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官看五行的起源》，惊天反转！五行竟是上古行政管理手册

在本期《七卷三读》中，我们深入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上核心的五行概念的起源。通过王小盾先生的文章，我们发现五行思想的形成与上古时期五官制度密切相关。文章指出，传统的四方观念主导了早期文化，而五官制度的建立成为五行观念转变的关键。随着祭祀仪式的演变，从四方祭祀逐步转向五行之气的迎接，反映了古代社会的融合与变迁。最终，这一切的背后，是不同族群之间的神话与制度整合，推动了五行思想的形成。00:02:04:从四到五：周代祭祀仪式对思想观念的重要影响00:04:05:五行观念的制度化固定：从神话传说到五官系统的建立00:06:12:太阳祭奠活动与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关键因素分析五行起源的详细简报来源: 王小盾. (2014). 《从五官看五行的起源》. 《中华文史论丛》, (89), 1-28.一、 核心论点与研究背景本文作者王小盾教授的核心观点是：五行起源过程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五官制度”的形成。 他认为，只有制度化、模式化的行为，才能最大限度地影响广大民众，造成思想史上革命性的变化。文章首先回顾了关于五行起源的现有主要观点：殷人的五方观念： 由陈梦家、胡厚宣、沈建华等人提出，认为五行起源于殷代的五方祭祀和五方帝概念。计数方法中的“五”： 认为起源于人类最初计数方法中尚五的习惯。五大行星的认知： 由别起舒等人提出，认为“五行”的原始意义指天上五星的运行，其年代在周代以前。一年五季的十月历制： 认为起源于以一年为五季的历法。治理五种物质的实践： 认为起源于先民治理水、火、木、金、土五种物质的实践。作者指出，陈梦家、胡厚宣、别起舒等人的论述改变了过去仅在思想史范畴内研究五行起源的局限，开始关注实践而非理论因素。然而，这些观点仍未能完全解释五行起源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特别是“五”的选择原因。文章引用班固《汉书·艺文志》的观点，即思想的分野来源于知识的分野，而知识和观念是在社会实践中建立起来的，并通过特定的人和制度得到总结和传承。在政教合一的时代，政府机构承担了总结知识、运用理论的职责。因此，通过官守和相关制度行为来考察从“四方”到“五行”的历史变化，是解决这一中国思想史问题的关键。二、 从“四方”到“五行”的演变2.1 “四方”观念的早期主导地位在五行观念产生之前，神望数字“四”曾占据了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大量先秦典籍（如《诗经》、《尚书》、《周礼》、《左传》等）中，“四方”、“四海”、“四岳”等词汇都用来代指天下或宇宙的基本结构。上古时代关于“四”的重要理论包括：《尚书·尧典》中的四仲中星说： 尧之时曾设立四方天官，根据四方星座测定四季中点。殷卜辞中的四方风神说： 四方风名代表了分至四气的物候，古代的四风、四气观念来源于四时观念。《山海经》大荒诸经中的“使四身”说： 往往与帝俊和“黍食”有关，是东方晨案民族驯化草木身默的故事，代表了对若干游牧族群的支配地位。《周易》中的“四象”、“八卦”理论： 表明上古之时的四方观念系统且可考。作者将神望数字“四”、新石器时代后期世界的基本结构“四方”、掌握“四方”的“巫”、巫的工具“矩”（用来掌握“四方”）、以及巫的代表“伏羲”联系起来，认为“四方”观念的神圣化早于五行，历史内涵更深厚。因此，五行的起源过程，可以看作取代“四方”这一神望数字观念的过程。2.2 周代“四方之祭”与“五行”的融合周代的祭祀制度中，在天地之祭以外，有“四方”之祭。其祭祀地点设在四郊，目的是“迎五行之气”，并以“五官之神”为对象，又称“五祀”。“祭四方，言谓祭五官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东，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此盖殷时制也。”（《礼记·曲礼下》郑玄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四时迎五行之气于四郊，而祭五德之帝，亦食此神焉。”（《周礼·春官·大宗伯》郑玄注）这些五官之神包括：木神句芒（少昊氏之子重）、金神蓐收（孩）、水神玄冥（修和熙）、火神和土神祝融、后土（颛顼氏之子黎）。这些神在汉代被认为是五行之神。这表明周代的“四方之祭”已经接受了神望数字“五”的影响，成为四方观念、五行观念的调和与折中，是从“四方”到“五行”的重要转折点。三、 少昊氏立五官与五行之官制度的形成“五行”之制可以追溯到殷商文化。少昊氏立五官一事，被认为是五行观念及其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事件。3.1 少昊氏以鸟名官的制度《左传·昭公十一年》记载了少昊挚氏以鸟名官的制度：“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鸤鸠氏，司马也。