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的1942

　　几年了都和雪擦肩而过,这次返回故园,竟有缘看到落雪。大片大片的雪花,编织着雪的国,粉妆玉砌的世界让人遗忘太多的不快、伤感与茫然。那悠远的咯吱咯吱的声音分明响在脚下,雪线延伸至田野,慷慨的为丰年埋下伏笔。在雪里走走,任玉蝶在脸颊翩翩,那些关于雪的记忆若隐若现。雪梦重圆,这是故乡冬日的一份重礼! 　　 　　晚，我躺在床上,能听到自己粗重的喘气。我看到两个我昼夜木马一样旋转,一个尚逗留在南疆物欲商海,一个在故园雪国里重返质朴。娘的咳嗽声敲打我善感的心灵,使我脆弱得如同一个孩子。我决定送娘到医院去,做最后的诊治,也尽做儿女的最后努力。我开车移在乡村道上,别克象是一只黑色的滑板。好象又要落雪了。 　　 　　娘走路已很困难,三年前给她买的轮椅,除了她在广州的那三个月外,很少使用。八十寿诞过后,娘搬入新居，此后再没下过床。最让人欣慰的就是娘偶尔坐起来,仅坐几分钟,已让家人欣喜不已。送娘下楼,四姐夫说,我来抱吧。我还没反应过来,他已抱起我娘。他高大的背影后,跟随一溜感动的目光。 　　 　　在医院，我才有机会听到母亲讲尘封的往事，她结结巴巴陈述,大姐补充,把病房变成了发酵往事的作坊。 　　 　　我终于可以还原母亲的1942。 　　 　　我姥爷是村公所的帐房,算盘打得好,人称郭算子。同年姥爷推着红色的独轮车,向山西临汾方向走。车上坐着9岁的母亲和4岁的成舅。我姥姥穿着裙子,路平坦了才上车坐坐。他们沿路见饿殍遍地,树皮光光,蓬头垢面的灾民捋了把柳叶艰难吃了几口,便瓶子一样怦然倒地,再不起身。 　　 　　我姥爷进入山西境界已饿得没有力气,一路沿讨,纵神算子也算不出死神的距离。在临汾我姥姥忍痛卖了她珍爱的绣有鸳鸯戏水的紫色旗袍,换回了两坨玉米窝头,让我娘和舅吃。四岁的舅吃得津津有味。娘吃前捌了三瓣,给姥姥姥爷一瓣。我姥爷佯装放在嘴里,其实放进长衫大褂口袋,回头看娘仨香甜咀嚼,不由咂了咂嘴。 　　 　　我姥爷把最后一块黄馍给妹弟俩分吃完,和姥姥连沿讨的力气都没了。他把独轮车孤独地倾在路边,和姥姥一起大口喘气。我娘穿着青花布衣,脏得已看不出花色。我娘嘱咐弟听话,姥姥姥爷没反应过来,就眼神坚决地在暮色中往邻近村里走。狗也饿,叫起来少气无力。见了生人象征性吠几声就寻食去了。一户人间亮着灯。 　　 　　娘推开木门,对坐在煤油灯下吓一跳的老妇虚弱地说,大娘,俺饿。大娘叹了口气,说妮儿你是逃荒的吧。娘点头。大娘掀开锅盖,笼屉上有五六个包子,红薯皮做的。她拿出两个给娘,说妮儿你吃个饱饭吧。娘狼吞虎咽地吃完,噎得翻白眼。吃完喝瓢水娘呆着,大娘说妮儿你咋不走嘞。娘说俺弟俺爹俺娘在外也饿着呢! 　　 　　娘口舌不清地讲到这里,昏浊的眼涌动着亮光。她说,好人啊。人家叹口气,把篦子上的包子全拿光了,让我用青布衣兜走了。后来年景好了,我跟你爹去山西找人家报恩,那老太太早死了,说最后也是饿死了。起初她不给咱恁多红薯面包子,兴许还活得好好的。人家几个包子,救了咱一家四口的命,一辈子忘不掉啊! 　　 　　淹三年,旱三年,蚂蚱吃三年。我姥爷用十一个字形容那个饥馑年代。长期逃荒、饥饿、水土不服,让背井离乡的灾民面有菜色,深陷恐惧。娘说,出去的人都饿得不成人形。她伸出枣树皮一样的手说。娘的手指比常人短了一成,那是1942留给她的痛楚回忆。她永远记得兜着六个包子雀跃飞向我姥姥姥爷的情景,一生慰藉。 　　 　　当我问娘有没有见过鬼子时,娘的神情有些凝重。小儿你说的是日本兵吧,咋没见过。也是逃荒那年,在路上听说河边有日本兵在洗澡,很多人偷偷扒开芦苇荡去瞅。我趁你姥爷没注意,也跟过去瞅。八匹骡子拉着门大炮。日本兵用军刀杀西瓜,一人抢一块,咬个瓜尖儿就抛洒了。他们一往苇子丛瞅,我们都跑得丢了魂儿。 　　 　　逃荒归来,大水退去。土砌的房子轰然倒塌。村公所已不复存在,成群的麻雀在残垣断壁间盘旋。我姥爷对算盘一度散发的天赋已郭郎才尽。络腮胡统一了八字胡,疙瘩小毡帽已和脑袋不再浑然一体。他开始亲近土地,深秋收获他人生第一斗谷子,我年轻的姥爷抱着泛着清香土地味道的一斗谷子,长跪土地,泪流满面。　　 　　在母亲叙述中,姥爷在我心中的印象慢慢丰满起来。结合大姐的补充,我把有关姥爷的片断粘连起来。郭桥,民国元年生人,上过洋学堂,信天主教,做过洋学堂老师、村公所会计,写一手飘逸的瘦金体字,人清瘦如狼毫。喜着黑色长衫,平素寡言。讲起天堂福音,滔滔不绝。我姥姥年年供老天爷,我姥爷年年撕去,换上耶酥像!　　 　　姥姥坐在独轮车上,纳着千层底,恬静的晨光笼着她红润的脸;我娘拉着我成舅在悠长的胡同玩耍,风车转悠他疯长的童年;我姥爷叼着烟斗立在金黄的麦浪里,任季风把黑衫吹得山响。从此,我姥爷每餐吃到馒头,总习惯性地用另一只五根儿竹节似的手接着碎屑,即使吃烤红薯,从不剥皮,哪怕剩一根薯尾巴,也会毫不犹豫放进嘴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