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有长兄 | 李章合

我哥哥从武汉回高密老家照顾赡养老父亲半年多了。中秋节前，我与妹妹们数次动员哥哥提前回去与家人团圆，可哥哥的态度很坚决：“大大在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望着哥哥新添的皱纹和日增的白发，我既心疼，不安，又增添了更多的敬意。中国有句俗语：“长兄如父。”有人认为：只有父母不在（外出或故世）时，家中的长子挑起了父母的担子，照顾好弟弟妹妹、尽到扶养教育之责，才有资格享用“长兄如父”这个词。其实，现实中许多优秀的长子，不管父母在与不在，都能显示出老大之“范”。他们年轻时协助父母照顾弟弟妹妹、料理日常家务，年长后带头孝老爱亲、主持处理各种家庭关系，这样有担当、有作为的长兄更值得尊重。我的哥哥就是这样的优秀长兄之一。我出生在高密西乡一普普通通的农民家庭，父母养育了哥哥、我和三位妹妹。哥哥比我大两岁，妹妹们从我往后依次小三岁。我刚记事那些年，正是“大跃进”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父亲当村干部顾不上家，家里重活全靠多病的母亲和年少的哥哥干。有一次，才十岁的哥哥帮着母亲到磨屋里的石碾上碾玉米，母亲有事临时回家一趟，哥哥学着母亲的样子，到碾盘上扫玉米面，不懂得人应该跟随在毛驴后面扫，而是站到毛驴前面，被碾砣子把右手压得血肉模糊，痛得昏了过去。幸亏母亲及时赶了来，找人一起把他送到了卫生室，及时包扎救治，才没落下残疾。为了多挣一些工分养家糊口，上高中的哥哥周六下午放学后，就到生产队里干活，常常周日也靠在坡里，干到周日晚上，才爬起来往十五里外的学校赶。路上渴了，就到农田里折根高粱秸，边走边啃。有时因为太困，走着走着就迷糊起来，摔起了跟斗。赶到学校门口，往往已是深夜，大门紧锁，只得翻墙而入，再推开窗子进入宿舍——此时，同学们鼾声如雷，睡得正香。此后的几十年岁月里，哥哥的肩膀越来越宽大，越来越结实，成为了我们的主心骨、顶梁柱。哥哥从小就性格刚烈，正义感极强。且手脚灵活，活泼好动，只要有耍枪玩刀、舞棍弄棒及下湾捞鱼、上树挖鸟的场合就少不了他。他虽然与我年龄相近，但一直是我的“保护神”，谁要敢欺负我，他总会想方设法帮我出气。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同校有个人称“邪头”的男生在放学路上向我索要石笔，我不给，他便一脚踢碎了我背在身后的石板。石板是那个年代的“练习本”，没有它，第二天学习怎么办？我哭着回到家，向父母诉说了事情的原委。哥哥在一旁听到后，二话没说，拔腿就去找那位男生“算帐”。不到一顿饭功夫，哥哥抱着一块崭新的石板返回家。原来，他在街上找到那位男生后，上去就是一顿拳头，光“认错”还不行，还硬拽着比自己个子高半截的那个“邪头”给我另买了一块新石板。倔强的哥哥不曾低下头向别人告饶，有一次却给父亲下跪，替惹了祸的我求情。事情的原委是，我看见语文老师上课一直没有教杆，总用手指在黑板上比来划去，又累又不方便，就心想：我家有支旧的木杆秤，秤杆又直又结实，拆下来给老师当教杆多好？于是，我回家找出那支秤，摘下秤坨，卸掉秤钩、秤盘、提绳……在我手持秤杆模仿老师上课时动作，并为自己的“创意”乐不开支的时候，父亲回家找秤来了。他告诉母亲：“上级拨给咱村烈军属、‘五保户’一批救济粮，我要用秤尽快把粮食分下去。”母亲这里瞅，那里瞧，终于在天井草垛的一角，发现我把秤拆得七零八乱、面目全非，就跟父亲小声说了，还提醒父亲：“你可别发大火啊！”父亲过来一看，怎么忍得住，气得火冒三丈。