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潮与新潮@第十四章 知识分子的觉醒

我从杭州到上海以后就进当时最大的书局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同时兼了江苏省教育会的一名理事，膳宿就由教育会供给。但是年轻人干不惯磨桌子的工作，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与商务印书馆之间的银钱往来也在翌年清结。我与几位朋友在国立北京大学和江苏省教育会赞助下开始发行《新教育》月刊，由我任主编。杂志创办后六个月就销到一万份。它的主要目标是“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那时正是欧战后不久，自由与民主正风靡全世界，威尔逊主义已引起中国有识之士的注意。中国青年正浸淫于战后由欧美涌至的新思想。报纸与杂志均以巨大篇幅报道国际新闻和近代发展。中国已经开始追上世界的新思潮了。《新青年》正在鼓吹德先生与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以求中国新生。这本思想激进的杂志原为几年前陈独秀所创办，后来由北京大学的一群教授共同编辑。《新青年》在介绍新思想时，自然而然对旧信仰和旧传统展开激烈的攻击。有些投稿人甚至高喊“打倒孔家店”！这些激烈的言论固然招致一般读者的强烈反感，但是全国青年却已普遍沾染知识革命的情绪。孙中山先生于民国七年移居上海。我们前面已经谈过新诞生的民国的坎坷命运，而且一部分正受着割据各省的军阀统治。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最强大的据点是南方和上海。民国六年（1917年），国民党成立新政府对抗北京政府，以求维护革命人士所致力的原则，并进而推广于全国。当时广州的南方政府是由总裁控制的。若干参加分子的政治见解非常肤浅，孙先生无法同意，乃离粤北上定居沪渎，从事中国实业计划的研究。他的目光远超乎当时的政治纷争之外，他的实业计划如果顺利实现，可以解除人民贫困，促使国家富强，并使中国跻于现代工业化国家之林。根据中山先生的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分为食衣住行四大类。这些都是人民生活所必需的，孙先生就根据这些因素计划中国的工业建设。他设计了贯串中国广大领土内所有重要商业路线和军运路线的铁路网和公路网；他定下发展中国商埠和海港计划；他也定下疏浚河流、水利建设、荒地开垦等的计划大纲。他又设计了发展天然资源和建设轻重工业的蓝图。他鉴于中国森林砍伐过度，又定下在华中华北造林的计划。他对工业发展规定了两个原则：（一）凡是可以由私人经营的就归私人经营；（二）私人能力所不及或可能造成垄断的则归国家经营。政府有责鼓励私人企业，并以法律保护之。苛捐杂税必须废除，币制必须改善并予以统一。官方干涉和障碍必须清除。交通必须发展以利商品的流通。自从卢梭、裴斯塔洛齐、福禄培，以及后来的杜威等人的学说被介绍至中国思想界以后，大家对孟子学说开始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中国儿童应该从不合现代需要的刻板的行为规律中解放出来。我们应该诱导儿童自行思想，协助他们根据他们本身的需要，而不是根据大人的需要，来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应该启发儿童对自然环境的兴趣。根据儿童心理学的原则，儿童只能看作儿童；他不是一个小大人，不能单拿知识来填，更不应拿书本来填，教育应该帮助儿童在心智、身体和团体活动各方面成长。这些就是指导《新教育》的思想原则。读者不难觉察，这与当时国内的革命思想是恰好符合的。《新教育》月刊与北京大学师生间知识上的密切关系，终于使我在第二年跑进这个知识革命的大漩涡，担任了教育学教授，并于校长蔡先生请假时代理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