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曾表达的感激 | 贡发芹

母亲常常跟我说，某是我们家的恩人，没有他就没有我和二弟今天，就没有我们家今天。我对某这个人充满了感激，但30多年来，我一直不曾表达我的感激。我不知道还要不要表达我的感激。1977年春节后，我们家碰到了一场劫难。那时正处在防震阶段，父母带四弟睡在家中当门，为便于撤离，夜里不闩门；我和二弟、三弟、大妹、二妹兄妹5人睡在门前枣树下的防震棚里。大约是农历正月初十左右的一天早晨，我一直在做着噩梦，梦见周围都是火，烤得我口干舌燥，我竭力奔跑，但始终无法逃离火海；我口渴难忍，特想喝水，但找不到一滴水源；我感到处境十分危险，想喊，想大声呼喊救命，但始终喊不出来。迷迷糊糊之中，听到母亲到床边喊我，并用手推我头部，大致是她和父亲过河拾草了，叫我起来帮弟弟妹妹穿好衣服，烧饭给他们吃，照顾好他们。关键是照顾四弟，他才一周零几天，要给他喂米粥。我想答应母亲，可是我睁不开眼，张不开嘴。母亲以为我已听到，就走了。后来，我什么也就不知道了。我醒来时已是第三天上午，躺在邵岗公社医院的防震棚里，正在打着吊针，头痛欲裂，二弟也在对面床上打吊针。父亲立在我的床面，见我醒来，欣慰地笑了，但笑中含着许多难言的苦涩。原来我得了流脑，当地叫脑门（膜）炎，或脑孟炎，具有很强的传染性。幸亏及时救治，否则，性命难保，即使保住，也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呆子。是母亲的细心救了我。那天母亲和父亲已到了距离我们家约1公里的女山湖上要津王摆渡，过河人很多，母亲在等待渡船时觉得不对劲，她觉得喊我没有答应，推我时头没有动，好像在发烧，她马上从王摆渡跑回家，见二弟三弟都起来了，而我仍在睡觉，就大声呼喊我，但任凭她怎样呼喊，也没有回音，她上前推我头部，但我脖子已发硬，无法推动，于是她又摸我头部，滚烫！母亲慌了神，转脸奔向王摆渡，此时，父亲已上船，船已离岸逾百米，母亲大声呼喊出事了，渡船调头，父亲上岸返回家中，立即将我送到6公里外的邵岗公社医院救治。那天，要不是母亲细心回来一趟，等她和父亲晚上拾草回来，也许这个世上就不可能有我了。第四天，大妹也发热了，母亲再次央求邻居把大妹送到邵岗医院。父亲说，他当时一听说大妹也被传染了，一下子就没有魂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起不来，他感觉大祸接踵而至，天真的要塌下来了。可见他当时已惊慌恐惧到了极点。父亲后来告诉我，他已三天三夜没合眼，精神面临崩溃，因我是传染病，没有人愿意陪护，幸好四姨家长子武绵昶姨哥主动自带凉床到病房协助父亲护理了两天，父亲一直感激他，经常提及此事。好在大妹经检查，只是普通发烧，并没有传染上脑炎。父亲总算松了一口气。治疗两个脑炎需要大笔经费，用钱非常急，那时家中只有几元钱，钱一旦供不上，就会严重危及我和二弟的生命。父亲除把自己一个月的6元民师津贴预支出后，然后就是向亲友求助，但只有老姑送来5元钱，其他亲友都爱莫能助。父亲万般无奈，只得申请政府救济。他找到当时邵岗公社某秘书。某秘书是安徽肥西人，1974年夫妻两从安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政治系毕业，分配至刚成立不久的嘉山县邵岗公社，参与创办邵岗中学并任教师，一年后提拔为教导主任，一年后升为邵岗公社教育干事，一年后升任邵岗公社党委秘书。那时秘书权力很大，当时在邵岗，除了党委张书记，革委会姚主任，秘书是三把手，能当大半个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家，掌握公章，握有批条权。此事一直误导了我20多年，我一直认为秘书权力很大。1997年，四弟为单位出差失事，命丧黄泉，是我们家最痛苦的一件事，但厂家严重地侵犯了四弟的工伤权益，我把维权的任务交给二弟，因二弟曾经连续任市里排在前几号的两个实权领导的秘书，但二弟一筹莫展，我对此非常不满，一再责怪二弟办事不力。最终还是我这个律师通过法律途径维护了此项权益。后来我才知道，现在秘书就是秘书，二弟这个秘书连请人吃10元早点的权力都没有，叫他承担这样大的任务，实在太为难他了，都是我的错。某秘书很爽快给父亲批了20元，但是还不够。过两天，父亲又去找了某秘书，又批了25元。依然不够，又过几天，父亲再找某秘书，可是某秘书说什么也不肯再批一分钱了。他说：“一般情况下，救济只5元钱，看在同事面上，已两次严重超标给你救治了，实在不能再批。”但父亲坚持苦苦哀求，不肯放弃，某秘书吃早饭时 父亲坐在他家门前不走。某秘书爱人王老师富有同情心，看着过意不去，就说：“他家情况特殊，三个孩子同时住院，全公社不就一例吗？等着钱救命，你就再批一点，就是违反上面规定，又没自己装腰包，领导知道了也不会怪罪于你。” 