秤，是农村家庭必备的工具，我家这支秤虽然陈旧，但它已使用了几十年，是上辈人留下来的“传家宝”。当时我光知道“做好事”，哪里清楚这支秤的真“分量”！“小狗日的，看你以后还敢遭踏家什不？”父亲顺手抄起一根烧火棍，追着我就要打屁股。哥哥见状，“扑通”一声，跪在了父亲跟前，双手抱住父亲的太腿，哭着哀告说：“大大……你别打弟弟呀……他不是故意的……他是为了给老师做教杆，才把秤祸害了……”他还对父亲说：“大大……你急着用秤不要紧，我先到邻亲家借一支不就行了吗。”父亲弄清了我拆秤杆的原因，见哥哥还一个劲儿为我求情，火气也就慢慢消了。哥哥与爷爷的感情最深。他是爷爷宠爱有加、相依为命的好长孙。我爷爷旧社会常年给地主打长工，期间得了眼疾没条件治疗而视力大减。1945年，八路军来了，我奶奶义无反顾参加革命。1947年，奶奶在组织妇女开展“支前”行动中被国民党“还乡团”捉住残害。爷爷汗水伴泪水，将三儿三女一步步拉扯成人。1953年，我父母结婚，次年哥哥出生。长子添长孙，本是天大的喜事，但因哥哥月窝里缺营养，免疫力低，致使黄疸不退，出现高烧、嗜睡、皮肤起泡等症状。爷爷连急带愁，眼疾加重，半年后就双目失明了。哥哥学会走路的第二年，就成了爷爷的“眼睛”、“拐杖”及“领路人”。他除牵手领爷爷出门晒太阳外，还经常领爷爷到大街上听人说书唱戏。晚上怕老人寂寞，就带我一同陪爷爷睡觉。冬天，哥哥教我点柴烧炕，争着把爷爷的脚抱在各自胸前为其取暖；夏天，与我轮流给爷爷扇扇子、驱蚊虫。有年麦收期间的一个夜晚，我们刚要陪爷爷躺下睡觉，忽然听爷爷问了一声：“你弟兄俩没上眼看看，这几天杏子熟了没有？”我俩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知乍回答。因为杏子熟是熟了，不过父母整天叫麦收忙得要命，加上钱攥得紧，那还捞着买个杏子吃？还是哥哥脑瓜转的快，他趴在我耳边轻声说：“听出来没有？咱爷爷想吃杏子了。走，出去弄去！”那天夜里下大雨，电闪雷鸣，我跟哥哥摸索着来到学校东邻一户人家的后园旁，哥哥让我在外边望风，他翻身越墙，很快爬到一棵杏树上，不一会就摘了满满两上衣口袋杏子。我俩象淋湿的猴子，一蹓小跑蹿回家，先脱掉湿漉漉的衣裳，再一头钻进被窝，拱到爷爷两个耳边。哥哥挑出一个软乎点的杏子塞进爷爷嘴里：“爷爷，你尝尝。”爷爷朦朦胧胧的边吃边问：“这是啥？这是啥？”哥哥说：“爷爷，杏子，吃吧！”爷爷又问：“大半夜的，哪里弄来的？”哥哥说，你别管了，吃就中。”爷爷咬了一口：“刚有甜滋味，还没大熟透。不是出去偷的吧？”哥哥连声说：“不是，不是！”事后想想，爷爷当时肯定知道是晚上出去摘了人家的，觉得俩孙子出于一片孝心，就没给点破，只是半喜半嗔的说：“半夜三更的，以后可别出去做大业了。”那晚上，我第一次在墙外见到黄鼠狼，那场景至今想起来还让人汗毛直竖。我十二岁那年，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谁也没料到，这场运动会波及到我的家庭。是哥哥展现出的血气方刚与缕缕温情，挽救了我这个濒临破碎的家庭，而我在此期间一次“意外”出格的表现，则让自己蒙羞一世，惭愧终生。那是一天上午，学校突然接到通知：全体师生紧急集合，参加村里召开的批斗大会。开始，我认为还像以往那样，是批斗村里的“四类分子”。可到会场后才发现，台子上方悬挂的横幅上赫然写着一行大字标语：批斗“走资派”李乐华群众大会。我顿时懵了！李乐华，我敬爱的父亲！他十四岁担任儿童团长，二十岁担任村民兵连长，三十岁担任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与决心从未动摇，怎么突然就变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呢？