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周刊2024年第26期导播

播音｜财新 仇一 文稿｜仇一 高凌云 音频剪辑｜仝瀚元 宣发｜孙坤 本期《周刊导播》，将先为你领读《财新周刊》封面文章《“学生荒”大考》。剖析少子化冲击下，中国各地区将面临怎样不同程度的教育人口困境；“滞后”的教育政策，又该作何调整。 首先，让我们看看各地区“学生荒”的情况有何异同。 首先是东北。当大多数省份的小学学龄人口，从今年或明年才开始下滑时，黑龙江、吉林则早已“过峰”，并且持续下降。根据机构研究，到2027年，黑龙江可能有10%的区县小学生人数不满一千人，个别区县甚至只有三四百人。 没有学生，但学校还在。如何处置大量“空壳”乡村学校，对东三省而言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若以80%的学校空置率计算，每年所需的废校维护成本将高达上亿元。另一个挑战，则是教师群体“越来越老”。据统计，东北有部分县已经超过10年未招聘新教师，对现有学校教学活力的影响不言而喻。 中部地区的形势亦十分严峻——人口基数最大，学生减少的数量也最多。从2023年到2027年，中部六省的小学在校生预计减少超过15%，数量高达400万人。其中河南、河北的学生缩减规模，位列全国的第一和第二位。 值得注意的是，江西、湖南等省份，生源跨县、跨市流动呈现加速趋势，对乡镇学校招生造成不小的冲击。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生周新成对财新表示，“江西绝大多数乡镇中心小学已经修得非常好了，设备配置非常完善，问题是生源质量和教育质量都提不上来。很多家庭宁可‘一步到位’直接到县城读书。” 相比东北和中部，西部地区教育人口“塌陷”的幅度要小一些。然而，受限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教育资源分散不均的问题更加突出。在西部近800个区县中，有超过六成区县属于山区县，其中分布着许多10人以下，甚至5人以下的“麻雀校”。学校规模小，教师编制不够的问题普遍存在。 北京工业大学文法学部学者安永军告诉财新，“一些‘小微学校’的教师要承担三个年级的所有课程，教师既要当校长，又要当教员，还要当安全保育员和炊事员，任务繁重，很少有人能长时间坚持下去。” 接踵而至的挑战，也促使各地政府在教育资源分配和地区投入规划上进行再权衡。 在农村地区学生不断流出的现状下，“撤校”已经成为业内的共识。部分县域已经明确了三年期的布局优化表，加速学校的整合、撤并速度。根据公开数据，2023年，河南省洛阳市已撤并了456个小规模学校和教学点，占当时全市数量的近60%。 也有学者指出，具体在“怎么撤”、“撤多少”的问题上，还需要结合不同地区的情况制定方案，避免走“一刀切”的覆辙——21世纪初，曾有过一次以“优化农村教育资源效益”为导向的全国性撤点并校，其中以西部偏远山区的撤并数量和力度最大。但因未充分考虑当地的人口分布和交通条件等，使当地学生为求学而付出了更高的代价。 与“撤校”相对应的，是更具规模效应的集中住宿制办学需求日趋高涨。河北省张北县就提出，要将县城3所小学改扩建为寄宿制小学；赤城县则计划在县城再新建2所寄宿制小学、周边15公里内打造3所精品寄宿制小学。 然而，让地方政府头疼的是，撤校“省下来”的钱，可能远不能弥补并校、建校“花出去”的钱。 江西丰城市在2023年秋已经撤并225所学校，撤并后留下的各中心小学，则急需新建或扩建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周转宿舍。如果按30个乡镇新扩建500万元计算，全市共需要资金1.5亿元，对当地政府而言，是一笔极为沉重的开支。 而另一面，根据一项机构调研，三分之一的寄宿制学校缺乏体育运动设施，近六成没有卫生室和医务人员。而在山西、云南等地，甚至有每间宿舍住20到30多名学生的情况。让学生从“有的住”到“住的好”，仍有一段距离。 从小规模学校撤并，到大规模寄宿学校建设，本质上凸显的是教育资源进一步向城镇集中的“不可逆”趋势。部分县城民办学校的农村生源甚至可以达到八成——越来越多的农村家庭倾全力让孩子进城读书，间接拉动当地学区房销量，形成“陪读经济圈”，对此政府也乐见其成。 而对于教育的“大幅集中”，学者雷望红持有保留态度。在她看来，乡村孩子进城，并不意味着就能够真正享受到平等的优质教育机会。乡村学生在县城教育体系里，常常是“被边缘化”的。 “县城大规模学校一个班几十个学生，老师的事情也非常多，城乡家庭的差异带来的失落感会更强；相反，乡镇学生在乡镇学校，农村家庭负担更低，而且学生群体同质性更强，老师可以探索如何去回应和解决同类型的问题。”雷望红如此说到。 本期封面文章，作者黄蕙昭、钟腾达（实习）。文章在梳理东北、中部、西部地区教育人口与资源分布的现状之外，也详细分析了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生源“流入区”，所承载的短期扩学位压力，以及潜在的长期影响变量；在各地情况分化的背景下，新一轮基础教育布局如何更“科学”和“精准”，给孩子们更好的选择和未来。 《冯波案样本》 近年来，随着扫黑除恶的常态化发展，一些提供民商事法律服务的律师也被卷入其中，面临着巨大的刑事风险。