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世界

大家好，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艺术史博士、台湾东华大学族群关系与文化学系副教授李招莹，作为节目嘉宾，请专研十八世纪中法艺术文化交流的她与法广听友们分享对十八世纪中法陶瓷交流缘起的最新研究成果。 法广：能否谈谈这次妳在威尼斯汉学会议发表论文的主题？ 李招莹：这次2026欧洲和学第26届双年研讨会7月21-25日在威尼斯Ca Foscari┬大学举办，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及台湾国家图书馆汉学研究中心皆有赞助，来自15个国家的学者约1000多人发表，领域多元包括：人类学社会学、艺术与博物馆、历史、语言学、媒体与展演、宗教与思想史等。我的论文发表是在艺术与博物馆场次，这次在会议发表论文主题为「十八世纪法国赠送中国外交礼物赛弗尔瓷器研究」，也担任「欧洲转译清代瓷器的技术与知识」场次三篇论文的评论。这次EACS研讨会欧亚陶瓷交流的场次至少四场，和往年相比，此议题在汉学界显示其重要性。 这个议题延伸去年七月我的法文出版的学术专书《亨利贝尔丹与十八世纪的中法陶瓷交流》。最后一篇题为《十八世纪法国宫廷赠予乾隆皇帝的瓷器外交礼物——以亨利·贝尔丹大臣与北京宫廷耶稣会传教士的通信为例》的文章，法国向中国赠送了塞弗尔瓷器。这种政治和艺术交流最终促成了乾隆皇帝倡议建立一个新的瓷器实验室，致力于在中国发展欧洲风格的瓷器。其中一个面向尤其值得关注：贝尔丹四次向皇帝赠送塞夫尔瓷器，其内容和背后的意图，迄今为止鲜有研究。本次研讨会将着重探讨塞弗尔瓷器外交礼物的主题和价格，以及这些馈赠背后的用意。我们也将透过信件追溯这些瓷器的流转历程​​。这些塞弗尔瓷器何时呈献给皇帝？皇帝对这些瓷器的接受情况如何？其中有些现藏于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馆，有些则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这些问题目前很少相关研究。这个题目也是我今年进行的国科会计划。 本文试着将礼物放在17、18世纪的全球化架构，作为欧洲跟亚洲的外交关系，找出其运送者及中介者，欧洲赠送者的企图，通过的中介组织与物质的管道，其中的权力结构，以及送到亚洲的路径，所产生的另外一个文化环境社会结构的物质转变及影响，试着去理解文本的叙事者的观点。 拟就法兰西学院中的书信资料谈及18世纪中法陶瓷交流议题及清宫活计文件的纪录，并就凡尔赛到紫禁城的图录和台北故宫文献调查寄送赛弗尔瓷器图像、器型、展示及使用的纪录，此批瓷器为法国内政大臣贝尔丹所赠送的外交礼物。因中西饮食文化不同，避开赠送塞弗尔餐桌瓷器，精选赠送清宫无法制作的花瓶、香料瓶、化妆盒及白瓷雕塑，最后一次赠送茶具包括茶盘、茶杯、糖罐，呼应乾隆皇帝喝茶的品味。比对法文档案及中文档案呈现传教士观点及清宫内部观点，呈现清宫此批赛弗尔陶瓷的不同视点评价及交叉诠释。 贝尔丹在中法文化交流关系中，扮演一个决定性的角色，担任法国东印度公司及塞弗尔陶瓷厂负责人。他希望法国以中国作为模范学习，精进法国的工厂、农业、养殖业、商业，因其掌管东印度公司，因此也开始与北京传教士书信往返，并收集法国所需的信息：一方面是农业，陶瓷及丝的制造方法，另一方面则希望响应法兰西学院正热烈讨论中国的上古历史议题。 贝尔丹（1720~1792）负责塞弗尔陶瓷厂，与中国的外交事宜，1764年12月担任内政部长，从这一年开始在皇家陶瓷厂订购许多陶瓷寄送到中国。当时贝尔丹支持在中国的耶稣会教士。有19件陶瓷在1764年12月寄到中国：包括7件花瓶、10件雕刻、2件化妆盒。价值共为4560里佛拉。 从洛尔桑特港口出发，这些陶瓷由法属东印度公司出海运送。这些装有陶瓷的箱子抵达广东后，位在广东的法国行会接收这些包裹，之后法方负责人雇用挑夫把包裹带到北京。 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传教士进贡礼物有三类时机：一是透过清朝官员赠送， 二是介绍新的传教士进宫需准备及进贡礼物，三重要庆典：元旦、中秋、万寿或皇太后生日，这三类重要的庆典是送给乾隆皇帝礼物的好时机。根据董建中〈传教士进贡与乾隆皇帝的西洋品味〉提到利玛窦的传统传教策略，进贡是主要的策略之一。 法国第一次寄送塞弗尔陶瓷的时间，符合董建中在文章中提到的｢在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1768年7月17日)新到来西洋人赵进修（Francois Bourgeois亦名晁俊秀）、金济时（Louis Collas）的进贡礼物单可以找到，来自西洋人赵进修、金济时的土物单，进单外黄环套（清廷人书写)）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新到来西洋人进单，系造办处接递承揽记此： 1、西洋五彩花大布 贰疋 2、西洋红花紫花小布 贰疋 3、西洋磁花罐 壹对 4、西洋磁香炉 壹个 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 由上述档可对应时间符合第一次寄送赛弗尔陶瓷的时间，另外引荐两位的传教士都是新来的法国传教士晁俊秀、金济时，陶瓷内容的部分第一批寄送的陶瓷似乎分成两次赠送，内容的部分可以对应，例如：3、西洋磁花罐 壹对是指荷兰花瓶(图7)4、西洋磁香炉 壹个是指香料瓶，5、西洋白磁胎人兽 参件是指乌德利〈狩猎山猪〉及〈狩猎野狼〉等。陶瓷三项全收代表乾隆很喜爱。 这份法国的礼物清单响应全球化与在地化的关系，法国王室送到中国帝国的礼物，特别是贝尔丹送给皇帝外交的礼物包括两类西洋奇器科学仪器(望远镜、显微镜、温度器、发电器)以及艺术器物(镜子、手表、瓷器、版画、剪刀、刀子)等，瓷器全部都留下，可见乾隆皇帝的喜爱。1772、1779、1786又寄了三次。 这次新的数据文件记载主要是有十件人物题材的白瓷，分为两组。其中一组称为「好奇」，他又被称为奇幻灯，另外一组为「彩券」。每一个的价值为 96里佛拉，第一个是由佛克内所创作的，他在 1757 年开始在赛佛尔任职，这个主题是来自布雪画家（1736 年），画的名称叫做〈乡村市集〉。 牛的群组过去对贵族而言，与牛奶相关的纯白色非常适合当时流行的自然，玛莉皇后18世纪非常喜爱。因此他可以享受大自然，并且享有新鲜的牛奶，如同特雅农宫的草屋，路易十六在1785-1787所建造的，在离巴黎50公里的Rambouillet城堡，一个制造鲜奶的场所。皇后与他的陪伴仕女喝羊奶，并品尝新鲜的奶酪。 还有三个动物群组主要是根据乌德安的动物，第一件作品是 1750 年由夏布伊所做的狩猎山猪，其中一个样本保存在 Detroit ，第二个是狩猎野狼，也在同个时期创作，保存在赛佛尔博物馆。另外还有爱神与波西雪希腊神话雕像经由这个方式进入中国的清宫。 根据清宫法国传教士钱德明的报导，中国人对圣经及希腊罗马主题不感兴趣，比较喜欢时钟，基座，盒子。 贝尔丹期待可以展示赛佛尔陶瓷厂能够展示中国所没有的造型与颜色底色，例如 : 粉红跟绿色的底色。另外他也送给中国皇帝装饰的花瓶，有花的造型的花瓶，以及芳香瓶，贝尔丹选样的原则，主要介绍赛佛尔瓷器不同的造型。这个雕塑也代表了多元的艺术品：中国未有，主题多样，有风俗画、动物、神话。 1779年是第三次寄送陶瓷，内容包括特别的圣人雕像，这些雕像与法国国王与皇子的名字有所关连。清宫并不认识如真人般的大型雕像，因缺乏基督宗教的文化背景，不认识圣人的主题，这些圣人的主题都源自圣经与希腊罗马神话。 1779年9月4号，贝尔丹买了新的陶瓷寄送到中国。他主要是五个白瓷的人物克莱尔圣女、安东尼圣人、蒂雷斯圣人、克罗地圣人跟路易圣人，全部加起来是432里佛拉。目前没有足够的档案理解这些陶瓷是否是献给皇帝呢?或者是送给法国在北京的耶稣会士的礼物。 此次寄送的五个雕像：圣安东尼的雕像、圣克莱尔的雕像、圣蒂雷斯的雕像、圣克洛帝尔德雕像、圣路易雕像，在赛佛尔陶瓷厂非常不寻常，是贝尔丹所订购，都与法国皇室有关，在法国皇家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欢迎，在中国也未受到欢迎。 1786年贝尔丹第四次寄送茶杯、茶盘、茶罐及茶壶。这些是在欧洲18世纪及中国非常流行的茶组。 台北故宫典藏五件18世纪的塞弗尔瓷器，这些瓷器保存在养心殿。糖罐是放置在一个楠木匣。 但在中国档案没有任何的描述，这些对象保存得很好，档案编号连续，并且没有分散。其余的茶杯、茶盘典藏在北京故宫。 法广：为什么会有当时中法陶瓷交流？产生的原因？ 李招莹：天主教的学生杨德望（1733-1798）、高类思（1732-1790），分别于二十与二十一岁被送到法国研读神学，这两位神学生是由耶稣会所训练，在法国住了十五年，但他们很想念家乡，期望能回到中国，他们向贝尔丹恳求一张免费东印度公司的船票。然而贝尔丹要求他们在法国多停留一年，参观法国皇室的工艺厂（印刷、丝绸及染料、哥布兰壁毯、塞弗尔陶瓷厂），希望他们回中国后成为固定的通讯员，提供法国重要的信息，特别是制造陶瓷相关的信息，在杨德望、高类思参访陶瓷的报告中写下了法国艺术与中国艺术美学的比较，很遗憾中国的陶瓷未达到法国陶瓷的品味。中国陶瓷的优点在于很细致的质地及亮丽的颜色，但中国工匠尚未掌握画上人物、装饰及塑造多元造型的技术。关于坚固性，杨德望、高类思遗憾中国的陶瓷较不坚固，希望中国的陶瓷可以较为厚实，便于包装运送出口至欧洲。 贝尔丹将塞弗尔陶瓷作为外交礼物，想藉由高类思与杨德望转送献给皇帝。事实上这个举动可以增进法国与中国的商业关系。 「这位非常良善的基督阁下，对我们充满恩慈，他给我们一套很漂亮的皇家工业院的壁毯(Beauvias)、还有一套十二面镜子、皇室塞弗尔的瓷器、可移动的印刷机、一部发电机、一部望远镜、显微镜、黄金表……关于这些礼物，是法国国王经由内政部长，附有一些指示所转送给我们的。」 贝尔丹藉由中国传教士，请他们将礼物送给皇帝，这批礼物包括科学仪器，例如:可携带的发电机、望远镜、显微镜、天文望远镜，及艺术工艺类礼物例如手表、镜子以及四幅壁毯、一批塞弗尔瓷器，在他的书信中说明得很清楚，重要的器具是作为送给皇帝的外交礼物，希望中国皇帝可以经由这批礼物理解法国的高级工艺品，并产生兴趣，贝尔丹希望打开中法商业交流的市场，另一方面也希望可以在其他欧洲国际关系，法国可以在中国得到特殊外交礼遇。 法广：这项交流对法国赛弗尔陶瓷工艺在风格与技法有何影响？对清宫有何影响？ 李招莹：第一点，乾隆皇帝开始研发模仿西洋磁器，例如实验研发西洋人物画的陶瓷，并使用金色。 乾隆皇帝对于西洋器物有广泛的兴趣，蒋友仁(Benoit)有记述乾隆皇帝休闲时常去的几个宫中不但有挂毯，而且还有镜子、绘画、座钟、吊灯及欧洲拥有的珍贵的饰物。西洋陶瓷特别赐座，有些赐匣保护。这些数据是通过宫中所记载贡品的视角，结合造办处的档案对此做一说明。 根据钱德明的描述，清宫对于塞弗尔陶瓷的评价非常高，中国人认为金箔的使用、塞弗尔的绘画及颜色都具原创性。至于白瓷雕塑，中国并不会制造这么大尺寸的雕塑。中国的技巧优点在于瓷土细致及质地透明发亮，至于圣经及希腊神话的主题，中国不清楚也不感兴趣。 另外有些案例，乾隆时期，清宫诸多器物装饰有西洋人物和风景。在「紫禁城与凡尔赛宫：17、18世纪的中法交往」展览展出黑漆方笔筒，所镶嵌的珐琅画片细腻描绘身着法式服饰的四位西洋仕女，珐琅画片来自法国瓷器。 另一画珐琅西洋人物图双耳高足杯，不但造型仿自欧洲的高脚杯，主题纹样也是身着洛可可风格服装的西洋人物，而且所用工艺更是康熙朝由法国传入中国的画珐琅技术。 另外一点也有达到贝尔丹的目标，乾隆皇帝也送瓷器与茶壶到法国加工订制再送回中国，因贝尔丹希望推广法国工艺，得到中国皇帝的订单。 中国瓷器对法国影响则有：初期的塞弗尔瓷器风格是Jean-Claude Duplessis设计船型，并模仿布雪中国人物想象为图画，创造出洛可可风格装饰的中国风，十八世纪法国内政大臣贝尔丹的珍奇室与在北京传教士的书信与物件双向寄送，藉由贝尔丹提供中国画作原件或陶瓷给塞弗尔陶瓷厂，促成法国路易十五及路易十六宫廷陶瓷多元新古典中国风。如同我书中第二篇论文《塞夫尔瓷器厂的中国新古典主义风格研究－论十八世纪中法工艺交流与宫廷外交》探讨了法国新古典主义中国风的起源及其发展过程中贝尔丹所扮演的角色。这种新风格及其丰富的款式和类别，与洛可可风格的中国风截然不同。透过对四种类型的研究，我阐述了法国工匠如何进行模仿，并藉助新技术硬磁发展出类似漆器的风格。贝尔丹的中国珍奇室收藏，在法国宫廷备受推崇的新古典主义品味兴起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其中一个案例讨论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经由清宫潘廷璋意大利画师素描稿寄送给贝尔丹，贝尔丹提供给塞弗尔陶瓷厂制作，深受法国皇室喜爱，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也寄至中国。塞弗尔乾隆肖像画瓷与白瓷雕塑在2024年北京故宫《紫禁城与凡尔赛宫–十七、十八世纪中法文化交流》展览皆有展出。另一个案例则是讨论十八世纪法国重农政策背景下，北京传教士寄给贝尔丹《御制耕织图》画册，贝尔丹提供给塞弗尔陶瓷厂，藉由法国新技术硬瓷的发明，制作一套出模仿《御制耕织图》中国风格的法国茶具， 模仿了中国绘画中耕作的场景，并向我们展示了塞弗尔瓷器厂的艺术家路易·弗朗索瓦·莱科（Louis François Lécot ）如何运用硬质瓷土技术和受中国版画启发而来的鎏金边饰，人物轮廓有金边，色彩皆平涂，将中国叙事转化为欧洲风格。目前典藏于苏俄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