我把目光投向了哥哥，哥哥也回过头看了看我。在我俩惊诧愕然、困惑不解之时，班主任董老师拿着一张纸条走到我跟前，极不情愿地对我说:“这是会议口号，待会你来领着同学们呼喊。”我接过仔细一看，原来是:“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打倒谭启龙，打倒黑郝清!打倒孙福利，打倒李子平！打倒李乐华，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名字我们早知道，这是中央号召要打倒的头号、二号“走资派”。谭启龙是省委书记，郝清是县委书记，孙福利是公社党委书记。这些“书记”有的我连名字还叫不上来，至于犯了什么错误和罪行就更不清楚了。李子平，我了解，他是工作片（几个村组成）党总支书记兼我们村党支部书记，也是我李家远房一位爷爷，人家本来是公社脱产干部，为了改变农村面貌才要求回基层任职的。不久前，被邻村造反派拖去“批斗”，突发脑溢血去逝了。人不在了，还要被“打倒”？！再想想我父亲，本是一位苦大仇深、对党忠心耿耿的人，要说工作中有缺点错误是可能的，指定他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罪人，打死我也不会相信！我找到董老师推辞，董老师也面露难色，说:“我也觉得这作法不近人情，哪有儿子带头喊口号打倒父亲的。可造反派发下话了，非让你领喊不可。"我问:“这是为什么?”董老师小心翼翼地对我说:“那帮人给的理由很简单，说因为你当班长，实际上他们骨子里想得啥，痴巴也能猜出来。”我与董老师正悄声交涉，大会主持人、也就是那位造反派头头突然拉着长腔宣布:“批斗大会现在开始!”然后朝后台命令道:“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李乐华押上台来!”话音未落，父亲被五花大绑，由两名“民兵”架着双臂，连拽带推押到了台子中央。父亲头上戴着一顶两米多高的大纸帽子，胸前挂着一块把名字打上红叉的木牌子，两眼放射出既冤屈又愤恨的目光。这时，校长根据造反派头头提前安排的流程，示意我抓紧领喊口号，我只好像木偶一样照本宣科。开头，我大声喊一句，同学们跟着大声喊一句，当喊至“打倒李乐华”时，我的声音弱了，同学们的声音也小了。这时，我悄悄瞅了瞅周围，看到比我高两级的哥哥站在学生队伍里怒目圆睁，两眼恶狠狠地蹬着我，看那表情恨不得把我一口吃了才解气。批斗大会的第一项内容，是让我父亲做检讨。主持大会的造反派头头怪声怪气地说:“李乐华，你这个走资派，今天当着贫下中农的面，你要老老实实交代自己的罪行!”我父亲无所畏惧，他大义凛然地说:“除了修峽山水库，在工地上我揍过两个逃活的民工，再就是，我踹过到一个坡里偷麦子妇女的竹筐，其它想不起我有啥错误，更没犯什么罪行。”造反派头头恼羞成怒，示意台上两个“民兵”给我父亲“施以重刑”。造反派找的这两个“民兵”，实际上就是父亲“检讨”中提到的在修水库时挨过揍的那两个逃活的“懒皮蹓子”。他们嘴里嘟囔着，一个说:“李乐华，想不到你也有今日！”另一个说:“看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两人凶神恶煞般将我父亲双臂从身后使劲往上一抬，用膝盖往我父亲腿部一顶，父亲身体重心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瞬间跪在了地上。接着，批斗大会进入第二项议程:检举、揭发我父亲的“滔天罪行”。