扮受众-在对面找到自己

        前面谈到，要成为文章高手，提起笔来学会装领导是一条比较务实的小路。老木还提出了“摸石头困境”这样一个概念，“摸石头困境”在职场中似乎有点诡异，但这的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秘书要打破“摸石头困境”,关键在于主动把握领导意图，把握领导意图可以从四个细节入手，那就是领导表态 要记好，花脸稿子 都是宝，交待任务 多思考，上级意图文件里找。        然后讲了装领导要跟紧领导需要，不仅要对15种狭义上的公文文种像自己的手指一样灵活运用，还要对广义上的文种，也就是讲话稿、调查报告等常用的应用文体都有很好的驾驭能力，根据需要随遇而安地调整自己的笔法。        最后谈了装领导最重要的是提高站位和格局。提高站位和格局可以从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方面要强化书卷气，多读书、读好书，因为好书都是对实践的科学总结。同时要留心多读一读社会这本无字之书，因为善于用兵才能写得出兵法，而不是写了兵法才善于用兵。每个人的思想都会在实践中得到验证，行得通的才能坚持，终究失败的只留下教训。社会实践比死读书更能提高自己的格局，所以要多接触阅历丰富的人和纷繁复杂的事，向社会、向实践要书卷气。        另一方面要努力磨去书生气，书生气能严重拉低站位、限制格局，磨去书生气要特别注意悟深悟透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让自己的才华融入工作又高于工作，让自己的笔锋指向实践并能指导实践。        装领导入戏要深。提起笔的时候应该全身心地以领导的身份和角色设身处地地投入写作，想领导之所想、急领导之所急，说领导该说出的话、定领导该决断的事；装领导出戏要快。放下笔你就要跳出来，恪守自己的职业操守，不妄自尊大以领导自居，更不能狐假虎威做领导的影子和化身。其实平时你不装，大家都还是好朋友。你总是带着搞材料、写文章的感觉那就是傻缺一个了。你应该记得曹操的主簿杨修从他身上我们可以总结出很多的失败教训。        杨修很会装领导，他“摸石头”摸得很好，善于把握领导意图，知道领导在关注什么，也能跟紧领导需要做好辅助工作。他的致命缺点有俩，只一个致使缺点不致于引来杀身之祸——一个是平时也总是在装，装领导出戏太慢；另一个是书生气太重。        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袁术又是曹操的劲敌。尽管如此，曹操开始的时候还是比较器重他的，只是他自己没有把握好，很多时候给人的印象就是总以领导身边人自居，恃才傲物，时不时地表现一下自己的小聪明，他似乎有着一望无际的小聪明：解释曹操“梦中杀人”的玄机，炫耀自己能猜透领导把“鸡肋”当作口令背后的含义，泄露军事机密、掺和领导家事，等等。耍这些小聪明，说明他没有真正悟透秘书工作的本质，不具备和领导相处的素质，人生难免失败。他被杀前也说，自己这样的秉性，早晚都会出事的，这算是死得挺晚了。        你看，职场中装领导搞材料写文章或者做其他做辅助性工作，角色的自由转换是门必修课。在杨修身上，我们应该对聪明与本份、才华与德行之间的关系有更深一层的理解。         这次，我们站在另一个角度来分析提高文秘写作能力的方法——这就是扮受众，也就是要站在自己的对面，从材料和文章的读者和听众这个角度来审视搞材料写文章这事儿。        作者扮成读者，讲话的扮成听众，这种角色的转换其实比较容易，只是多数人并不在意，严重轻视了这里面的道理，当然更不会身体力行。        刚才也谈到，秘书搞材料、写文章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帮助领导履职用来指导工作的。秘书写的东西最终要通过受众付诸于实践，秘书手中的这支笔才有价值。领导签发了一个文件，或者发表了一次讲话，受众根据文件或讲话内容展开工作，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而在实际工作中这个过程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当年北洋军阀时期，军阀混战打相互了二十多年的仗，其中第二次直奉战争很有意思，在直系很有优势的情况下，最后是张作霖的奉系胜了。奉系取胜最重要的原因是冯玉祥倒戈。        这次张作霖的奉系之所以能取胜，最重要的原因是冯玉祥临阵倒戈。冯玉祥他为什么要倒戈呢？有的说是冯玉祥老觉得吴佩孚排挤他，有的说是张作霖给冯玉祥送过50万大洋。实际上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说起来让人唏嘘。        第二次直奉战争一共打了不到40天，打到一个月的时候，直系逐渐占了上风，夺回了被奉军占领的赤峰，就是现在出敖汉小米那一带。这时候吴佩孚还是比较轻敌，他命令参谋长张方严给冯玉祥发电报，催促冯玉祥尽快出兵。电文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        冯玉祥当时正在观望，骑着墙头看哪面更厉害好出手得利。这些军阀首领们其实都是墙头草，个个都是见风使舵的高手，北洋军阀32年的历史，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整个就是一群墙头草的历史。        在这个关键时候，冯玉祥接到这封电报，仔细一研究——“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吴小鬼这是不行了呀，这是要我去救他们于危难之间嘛。