大家好，我是夏榕，台大新研所的洪贞玲和林丽云两位教授，之前与法广听友们分享了许多关于AI如何改变了媒体产业，记者会不会被取代？以及报道的真实性等等她们的看法，在本期节目中，我们请两位教授继续来谈谈由无国界记者组织制定的新闻信任计划，以推广新闻专业标准这个话题。 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今年7月亲赴巴黎参访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深入了解「新闻信任计划」（JTI）的运作机制，并反思台湾媒体生态的结构性困境与可能出路。以下为专访内容。 无国界记者组织与 JTI 新闻信任计划 法广： 洪老师、林老师，很高兴两位来到法广录音间参与《中华世界》专题节目。听说两位此次参访了无国界记者组织（RSF）巴黎总部，能否谈谈这次参访的重点？ 洪贞玲： 我们这次非常高兴有机会联系到无国界记者组织（RSF）。他们近年来执行了一个重要计划，称为 JTI（Journalism Trust Initiative），中文译为「新闻信任计划」。 这是一个已持续约五年的计划，旨在推动一套新闻专业标准。该标准涵盖多个重要面向，并在网络上设计了高达 150 个问题，作为新闻专业审查的依据。 这套审查标准首先关注媒体组织的基本资料透明度，包括媒体名称、资金来源、所有权结构及负责人身份。其次，检视媒体在新闻内容制作过程中，是否具备自律规范与编辑独立自主的专业流程。此外，也关注媒体如何与受众维持关系，例如是否接受公众反馈与申诉等。 因此，JTI 建立了一套非常详细的准则，目前正推广至全球各地，邀请公共媒体、商业媒体乃至网络媒体皆可申请参与。 媒体申请时，需自行建立账号，依据 JTI 所设定的标准进行自我评估。若符合相应要求，即通过该阶段认证，其名单将刊登于 JTI 网站。媒体亦可通过社群宣传自身获得 JTI 认证。 简言之，JTI 相当于一个「白名单」机制。若读者希望从网络获取的信息来自可信度较高的媒体，JTI 认证可成为重要参考依据。 台湾新闻自由与信任度的悖论 法广： 无国界记者组织每年发布世界新闻自由度排名，台湾在亚洲名列前茅，有时甚至位居第一。然而，台湾新闻环境目前面临哪些挑战？ 林丽云： 台湾新闻自由度虽在亚洲名列前茅，但存在一个明显悖论：新闻信任度相当低。 我参与纽约大学路透研究所《数字新闻报告》，该报告调查 48 个市场，我负责台湾部分撰写。在 48 个市场中，台湾通常排名约第 46 位，即倒数第四左右。 法广： 信任度如此低？ 林丽云： 是的，仅有 28% 的民众信任新闻，换言之，超过七成民众不信任台湾新闻。 法广： 原因何在？ 林丽云： 这是个好问题。今年一项调查数字颇具启示：63% 的台湾民众希望新闻公正、客观、不偏不倚。这意味着，民众普遍认知台湾新闻存在偏向，且政党倾向严重。 问题根源在于政治影响力与商业影响力并存。一方面，政治力量介入媒体；另一方面，资本与老板的力量影响巨大。民众对此已有相当认知。 法广： 因此，媒体背后的金主身份至关重要？ 林丽云： 确实如此。民众知道媒体背后有老板、有政商关系，因此信任度偏低。 正因存在此悖论，无论是 JTI 推动的计划，或台湾本地推动的新闻信任计划，我个人都非常支持。这些计划可促使更多媒体了解如何改进自身、提升信任度。 当多数民众渴望获得可信赖的信息时，他们需要知道应从何处获取新闻。若网络上有白名单或相应标志，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遵守事实查证、公平原则与透明度等规范，例如公开股权结构与负责人身份，民众至少能了解新闻背后的金主是谁，如同了解食品成分一般。 若有此类计划，愿意参与的媒体可依据指导原则改进运作，同时让民众知晓哪些媒体值得信任，如此整个媒体生态或可改善。 此外，平台角色亦至关重要。此次参访中，RSF 也强调平台的重要性。欧洲在此方面相当进步，希望未来通过立法，让可信赖媒体在平台流量分配中获得显著地位。 换言之，平台不应完全以流量为导向。除流量数量外，应另设指标，让可信赖媒体在整体流量排序中获得显著位置。如此，新闻生态方能更加健全。 台湾媒体的政治色彩与社会分裂 法广： 台湾媒体生态在政治色彩上如此鲜明，显然与台湾的国际处境有关。对此，两位有何解决之道？ 洪贞玲： 媒体报道方向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社会现状。正如主持人所言，这与台湾的国际处境密切相关。 台湾有一个庞大的邻居，该邻居常宣称台湾为其一部分，近年更扬言对台动武。台湾内部亦反映为分裂社会：民众对国家认同、台湾在国际社会应扮演的角色、应与谁结盟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 在民主社会中，我们尊重不同观点。然而，在此背景下，台湾媒体，尤其是商业媒体，高度发达。说得委婉些，是市场竞争激烈；说得直接些，则略显可惜。 台湾人口约 2,300 万，却有高达 189 家 24 小时新闻台，形成过度竞争的市场。 法广： 过度竞争会导致何种后果？ 洪贞玲： 收入被瓜分，媒体趋向极端，以争取特定市场。 在此情况下，媒体更倾向选边站。因为对媒体而言，其目标并非获得所有观众支持，而是锁定特定观众，使其持续收看。 我认为，这正是台湾新闻媒体高度党派化的原因之一。 台湾社会常以「蓝营」或「绿营」标示意识形态。媒体亦被民众高度标签化：观察其报道方向，是否对民进党说好话、对国民党说坏话；或报道中国时是否一味赞美；当台湾发生问题时，是否摆出唱衰姿态。 这些情况每日在台湾媒体上演。 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大致了解此现象成因。至于解决之道，我个人认为有数点方向。 首先，我曾于台湾媒体主管机关任职，因此认为，即使是民主国家，高度尊重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但新闻对民众获取信息、影响民主决策至关重要，仍需维持基本监管。 新闻不可造假，不可因老板利益而发布违背台湾利益或现实的内容。因此，监管仍须发挥基本功能。 其次，媒体资金透明化尤为重要。 从事传播行业者大致了解其中情况。我在台湾大学开设媒体素养课程，对象为无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本科生。 当我问学生：「你知道TVBS负责人是谁吗？你知道东森新闻台老板是谁吗？」随后告知他们，东森新闻老板即台大附近冠德建设建案的老板，学生皆感惊讶。 因为他们不知晓新闻台背后的资金来源与负责人身份，因此无法理解为何某些新闻台宛如房地产广告商。 此问题仍至关重要。此外，对一般民众而言，媒体素养亦为关键信息。若无法看穿媒体背后结构，便难以理解媒体为何提供特定信息。 媒体所有权监管与平台责任 林丽云： 洪老师已从市场角度分析透彻。台湾广告市场萎缩，尤其在平台时代，数字广告收入下滑，新闻业难以获得充足广告，电视媒体广告收入亦持续下降。 然而，仍有众多大老板欲进入媒体市场，此乃经济与市场悖论。他们为何仍愿进入？因为这些媒体变得易于购买。 广告减少，原有媒体集团因不赚钱而欲出售，于是大亨进入市场收购，即前述媒体大亨现象。 此外，台湾在监管上相当宽松，尤其对所有权与股权交易缺乏严格管理。 过去过度开放与自由化，未进行足够监管与审查。在无审查情况下，外资乃至中资进入相对容易，往往事后才发现问题。 基于此，我认为台湾整体政策思考应逐渐转向欧洲模式。 过去台湾受美国影响较大，采取美国模式，强调言论自由，尽量减少干预。 然而，在我们于 NCC（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任职期间，我认为台湾应更多参考欧洲模式。 特别是欧洲《媒体自由法》，近期通过修正，对我们颇具启示。 此次参访欧洲，我们也访问了爱尔兰监管机构，学到许多经验。对我而言，最重要启示是台湾应向欧洲学习，朝《媒体自由法》方向发展。 第一，保障言论自由。 第二，股权透明。 股权透明意味着媒体至少应在网站说明股权结构，而非将所有权层层隐藏于某公司上层，令人不知股东身份。 有时，所有权甚至隐藏于某国家、某欧洲岛屿或维京群岛公司结构中，外界难以查清。 第三，独立公共广播。 此亦至关重要。政治人物或政党不应干预公共广播，亦不应随时以预算限制其发展。 独立公共广播为重要制度保障。 第四，可信赖新闻。 应要求平台业者将可信赖新闻置于显著位置。唯有如此，认真制作新闻、提供可信赖新闻的媒体方能持续发展。 这些是我们此次在欧洲所学。我认为台湾政策应朝此方向努力。 当然，此不一定能立即成功，因台湾媒体发展长期处于过度放任状态，形成畸形发展，难以立即调整。 此涉及整体文化与历史因素，并非易事。然而，政策方向应逐步纠正：从过度发展、过度放任，调整至至少拥有稳健公共媒体、负责任商业媒体，并要求平台承担更多责任。这些是目前可思考的方向。 法广： 非常感谢洪老师、林老师参与本节目，并分享精辟见解。谢谢。 台湾媒体生态的困境，既源于内部市场过度竞争与所有权结构不透明，也受外部地缘政治与社会分裂影响。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学者从 JTI 新闻信任计划出发，提出以股权透明、独立公共广播、平台责任与媒体素养为核心的改革方向，并呼吁台湾政策制定者参考欧洲《媒体自由法》经验，逐步矫正长期过度放任的媒体环境。唯有如此，台湾新闻业方能在自由与信任之间找到平衡，重建民众对媒体的信心。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上一期的中华世界，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节目特邀嘉宾，谈到她们对AI对媒体产业的冲击的看法。本在期节目中，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继续和听友们分享台大新闻研究所在这方面的应对之策，以及中国刚通过的《民族团结促进法》会不会对台湾媒体产生影响等话题。 AI对新闻教育的影响法广：在两位老师教授的学生当中，他们对于人工智能与新闻业的未来，目前最担心哪些问题？有没有主动向两位老师反映？林丽云：目前好像还没有特别集中地反映这类担忧。不过，在研究和论文写作的过程中，我们确实观察到，学生普遍知道人工智能可以使用，而且在某些方面非常有用。把人工智能当作工具，或者当作研究助理，是可以的；但我们不认为它可以直接代替学生完成论文。第一个原因，是过度依赖人工智能可能导致个人能力逐渐退化。比如，有学生会使用人工智能把英文翻译成中文，但他们也意识到，如果长期依赖这种翻译方式，自己的英文能力可能会下降。