因偷麦子被我父亲踹过竹筐的那个妇女连哭带叫地跳上台，先是破口大骂:“李乐华，你这个畜生!我偷麦子是因为挨饿，偷的也是集体的，你抓到我把麦子没收充公也就罢了，还给我踹了竹筐！人家说你娘死得比泰山还重。呸!我看死得轻于鸿毛！”说着，朝父亲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看到这种情景，我哥哥再也忍不住了，他从学生队伍里跑出来，一个箭步冲上台，缀住父亲胸前挂着的木牌子就往下扯。父亲的发小、我族内一位二爷爷也挺身而出，只见他从台子旁边一跃跳到台子中央，双手抓住父亲戴的大纸帽子，一把掷在地上，接着用脚使劲跺了起来。台上台下顿时惊呆了，空气瞬间象凝固了一般。数秒后，造反派们才反应过来，他们脑羞成怒，以“反革命"、“保皇狗”等罪名，电话报告了县公安局。公安局来人一问，我那位二爷爷参加过抗美援朝，是立过战功的三等残废军人，我哥哥年龄不足十四岁，两人都不符合立案条件，只是训斥“教育”一番了事。那天中午，我无脸面也无胆量回家吃饭，独自一人坐在教室里流泪，懊恼、委曲、自责……心如滴血，五味杂陈。一个小时后，哥哥走进我们班教室，他没朝我发脾气，还给我送来了午饭。我一下扑在哥哥怀里，“呜呜”地哭出声来，並向哥哥发誓说：“哥哥，往后他们割去我脑袋，我也不会再领头喊打倒父亲的口号了！”傍晚放学后，哥哥见我在家门口徘徊，就上来牵住我一只手说：“还犹豫啥，回家吧。”我跟在哥哥身后，怯生生的走进屋门。原认为父亲不会再认我这个儿子了，谁知父亲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竟是：“你们都该做饭做饭，该吃饭吃饭吧。”责怪我的话一句也没说。母亲十分难过的告诉我哥俩：上午的批斗会散伙后，造反派没让父亲回家，下午又在大队院子里开了一个只让少数人参加的批斗会，还说：“明天不让你大大干别的了，要拉到集市上`游街'示众”。我仔细打量了一下父亲：父亲坐在东屋炕沿上，两眼直直的望着屋笆，脸被画成了小丑，胸前的白衬衫写上了打红叉的名字。母亲不堪这突来的羞辱与打击，心脏病复发，饭也顾不上做了，一头倒在西屋炕上，蜷缩着，呻吟着。我们姊妹五人见状，六神无主，哭成一团。半夜时分，母亲胸口越来越难受，疼得在炕上直打滚。邻居们听说后纷纷赶来了。我那位二爷爷还叫来了一位“赤脚医生”。医生检查后马上做出了诊断：“可能心肌梗塞！在家这样耗着会要命。赶紧上医院！”大家迅速借来一辆独轮车，并摘下我家两扇木门做平台，又用被单、棉槐树条子搭建起一个车载“帐篷”，两位邻居加“赤脚”医生三人轮流推着这临时拼凑起的特殊“救护车”，朝三十里外的柴沟卫生院直奔而去。按说，我们村有人生病应去井沟公社本地卫生院治疗，不光因为距离近，还实行统一合作医疗，办手续也方便，但父亲执意不肯，非要舍近求远去柴沟卫生院。他的理由是：“在公社本地医院治疗，医生护士都熟悉，一听是`走资派'的老婆，谁还敢拿出真心好好治？”又说：“柴沟医院离孩子姥娘家近，前后也就三四里路，照顾起来方便。”哥哥起初争着要去医院陪护母亲，父亲也坚决不应。他说：“你娘上医院，我明日去游街，你爷爷和你弟弟妹妹在家谁照顾？”最后只能让九岁的大妹妹跟随“帐篷救护车”去医院伺候母亲。送走病重的母亲，父亲重新回到屋里。“老天爷，你这要逼我走绝路啊！”这位从不掉泪的硬汉子这时呜呜呜的哭出了声。那声音是那样的沉闷、凄凉、伤感，又是那样的撕裂、无助、揪心！黎明时分，公鸡叫了。往日里，父亲会早早起床，或到村里转转，或到坡里走走，开启一天新的工作和生活。今天，他躺在炕上起不来了。