近一年前发生的冯波案正是其中的一例典型，引发了业界关于律师执业边界的广泛讨论。 冯波是广西桂林的一名律师，他曾经在2012、2013和2015年为桂林北京商会担任法律顾问，但在2022年初，这家公司的实控人刘强因涉黑被抓，判刑25年，而刘波也因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诈骗罪和帮助伪造证据罪，被一审判刑了10年。后来在二审中，法院认定冯波不构成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其他两项罪名维持原判，对他的刑期减到了5年。 此案的法律争议焦点在于，律师与当事人是否构成了“共同犯罪”？冯波的辩护律师认为，一审判决错误地将律师正常代理民事案件的执业行为，认定为了是诈骗罪的共同犯罪，而冯波实际上提供的是典型的“中立的帮助行为”。但在相关司法解释和文件规定中，只要主观上明知，且客观上提供了一些帮助，即便是“中立”性质，也可以构成共同犯罪。有刑法学者对此指出，这样做会使得在实践中对共同犯罪的认定出现扩张倾向，值得进一步商榷。 关于冯波案的详情，以及业界对于民商事律师职业风险、律师职业豁免权等方面的讨论，请看文章《冯波案样本》。 《货币调控框架再升级》 6月19日，央行行长潘功胜在陆家嘴论坛上的发言，传递出了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再次进入改革窗口期的信号。 总体来看，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将从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这其中，数量调控的目标主要是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社会融资规模；而价格调控则主要依赖利率体系，按照“政策利率-基准利率-市场利率”的传导路径，将央行动用价格型工具的影响传导到货币、信贷和债券市场。这其中的政策利率，主要指的是央行的7天逆回购利率和MLF利率，不过目前，MLF利率的中枢作用已经弱化，甚至已经与中期市场利率产生“倒挂”。从潘功胜的发言也能看出，未来将以短期政策利率为主，逐步理顺由短及长的传导关系。 另外，潘功胜还提到，未来还需要适度压缩利率走廊，进一步以市场化的方式实现资金市场利率平稳运行。此外，央行也在探索使用更多的货币政策工具，比如二级市场国债买卖，目的是为了调控市场流动性和影响国债收益率。 对于中国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将如何变化、未来影响如何的分析，请看文章《货币调控框架再升级》。 《争议财务再保险》 近年来，随着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下降，“财务再保险”已经成为中小险企重要的资本补充方式，它指的正是直保公司从再保险公司拆借临时资本金的行为，不过这项业务一直存在着争议，有的公司将它用作粉饰报表、掩盖财务困境的重要工具；但它在客观上也起到了稳定行业、缓释风险的作用。而最新的导火索来自审计署，他们在对中国再保险审计之后，认为财务再保险存在着虚增险企的偿付能力、掩盖金融风险的问题，因此监管机构也开始收紧了政策。 尽管如此，险企仍然需要解决缺乏资本的难题。在近两年的落地案例中，除了保险公司被允许发行永续债，还有险企股东在合法合规、资本实力强的资质下，突破了单一股东持股三分之一的上限，也有建议提出地方国资增资等办法。但从长期来看，保险公司还是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提高盈利能力，来增强资本自我补充的能力。 关于财务再保险业务在中国保险行业中的作用、引发的争议及监管升级等问题，请看文章《争议财务再保险》。 《“锂王”海外并购后遗症》 天齐锂业作为全球锂业资源的龙头公司，却在今年遭遇了严重亏损。 2018年，这家公司以40亿美元的价格，重金买下了全球第二大锂企智利化工矿业公司SQM将近1/4的股份，然而却没能在阻止智利政府对这家公司的国有化计划。也因此，市场对天齐锂业失去了信心，引发公司股价大跌，今年第一季度就亏掉了将近40亿元，成为了A股“亏损王”。 而事实上，在SQM之前，天齐锂业就有过一次海外并购的案例。当时是在2013年，总资产不过30亿的天齐集团就采用“蛇吞象”并购的方式，花费30.4亿元控股收购了一家上游供货商，间接获得了它旗下格林布什锂矿的股权，而当时恰逢中国碳酸锂价格处于4万元/吨的低谷，于是他们在2015年底-2018年初，享受到了碳酸锂价格上行周期的“红利”。 然而到了2018年，天齐集团对SQM再度“蛇吞象”并购，以及随之而来的下行周期，又让这家公司陷入了债务泥淖中，他们也因此不得不在3年后，“割肉”出售了格林布什一半的股权。业内资深人士总结认为，尽管手握优质海外资产，但天齐锂业正是由于高杠杆并购、行业周期轮转以及并购条款细节埋下隐患等原因，导致优势变成了烦恼。 关于天齐锂业巨额亏损背后的详情，以及企业在海外并购中遇到的风险与挑战，请看文章《“锂王”海外并购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