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53.中国玉米市场十年周期复盘与二零二六年展望（下）

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今天分享的内容叫中国玉米市场十年周期复盘与二零二六年展望（下），来自治雨。接上篇五、大豆进口量是观察需求变化的最佳窗口前文以临储拍卖、进口谷物和保税区玉米粉的巨量数据，构建了中国玉米市场存在每年约六千万吨刚性缺口的完整证据链。然而，一个根本性问题仍需回答：近两年来，这个缺口会因为国产玉米产量增加而缩小？还是会因为饲用消费需增加求而扩大？进口大豆作为养殖业蛋白需求的核心指标，进口量的变化直接映射出中国饲料消费乃至整个畜牧业的扩张步伐。大豆进口：持续高位印证需求膨胀大豆压榨后的豆粕，是饲料中不可替代的核心蛋白来源。其进口量是衡量国内养殖规模最客观的“温度计”。数据显示，尽管国内大力推行豆粕减量替代，但大豆进口量在二零二一至二零二五年年间始终震荡增长：二零二一年：九千六百五十二万吨，二零二二年：八千九百二十二万吨，二零二三年：九千九百四十一万吨，二零二四年：一万零五百零三万吨，二零二五年：一万一千一百八十三万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二零二五年大豆进口量突破了一点一亿吨，创下历史新高。这强有力地证明，中国的蛋白饲料需求并未萎缩，反而在持续增长。庞大的大豆进口背后，是维持数亿头生猪、百亿只家禽存栏的刚性需求，而这直接驱动了饲料消费的扩张。饲料产量：持续增长的需求引擎与大豆进口相呼应的是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的持续攀升：二零二一年：二点九三亿吨，二零二二年：三点零二亿吨（首次突破三亿吨），二零二三年：三点二二亿吨，二零二四年：三点一五亿吨（受行业结构调整小幅回调），二零二五年：三点四二亿吨（恢复强劲增长）。从二零二一年到二零二五年，全国饲料产量从二点九三亿吨增长至三点四二亿吨，累计增长约四千八百八十万吨，增幅达百分之十六点六。这清晰地勾勒出饲料消费需求持续扩张的轨迹。国内玉米产量：增长但追赶不及与此同时，国内玉米生产也在努力增产。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中国玉米产量从二零二一年的二点七三亿吨，稳步增长至二零二五年的约三点零一亿吨，累计增长约两千八百万吨，增幅约为百分之十点五。将两组数据对比可见过去五年，中国饲料需求的扩张速度显著快于国内玉米产量的增长速度。这意味着，国内玉米产量的绝对增长，无法满足由养殖业扩张带来的饲料能量总需求的增长。需求引擎的功率，始终大于国内供给的马力。中国玉米需求每年六千万吨缺口非但不会缩小反而有继续扩大的可能，这是理解中国玉米市场的底层逻辑，也是预判未来行情的基石。六、二零二五年是全社会粮食渠道去库存的一年二零二二年至二零二四年，是中国粮食贸易商集体失血的三年，缺乏资金实力和全球视野的贸易商，自然失去了存粮博弈的能力。这种扭曲的格局，在二零二四年十月迎来了国家层面的强力纠偏。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维护粮食安全，国家果断出手，紧急叫停了玉米及替代物的进口，并以“一刀切”的方式封堵了保税区玉米粉的灰色通道。这一系列雷霆手段，直接导致了二零二五年成为中国粮食市场“渠道大规模去库存”的一年。进口断崖式下跌，外部供给锐减二零二五年，中国饲料谷物进口呈现断崖式下跌。海关数据显示，全年玉米、小麦、大麦、高粱合计进口量仅两千一百五十九点三九万吨，同比二零二四年的七千一百七十二万吨骤降百分之六十九点九。其中，作为主粮的玉米进口量仅二百六十四点八七万吨，同比暴跌百分之八十点五八，创下近十一年来的新低。需求刚性增长，缺口须由库存填补然而，市场的需求并未随之减少。二零二五年，全国工业饲料总产量达到三点四二亿吨，同比增长百分之八点六。同时，国内玉米产量虽创下三点零一亿吨的历史新高，但相较于近三点六亿吨的饲用与工业消费总量，产需缺口依然巨大。一边是外部供给的巨幅收缩，另一边是内部需求的稳步增长。巨大的供需缺口如何弥补？答案只有一个：消耗全社会各个环节的库存。从港口保税仓库，到贸易商手中，再到下游饲料企业的原料库，积压数年的“隐形”和“显性”库存被逐步挖掘、投入市场，以填补进口留下的真空。从二零二四年十月开始渠道去库存已现端倪，按照历年数据测算，至二零二五年年末，社会渠道粮食流通库存毛估估减少一点一六亿吨，社会渠道库存减少背后是各类存粮主体存粮能力的丧失，二零二六年将出现刚性缺口主导的行情。去库存的有力证明：二零二五年九月陈粮“翘尾”行情这场轰轰烈烈的全渠道去库存，在二零二五年九月至十月达到了高潮，并留下了最有力的证据——陈粮“翘尾”行情。随着时间进入传统的青黄不接末期，市场突然发现，往年此时仍显充裕的陈粮库存，竟已消耗殆尽。有行业人士感慨：“二零二五年九月月末，全市场都找不到陈玉米。”若新粮上市再晚上二十天，陈玉米价格将大幅跳涨。还有玉米贸易从业者反馈，二零二五年九月每天睁眼能收到三十多个需求方的电话，积压了一年的差玉米都被一扫而空，这些现象都表明，经过近一年的消耗，社会渠道库存已降至极低水平。