自己头天连续挨了批斗，低头、弯腰、坐“喷气式”，受尽了折磨，天亮还要被拉到集市上游街；妻子夜里患病拉进了医院，生死未卜；家中老的老，少的少，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突然，父亲含泪把哥哥叫到眼前，一字一句地说：“儿子，你是家中的老大，有几件事情我嘱咐你一下……”哥哥一听父亲的语气像“交代后事”，就竭斯底里的喊道：“大大你要说啥？我不听，我什么也不想听！”说完，泣不成声。住了一会，哥哥找来一根毛巾，先帮父亲擦去眼泪，接着又把父亲脸上的油彩一点点抹去，然后头贴着父亲的头说：“大大，枪林弹雨您都过来了，难道今天真草鸡了？！你别愁，也别怕，不要紧，天塌下来由我顶着！我就不相信这个运动沒有个头，我也不相信国家会让好人冤屈到底！”。也许是哥哥的话语触动了父亲的心灵，也许父亲不屈不挠的志气本来就没有完全消失，他打掉了轻生的念头，精神重新振作起来。多年后，我以《灵魂深处的自我救赎》为题，写过一篇文章，其中回忆了我家在那场运动中的坎坷遭遇，叙述了自己在那场运动中的不堪表现，真诚表达了对父亲的愧疚之情。哥哥知道了说啥也不让发表，他说，“那是个特殊年代。那场运动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运动中出现一些过火行为，也有着历史和社会多方面的原因。再说，你那时年龄不大，也是被逼无奈。”父亲也帮衬：“你哥哥说得对。都是过去的事了，该放下的就放下。”听到这些暖心的话语，我的心理负担才日渐减轻。1974年12月至1976年，哥哥与我先后参军入伍。与家乡的距离远了，但哥哥的心与我们贴得更近了。他把为父母排忧解难当做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把为姊妹们付出奉献看作是最大的快乐。那些年电话不普及，我们与家里的联系方式主要靠书信。哥哥“每周一信”坚持了二十年！他关心的重点问题主要有三项：一是母亲的身体怎么样；二是父亲当干部得罪没得罪人；三是妹妹们学习成绩如何？刚当兵那些年，哥哥每月领取不到十元津贴费（第一年每月津贴费六元），他除留下一两元购买牙膏、肥皂等必需品外，其余全部寄回来贴补家用。在他的带动下，我除把大部分津贴费寄给父母外，还把报刊、电台发给我的稿酬积攒起来寄到家里，帮父母应付不时之需。哥哥能吃苦，不怕累，人又机灵，所以在部队成长进步极快。当兵第四年就提干当了排长，后来又从排长、副指导员、指导员一直晋升到军后勤部直政处干事、副处长、处长。2000年12月转业到武汉市纪检监察部门工作。2015年光荣退休。哥哥退休后每年两次回老家照顾赡养老父亲。每次一住就是两个月。他说：“母亲生病卧床十几年，那时我在外地当兵、上班顾不上，直到去逝也没在跟前好好伺候伺候。现在父亲年龄大了，越来越需要人照顾，我多出点力，尽尽长子之责是应该的。其实，母亲在世时，哥哥虽然没直接出力气，可操心花钱并不少。母亲每次的住院治疗费用，哥哥自己就承担了一多半。今年，父亲88岁了，哥哥已在老家照顾了半年多。为了拉父亲走亲访友、外出旅游方便，哥哥专门买了一辆二手小汽车。我们姊妹们凑了钱给他，他说啥也不收。眼下，我和妹妹们对哥哥的感恩仅次于父亲，我们对哥哥的感情也己超出了通常意义上的兄弟情、兄妹情。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我周围的很多家庭，包括我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很难体验“家有长兄”“家有大姐”的情味。现在政策调整了，国家鼓励生二胎，又放开了三胎生育指标，我祈愿“家有长兄”“家有大姐”的时代再次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