有些学生因此会主动告诉我们，他们不希望完全依靠人工智能翻译，而是希望通过阅读和翻译训练，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第二个问题，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语言和语境并不一定符合华文使用者的实际需求。有些学生尝试用人工智能撰写论文或研究内容，但最后发现，生成的文字常常不够理想。特别是在中文语境、台湾语境以及具体的学术表达方面，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往往需要反复修改。研究写作尤其重视准确性、精确性和论证逻辑。如果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需要花费大量时间重新校正，那么使用它并不一定能够节省工作量，有时反而会增加修改和核对的负担。这是我们和学生在实际使用过程中共同观察到的情况。新闻教育与就业前景法广：两位老师所在的新闻研究所主要以新闻理论和研究为主。那么，学生毕业之后进入媒体行业的比例高吗？洪贞玲：如果问的是我们的毕业生，进入新闻媒体行业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台大新闻所的创所目标相当独特。在台湾其他新闻传播相关研究所中，我们比较强调培养高层次的新闻专业人才，并把这一目标落实在课程设计上。除了新闻理论和研究课程，我们也安排了许多实务训练，包括基础的新闻采访与写作、影像新闻报道，甚至新闻摄影等课程。授课教师当中，也有不少是在台湾重要媒体工作的资深记者或主管。这样的课程安排，与其他传播研究所相比，是比较不同的地方。因此，我们会吸引一些确实希望进入新闻业、发挥新闻专业能力的年轻人。总体来说，毕业生当中大约有一半，甚至超过一半的人，会选择进入新闻界工作，尝试在媒体行业中发展。不过，近几年新闻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明显。即使在人工智能大规模进入新闻业之前，网络和社交媒体已经对传统新闻产业造成了非常剧烈的冲击。新闻媒体的营收下降，新闻业在民主社会中的信任度也持续受到挑战，这些现象在台湾同样存在。这些变化会影响年轻人对新闻职业的想象。如果一个职业在社会上不再受到足够尊重，收入又不算高，年轻人自然会开始思考：自己是否还要选择这条道路？这几年，我们确实会听到学生提出这样的疑问，甚至直接问老师，毕业之后是否真的应该进入新闻行业。但我们仍然希望给学生比较积极的想象。虽然新闻产业目前处于低潮，但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仍然需要真实、可靠、经过查证的信息，而这是专业新闻业不可替代的功能。自媒体可以提供个人观点，人工智能也可以整理大量数据，但这些工具无法自动承担新闻采访、事实查证、公共监督和社会责任。从长期来看，我们仍然认为，新闻产业对于民主社会具有核心的重要性。 AI生成影像与新闻真实 另一方面，我们也非常关注台湾新闻业目前大量使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影像的现象。传统新闻专业训练强调，如果要报道一个现场，就应该尽可能到现场进行采访和拍摄。摄影当然涉及许多理论问题，例如影像是否真正等同于现实、摄影是否具有主观性等，但至少，现场影像是对事件发生情况的一种记录。问题是，当新闻工作者没有到达现场时，应该怎么办？目前有些媒体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因此，我们在新闻版面上经常可以看到人工智能制作的新闻图片。然而，人工智能示意图与真实事件的情境之间，可能存在非常大的差距。所谓人工智能示意图，首先必须由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可是，这个指令从何而来？如果报道的是一起社会新闻，新闻工作者可能根据警方、检方或调查资料中的若干信息，想象并模拟事件发生的场景，再将这些信息转化为人工智能生成图像。但问题在于，真实情况绝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新闻工作者下达指令时的想象。尤其是在案件事实尚未完全厘清的情况下，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很容易让观众误以为那就是真实现场。这与新闻专业强调的真实性原则之间，存在明显冲突。现在，甚至有一些涉及犯罪或暴力的新闻，也会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示意图。可是，真实事件不可能仅仅依靠几句指令就被准确重现。若媒体大量使用这种方式，新闻画面就可能从“记录现实”变成“制造一种关于现实的想象”。这对新闻专业和新闻真实性原则来说，是非常大的挑战。法广：这其实形成了一个悖论。两位教授均表示：是的。这也是新闻业必须警惕和反思的地方。媒体如果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画面来重现新闻现场，就必须清楚说明其性质和局限，不能让观众把示意图误认为真实记录。否则，人工智能生成画面与新闻事实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新闻自由与台湾的媒体环境法广：这也涉及新闻真实性、新闻来源、新闻自由以及言论自由的边界。在一个标榜民主的社会中，当社会又面临外部渗透的风险时，这些问题尤其重要。中国近期通过了所谓的“民主团结促进法”，该法自7月1日起生效。两位认为，这项法律是否会对台湾媒体造成影响？洪贞玲：这项法律生效之后，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说法，甚至有人认为，台湾人持有台湾护照都可能被认定为违反相关法律。无论这些说法具体如何理解，它反映的都是台湾所处的特殊国际环境。中国一直试图把台湾视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中国对台湾并不拥有治理权。台湾是一个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人民通过选举产生总统。因此，对台湾人来说，很难接受一个没有给予人民充分自由选举权利的政权，单方面把台湾与其视为同一个政治实体。中国修改自己的国内法，并试图将其管辖范围延伸到台湾，这是台湾社会无法接受的事情。当然，台湾人在台湾境内生活时，受到台湾政府的保护，也享有相对充分的自由。但当台湾人前往国外，情况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台湾的正式邦交国数量有限，台湾人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和权益保障，也因此面临现实困难。过去就曾发生过台湾高级政治人物出访欧洲时遭到不当跟踪、恐吓等事件。近期，台湾一名媒体人也曾遭到公开的暴力威胁，相关案件很快查出，实施暴力者据称是中国籍人士，并且是从香港前往台湾。这些事件让人看到，来自境外的政治压力，有时会以具体的威胁和暴力形式出现。从过去中国修改相关法律，到在国际上压缩台湾的政治生存空间，再到影响台湾人在海外的行动和自由，这些做法都构成了持续性的压力。甚至在台湾境内，台湾人也可能面对暴力威胁或遭泼漆等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促使台湾社会不断思考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台湾需要与民主、自由国家的人民站在一起。中国单方面采取的法律和政治行动，不应该改变台湾人民真实拥有的自由与民主地位。两岸议题与媒体言论空间法广：那么，在媒体层面，尤其是在批评两岸关系的声音方面，两位老师认为未来的言论尺度会不会受到影响？ 我们认为，台湾媒体的基本立场应该不会因此发生根本改变。台湾媒体本来就具有明显的党派化和立场化特征。相对亲中的媒体，应该不会因为这项法律而突然改变自身立场；而比较强调台湾主体性、支持台湾自主发展的媒体，也不太可能仅仅因为中国的压力，就改变报道方向，或者在涉及中国的议题上主动妥协。因此，我们不认为中国通过相关法律，就能够直接改变台湾媒体的整体立场。洪贞玲：台湾媒体内部确实存在不同的政治倾向，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蓝立场，有些媒体比较接近泛绿立场。一方面，有些媒体可能会附和中国的观点；另一方面，也有媒体会把中国视为敌对外部势力。但台湾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够进行理性讨论的公共领域。社会应该认真分析中国的做法、台湾可能采取的策略，以及未来应该如何回应，而不是让所有讨论都停留在对立和情绪化表达上。公共媒体尤其应该承担这样的责任。以公共媒体集团中的华视为例，有些节目已经在比较理性地讨论两岸关系、台湾的应对策略以及相关政治问题。只是，这种理性的声音还需要更多，而不能让媒体空间只剩下政治对立。林丽云：对于年轻一代来说，民主和自由已经像空气和水一样，是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的一部分。如果要把中国的国内法延伸并适用于台湾，台湾社会的反应可能会非常强烈。这种反应首先会表现为担心，之后可能发展为恐惧和抵抗。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就显示出，台湾年轻人已经把民主和自由视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任何干预或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做法，都可能引起非常强烈的社会抵抗。中国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曾经提出“一国两制”，并承诺香港可以保持原有的生活方式。但近年来，香港的治理变化已经让许多人认为，香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受到破坏。如果未来中国试图把类似法律延伸到台湾，台湾社会的抵抗也可能会非常剧烈。访谈总结：对于台湾媒体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不是单纯地选择“支持”或“反对”，而是能否建立一个理性的公共讨论空间，准确分析事实，辨别不同政治行动的影响，并让公众充分理解台湾所处的国际环境。

