民众上帝的震怒和上帝的怜悯

只有耶和华与人定下圣约——伟大者和渺小者之间的庄严契约，启示给上帝拣选之人。

先知们声称生命河源自耶路撒冷。它是永恒之城：救恩出自耶路撒冷，因为上帝在这里与人相会。在时间的尽头，耶路撒冷将成为完美道德和喜乐之城。许多世纪以来，物质的耶路撒冷可能在某个时代污秽不堪。不过，先知口中的耶路撒冷——也即象征性的耶路撒冷，神圣的锡安——是充满上帝智慧的城市，其中的人们从罪中得以释放。

美国秩序的根系深植于地中海东部的沙漠之中，在拿撒勒人耶稣诞生之前大约十三个世纪，它已开始发育成长。经由摩西这位先知和法律制定者，影响欧洲和美国文明以及世界其他很多地区的道德原则首次被清晰地表述出来。

在名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新国家诞生两百年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理解那些塑造了美国社会的信念和法律。与任何其他人类社会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是被所谓的“秩序”黏合在一起的。本书的主题便是讨论这一秩序的特征。那么，何为“秩序”？

这是杰出大学研究荣誉教授弗里斯特·麦克唐纳德写的序言。

究竟是什么让美国与众不同地保持着长久的活力、自由和繁荣？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优势么？是其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口么？柯克给出的答案是，基于基督教信念的有秩序的自由是美国强盛繁荣的最重要、最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