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来想去，这个问题似乎得问日本人。

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观能动性经纪人制度，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就有了。艺术家通过经纪人跟作品买主谈合同，这样他就不用直接在某个雇主手下工作。今天给这家干，合同完了就可以给别家干，没有情感瓜葛不带走一片云彩。你只能通过合同限制我，我也只对合同忠诚，这就给了我极大的自由度。所以经纪人制度的意义并不仅仅是让人能够专注工作而不必管钱，甚至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经纪人都不重要，而在于它给了人自由和独立！这就好比《罗辑思维》爱说的“随时插拔，自由协作”。其实“agency”这个词，除了“代理”之外，在社会学上更有一个“能动性”的意思。有一个理论认为如果你的行为是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清醒决定的，而不是受什么东西影响的，你就是一个“能动者（agent）”，你就有agency。而这个agency对各人来说有强有弱。那些agency强的人，更喜欢独立行事，愿意自己选择和决定，非常自信，认为自己可以掌控生活，不需要别人领导，而且遇到困难能坚持到底不放弃。换句话说，他们就是不服管的人，是拒绝被生活安置的人，特立独行的人。这背后的理论有很多说道儿，现在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可以了：有研究发现[5]，那些热爱竞争和创新的人，都有点强agency。就连小孩都是如此。有人做实验，给一群小孩纸和颜料让他们画画 — 对一部分小孩说这是一个比赛，对另一部分小孩说这只是随便画画。结果可想而知，总体上“比赛组”的小孩画的更好，但其中有一个细节！有agency的孩子，得知这是比赛能表现的更好。没有agency的孩子，得知是比赛会表现的更差。这有点像中国人以前爱说的“发挥主观能动性”，看来是有能动性的人热爱竞争，没有能动性的人害怕竞争。可是到底谁家孩子有能动性？Agency是天生的吗？很可能不是。1990年代，东西德国刚刚统一不久，有人拿柏林墙两侧的小学生做了个调研[6]。结果发现在东柏林长大的这些孩子，明显不如在西柏林长大的孩子有agency。我们可以想想这个研究。本来都是同样一群人，基因上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因为历史上的偶然原因被分成两类，一墙之隔接受不同的教育。结果在资本主义德国长大的这些西柏林的孩子，比在社会主义德国长大的东柏林的孩子更相信自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一直现在还有人拿柏林的德国人做这种对东德高级黑的研究。2015年的一个研究[7]招募柏林市民做游戏，实际目的是想测试什么人更爱作弊撒谎，结果发现“平均而言，生活在社会主义东德的人比生长在资本主义西德的人更可能撒谎，在东德生活越久的人撒谎的可能性越高。”据说，如果你观察社会主义时期东欧各国的人，整个的表现都是没有agency。既然怎么干都不会被解雇，工人效率很低，而且工作都是被动反应。比如干活的工具坏了，工人既不会自己修好，也不会上报领导，而是等着！得一直等到上级路过这里，发现这个工具坏了，再安排人来修理！让秘书打个电话，如果她发现电话号码不对，她不会主动去找一个对的号码，而是干脆就不打这个电话了！一个工程师就算有什么高级技能也不会去主动谋求什么更好的职位。学校里学生成绩再差，最多也就是跟全班同学道歉说我拖慢了班级的进度；成绩再好也不能脱颖而出。一句话，这帮人缺乏“主观能动性”，国家把他们管傻了。可是这跟中国当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似乎不太一样。中国工人曾经非常有干劲，甚至能主动搞技术革新，为工厂献计献策，这中间的差别在哪里呢？我想来想去，这个问题似乎得问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