大家好，生成式的 AI 正在为各个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典范转移，也使得传统新闻产制流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本期中华世界，我们特地邀请台大新闻研究所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作为法广的录音间嘉宾，和法广的听友们分享她们的经验与看法。 媒体永续与 AI 对生产模式的影响 法广： 两位老师先是去爱尔兰参加关于媒体研究的学术会议，请介绍这次的主题是什么？ 林丽云： 这次的主题是永续发展，因为媒体也面对很多的挑战，包括平台时代的媒体如何经营下去，那也包括 AI，那 AI 这个科技改变了我们整个的生产模式，所以各国的学者都很关心这个议题，所以主要的主轴是这个。 记者 storytelling 的能力难以被 AI 取代 法广： 谈到 AI 确实它对新闻媒体的挑战很多，甚至觉得说 AI 有可能取代记者这个工作，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自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像 ChatGPT 的这一些 AI 的工具出来之后，其实改变了我们的工作的模式跟生活的方式，现在好像变成大家凡事都问 AI，我想，过去这几年我们也常常听到一种预测，就是未来会消失的十大行业，在这十大行业里面呢，新闻工作好像也常常在这个 list 上面。 可是我们认为，就是新闻工作它有很重要很重要的特质是，你要到现场，那记者很重要的能力是说，你要在一个现场观察、分析、提出一些评价，然后你要能够做 storytelling，而这些能力其实很多都是 AI 无法取代的。那 AI 就是说这种语言训练模型，它是从网络上的这个大数据里面慢慢沉淀出来，可是一个人在各种的历史的现场里面去见证，观察到那个人类的社会行为怎么样的剧烈转变，这个其实并不是 AI 有办法做的。 当然现在我们大家讲，这个 AI 教父等等，就是说未来的整个 AI 的科技产业，那当然一个很重要就是 NVIDIA 的 CEO 黄仁勋，他也一再讲到说其实在 AI 时代里面，有一些基本的人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他讲的很重要的能力，就是 storytelling 的能力是无法被取代的。这个其实就是新闻人、媒体人最重要的基本能力了，所以我个人并没有那么悲观，而是在于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 AI 时代，不管是记者个人或者是媒体产业，大家要知道怎么样用 AI 让我们工作可以更有效率，可是并不是让 AI 来取代我们。 平台和 AI 对新闻商业模式的冲击 法广： 那林老师您是一样的看法吗？ 林丽云：对，基本上就是说故事的能力，或者是脉络化的理解，对一个世界，对世界或者对一个社会，对一个事件，提供脉络化的理解，或者是第一手的观察，这个是要人类来做，提供有意义的分析。所以在这个时代里面，新闻工作者或者是文化工作者，其实这个角色更更为重要。但是，我个人比较担心的是，平台这些科技以及 AI 破坏了我们新闻产业的 business model。 就是我们过去有一套 business model，例如说我们的公广，那是由于国家来支持，人民来支持。如果是商业媒体的话，就是有广告来支持，那我们就是借由订阅，或者是浏览，那广告分润，广告来支持，有这样子的模式。但是平台或者是 AI 就破坏了这个模式，过去是平台拿走了新闻的内容，也拿走了广告，但是未必分润给媒体，给商业媒体，所以这个 business model 很难维生，那在 AI 的时代更是如此。 在 AI 的时代一般人就用 AI 来搜寻新闻，来搜寻事件的背景，但是 AI 怎么会知道呢？其实 AI 也是用新闻的内容啊，AI 大量的学习或阅读，然后以这个新闻的内容为基础，这个之后，它就开始能够 generate contents，就可以生成内容出来，但是它并没有付给新闻媒体钱，新闻媒体还是制作新的新闻出来，这样子的话，就会有那个商业模式不平衡的问题出来。 谁来做好的新闻内容？新闻媒体它又没有广告，没有得到分润，又没有流量，因为未来的流量大家都会往 AI 转，所以怎么样让使用新闻媒体的公司，科技公司，平台也好，或者是 AI 公司也好，为新闻付费，如何避免整个 business model 被破坏，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议题。 AI 幻觉、假讯息、教学与国家资料库 法广：就个人新闻的从业的经验来看，比较担心的是，所谓的 AI 生成的新闻内容这部分，这个部分其实是很需要去警惕的，也就是说它有一部分根本就不是真实的新闻，那两位老师的看法呢？ 洪贞玲：对，其实像我们现在在用 AI 这个工具的时候，我们就会说 AI 会有幻觉，它自己会造假，所以我们如果不查，就太轻易相信 AI 它给我们的答案的时候，它可能真的就是错的，然后人类也会被误导。 因为我这几年相当关注假讯息这件事情，这几年我们都在做假讯息的研究，然后每年我们也在台湾执行一个假消息的调查，那这两年我们就把 AI 的题目也新增加进去，问台湾民众说，你日常生活中会不会用 AI ？那你认为 AI 是不是一个中立的、客观的、正确的、可信的？发现台湾民众对于 AI 的评价是蛮高的，这其实让我们蛮担心的，因为我们自己知道那个 AI 的幻觉，然后它其实会造假。 这个不止在新闻上，我们在学术研究也发现，在过去，有些台湾的学者就发现说，他去口试一个研究生，那个研究生的 reference 出现了这个老师的著作，但问题是这个是无中生有的。 那你看，一个研究生他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就用 AI 来帮他做事，可是他自己没有办法去查证 AI 给的资讯的真假，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谨慎的议题，更何况可能还有一点是说，很多人也会刻意的用 AI 的工具来造假。 法广：尤其是图像的部分，现在在图像的部分，就我们电台来讲，如果你的配图是示意图，即合成或生成图片，必须要标注。不晓得在台大新闻研究所关于 AI 的部分，怎么在教学内容当中去做一些规划？ 林丽云：在教学跟在研究上都有，就是说研究上我们就会关心到如何让 AI 是可靠，然后是可以被使用的。 所以，在国家政策上的推动就会希望说 AI 的资料库，资料库本身必须是可以被检验的，但这是非常难的，因为都是以几个国家几个大公司的 AI 的 data 为主，例如说 OpenAI 或者是 Google，那些都是美国公司为主的，资料库里中文的部分就比较少。 因此在政策上，就会期待说国家要有国家的资料库，例如说必须要有没有歧视的内容，就有国家的观点，国家的文化脉络，以及多元文化的内容，包括对我们原住民、多元的文化，必须要有一定的尊重跟理解。期待说应该要建立本国的资料库。 再来在教学上或者对于媒体组织，就会期待说，AI 可以使用，但是必须经过一定的守门，要有人，人类，不是人工，是要有 human，要有人类来审查，检查所有的讯息是否正确，是否有偏见，所以说，人类的角色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层级是媒体，就是阅听人的层级，阅听人要有一定的媒体素养，来判读说你从 AI 得到的讯息是不是可靠，那必须经过相关的查证，例如说特别是医疗的新闻，AI 可以直接讲出一大堆，说根据你的症状，然后应该怎么样使用药啊等等，但是不可以也就是说不能以它为唯一的来源，阅听人也必须要有素养，能够去做查证。这些不同层面，我们都会一再在研究上或教学上提醒同学。 法广：就建立所谓的国家资料库，曾经请问过国科会的主委，提到是有这样的计划，鉴于生成式 AI 输出的东西其实就是看你喂给它什么，那目前台湾对于建立国家资料库的规划是怎么样的？ 林丽云：台湾目前的规划就是在我们做一个 AI 十大建设，台湾原本就是以科技硬体为主，例如说我们半导体在 AI 层的产业链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对于资料库的部分，在那个计划里面，的确是有内容讲到这里。 但是国家的目前的做法就是希望广征，广征所有的 data，希望大家来 donate 这样，广征各种内容，但效果有限，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我的内容有著作权保障啊，为什么我要主动去提供？ 我访问了一些人，最近也写了一篇文章，基本的观点是期待说国家能够有一些做法，把一些好的 contents，有一部分它可以有著作权的方式给予著作权人一定的补偿，然后纳到资料库里面来，之后大家可以使用，一些公益组织也可以使用。 目前很多的 NGO 其实也需要 AI 来提供跟他们的社群做对话，例如说我们媒体观察基金会未来也可能有这样的 AI 来回答观众的会员的一些问题。所以，如果一些媒体一些 NGO 非商业性的使用，公益目的的使用，就不应该不用付费，另外有一些原来它只是新创公司，那也不用付费，但它如果一旦进入商转商业模式，例如说 AI 公司，它说使用我们的内容，本国的内容，它就必须有一定的比例回馈到那个整个资料库里面来，这是目前访问了一些人的一些想法，还算不上完整就只是抛砖引玉给大家思考。 不过，目前我看到有的国家的确有这样做，像挪威，它就会有公共图书馆的角色，然后把新闻的内容典藏放到资料，他们一直都有典藏，那只是说建立本国的资料库，特别是对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内容，他们的媒体等等的，也典藏到这个资料库里面来，然后提供给大家公益使用。 所以他们的公司里面用的 AI 的资料库就会是他们国家媒体的资料库，那如果我们可能的话就是把媒体的一些优质的内容先放进来，或者是得奖的或者是国家补助过的内容先放进来，那其他的商业媒体他们愿意纳进来，那就把它纳进来这样，这个是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的一些倡议，只是个人的想法而已，台湾目前政府做的只是说邀请大家来放到资料库里面来，比较没有一定的诱因这样。 访谈结语：AI 不仅是效率工具，更动摇了新闻业的核心底线。媒体如果无法转型为可信的信息验证和提供者，将面临被时代许多，例如边缘化就是其中之一的危机。本期中华世界的主题是生成式 AI 冲击新闻产业，感谢洪贞玲与林丽云两位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与分享心得。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2001年7月16日，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共同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这是冷战结束后，中俄之间签署的第一份长期有效的政治条约，也是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之后，两国关系最重要的一次制度性重建。 今天，这份条约已经走过二十五年。而在这二十五年间，国际秩序发生深刻变化。中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美国也将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俄罗斯则因乌克兰战争与西方全面对立。 回望这一条约，不仅可以看到中俄关系的发展轨迹，也看到世界力量格局不断重组的历史。 要理解2001年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首先要回顾更早之前的历史。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新中国几乎在各个方面，完全依赖苏联。1950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正式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然而，这一同盟维持的时间并没有太久。 随着斯大林去世，围绕意识形态、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国家利益，北京和莫斯科之间产生了越来越深的分歧。友好关系逐步转冷，1960年，苏联更是撤走了全部专家。1969年，两国一度兵戎相见，双方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此后的二十年间，中苏关系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直到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两国关系才逐渐恢复正常。 苏联解体之后，新的俄罗斯需要稳定东方边境，中国则希望获得和平的发展环境。双方的国家利益再次汇合。 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一年之后的1997年，两国共同提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而真正赋予这种合作法律基础的，就是2001年签署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条约并不是军事同盟。当时，无论普京还是江泽民，都反复强调，这份条约"不针对第三国"。 