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62.资本折叠：港股的困局与美股的狂欢

欢迎收听雪球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今天分享的内容叫资本折叠：港股的困局与美股的狂欢，来自三体人在地球。今年以来，资本市场呈现出一种撕裂的景象：一端是狂飙突进的美股市场；另一端则是长期承压的港股市场。如果你说港股也有涨的很多的公司，那么它们大概率是呼应了美股的某些概念，或者直接是美股AI巨头的供应商。面对这种分化，市场的主流叙事往往将其归结于微观层面的企业能力的强弱。因为美国拥有最前沿的AI技术和最赚钱的科技巨头，所以美股享受高估值；因为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的转型期，所以港股面临基本面的阵痛。然而，如果我们将视角从微观的企业视角拉升至宏观的全球资本循环，就会发现这种解释过于单薄。港股和美股的分化，不只是企业基本面的分化，而是两套货币流动性结构的分化：一个被美元周期压制，一个被美元回流放大。而真正的风险，在于当美元体系自身开始承压时，这种分化可能会进入反转。第一部分：港股的宏观枷锁联系汇率制度的诞生与代价港股的疲软，不仅是部分行业盈利周期的下行，更是其底层架构在外部环境下的系统性承压。这个架构的核心，在于其独一无二的“错配”属性。香港资本市场的基石，是确立于1983年的联系汇率制度。要理解这个制度，就必须回到它诞生时那段历史中去。事实上，港元并非一开始就认准了美元。在1935年之前，香港实行的是银本位制；1935年全球爆发白银危机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顺理成章地将港元与当时其宗主国的货币——英镑挂钩（16港元兑1英镑）。然而，到了1972年，英国经济深陷泥潭，英镑被迫实行自由浮动，港元也随之失去了稳定的锚。为了避免被剧烈波动的国际汇市拖累，香港在1974年正式宣布港元实行“自由浮动汇率制”。而到了1982至1983年间，中英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谈判陷入拉锯。巨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在香港社会引发了信心危机。在自由浮动机制下，港元汇率从1981年的约5.1港元兑1美元，一路狂泻至1983年9月的接近9.6港元兑1美元。危机的顶峰出现在1983年9月24日，史称“黑色星期六”。这一天，恐慌情绪彻底失控，香港市民不仅疯狂兑换美元，还涌入超市抢购大米、食用油和厕纸。部分银行甚至出现了挤提的苗头，整个香港金融系统濒临全面崩溃的绝境。为了在生死存亡之际挽救金融体系，港英政府别无选择，必须寻找一个最强大的“外部信用”来为港元背书。当时的大英帝国早已日薄西山，英镑不再具备全球避险属性。于是，在1983年10月17日，香港政府颁布了“联系汇率制度”——宣布将港元与美元，以 7.80 : 1 的固定比例进行硬挂钩。这是一次 “断臂求生”：香港以彻底放弃货币主权为代价，买入了一份全球认可的信用担保。从历史的后视镜来看，这一制度无疑有成功的部分。它极大地降低了国际资本进入香港的交易成本，奠定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然而，“不可能三角”（资本自由流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法则下，香港为了获得前两者，彻底放弃了“独立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香港没有办法根据本土经济、市场的冷热程度自由决定加息或降息、扩表或缩表。香港的货币环境，只能是被动地跟随美国的货币周期起舞。时来天地皆同力随着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腾飞，大量内地企业赴港上市。时至今日，港股市场中超过七成的市值和交易量均来自中资企业。这就造成了港股市场在全球独一无二的结构性特征：分子端（企业盈利）：由“中国经济基本面”决定。上市公司的营收、利润、扩张速度，高度依赖于中国内地的宏观经济周期、产业政策和消费环境。分母端（估值折现率）：由“海外流动性”决定。由于联系汇率制度，外资在为港股定价时，使用的无风险利率锚是美国国债收益率。同时，港股估值也对流动性极为敏感，容易被亚洲其他市场所影响。在太平盛世，当中美经济周期同频共振时，这种错配并不致命，甚至能形成双重共振的牛市。但在过去几年，当中美周期严重错位时，这个宏观机制便成为了沉重的枷锁。因此，当中国宏观数据走弱，叠加美国加息预期，再叠加亚洲其他地区（日韩）股市被AI叙事带动而暴涨，就给香港股市造成了致命的虹吸效应。