冯玉祥认定这次吴佩孚是打不过张作霖的，直系马上就要完蛋了。感觉时机已到，于是宣布倒戈，第二次直奉战争局势就此逆转。        看来张方严发的这封电报的确至关重要，而且存在很大问题，那么问题出在哪了呢——“大局转危为安在此一举”——张方严的意思应该是国家如此的危急啊，这仗打到现在这个时候，国家转危为安就在此一举啦——在张方严看来这么说没问题啊。但是在受众冯玉祥这些人看来可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仗打得可是危险啦，可就看你赶快出手相救，扭转战局转危为安就在此一举啦！谁傻啊，和败军联手，哪如和赢家同享胜利果实啊。冯玉祥是谁啊，人家绰号“倒戈将军”，这可不是浪得虚名。这次是他人生的第四次倒戈，先不要说多，因为后面还有四次，还有人称其为“民国吕布”。其实吕布死得早，也只倒戈两次，和冯玉祥比起来还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总之电报中这十个字，让冯玉祥误判形势，直接逆势倒戈。        你看，直系电文中这十个字，帮助奉系打赢了这场战争，扶着张作霖一路走上陆海空大元帅的宝座。这十个字把直系搞跨，从此再没爬起来。事后直系将领们都对参谋长张方严恨得是牙根儿痛，有人力主杀了张方严，但是吴佩孚不同意。这吴佩孚在为人做事上还是有些风度的，他晚年对日态度表现出很好的民族气节。        你看，秘书写的东西，自己认为要表达的意思已经很明白啦，这可能仅仅是你自己认为表达明白了。在关键问题、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上，秘书过于自信是十分危险的。习近平在谈秘书工作的重要论述中就谈到过——“不要自以为是”——讲的就有这方面的意思。        中国有句古语：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同样道理，那就是会写的不如会看的。很久以来，一些文字的背后会有一些不方便明确表达的意思，需要受众认真领悟。还有一些文人出于某些考虑，弄出一些隐语在文章里面，双关、隐喻、借代，还有藏头诗等等，花样很多。有时背景特复杂，信息不对称，写东西的人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藏一些意思在文字里，看的人也就不能不做很多猜想，恨不能从字缝里看出另一层意思来。        秘书搞材料写文章当然没有这么麻烦，但是无论如何，秘书草拟的文件和为领导写的文章，应该在核心内容、言词规范和表现形式等各个方面，都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受众的认可，并且让受众理解的意思和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高度契合。实际上，这并不是很容易就能做到的事。比如，你说这辆车是红色的，大家都说是红色的，即使如此，你也很难保证每个人所认为的那种红色，就是你自己认为的那种红色。对事物的看法，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即使大家都说一个方案是可行的，也很难讲各自认为可行的原因都是一样的。真正的高手，能充分认识到各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性，知己知彼，求同存异，使自己的观点和对方同在一个频道上，最大程度地统一各方面的思想。而要做到这些，最好的方法，就是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扮演受众的角色，反过来审视自己的观点，及时矫正自己的表达方式。这听起来很平常，实际上是一种比较高超的思维方式，很多人知道这里面的道理却很难时刻身体力行。        也许你会注意到，从事企业工作的人，市场观念和服务意识更强，在组织销售谈判、拟写销售文案等工作中会更注意不能以自我为主，多从对方的立场出发才能更好地得到客户的认可。在行政管理工作中，一些人受官本位的惯性思维，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扮演相对被动的受众角色不是轻易做到的。        扮受众本质上是要求自己换位思考，这与正反两个方面分析问题相似，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有的人全局意识很强，但并不代表他在搞材料写文章过程中，能真正站在受众的角度提高自己的写作水平。        你应该能体会到，我们写一篇文章，缜密的思路过程会让自己形成一种定势，这种定势因为经历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带着较强的逻辑性，文章各个观点和篇章结构几乎是环环相扣的一个整体，这其中即使有个别的观点或者论证过程不被别人认可，我们也会很容易地坚持已见。你可能也有这样的经验，我们重读自己过去觉得比较满意的文章，有时会感到深度不够或者所持观点存在偏见，或者文法上存在纰漏，会让自己有一种大改特改的冲动。这就容易理解，为什么有的人稿子出手前要放一段时间，完全放下当初的执念后，回头再作修改和完善，其实这样能放下自己的成见，有意识地再次挖掘和深化自己的思想。        但是，秘书写作多数时候要求紧迫，不能用时间来换取思路上的转换，即使从构思的时候就已经站在对方的角度深入思考过，也还是应该在初稿形成之后要求自己能够有意识地放下自己的成见，跳出来，客观地审视和评价文章的立意、章法和其他各种表现形式。