双方显然都没有忘记1950年中苏同盟最终破裂的历史。因此，与共同防御义务相比，两国更希望建立一种以共同利益为基础、更加灵活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 条约规定，双方承诺和平解决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加强经济合作和军事技术合作，并在涉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而贯穿整部条约的核心理念，就是"推动世界多极化"。事实上，2001年的国际背景，也让这份条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 就在签约前，美国刚刚完成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试验，并准备修改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俄罗斯和中国一致认为，美国推动导弹防御系统，将打破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平衡。所以，在签约当天，两国领导人表示共同反对美国单方面改变国际安全架构，并重申了维护战略稳定的重要性。 那个时候，美国正处于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代。俄罗斯和中国，则开始共同倡导建立一个"多极世界"。这一理念，后来几乎成为中俄所有联合声明中的固定表述。 如果说，二十五年前，中俄共同面对的是美国单极优势，那么今天，两国关系最大的变化，则来自双方力量对比的改变。 二十一世纪初，中俄贸易额只有一百多亿美元。根据双方公布的数据，到2024年，双边贸易额已经超过245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石油、天然气、煤炭、木材和粮食，中国则向俄罗斯出口汽车、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以及各种工业制成品。尤其是在2022年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受到西方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经济进一步向亚洲转移，中国市场的重要性不断上升。 不过，在双方关系不断深化的同时，力量对比也悄然发生了根本变化。 法国前驻华大使、欧亚问题专家皮埃尔·安德里厄（Pierre Andrieu），半年多前在接受法国《世界报》专访时指出，如今的俄罗斯已经成为中国的"次要伙伴"（junior partner），。一些观察人士甚至认为，俄罗斯越来越像中国的"附庸"。 安德里厄指出，这与1950年代形成鲜明对照。那个时代，是中国完全依赖苏联。今天，俄罗斯经济总量仅约为中国的十分之一。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俄罗斯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市场出口能源，也越来越依赖中国提供的工业产品和技术设备。在双方不断强调"平等合作"的同时，经济上的天平实际上已经明显向北京倾斜。 不过，安德里厄同时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失去了战略自主性。在他看来，中俄之间依然不是军事同盟，而是一种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需要俄罗斯提供的能源、安全纵深以及外交支持；俄罗斯则需要中国提供市场、资本和国际空间。双方合作密切，但彼此始终保持一定距离。 乌克兰战争，更加凸显了这种复杂关系。中国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也没有承认俄罗斯吞并了乌克兰的领土。北京一方面强调政治解决危机和尊重各国主权，另一方面继续扩大与俄罗斯的经贸合作。 对此，安德里厄将中国的政策概括为一种"亲俄的中立"。他认为，北京最大的担忧，并不是俄罗斯是否能够取胜，而是怕俄罗斯出现严重动荡甚至国家解体。因为对于中国而言，一个稳定的俄罗斯，更有利于维护北方的战略安全，也有利于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印太地区。 与此同时，乌克兰战争也使美国和欧洲长期投入欧洲战场，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中国在亚太问题上面临的战略压力。 尽管如此，中俄对于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俄罗斯更多依靠军事力量和传统地缘政治，希望恢复大国的势力范围。 中国则更依赖经济实力、科技创新以及全球贸易网络扩大国际影响。从"一带一路"倡议，到数字丝绸之路，再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产业，中国更加注重利用经济和技术塑造国际影响力。 安德里厄认为，中国并不准备推翻现有的国际体系，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更加符合中国利益的国际秩序；相比之下，俄罗斯则更倾向于直接挑战甚至打破现有秩序。这也是双方合作中始终存在的重要差异。 就在《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二十五周年之前，为了第二次顺利续期五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再次来到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这是普京执政后第二十五次访问中国。而习近平上台十三年来，两位领导人已经举行近四十次面对面会谈。 双方再次强调，中俄关系是当今世界"最稳定、最成熟、最具有战略价值的大国关系之一"，并重申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 法国媒体注意到，这次会晤发生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的访华行程之后。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此行同样希望确认，北京改善与华盛顿关系，不会以牺牲俄罗斯利益为代价。 双方讨论的议题，包括乌克兰战争、中东局势、国际秩序以及能源合作。其中，俄罗斯期待已久的"西伯利亚力量二号"天然气管道再次成为焦点。对于俄罗斯而言，随着欧洲市场萎缩，中国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能源出口方向。不过，该项目至今仍迟迟没有正式启动。分析人士认为，北京虽然希望获得更多俄罗斯能源，却仍然坚持供应来源多元化，不愿形成新的能源依赖。这一点，同样体现出今天中俄关系中的现实考量。   二十五年前，中俄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时，没有人能够预料，仅两个月之后，美国将遭遇"9·11"恐怖袭击，世界进入反恐时代。更没有人能够预料，二十五年后的今天，中俄关系会因为乌克兰战争、中美战略竞争以及国际秩序重组，而达到冷战结束以来最紧密的阶段。 然而，历史同样告诉人们，中俄关系从来不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之上，而更多是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的。 从1950年的中苏同盟，到2001年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再到今天双方所称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变化的是国际环境，不变的是国家利益。 今天，中俄共同倡导的"多极世界"，正在逐渐成为现实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两国实力对比不断变化，合作与竞争、互相依赖与彼此防范，也将继续塑造这一关系的未来。 《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走过二十五年，它记录的不仅是一段双边关系，更是一部冷战结束以来国际秩序演变的历史。

令中国学术界闻风丧胆的打假博主“耿同学”，最近又再揭露学术界的造假个案，甚至登上了美国《华尔街日报》。7月1日，据该报报道，33岁研究生辍学生耿洪伟通过短视频揭发中国学术造假。本周二（7月7日）香港《明报》又指出，“耿同学”最新的打假矛头指向曾在美国大学任职的“海归”医学教授，据悉已有浙江大学学者因此离职。另据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热门话题。 “耿同学”打假矛头转向“海归”学者 香港《明报》在报道中表示，“耿同学”3日再发影片，点名多名曾在美国大学任职、但有严重科研诚信争议的华人学者，这些学者近期已回到中国并进入顶尖大学任教。 报道表示，被点名的“海归”学者之中，包括浙江大学医学院求是讲席教授卢雄斌；“耿同学”在视频中并未公开点名卢雄斌，但各方都指向他，事后其个人主页已经关闭，有接近校方的消息人士透露，卢雄斌已离职。 据报道，2024年5月，浙大对外公布卢雄斌担任该校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求是讲席教授（最高学术头衔），并介绍卢雄斌是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医学院Vera Bradley前讲席教授、医学和分子遗传系终身教授、美国医学生物工程学院院士、肿瘤研究和生物医学工程领域国际知名专家。 今年4月，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报道说，卢雄斌团队一篇关于三阴性乳腺癌免疫治疗的论文被期刊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撤稿，原因涉及图像伪造。据指出，这已是相关团队不到一年内至少第3篇撤稿。 据报道，“耿同学”在视频中声称，“在美国学术造假被抓了，突然爱国，转身回国入职顶尖高校（大学）担任讲习教授”，“对不起，我们不是美国垃圾桶！” 他还提到，在卢雄斌的问题论文中，另一名何姓的长期合作者也在美国3校联合调查范围内，何姓学者今年已进入北京清华大学。 打假第一炮效应出乎意料 今年4月，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被“耿同学”指在顶级学术期刊《自然》（Nature）上的一篇研究论文造假，打响打假风暴第一枪。王平被校方火速免职降级。  此后，“耿同学”连续出击，点名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副主任康铁邦和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以及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等四人。另有华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以及中南大学湘雅学院的重量级学者也卷入其中。 “耿同学”也因此在中国声名大噪，但他近日却突然表示自己的抖音账号已被限流，他也宣布暂时停更，称因为压力太大，也保护家人安全。 有分析认为，限流平台或担心打假风暴愈演愈烈，引发更大争议后被指责未尽主体责任；但平台应给“耿同学”一个明确原因，做到依法限流。 