某秘书没有退路，再次批了30元，并声明这是最后一次。父亲当时感激涕零。10几天后，我们兄妹顺利出院，结账，共花去医疗费78元，我们家只花了3元，其余75元都是救济的。当时，青霉素6分钱一支，葡萄糖盐水1毛3分一瓶，那时75元不亚于现在10万元。关键不是数目，而是及时解了我们急，治了我们病，救了我们命。这一年我刚刚升入女山学校戴帽子初中一年级就读，我出院后父亲到学校给我报了名，领了书，但我出院后没有上学，而是在家静养。二弟出院后就上学了，因他刚发热就立即送到医院救治，比我要轻得多，我身体很虚弱，不能上学。别人都为我可惜，好好端端一个神童，一场病废掉了。我到学期结束一个多月前才到学校上课，没几天，数学测验，两个班第一。老师和同学都感到异常惊讶，觉得不可思议，全部持怀疑态度。学期结束，考试仍然两个班第一，这次大家才相信，因抢救及时，脑炎对我并没有什么多大影响。因此，母亲经常念叨此事，一再夸赞某秘书夫妻是世上难得的好人，是某秘书救了我们一家，感激之情难于言表。母亲就是这样，她帮了别人，从来不再提起；别人帮了她一丝一毫，她都会永远记在心上。我开始认为是政府救济了我们，并非某秘书个人。但母亲说，别人家困难只能得到5元救济，10元都很少，我们家得到75元救济，不是某秘书菩萨心肠，哪会有我们家今天？所以，我心里一直记住此事，适当的时候，一定当面向某秘书表达我的感激。某秘书仕途非常顺利，两年后后调到苏巷区委任秘书，两年后调进嘉山县委党校任教员，一年后任党校教导主任，一年后升为党校副校长（主持工作），又过一年，升任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三年后升为县委副书记，主管上层建筑。1994年，嘉山县撤县设市，当年某秘书顺利当上安徽省直辖县级市明光市委书记。母亲得知后，常说这是某一生行善的结果，好人有好报。我也觉得是这样，某当上书记是顺理成章，有他这样的好人担任市委书记是明光60多万人民修来的福气。当年，我因家境一贫如洗，被迫选择上中师。1983年7月分配至邵岗乡中心小学工作后，工作、生活一直磕磕绊绊，始终不顺利，虽在全力打拼，但一直没有走出窘境，实在没有向某表达我感激的能力。另外，我非常自卑，怕见领导，混得一塌糊涂，哪还谈得上感激他人？我考取律师并于1994年调进明光市区后，经济状况有了较为明显的好转。为此，我曾计划了却母亲的这桩心愿，向某当面表达我的真诚感激，关键是代表母亲向某表达感激。但又一想，此举太唐突。某既是好人，又手握重权，这些年来不知帮了多少人，在他一生当中，批75元救济款之事，小得不能再小，不可能再记得。作为市委书记，高高在上，日理万机，我作为一介平民，突然去造访他，那不是烦人吗？他会接待我吗？再则，他有可能怀疑我有什么企图呢，是不是借机与他套近乎？如果他记不得此事，他会不会怀疑我是骗子？那样岂不是适得其反，自取其辱吗？想来想去，最终未能成行，只好等待以后再说。但后来出乎我意料。1996年某书记的妻子明光中学王副校长因伙同校长共同受贿被调查，因案发前及时退赃，被法院判处免予刑事处分。此后市长和某书记也先后被举报，接着双规，市长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1997年6月27日，某书记因受贿被开除党籍，移交司法机关处理，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6年。某书记崇高的好人形象在心目中轰然倒塌。为此，我心里很长时间纠结不下。某服刑后，我曾多次计划去监狱看望他。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不管他现在如何，但他以前确实事好人，确实救了我，我应当感激他，感恩是我的义务，向任何身份的人表达感激之情都无可厚非，不能认为他现在入狱而抹杀他先前的一切。但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妥，这么多年来，我们没有任何交往， 某现在是阶下囚，我贸然去看望他，他会不会怀疑我的动机，会不会认为我是去看他的笑话，会不会因此伤害到他的自尊？基于这种顾虑，最终又没有成行。后来某出狱，彻底离开了明光，听说去北京发展了，但不知道他的确切去处，感激之事也就搁浅了。当然，虽然困难，但要想寻找，应当是能够找到的，只是我没有竭尽全力而已。说心里话，我在心里还是一直非常感激他的，只不过未曾当面表达而已，令我始终纠结的是，我到底要不要当面向他表达我的感激呢，还是始终把这份感激珍藏在心底呢？但不管如何，我都会记住某的。在此，我代表我和我的母亲及全家祝愿某和他的爱人王老师晚年自由、安康、幸福、如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