一篇文章在出手前如果不曾站在受众的角度，去深入研究和锤炼打磨，很难保证自己的表达会有你想象中的效果。这也像书法和绘画一样，反复地练习，目标感已经很好，但是临摹得好不好、画得像不像，还要经过反观对照，看看是否符合法帖和自己当初的设想。这又像射击，只是我们自己认为打得很准是不行的，重要的是靶子，靶子认可才是关键。        扮受众，放下自己的成见，像评价别人写的文章一样审视自己的文章，你最先的感觉应该是文章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如果是政论文章，在立意上主题是否明确，是否言之有理、言之有物；在谋篇布局上结构是不是严谨，是不是层次分明、浑然一体。在论证方法上是否论据可靠、论证充分、论述深刻。在文字修辞上表达是否准确、文字是否精当。另外是不是写得“深”，主题深刻，有很强的逻辑性、针对性和实际指导意义；或者是写得“新”，不能人云亦云，不是立意和观点上出新，也应该是旧主题写出了新思维，旧观点拿出了新论证；或者是写得“特”，应该能感到特殊的观点和独到的见解。如果不深、不新又不特，那么以受众的眼光来看这篇文章是很难出手的。 扮受众，最好的状态是，有意识地放下成见，像在看别人写的文章一样，这文章要来说服自己，自己试图做出反驳；像在听别人的讲话，这讲话要来指导自己的工作，自己试图挣脱讲话的路径寻找更好的办法。这样的思维方式，与前面讲的充评委很相似，但充评委的着力点在评定；扮受众的着力点在反驳，找到反驳点，就能为提高文章的层次找到新的窗口。其实，当你的文章不能充分地说服自己，那么你很难去说服别人，尤其是更高层次的人或者更多数量的人。        不同的材料和文章受众也不同。对上行文而言，受众主要是上级，上级有上级的难处，上级面对的问题比下级更复杂。上报来的材料客观性和准确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因为这是上级决策的依据。以上级的视角审视材料和文章，主要看复杂的问题是否写得容易让人看明白，让领导更快地掌握情况，准确地作出判断。上级的时间成本比下级更高，能用一句话说明白的，绝不应该说两句，这需要很高的概括和抽象能力。朱元璋有位司法部长给他送上来个文件有一万七千多字，朱元璋看得头都大了，又累又气，下令把部长打了一顿。回来再看去掉那些废话部长提出的意见很好，也应该采纳，但是打了也就打了。所以写上行文时扮受众审视自己的材料，主要看表述是否准确，是否真正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关键和重点，做到简明扼要。       原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项兆伦，曾经是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办公室主任，他就强调，年轻干部要具备准确简洁、逻辑清晰的表达能力，要善于用最简洁的语言把复杂的事情讲清楚。他就讲，在向上级汇报前先向自己汇报，要用很短的时间把一件复杂的事情和自己观点讲清楚。向自己汇报，其实就是扮受众，以领导的角度研究文章的得失。这是上行文要注意的方法。        对下行文而言道理是一样的，只是扮受众关键是审视文章的操作性和可行性。下级情况相对琐碎繁杂，有些工作可能下级有模糊认识需要强调重要性。但是你要明白下级最想知道的就让干啥、咋个干法，你让干的可行不可行。领导对下面的讲话也是这样。现在要求开短会，讲短话，这也是尊重下级的体现。不要以为下级鉴别力差，下级看文件、听讲话机会很多，他们对文件和领导的讲话水平很在行。        对平行文而言，扮受众关键审视表述是否能够平等协商、协调一致，最高层次是能引起共识、共鸣。        最后还有一点，不管是上行文、平行文还是下行文，没有歧义的公文，才是好公文，也只有每句话的意思都是确定的、不容曲解的，这样公文才有权威性。领导讲话和其他文章也是一样。扮受众放下成见审视自己的材料和文章，发现和修改有歧义的表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汉语里类似的情况有很多，还有诸如这样的话：中国乒乓球，谁也打不过；中国男足，谁也打不过。“谁也打不过”这样的说法，一样的停顿一样的轻重音，居然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那么，类似的话如果出现在公文或者材料里，受众会有不同的理解，而且怎样理解都对，这会严重伤害公文和政论文章的准确性、严肃性和权威性。        语言产生歧义的原因有很多，用词不当、语法关系混乱、滥用修辞格、错用数量词和标点符号等等，都会产成歧义。        比如领导在大会上讲话说，“这样做会致癌”，这会让一部分受众理解为这样做会得癌症，另一些受众可能会理解为这样做能治疗癌症。完全是两种相反的意思，听众思想产生混乱。类似的情况在领导讲话里是绝不应该出现的。        比如发接待公函说，“王省长和李省长的秘书去考察。”这样的表述让人弄不明白是一个省长和一个秘书，还是两个秘书，还是一个为王省长、李省长这两个省长服务的秘书。        再比如：“通知王厅长周五前来汇报。”既可以理解为让王厅长周五那天来汇报，也可以理解为在周五之前都可以来汇报，让人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公文非常讲究语言的精确，表达不精确，会让接受公文的人不知所措，或者按自己的理解行事。扮受众，不抱成见地认真分析自己文章中的语句，只要认真会很容易地发现这些歧义，修改这些语句，能让自己写的材料和文章更加平实有力，更加的无懈可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