登上华尔街日报：国际关注中国学术打假 值得一提的是，“耿同学”如今“享誉国际”，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也报道了其新闻，标题是“退学博士生『 耿同学』如何掀起一场中国学术打假风暴”，内文并提及，“与美国大学迟缓拖沓的调查步调相比，中国的惩治决定堪称快刀斩乱麻”。 随着一连串牵涉中国顶尖学者和知名科学期刊的造假事件曝光，“耿同学”在国内声名鹊起，甚至可能已成为中国医学学术界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只需一段五分钟的视频，这名33岁的研究生院退学生就能让一位学术明星的职业生涯戛然而止。 “耿同学”接受采访时说，校方行动这么快，可能跟他粉丝比较多，造成舆论影响比较大有关系。 6月21日，“耿同学”再度发布最新视频，将矛头对准了世界顶级科学期刊《自然》上的一篇2025年论文。该论文部分作者所在的大学迅速宣布展开调查，《自然》期刊上周也表示正对该论文进行核查。这篇论文描述了一种有望向内脏器官输送药物的贴片。论文作者表示正在配合调查，此外不予置评。 中国的高校过去在前沿医学研究领域籍籍无名，如今已跻身全球最具影响力行列，中国研发的药物也越来越多地进入美国人的药箱。正因如此，耿同学关于顶尖学者学术不端行为泛滥的指控，已不仅仅只关乎中国。 事件前期，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力挺“耿同学”，并对国家声誉可能受损表达了担忧。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在一篇关于耿同学曝光事件的评论中指出：“如果连顶尖的学者团队都不能确保研究过程的真实可靠，我们又如何期望在全社会筑牢科研诚信的基石？” 随着揭露出的疑似造假案例越来越多，“耿同学”的言辞也愈发犀利。他将这些造假行为归咎于两点：一是初级研究人员为求晋升急功近利，二是资深教授为了给自己的履历贴金而对学术不端听之任之。 “耿同学”在最近的一段视频中说，必须向这些大权在握的学术带头人发出严厉警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已经不再是安全的选择，必须对实验室的原始数据严格负责，如果拒绝监督，就是在亲手为自己的职业生涯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美媒报道指出，他的视频主要针对顶级科学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Springer Nature）发表的论文。在遭到“耿同学”批评后，《自然》旗下期刊上至少有六篇论文添加了编辑说明，表示正在进行调查，其中两篇发表在《自然》旗舰期刊上。目前这些论文均未被撤回。不过，《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上周撤回了另一篇由中国研究人员牵头撰写的癌症治疗论文，该论文此前并未被耿同学点名。 “耿同学”谈到有关美国漫长调查过程的问题时表示，造假行为通常显而易见。他说，处理速度的差异完全取决于他们的重视程度。从技术上讲，实际的调查工作量并不大。 他举例说，在《自然》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伪造数据的手法极其恶劣。 几年前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时，据华日报道说，“耿同学”正在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后来他发现，做自媒体的收入已经比较高了，对博士学位的渴望也越来越低，于是他去年选择了退学。 “耿同学”还说，他咨询了自己的朋友和同行圈子，并调查了上百篇论文。他说，他们最终选择曝光的案例都是性质非常恶劣的，那些论文存在极其严重且明显的学术不端行为。 报道援引衡量对全球顶尖科学期刊贡献度的《自然指数》 (Nature Index) 显示，在全球健康科学领域排名前十的机构中，有七家位于中国。 因调查问题论文而闻名的荷兰裔美国微生物学家伊丽莎白·比克（Elisabeth Bik）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中国给医生和科学家施加了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不切实际的规定正逼着人们弄虚作假”，她说。她赞扬了“耿同学”的努力，但也提醒说，未来的造假行为可能不会再这么容易被察觉。 这位生物学家还表示：“这是一场猫鼠游戏，而造假者总是领先我们一步。” 如何终结造假？“耿同学”给出的解方 “耿同学”表示比克的工作帮助了自己。他认为，杜绝学术造假的一个解决办法是三次重复实验由不同的人进行。他说，三次实验由同一个人完成，那么这一个人造假空间就变大了。如果研究人员知道同行下周就会复现他们的实验，他们就根本不敢造假。 从揭发同济大学论文造假的第一枪，到如今将矛头指向“镀金归国”的学者，“耿同学”用短视频撕开了中国学术圈长期存在的诚信裂痕。他的走红，既折射出公众对科研公信力的渴求，也暴露出学术评价体系中“唯论文”导向所催生的结构性压力。然而，随着账号被限流、个人处境日趋敏感，这场由民间发起的打假运动能走多远，仍是未知数。 学术造假从来不是一国独有的问题，但当中国的科研成果日益深度嵌入全球医药与科技体系，“耿同学”揭露的每一起个案，都不再只是内部治理问题，而关乎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制造”科研成果的信任基础。真正的考验或许才刚刚开始：制度性的监督机制能否跟上民间打假的热度，将决定这场风暴最终是昙花一现，还是推动一场迟来的学术诚信改革。

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法国《十字架报》与《费加罗报》近期分别登出有关中国于梵蒂冈于2018年就主教任命问题签署的“秘密”协议的调查报道，以及对在中国秘密传道者的苦难的深入报道。这两篇报道共同的背景，是2026年4月人权观察发布的最新报告和5月24日“为中国受迫害基督徒祈祷日”。本期的中华世界，我们从这两篇报道取材，并以十问十答的方式介绍中国天主教界与教徒的真实情况。 1. 这项中梵协议到底是什么？ 2018年9月，梵蒂冈与北京就中国天主教主教的任命问题，签署了一份临时协议。协议此后在2020年、2022年、2024年三次续签，但双方始终拒绝公开完整文本——这种保密本身，就是六年来争议不断的根源之一。简单地说，协议想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谁有权决定中国主教的人选——是教廷，还是中国政府？ 2. 为什么这份协议最近又被重新提起？ 2026年4月15日，人权观察（HRW）发布了一份措辞严厉的新报告，指责协议客观上助长了对中国天主教徒的压迫。报告基于九位流亡中国天主教徒的证词整理而成，其中一位2024年才离开中国的地下教会成员形容，这份协议被中共当局当成了“瓦解地下教会最聪明的武器”；有被捕的神父甚至被告知“梵蒂冈命令你们加入爱国会”。这份报告把一个长期存在但常被搁置的问题，重新推到了台面上。 3. 批评者的核心论点是什么？ 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王松莲（Maya Wang）的分析是：这项协议非但没能保护中国天主教徒，反而消解了地下教会赖以生存的“模糊地带”——过去几十年里，地下教会正是靠着这种不被官方完全承认、也不被完全消灭的灰色状态存活下来的。一旦梵蒂冈与北京建立起官方层面的合作机制，这层象征性的“保护伞”也就跟着消失了。王梅雅还指出，中国当局采取的是一种综合性的施压手法：不只是公开的暴力镇压，更包括改变一个人周遭的环境与结构，让人不得不顺从。 4. 支持协议一方又是怎么看的？ 梵蒂冈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在2022年8月的表态很能代表这一立场：“如果没有协议，中国可能再也没有天主教会了。”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协议不是对中共的让步或投降，而是在一个极端不利的环境下，争取到的一个极其有限、但确实存在的“行动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中国天主教研究专家米歇尔·尚邦的判断是：协议八年来的效果“相对积极”，因为它毕竟是在一个充满敌意、偏执的中国政治环境中运作的。他还提到一个微妙的变化——二十年前北京眼中的“问题群体”是天主教徒（因为他们效忠教宗这个“外国君主”），如今情况几乎反过来，天主教反倒不再是首要打击对象。不过，即便如此，按照GCatholic.org和Catholic-hierarchy.org这两机构的统计，中国教区主教职位仍有约一半处于空缺状态。 5. 协议签订前后，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什么结构性变化？ 这才是理解争议的关键背景。习近平上台后，“宗教中国化”成为巩固政权的支柱之一——但在中共的语境里，“中国化”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本土化或爱国情感，而是要求宗教彻底服从党的管控。2018年3月，恰好就在中梵协议签署前几个月，中国修改了宪法序言，写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与此同时，国内的宗教事务监管权，从原本相对中性的行政机构国家宗教事务局，被直接划归中共的统一战线工作部管理。 6. 统战部接管宗教事务，意味着什么？ 统战部从来不是一个普通的行政部门，它的任务是团结、管控或压制一切可能脱离党控制的社会力量——知识分子、民营企业家、少数民族、海外侨民,如今加上宗教团体。据相关研究披露，统战部下设12个局，其中第12局专门负责宗教事务。自此，“中国化”不再只是一句口号，而是上升为国家政策,有分析甚至认为它正朝着“强制同化进主流文化”的方向发展,手段包括大规模拘禁。也正是在这套体系下，主教任命、神学生培养、日常讲道,都被纳入了管控范围：十字架被拆，圣像被习近平画像取代，弥撒前要唱国歌，教理被重写，圣经文本也被删改。 7. 协议的真实条款到底写了什么，为什么没人能完全确认? 官方文本从未公开,这正是争议持续发酵的原因之一。在百度文库等中国大陆平台上，流传着几份被标注为“完整版”的简体中文文本，据《十字架报》采访的两位梵蒂冈消息人士认为这些文本“可信”，但他们拒绝正式确认其真实性。这些流出版本传递的信息大致一致：中方主张“中国有权管理在中国的天主教活动”而梵蒂冈“未经中方同意不得干涉”；主教候选人须满足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宗教要求”，做到“爱国爱教”，不得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稳定”。同时，也有版本提到，罗马可能通过一个“联合委员会”参与主教人选的协商，这意味着教会的辨别权并未完全让渡。换句话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协议是把天主教纳入统战部主导的治理体系的一种机制；就梵蒂冈的角度而言，这是一种生存策略——用最低限度的联系，换取宗座继承的延续性。 8. 对普通神父来说，协议落地后实际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两难? 这是问题最痛的地方。北京方面要求神职人员进行“民事登记”，核心是签署一份被称为“宪章”的文件，神父需在文件中承诺尊重中国教会“独立、自治、自律”三原则，以及党的领导。据一些受访神父透露，中共长期散布的说法是协议“要求登记”，这种说法本身就促使不少地下教会神父选择妥协。梵蒂冈方面，其实在2019年6月发布过牧灵指导，允许神父在签署时附加书面或口头声明，表明自己不放弃教义忠诚，也明确表示不签署同样应被尊重。