鹡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这一制度将每一官守分为五部，以五鸠治民事“鸠民”，以五雉治器用度量“为五工正”。这被认为是殷商文化中“五官”、“五正”之制的重要来源。3.2 “五官”之制的基础：星辰与“五行”“五官”之制源于“星辰”中的“五行”之制。《史记·历书》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建立五行，起消息，正闰余，于是有天地神祇物类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这意味着，以五鸠治民事、以五雉治器用度量，其基础是效法五官之制，即以凤鸟氏、玄鸟氏、伯赵氏、青鸟氏、丹鸟氏等五鸟分司历正和分、至、启、闭。 这种意义上的“五官”，就是后来的“五行之官”。3.3 “五行之官”的具体神祇《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明确记载了“五行之官”：“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史墨的解释还揭示了“三祀”和“二祀”各自独立阶段的演变，为理解五行之官形成的原理提供了线索。四、 “五官”诸神的来历与演变文章详细考察了《左传》中提到的“五官”诸神的来历：句芒 (木神，东方之神): 亦即伏羲“太皞”神，东方太阳神。其名表示万物始生、木草初萌。重为句芒。重 (南正，司天之神): 颛顼之裔。受命司天，主察日月星辰之度数。祝融 (火神，南方之神): 亦即日神，其名表示“能昭明天地”。颛顼之裔，老童之子，太子长琴之父。黎 (火神，颛顼之裔): 高辛氏的火正，受命司地以属民，施行历法，死为火神。亦即祝融。蓐收 (金神，西方之神): 亦即“少昊”神，西方太阳神。刑神，司日之所入。孩为蓐收。孩 (金神，少昊氏之子): 因有金德而托为金神，亦即蓐收，殷之先公。玄冥 (水神，北方之神): 亦即“颛顼”神。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修、熙为玄冥。后土 (土神，中央神): 原是社神、土神、地下幽都之神，后为中央神。共工之裔，亦即黄帝神。句龙为后土。句龙 (土神，共工之裔): 曾为后土。修、熙 (水神): 修为蛇神，南方泽神（“修蛇”）；熙为熊神（“黄熊”）。“修”、“熙”分别象征蛇的绵长和熊的庞大，古人认为熊蛇结合是阴阳和谐的象征。五、 结论：五行之官制度的形成通过对上述诸神的分析，文章揭示了五行之官制度形成的深层逻辑：五正脱胎于四时之祭： 五行之官制度是社稷之祭和四时之祭相结合的产物。《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所祀五正的顺序（木、火、金、水、土） 实际上是春、夏、秋、冬的顺序，与分、至、启、闭四时相对应。少昊氏原将玄鸟、青鸟、丹鸟、伯赵奉为四时之祭的主宰。“少昊氏四叔”（重、孩、修、熙）的组合： 最初是东、西、南、北四神的组合。太皞、少昊、颛顼系统诸神组成的木正、金正、水正、火正： 土正一职曾由火正黎兼任，后由共工氏的社神后土独立出来并加入。正是由于后土的加入，四时之祭才演变为“五正”体系。“三祀”阶段的部落祭祀： 在四时之祭演变为“五正”体系的过程中，存在一个“三祀”的阶段。“三祀”实际上是太皞之祀、少昊之祀、颛顼之祀，是对东夷民族三个最大部落之神的祭祀。这些部落（太皞、少昊、颛顼）主要分布在今山东、河南一带，彼此之间存在交叉关系。“三祀”是部落结合为联盟的产物，由三个部落的分别祭祀组合而成。祭祀系统中的二元底层：“二祀”： 表现为颛顼之祀、共工之祀的结合，以及日神-生神之祀和夜神-死神之祀的结合。“三祀”： 表现为东方太皞（句芒）和西方少昊（蓐收）的对立，实质是春秋两祭、早晚两祭。作者认为，在尧舜时代，授时活动以早晨在东方举行的“寅宵出日”祭典和黄昏在西方举行的“寅鼓纳日”祭典为中心。商代前八王的名号也与这一太阳祭典相关。从早晚两祭到三祀，主要变化是增加了玄冥之祭（即子夜“冥”时祭拜死而复生的太阳）。这发生在颛顼部落中，并与少昊部落的修族、熙族主持玄冥之祭相关，由此产生了熊蛇同体（修蛇、黄熊）的传说。最终结论：五行起源的过程，本质上是不同族群的太阳祭典逐步综合的过程。 这一过程包含以下阶段：一日两祭阶段： 尧舜时代，“寅宵出日”于东方，“寅鼓纳日”于西方。一日三祭阶段： 东夷族各支系组成部落联盟，晨祭太皞，暮祭少昊，子夜“冥”时祭颛顼。四祭阶段： 由少昊族推行，将玄鸟、青鸟、丹鸟、伯赵奉为四时之祭主，或将重、孩、修、熙奉为四方之祭主。五祀阶段： 将共工氏的社稷之祭与东夷族的四时之祭结合起来，加入后土为中央之神，形成五官、五祀之制度。华夏民族的神望数字“五”，既是一个同天文历法相关联的数字，又是一个同社会政治相关联的数字。《管子·五行》所谓“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明确表明五行思想实际上是对上述制度（天时、人位相合为一的制度）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