比起短期的流动性承压，更长期的问题是，这样的流动性结构，几乎注定了一种牛短熊长的宿命。 如果一个市场对流动性没有主动权，对盈利端也没有主动权，那么只有在各种微观和宏观条件共振的特殊时间窗口，这个市场才能实现溢价。而这样的窗口却往往是短暂的，更多时间里这个市场可能会因为流动性问题长期处在低估状态。更致命的是，这样的宏观属性，也深刻塑造了市场主要参与者的风格，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的整体风格。换句话说，港股不是简单低估，而是长期处在一个没有货币主动权、没有本土长期资金充分定价权的市场结构里。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也许这就是目前港股的真实写照。第二部分：美元资本循环和美股AI热潮美元体系的运作机制如果说港股是“有资产、无水”的洼地，那么大洋彼岸的美股，则是“水漫金山”的镜像。理解了港股资金的流出，就能更好地看清美股资金的涌入。美股AI热潮，不仅是一次科技股行情，也是美元体系全球资本循环的重要一环。美元体系的核心运作机制，在于“全球资源定价—美元盈余积累—回流美国资产”。全球资源出口国和制造业顺差国在赚取美元后，这些庞大的美元储蓄必须寻找安全、流动且容量巨大的金融资产进行投资。这就构成了美债和美股的底层买盘。在疫情后的周期中，美国通过几轮极其激进的财政刺激，向全球输出了巨量美元。随后，美联储又开启了极其陡峭的加息周期。高达5%以上的无风险基准利率，将游荡在欧洲、日本、新兴市场的资本吸回美国本土。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资本“堰塞湖”。如此庞大的回流资金，如果仅仅停留在短期国债里，则无法满足资本长期增值的诉求。因此，面对这样的资本回流，美国资本市场亟需一个故事，一个值得全球资本长期锁定的故事。资本循环借壳生产力革命从宏观角度来看，AI不仅是一项技术，更是填补美元资产“成长性预期”的最佳叙事。美国需要向全球证明：尽管面临通胀、制造业空心化和地缘政治的挑战，但美国掌握着下一代先进生产力，美国的企业拥有最宽阔的护城河，因此全球资本继续以高溢价配置美股是合理的。从微观产业特征来看，AI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算力集群、数据中心）具有资本密集型特征。无论是英伟达的GPU芯片，还是微软、谷歌动辄数百亿美元的数据中心投入，都需要巨量的资金支持。这就形成了一种绝妙的宏观与微观的“相向而行”：回流美国的巨量美元流动性需要一个能够吞吐天量资金的庞大资产池；而AI产业的早期基建，恰恰需要大量的资本浇灌。资本与技术，在这一刻达成了完美的相互成就。当理解了上述逻辑，我们才能看懂美股AI热潮中最为核心的“正反馈循环”机制：1. 叙事推高估值：AI的生产力革命叙事，促使全球被动资金和主动管理机构不断买入美股科技巨头。2. 估值创造融资能力：极高的股价和市值，压低了这些科技企业的股权和债务融资成本。3. 融资转化为真实Capex：科技巨头利用廉价的资金，或者通过复杂的表外结构，将海量资金投入到上游硬件和基础设施中。4. Capex验证叙事：上游硬件厂商（如英伟达、光模块企业、电力设备商）因此获得了实打实的爆炸性订单和利润增长。5. 利润再次推高股价：超预期的财报发布后，进一步坐实了AI的确定性，引发新一轮的资金涌入。换句话说，这是一种典型的货币现象借壳科技革命叙事的现象，底层其实是一套资本循环的机制。我们不能否认AI这场生产力革命，也并非全盘否定AI产业链带来的巨大价值，正如我们在中国房地产的扩张时期也无法否认城镇化的大趋势。然而，这不代表这个叙事背后隐藏的资本循环链条是合理的。第三部分：美元盛世的暗礁“新特里芬难题”再回顾在美股AI狂欢的盛宴背后，整个美元资本循环体系似乎正面临着挑战。这种危机并非短期的股市回调，而是触及了“美元信用”这一核心底座。早在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就指出了美元作为全球货币和金本位之间的矛盾。而在金本位崩塌之后，学界进一步提出了新特里芬难题，即美元同时作为美国本国货币和作为全球货币的内生矛盾。为了充当全球贸易的基石，美国必须向全球源源不断地输出美元。这意味着美国必须长期保持巨额的经常账户逆差。在这个体系下，美国确实获得了巨大的金融特权：它可以用自己发行的“金融负债”（美元、美债、美股），去交换全球制造业大国和资源国的“真实财富”（矿产、商品、能源）。然而，随着全球经济总量的增长和贸易的繁荣，世界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元流动性，美国的对外负债就必须呈指数级膨胀。但致命的悖论在于：美国的国家信用（即其本土的税收能力和经济体量）是有限的。