不过，一位与地下教会关系密切的法国神父的评价却相当尖锐：这种安排实际上等于说“既然教宗似乎站在他们那边，那就没理由再抵抗了”，签字与否最终都被卷入了一种道德两难——继续地下生活近乎窒息，登记又像是某种程度的投降。 9. 有哪些具体的镇压事例? 2025年是打击力度明显加强的一年。据《费加罗报》调查报道，浙江一位知名家庭教会黄姓牧师，因“非法经营”在住所外被捕——十年前他就曾因官方以城市规划名义拆除1500到2000个十字架的运动而入狱。同年7月，警方在东部地区出动300到400人对70余名基督徒展开联合行动；10月，一场全国性行动针对近30名锡安教会相关人员，两天内在11个城市完成抓捕。资深牧师之女格蕾丝·金·德雷克塞尔向媒体描述，她患重病的父亲被拘留期间不准服药,只能睡地铺，还遭受长时间审讯和剥夺睡眠；代理案件的律师在被约谈“喝茶”后纷纷放弃案件，部分律师执照被吊销。2025年12月圣诞节前，浙江雅阳的锡安教会（长期拒绝拆十字架、挂国旗、装监控、禁止未成年人示拜）遭上千名警力包围，超过200名信徒被捕。福建闽东教区主教郭文昌的境遇也颇具代表性——2018年根据协议安排，他放弃“地下”主教身份转任辅理主教，此后牧职持续受阻，被迫流落街头，2020年辞职，目前被软禁在家。 10. 官方教会内部和信众之间因为协议出现了什么样的撕裂? 这恰恰是协议最难评估的一面——它造成的分裂不只是“教会vs政权”，更是教会内部“登记vs不登记”的相互怀疑：登记在册的神父被怀疑背叛信仰，坚持地下活动的神父及其所在堂区则面临被报复的风险。这种分歧还带有世代差别色彩，经历过上世纪五十年代迫害、文革浩劫的老一代信徒，对“屈服”二字格外敏感,而年轻一代面对的现实压力——特工反复约谈、护照被没收（2025年12月起所有神职人员的护照及往来港澳台的旅行证件均被收缴，出境需提前至少一个月书面申请并附详细行程，回国后七天内还要提交任务报告）——也让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受访者中一位牧师的总结颇具代表性：“如果换作是我,我不知道自己会怎么做。” 总而言之，这两份调查报道共同指向一个无法简单下判断的现实——那就是，中梵协议既不是天主教在中国的救命稻草，也不完全是对中共的屈膝投降。它更像是在统战部主导、“宗教中国化”全面收紧的大背景下，梵蒂冈用极其有限的外交空间,换来的一种脆弱的、充满代价的延续策略。而这份协议是否值得续签、如何续签，直到今天，依然是教会内部和外部观察者激烈争论的问题。

第二十八届上海电影节日前拉开帷幕，迎来全球各地第七艺术的从业人士。创办于1993年的这一亚洲电影节，刚开始是两年举办一次，自2001年后，改为一年一度，每年六月举办，为期九天。这一日期的选择可谓是紧随五月中下旬举办的、世界三大影节之一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之后，上海影节的组织者希望将影节打造为亚洲重要的电影节之一，作为展示世界优秀电影作品重要平台的同时，还是促进国际影视产业交流合作的重要窗口，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影机构、制片公司和电影节代表齐聚上海，共同探讨电影产业发展的新机遇。   在开幕式上，影节第二次将华语电影杰出贡献奖颁发给中国著名导演张艺谋，著名华裔女演员卢燕获得终身成就奖，年近百岁的她坐着轮椅上台领奖。 据中国媒体的报导，作为中国唯一的国际A类电影节，入选主竞赛单元角逐金爵奖的影片和入围纪录片单元的影片，在本次影节上，首次实现百分百全球首映、“中国首发”。影节期间，将展映420余部中外影片，放映场次超过1600场，其中12部影片入围金爵奖主竞赛单元。影节主办方还特别策划了“大好河山”单元，展映《开天辟地》《红色娘子军》等经典作品。此外，金爵论坛、电影大师班、“一带一路”电影周等也将陆续推出。 不过因欧洲和中东的战事，全球经济明显低迷。难免不影响国际电影市场。月前在采访戛纳影节期间，就明显感觉电影市场的人流少于往年。当时，在采访埃及馆负责人，开罗影节电影产业日项目总监穆罕默德·赛义德·阿卜杜勒·拉希姆时，面对戛纳影节电影市场的这一现状，他表示：“现在这种情况很常见。今年尤其如此。从参观的人群就能看出来。来电影市场的人不多。在戛纳公交站等车、或是去展馆的人也不多，只有参加招待会、大型活动之类人才会多。我认为全球的经济形势，当然还有导致经济恶化的战争，让很多人今年没来戛纳。他们负担不起戛纳的住宿费用，因为今年戛纳影节的费用比往年贵很多。而且，也许还因为，今年入选的好莱坞影片不多。今年没有一部好莱坞的大片。虽然有一些美国电影。但没有好莱坞大公司出品的电影。不过，我希望明年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人越多，流量越大，生意才能越旺。这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有好处，不仅限于法国，也不仅限于像日本这样的主宾国。不，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 在采访中，赛义德主动提及自己将飞赴上海，参加在那里举办的上海电影节。他表示：“今年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二年设立埃及展馆了。与去年相比，今年展馆的规模大了很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们会举办更多活动、更多的座谈会、更多的招待会，同时也会更多地参与电影市场中的各类项目，包括Fantastic Seven、网络合作拍摄，以及其他多个国际合作项目。我们希望埃及能够成为阿拉伯世界、非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枢纽。我们希望把开罗建设成为连接全球南方与全球北方的重要平台。” 提起埃及，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是金字塔、尼罗河和悠久灿烂的文明历史。事实上，埃及也是阿拉伯地区最重要的电影生产中心之一。拥有百余年的电影发展历史，被誉为“中东的好莱坞”。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开罗便成为阿拉伯电影工业的核心城市。出品的大量经典影片不仅影响了中东和北非地区，也成为世界电影版图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随着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两国电影界的合作也日益频繁。赛义德表示： “我们与上海国际电影节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不仅有上海国际电影节，还有北京国际电影节。下个月我们将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相关活动意义重大，因为我们还将参与‘一带一路’项目的相关活动。因为这一项目涵盖埃及。在上海期间，我们将参加多项活动，包括影片观摩、城市参访、考察影视基地，并与来自企业、机构乃至政府部门的代表进行交流。我们希望推动两国开展更多的合作。我认为，埃及和中国两国领导层都非常重视这种合作关系。 大约三年前，我们与中国媒体集团达成了合作协议。我们邀请了很多来自中国的嘉宾参加开罗国际电影节。去年我们接待了一个庞大的中国代表团。在2024年也是如此，有22位来自上海和北京的代表来到开罗，他们和埃及的制片人、发行商进行了大量交流，希望推动中国电影进入埃及市场，同时也希望将埃及电影引入中国市场。我认为需要这样的合作，而且应该不断加强。” 埃及影片其实时很早就进入了中国观众的视野。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央视就播放了长影译制的五十年代埃及黑白影片《忠诚》，七十年代末拍摄的《走向深渊》一片上映后不久，也很快引进中国，并由上影译制片厂译制。近十几年，埃及影片陆续参加中国电影节的展映，如获得国际影坛广泛关注的作品《678路公交车》，这部影片聚焦社会现实主义题材，深刻关注埃及女性的处境；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的《亚西提岛》一片，则以一个偏远小岛上的故事展现了埃及社会的复杂面貌；而《开罗时间》《开罗机密》等作品，也让世界观众从不同角度了解现代埃及的社会与文化。所有这些影片都让人记忆犹新。 那么在未来，中国观众能看到更多的埃及电影吗？目前是否已经有新的埃及影片进入中国市场呢？赛义德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是的，上海方面邀请我们推荐一些埃及电影在影节上放映，我们推荐了几部作品。其中有一部影片《投诉（Complaint）》，它在去年的开罗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编剧奖。我希望这些在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埃及电影能够被更多中国观众看到，让他们进一步了解埃及文化。正如我们埃及人，尤其是埃及的影迷们，也都非常喜爱中国电影。我们希望未来能够看到更多中国电影到埃及来，也希望更多埃及电影能够到中国去。”

5月28日，法国LCI电视台的一档国际时事座谈节目中，主持人戴维·普雅达斯（David Pujadas）向在座几位资深媒体人抛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今天谁能说出三个中国在世名人的名字？” 不料现场竟陷入了一阵尴尬的沉默。他们开始思考，绞尽脑汁。其中一人开口道：“有国家主席习近平。” 然后就再无下文了。出现在电视画面中这种尴尬的沉默，是否直接映照出法国社会对当代中国的无知和漠视？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话题。 据《费加罗报》在六月初报道说，这一幕被地缘政治学家、《大洲》（Le Grand Continent）杂志联合创始人吉勒·格雷萨尼（Gilles Gressani）写入了他的新著《定义我们的敌人》（L'Ennemi qui nous désigne，伽利玛出版社，2026年）的序言里，作为一个发人深省的“悖论”：中国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举足轻重，仅2018至2019年间生产的水泥就超过美国整个20世纪的总量，全球逾半数的AI研究在中国完成，其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更令人咋舌！ 依格雷萨尼之见，“当一些受过良好教育、关注国际事务、阅读报刊的人，都难以列举出三位中国公众人物时，这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格雷萨尼尼补充说，“我们生活的心理认知还停留在20世纪和21世纪初。我们觉得自己还活在2000年，但实际上，我们离2050年更近。” 《定义我们的敌人》这本书汇集了多位“知名汉学家和习近平的关键理论家”的文章，为理解当代中国提供了一份“独家文档档”。格雷萨尼呼吁读者审视前述中国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数据。“然而，我们依然对正在发生的一切一无所知”，他感慨道。 或为帮助填补这一空白，《费加罗报》在报道此一事件后，又发表了第二篇题为：「无法列出三个在世中国人的名字？这里有十位代表当代中国的人物」报道。文中例举出10位活跃于当代中国政治、科技、商业、文化与体育各领域的代表性人物。 政治与权力：掌舵者与幕后人 王沪宁——意识形态的总设计师 如果说习近平想当然尔是中国的掌舵者，那么70岁的王沪宁便是为这艘巨轮校准航向的人。这位低调的政治学者先后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三代领导人提供思想资源，被视为“中国梦”这一执政叙事的核心缔造者。