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师范生 | 贡发芹

我是师范生，此生无奈无悔无愧！很多人为我抱屈，当初要是不上中等师范学校，肯定会有很大发展。我也长时间这么认为，但经历过许多是是非非之后，仔细考量，觉得此话并不全对，当时读中等师范无选择。父亲是也是师范生，16岁才读书，后来考取安徽省嘉山师范初师班，1961年毕业分配回嘉山县旧县乡（后更名为旧县公社，即今明光市女山湖镇）女山小学任教，3年后，国家精简职工，父亲被下放回旧县公社山东大队杨套小队务农，边务农边教耕读学校。文革全面复课后，缺少师资，父亲被山北大队推荐为杨套学校民办教师，直到近20年后，经我多方努力才转为公办，还算欣慰，得以安享晚年，衣食无忧，也是我们做子女的福气。在我记忆当中，父亲很少笑过。难怪，在那样的艰难时代，他和母亲那时在农村养育了6个子女，大集体时年年透支，家中一贫如洗，生活负担太沉太重，压得他喘不过气来，哪还会有好心情？我从小体质较弱，7岁时开始读书，没几天就因病辍学。3年后我病愈，父亲无力全部供养我们兄妹上学，就让我给生产队放牛，每年挣180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一年所挣工分的五分之三。当时上学靠推荐，因我舅舅是富农，属于四类分子，沾上这种所谓不好的社会关系，不可能推荐我，在知识无用论盛行的文革后期，父亲看不到读书的用途和希望，对我们读不读书，已失去信心。再则，我当时年龄已大，已错过了上学时间。第三年，父亲继续让我放牛，我放了个把月，坚决不肯再放牛。那时父亲教四年级，我就拿父亲的教本径自到班里听课。父亲开始不同意，后来经同事劝说才勉强允许我上学，但要求我一要跟得上班，二要把打猪草、喂猪、烧刷、挑水等家务事全包下来，当时只要能读书，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于是，父亲将牛交给二弟和三弟去放了，他们两人一天放牛，一天上学。我六七岁时就会速算，有人开始不相信，就多次请来周边大队珠算水平超常的会计用算盘与我口算比赛，结果都败在我口下，于是当地人都传我为神童，其实都是因为我平时好问和喜欢琢磨而已。读书期间，我的数学成绩一直名列学校第一，在大队戴帽子学校上初中时，数学竞赛获苏巷区第二，别人都说我是抄人家的，但每个公社设两个考场，况且我是在邵岗中学考场参加竞赛考试的，全公社第一，难道我是抄第二名得第一的吗？于是我便做起了数学家的梦。然而，好梦刚开始就破灭了。初一生了一场病，半年没上学；初二又生了一场病，又是半年没上学。但我仍然能够跟着上课，老师和同学都认为是奇迹。父亲也开始转变观念，全力支持我们读书，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文革期间，嘉山县在津浦线卞庄火车站南边的荒山上开办了一所社来社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嘉山县五七大学，学生均来自于社会推荐，1977恢复高考制度后停止招生，次年更名为安徽省嘉山师范学校，属于一所公办中等专业师范学校，面向社会招收初中毕业生，培养农村小学师资力量，这是当时国家一项英明决策，优先发展中等师范教育，大量扩招师范生，解决农村师资匮乏矛盾。当年，我所在的邵岗公社纪能文（现为厦门大学博士、马耳他孔子学院院长）考取了该校，是恢复中高考制度后全公社第一个初中中专生，一度引起轰动。我刚读初二时，二弟生病，在邻乡卫生院住院，我去接二弟出院时，父亲在穿过邵岗北边的村庄闫岗时跟我说：“纪能文考取师范了，你要是能考取师范就好了！”我说：“我在大队学校念书，恐怕有危险，要是转到公社中学念书，我一定能考取。”父亲见我很有信心和决心，就说：“好，我来想办法！”不久，父亲找到我老姑父的哥哥帮忙，他是苏巷区委副书记，把我转到苏巷中学就读初三。幸好这一年身体无恙，得以平安无事，全力以赴投入学习。我中考得较为理想，但父亲对我能否“金榜题名”，依然很担心。暑假一天，我和父亲借邻居板车到邵岗供销社买化肥，刚到街上，就听说中考分数下来了，邵岗中学考得非常好，有7人达中专线，苏巷中学只考取一人，父亲去打听考取的一人是谁，没有结果。父亲回来说：“苏巷中学只考取一人，你就怕没有希望。”我当然也非常担心，但我仍旧坚持说：“爸，你放心，那一个人肯定是我！”我提议化肥不买了，到苏巷看分数，父亲当即赞同。当时邵岗一天只有两班客车，上午一班早返回明光了，下午一班3点多钟才能来。我主动去拦了一辆运化肥汽车，告诉司机，我考取中专了，要到苏巷看分数，司机很爽快地捎上了我。车子在沙石路上颠簸，我的心情也随之一上一下，忐忑不安，那一个人是我吗？要不是我怎么办？一定是我！我没有失败的资本，我只能成功，我不成功，对父母，对我自己一生都无法交代。车到苏巷医院门口时，我多远看见班主任桑老师，我赶忙叫司机停车，没来得及说声“谢谢”就奔向桑老师：“桑老师，苏巷中学就……就考……取一……一人，是我……我吗？”因激动、担心、害怕，我结结巴巴，语无伦次。“就是你！我正准备下午派人通知你呢。”桑老师一脸笑容，我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当时，我特别想怒吼一声：苍天呀，你终于没有辜负我！但我还是抑制住了自己。我谢过桑老师，赶忙跑到苏巷南边村庄场里二姨家，我在苏巷读书就住在二姨家的，我要告诉二姨、二姨夫，我考取了。在二姨家吃过午饭，我立马赶到苏巷等车，下午3点多钟，我兴高采烈回到邵岗，父亲一个人仍然坐在邵岗供销社门前树下等我，他看我高兴的样子，已猜到了几分，但还是焦急地问道：“可是你？”“就是我！