尽管这一行情因期货市场交易新粮上市预期而未在期货盘面充分体现，但它如同一声惊雷，为市场敲响了警钟：当外部水龙头被拧紧，内部蓄水池见底时，真实的供需矛盾将赤裸裸地浮现。二零二五年，正是这个“蓄水池”被加速抽干的一年。它为连续三年失血的市场做了一次彻底的“清创”，也为二零二六年行情的转变，埋下了伏笔。七、二零二六年六、七、八月的玉米行情值得期待连续三年的亏损，塑造了一批谨慎的贸易主体。二零二二至二零二四年“高价收、低价卖”的惨痛记忆，不仅摧毁了无数贸易商的资金链，更摧毁了整个行业持粮待涨“信仰”。在市场主体完成出清与重构后，当前的市场参与者首要目标是生存而非豪赌，行为模式普遍转变为“快周转、低库存、见利即走”。这种集体性的谨慎心态，决定了在真实的供需缺口被广泛认知和价格彻底爆发之前，市场必然在疑虑和反复中曲折前行。然而，市场的物理学定律终究会战胜行为金融学的短期扰动。当我们将视角从情绪切换到实实在在的供求天平上，会发现支撑二零二六年夏季（六、七、八月）玉米行情走强的基石非常坚实。供给侧的“三重收紧”首先，是供给端的系统性收缩，这构成了行情最根本的驱动。渠道库存空虚：正如前一章节所述，二零二五年是全社会渠道库存被深度消耗的一年。港口、贸易商、中小饲料企业的库存均已降至多年低位。二零二六年市场的起点，是一个“蓄水池”近乎干涸的状态，缓冲垫作用已微乎其微。进口铁幕持续：二零二六年，国家并未大规模重启粮食进口闸门。前几年作为“价格稳定器”的巨量进口谷物和隐形玉米粉，其影响已基本消退。国内市场的供需重新与全球价格阶段性脱钩，定价权重归国内基本面。季节性卖压出清：二零二六年五月，市场虽被糙米拍卖、政策预期等情绪压制，但实际卖压主要来自华北贸易商为收购新麦而进行的玉米腾库，以及东北地趴粮售罄后最后一波自然干玉米的上市。这两股力量是季节性的、可预测的。进入六月，华北腾库结束，东北自然干粮源也基本耗尽，市场将迎来一个阶段性的、实实在在的供给空窗期。需求与成本的双重“支撑”需求刚性：前四个月仍在快速增长的大豆进口表明饲料产量和深加工需求保持稳定，庞大的养殖存栏量决定了玉米消费的韧性。高持粮成本：当前市场流通粮源的成本，基本由二零二六年三月收购成本锁定，包含持粮资金利息后折合锦州港口价格两千四百元，当前期货盘面报价两千三百二十六元意味着全部贸易商都在深度亏损，贸易商出货意愿极低，这也是为什么锦州港诺大的港口连续十余天集港量汽车不足百台，最近一周更是在五十台汽运集港量的水平。天气与情绪的“潜在催化剂”最后，不可控的天气变量与市场情绪的潜在反转，可能成为行情的催化剂。天气升水：厄尔尼诺现象已从预期转为现实，其对全球及国内新季玉米种植、生长的影响，将成为二季度末市场无法回避的炒作主题。任何不利的苗头都可能迅速点燃市场的看涨情绪。情绪反转节点：二零二五年九至十月爆发的“陈粮翘尾”行情，已为市场预演了在低库存状态下，青黄不接时期价格能够达到的高度。二零二六年，在渠道库存更为稀薄的背景下，这一行情有很大概率提前至八月甚至七月末上演。一旦价格启动上涨，将强烈冲击“玉米涨不动”的旧有共识，引发受惊的贸易商和用粮企业同步入市补库，形成正向反馈。结论：一场迟来的回归综上所述，二零二六年夏季的玉米市场，正处于“低库存、紧进口、高成本、弱预期” 等多重矛盾交织的节点。贸易商的谨慎使得库存重建缓慢，而季节性的供给断档与刚性的需求将形成尖锐矛盾。当五月的季节性卖压褪去，真实的供需面貌便会水落石出。因此，我们有理由期待，二零二六年的六、七、八月，市场将走出一轮稳步上涨的行情。这不仅是供需基本面的必然反映，更将是对过去五年扭曲定价机制的一次彻底修正。对于坚守至今、伤痕累累的广大粮食贸易商而言，这或许将是一场迟来但应有的“回血”之旅。市场的奖赏，最终会留给那些在寒冬中走来、并依然信仰规律的人。八、让粮食价格合理上涨是国家意志中国的粮食定价，绝不能简单锚定国际市场价格。人均耕地仅约二点三八亩、小农经营仍为主体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必须以“保障农民基本生计尊严、维护种粮积极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为定价的逻辑起点。这意味着，主粮价格理应在国际粮价基础上包含合理的“国情溢价”。近年来，国家对除大豆外的谷物进口实施严格配额管理，二零二五年玉米进口量同比骤降约百分之九十，进口玉米粉清零，正是这一逻辑的坚决实践。政策清醒地认识到，无保护的廉价进口在降低短期成本之前，会率先摧毁国内农业生产体系和数百万家庭的生计，最终动摇粮食安全的根基。粮食价格，首先是安全与生存问题，其次才是经济问题。最终结论从临储去库存到进口管控，从反内卷的国策宣示到对粮食安全的坚定捍卫，一系列政策轨迹清晰地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正在系统性纠正粮食价值被长期低估的局面，致力于构建一个以国内生产为主、合理溢价、农民受益、安全可控的粮食市场新格局。因此，对于玉米乃至整个粮食市场而言，未来的主旋律不再是周期性的暴涨暴跌，而是在国家意志的引导下，步入一个价格中枢稳步上移、产业各环节利润得以合理修复的新的历史阶段。这不仅是市场的演进，更是一个大国在经济转型与社会公平之间，所做的深刻而必要的权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