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婪在左，死亡在右(四）

2009年至今，美国生物技术前后经历了三个方向的浪潮：ADC进入规模商业化时代、抗体药进入双抗时代、基因细胞治疗浪潮掀起。沉淀并且完成蜕变的只有2018年IPO的莫德纳和2019年IPO的德国生物制药公司两家荣获“天机”的mRNA企业，以及拥有重磅产品，于2017年 IPO的ARGX公司。所谓汝之蜜糖，彼之砒霜。之于刚刚成长起来的中国生物技术行业，这十年却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艰难的成长历程。过去十年中，资本与生物技术公司都被宠坏了。资本从来没有这么便宜过。一级市场往往倾向于能够快速IPO的公司，这与一个能够创造巨大临床价值的生物科技公司的商业计划相矛盾。生物技术是真正能诠释时间价值的赛道，这一特性也赋能了投资的高门槛。现实是，千万别把不正常的时代当成了正常时代，更不要幻想在不久的将来资本市场会重回几年前的状态。当资本的闸门关上，政策的堤口提高，行业开始出现惨烈的“踩踏”现象：企业为了自救不得不砍掉同质化大三期临床，资本落荒而逃。中国的创新药企必须经历凤凰涅槃的过程，将人才的资源、资金的资源、临床的资源等等生产要素配置到合适的企业，才可能完成新阶段的跨越。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必然会经历类似的过程。整个行业并不会发生衰退，但个体公司一定会，甚至是符合一类筛选标准的公司。中国的生物科技公司或许已经进入其中了。2022年以来砍管线、裁员已经是常态化操作，CXO和生物科技公司的双向互转。接下来，那些产品缺乏创新，开发进度严重滞后，销售业绩严重不达预期或者与事先吹出的“泡泡”相距甚远的公司，必然将走向衰亡之路。因为生物科技公司产品开发时间过长，在产品进入开发阶段时也许还有“创新性”这块遮羞布；但开发过程中若执行力不强，或者遇到意外的困难，导致进度落后，即使原本创新性足够的产品后来也会被越来越多的竞争对手赶上。如果有的公司为了差异化而差异化，设计出的产品更多是“作用机制的不同”，而不是“疗效和安全性的优异”，最终临床并不会买单，导致商业化失败。现在，一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已经达成了共识：快速淘汰“该死”公司，将资源还给市场。在生物科技行业中，从创立阶段开始，经过几轮融资，甚至在IPO之后，总会有一定比例的公司无法从一个阶段过渡到下一个阶段。这本身就是个适者生存的游戏。公司的IPO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一级和二级市场投资人各自承担的筛选标准和责任并不全然相同。一级市场的筛选责任是将资源优化配置给技术平台拥有真正创新性的企业，产品立项潜在的将会满足真正未满足临床需求的企业，创始团队具有很强的创业决心和药物开发经验的企业。而二级市场的筛选责任是将资源优化配置给产品数据已经相对清晰，甚至体现出强烈的成长性的销售业绩的生物科技公司。在现有的18A和科创板上市标准下，已经IPO的生物科技公司，其产品必须具有以上二者特点其中一个，甚至二者兼具。如果在一级市场的筛选已经完成后，二级市场的以上要求没有达到，应该说一级的筛选是不成功的。但现实情况中，常常是在一级和二级的选择时间点之间的空档，也就是优秀的团队以创新的技术平台，聚焦了真实的临床需求，但由于生物科技公司本身的高度不确定性，也有可能最后没能做出具有优异数据的产品，导致产品无法上市或者销售不理想。一级和二级市场的筛选机制都有不完美之处，但最后都会由二级市场的投资者承担其结果。当资本走向完全市场化的过程，生物科技公司更要对“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清晰地认知。周期下行带来的不应只有痛苦，更要有成长。首先明确长周期行业要有更长的前瞻性预见性，其次是有前瞻性预见性也要有执行力。所谓“监管意义上的创新药”和“满足真正临床刚需的科学意义上的创新药”是两回事。过往5年有太多的前者自认为是后者。而前者势必被淘汰，后者才会被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