就是我!苏巷就考取我一个！”得到我的肯定回答后，父亲大声笑了，这是我很少见到过的。多年后我回想当年的情景，我始终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天是三伏盛夏，极度高温天气，父亲一个人中午在激切地等待五六个小时，那是一个多么漫长的等待啊，那可是一个有许多盼望的苦苦等待啊，这有可能是父亲一生中感觉最长的等待，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时光。上师范需要体检，但家中没有钱支付体检费，父亲一筹莫展，急得团团转。当时乡下种薄荷，庄子上只有一口熬薄荷的锅，村民正在排队熬薄荷，排到我们家还需要几天，父亲就去找排在我们之前的人家一家一家商量，让我们家先熬，好卖钱给我体检，村民听说我考取了，都非常支持，但我的心里酸溜溜的。填报志愿时，我却犹豫起来，原因是有一个熟人家小孩比我分数高一些，他填了滁州中学，那时滁州中学是安徽省重点中学，据说上了滁州中学都能考取大学，只有滁州中学与中专同一批录取，中专录取后，才轮到嘉山中学（今明光中学，现为安徽省示范中学），我是多么想读高中上大学啊，你想，要是考取北大、清华，那该有多风光啊，命运该有多辉煌呀！但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师范。父亲当时见我迟疑不决，就说：“你如果想念重点高中，我们再苦也支持你。”我了解父亲的苦衷，不过他这话并非发自内心，而是言不由衷，因为他两年前与我的对话，给我印象太深了。父亲压力太大，他希望我能跳出农门，早一点出来工作，好减轻他的一点负担，我非常理解他的无奈。我于是问什么最省钱，父亲说师范最省钱，不要交学费，还发给生活费，招生人数最多，没有落选危险。我说那就填师范吧，父亲说好，于是他长期愁云密布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苦涩的微笑。要知道，那个时代，上师范也是捧上铁饭碗呀，即使是中等师范，人生也会因此发生质的改变啊。殊不知这一选择是父亲和我一生共同的遗憾和痛楚，后来我为改变现状付出了巨大努力，始终处在艰难奋进之中，这一切都与当初的无奈选择有着密切关联。开学了，父亲将家中唯一的一头生猪拉到食品站卖了五级，得款50多元，用于给我置办一些衣物。 师范三年中，我又因生了两次病，半年没上学，除了实习半年，实实在在只读了两年书。毕业时同学们互相馈赠礼品，一个笔记本1.5元，50个同学，我需要70多元钱，我提前写了三份信给父亲，父亲在我临毕业两个星期前才寄给我6元钱，这是他当时一个月的民师津贴，拿到汇单我心里不是滋味，但我想父亲一定尽力了。怎么办呢？别人赠送我礼品，我不能不回赠呀。我陷入矛盾之中，苦恼万分，经常夜不能寐。有一天，我看一个同学从笔记本里撕下一张纸记东西，受到启发，就把别人赠送我的笔记本第一页撕下来，再写上赠言，签上我的名字赠送给另外一个同学，后来，我发现别人也有这么做的，但谁也没有点破，毕竟这实在是无奈之举，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这样的情况下，我可以上高中、考大学吗？钱从哪来？我的体质能承受得了吗？冷静想一想，家贫体弱，我上师范虽然无奈，也是别无选择。人生的发展是要受到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制约的，那个时代，中国注定有许多人的聪明才智得不到施展，我还算幸运。曾有人说，中国未来在教育，教育的希望在教师。就农村教育而言，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80年代中期，教育基本依靠的是民办教师，8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10年代中期，农村初等义务教育主要依靠中等师范生，本世纪1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才真正面向全社会选聘大学生为教师。进入21世纪后，中等师范学校在中国已基本上不存在，中等师范教育是中国教育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中等师范生在中国当代教育进程中承先启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有一代师范生二三十年的默默奉献，中国农村基础教育才真正走上良性循环正轨，扫除文盲，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师范生功不可没。我作为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的师范生，应当自豪才对，伟人毛泽东，不就是师范生吗？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不也是师范生吗？师范生也能成就大事业，上了师范并不代表对社会没有贡献，并不代表自己彻底失去发展机会，一切皆有可能，道路自己选择，机遇靠自己把握，命运靠自己主宰。只要努力了，只要尽力了，即使此生不成功，也没有什么可以后悔的！我是中等师范生，此生无奈无悔无愧！我们的芳华已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共和国的教育事业，我渴望社会尊重、理解、记得我们这一师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