当为了满足全球流动性而累积的美元负债，庞大到超越了美国本土主权信用所能覆盖和兑付的极限时，这套资本循环的底座就会迎来崩塌。这才是当前去美元化暗流涌动的真正逻辑。全球央行系统性地增持黄金，并不是单纯出于对某场地缘冲突的政治表态，而是基于一个关于资产负债表的考量：美国主权信用还能否支撑起如此庞大且仍在加速膨胀的负债端呢？伊朗战争的冲击而就在美国负债水平居高不下，Trump试图通过关税战缓解问题却最终无功而返的时候，当下接近尾声的这场伊朗战争，可能将成为一个深刻的历史转折点。它给宏观格局带来的冲击，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战争对全球供应链与通胀的冲击。能源价格的狂飙通过航运运费、化肥及化工原料向下游传导，导致全球通胀预期大幅反弹。第二层，是通胀预期将美联储逼入了“滞胀”与“高息”的货币政策死角。面对战争引发的输入性通胀，美联储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原本市场寄希望于美联储通过降息来缓解债务压力和科技股的高估值风险；但在能源通胀的倒逼下，美联储被迫释放加息预期。第三层，在于那份带有“赔款”性质的停战协议对美元信用的永久性损害。为了换取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当前传闻是，美国不仅解冻了伊朗巨额资产，更承诺提供高达3000亿美元的所谓“战后重建基金”。如果最终事实如此，这标志着美元信用的一大支柱——美国的全球军事能力，将会开始被怀疑。然而，尽管我们目前似乎已经可以看到美元的衰败征兆，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当下时点美元和美债作为全球货币和无风险资产锚点，似乎还没有太好的替代品。但是，正如在2007年时没人能预测到金融海啸如何爆发，今天我们只能判断这套系统的脆弱性在加强，但真正的危机从来只会在市场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而一旦这样的改变发生，带来的将是全球资本市场甚至是国际秩序的大重构。第四部分：港股的突围之路治本之策：货币机制的演进在详尽剖析了美元与美股之后，让我们重新把视线拉回港股。面对美联储的周期摆动和潜在的国际金融动荡，港股难道只能永远充当被动挨打的“流动性提款机”吗？要走出泥潭，港股必须在战略上进行根本性的调整。如前文所述，港股困境的根源在于“中国资产 + 美元流动性”的宏观错配。从长期来看，破局的终极方案无疑是逐步改变货币挂钩机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探索将港元的锚定物从单一美元转向以人民币为基础的一篮子货币，是不可回避的战略命题。但这注定是一条漫长的道路。在人民币实现资本项目完全可兑换之前，冒然动摇联系汇率制度，不仅可能引发剧烈的资本外逃，甚至会危及香港自身的金融稳定。因此，远水解不了近渴。“AH融合”的深意与未来定价权真正的破局迹象，隐藏在近期释放的政策信号中。在2026年的陆家嘴金融论坛上，中国证监会等部门释放了极其明确且深远的信号：不仅进一步完善沪深港通机制，更明确表态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发行上市。同时，与会专家也提出要联合编制覆盖沪深港的综合及科创行业指数。在传统的割裂状态下，同一家优质的中国企业，在A股享受着国内充裕流动性带来的合理估值，在H股却因为海外流动性的干涸而惨遭错杀。通过鼓励港股公司回A，或者A股公司赴港，辅以更加畅通的互联互通机制，监管层实际上是在致力于打通两个水池之间的无形壁垒。这一战略的核心逻辑在于：用人民币流动性，去稀释外资在港股定价权上的垄断地位。当更多的企业实现A+H双重上市，当跨市场套利机制变得足够平滑时，港股的估值体系将被逐步拉回至中国经济本身的内在价值，而非单纯受制于美联储的利率指挥棒。在未来可能爆发的风险面前，建立一个以内需为基本面、以人民币流动性为核心支撑、同时保持高度国际化接口的A+H资本市场，是防范金融风险最有效的防火墙。尽管价值投资倡导研究公司的微观基本面，然而在如今世界的变局中，资产的长期发展，仍受到宏观结构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不是想夸大宏观因素的影响，只是反对将所有的涨跌问题，都被动地归因为公司的基本面问题，而忽视市场背后的宏观结构问题。上述的关于港股和美股的看法，纯属个人观点，不一定对，也不构成投资建议。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一次范式转移级别的重构，可能越来越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