他名义上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等要职，但其真实分量在于：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构与对外宣传，皆出自他的主导。 蔡奇——习近平的左膀右臂 在国际峰会的镜头里，那个高大身形、银发短促、始终出现在习近平身后的男人，便是蔡奇。英国杂志《经济学人》今年4月将其描述为“可能是中国第二强有力的人物”。作为习近平的办公厅主任与安全事务负责人，70岁的蔡奇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常委会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据称“接触到中共的许多核心机密”。他的名字频繁出现在有关习近平继任者的讨论中，尽管在中国政治的逻辑里，权臣随时面临被清洗的风险。 科技与商业：重塑世界的造局者 梁文峰——AI领域的国家冠军 2025年初，一家名为DeepSeek的中国AI公司以低成本开源模型横空出世，令硅谷巨头猝不及防。其创始人梁文峰，这位41岁的工程师，在短短数月内从默默无闻的技术极客，跃升为举国称颂的科技英雄。投资人邓肯·克拉克（Duncan Clark）评价说，“DeepSeek驱散了中国人的低迷情绪”，梁文峰“重新点燃了中国人的自豪感”——彼时，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阴云正笼罩全球。 张一鸣——可怕算法的缔造者 他被描述为低调、内向，甚至有些社交障碍。但43岁的张一鸣所创造的TikTok，却拥有近20亿活跃用户，成为全球最强大的社交平台之一。这个短视频巨兽在世界各地引发恐慌：美国将其美国分公司国有化，欧洲着力监管其成瘾性算法，澳大利亚则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作为字节跳动集团创始人，张一鸣身家约693亿美元，位列中国三大富豪之列。 李柯——向全球汽车市场发起冲击的女将 2025年，比亚迪全球销售226万辆电动及混合动力汽车，首次超越特斯拉，令整个汽车工业界震动。这份成绩背后，比亚迪副总裁兼首席战略官Stella Li李柯功不可没。这位56岁的女性高管在企业内部逐级晋升，如今环游世界推广比亚迪品牌，并于2025年荣获《世界汽车奖》年度人物称号。今年4月，为在欧洲推出Denza品牌，她包下了巴黎加尼叶宫，邀请动作片明星丹尼尔·克雷格出席，气势恢宏。 文化与媒体：讲述中国故事的人 杨澜——中国的“奥普拉·温弗里” 58岁的杨澜是中国知名度最高的访谈节目主持人，她的《一对一》节目采访过比尔·克林顿、埃隆·马斯克、妮可尔·基德曼、迈克尔·菲尔普斯等全球名人。她创立的阳光卫视集团见证了中国媒体在本世纪初的崛起。如今，她活跃于媒体、文化与新技术交汇的多个领域，同时持续为中国社会中的女性议题发声。 赵婷——流亡的导演 这位44岁的导演在北京度过了对美国电影充满热情的童年，后来却成了在西方最负盛名、在中国却近乎“禁区”的中国裔创作者。赵婷（Chloé Zhao）的《无依之地》（2020年出品）横扫威尼斯金狮奖、两项金球奖，以及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两项奥斯卡大奖。然而，这部影片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她此前对共产党思想管控的批评让她成了北京眼中的“不受欢迎的人”。某种意义上，赵婷的存在本身，便代表着那个北京尚无法完全掌控的领域。 宁宁（Ningning）——跨越边界的青春偶像 她在Instagram上拥有1100万粉丝，是法语歌手Aya Nakamura的两倍。出生于哈尔滨的宁艺卓，艺名“宁宁”，是韩国K-pop女团aespa的成员，也是这一全球流行文化现象的代表面孔之一。23岁的她已成为古驰（Gucci）全球代言人——品牌方盛赞她"具有磁性的舞台表现力、罕见的声乐实力，以及超越原有受众群体的鲜明艺术身份"。 体育：竞技场上的国家象征 樊振东——乒乓球赛超级巨星 在中国，顶尖乒乓球运动员的国民地位，不亚于基利安·姆巴佩之于法国。29岁的樊振东正是这一国民运动的最耀眼符号：他在2021年东京和2024年巴黎两届奥运会上共斩获三枚金牌，并拥有九个世界冠军头衔，其中三次为单打冠军。昵称FZD目前效力于竞争最为激烈的德国联赛，持续书写着这项运动的传奇。 郑钦文——网球新星，压力下的眼泪 2024年巴黎奥运会，年仅21岁的郑钦文为中国乃至整个亚洲摘得历史上首枚奥运女子单打网球金牌，一时间成为无数人眼中“来自东方的闪亮红色流星”。然而，荣耀之下是难以承受之重。今年法网首轮出局后，她在发布会上泪流满面地说：“压力让我无法发挥。” 这位23岁的年轻人坦言，自己需要“从零开始”。在伤病与期待的双重重压下，她的重新崛起，或许将是另一个值得书写的故事 诚如，格雷萨尼在书中写道：“如果我们对当前正在发生的剧变感到如此晕眩，那可能是因为我们依然拒绝正视当代社会的一个巨大维度：中国。” 这十个名字，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大家好，近期法国电视台BMF与《解放报》及《费加罗报》纷纷关注中国退休制度与养老金危机，本期中华世界我们就来谈一谈相关议题。话说有一组数字，足以让任何一位人口学家失眠。根据中国官方统计，目前全国退休年龄人口约为3亿。到2035年，这一数字将突破4亿——超过美国的全部人口。与此同时，中国去年失去了340万人口，荣鼎咨询预测，未来十五年内还将再减少约6000万，这数字相当于整整一个法国从地图上消失。且这不是遥远的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 法国电视台BMF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的老龄化速度，远超其经济发展的步伐。用学界的表述，这叫“未富先老”——在尚未积累起西方国家那种财富厚度之前，中国已经开始承受与之匹配的人口老龄化代价。欧洲经济政策研究中心（CEPR）的研究人员将此概括为"双重挑战"：既要维护急速扩张的老龄人口的生活水平，又要在财政上撑住一个日益沉重的养老金体系。 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结婚登记数量不足170万对，创下2020年封控以来的最低纪录，较十年前腰斩。婚姻数量是出生率最可靠的先行指标，这意味着未来的人口曲线只会更加险峻。25岁以下青年失业率超过16%，高学历年轻人难觅适配职位，即便步入婚姻，生育计划也一再延后。经济的不确定性，正在系统性地压制中国人的生育意愿。 这一切汇聚成一条越来越陡峭的下行线——而养老体系，正处于这条线的最前端。 两套制度，十五倍鸿沟 报道表示，若欲理解中国养老危机，必须先理解它的制度结构。 中国并非只有一套养老体系，而是并行运转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制度，各自覆盖约一半的人口，彼此之间的落差，触目惊心。 第一套，面向城镇正规就业人员。它运作方式类似社会保险，养老金与工资水平、缴费年限直接挂钩。2024年，这类退休人员的平均月养老金约为3825元（约合485欧元）。 第二套，覆盖农村居民与城市非正规就业群体——也就是那些在建筑工地劳碌一生的农民工，那些撑起中国经济腾飞的无名劳动者。他们历史上缴费普遍较少，养老金主要依赖国家基础补贴。平均下来，每月仅约246元——约合31欧元。 两套制度之间，相差竟有十五倍。 全球化智库（CCG）研究员王子晨（音译）一针见血地指出：多年来，“共同富裕”的旗帜在国际上高高飘扬，仿佛中国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财富均等化实验。然而现实是，国家在向普通公民直接转移支付方面，始终极为克制。 今年3月出台的第十五个五年计划，被许多代表寄予厚望，期待能给农村退休人员一次大幅加码。结果令人失望：最低基础养老金仅上调20元/月，调整后为163元（约20.6欧元）。 报道认为，这不是疏忽，而是选择。德国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ICS）研究员亚历山大·布朗直言：中国的经济政策已经并将继续以支持产业为导向，而非以惠及家庭为导向。习近平坚信，在大国博弈的时代，产业优先是强国的必要路径。社会支出占GDP的比例，中国仅为13%，而欧洲国家平均高达30%——这一差距，既是造成内需疲软的深层根源，也是中国出口持续高歌猛进的结构性燃料。 养老金体系的改革已在路上。法定退休年龄正在逐步上调：男性从60岁提至63岁，女性工人从50岁提至55岁，女性管理人员从55岁提至58岁。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这一调整将使2050年的养老金支出占GDP比例从15.3%降至11.9%。但中国社会科学院早在2019年便已预警：若无系统性改革，养老金体系可能在2035年前后陷入赤字。北京为此在2025年动用了约3670亿欧元来填补社保基金缺口，占一般预算支出的10%以上——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攀升。 荣鼎咨询（Rhodium Group）的判断则更为悲观：人口压力对中国财政平衡的冲击，可能仍然被严重低估。 香港老人的出走：用脚投票的养老选择 如果说中国大陆的农村老人是在制度的夹缝中无声等待，那么香港的退休人员，则用一种更为主动的方式，回应着另一套失效的养老体系——他们选择出走。 据《解放报》驻香港记者报道说，陈先生（Eric Chan）六十多岁，曾是香港特区政府的公务员。两年前，他与妻子斯黛拉迁居广东中山。“我们想过上舒适的生活，留在香港已不是选项”，他说。他们在中山终于买下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这在香港，是他们这辈子都无法触及的奢望。香港长期高居全球生活成本榜首，即便是公务员，也难逃退休后的贫困恐惧。 那个形象始终萦绕着他们：“纸皮婆婆”——那些在街头低头捡纸皮箱卖钱维生的老人。“我们曾觉得，可能得工作到死，才能不成为子女的负担”，陈先生如是告诉《解放报》。如今在中山，这些恐惧都消散了。他们过上了一种“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生活”，甚至每次回港探亲，反倒是祖父母请全家吃饭。 报道强调出，陈先生的故事，并非个案，而是一种趋势的缩影。 香港大学老年学家卢佩仪教授揭示了一幅严峻的图景：在政府补贴介入之前，香港65岁以上人口中，有45%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超过一半的老年人无力退休。公立养老院候位时间约两年，医院一床难求，牙科预约有时需要等待数月。更令人忧虑的是，2022至2024年间，香港老年人自杀人数年均达470人，占全港自杀总数的40%。 而在边界对面，一座名叫中山的城市，正成为越来越多港籍退休人员的新家。中山距香港车程仅两小时，房价、医疗、餐饮开销都大幅低廉，文化习俗相近，语言相通。中山房产中介艾伦·杨描述，自疫情结束以来，来自香港的购房客户络绎不绝——教师、公务员、“普通职员”，有些尚在五十多岁，便已开始布局退休生活。 事实上，数字印证了这一趋势：2025年，约10万名65岁及以上的香港居民定居广东省，较十年前增加40.5%。今年3月，已有1100名港籍老年人入住广东省26家养老院，是2022年的九倍。 这场悄然进行的迁徙，有其深刻的结构性逻辑。它是香港社会保障体系长期积弊的折射，也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进程的现实写照——当政策倡导的融合遭遇老年人的现实需求，人口自然会以最经济理性的方式流动。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已表示，若需求持续增长，将进一步与内地协商对接。一场养老意义上的“北上”，已成规模。 机器人的介入：技术能否填补人情的空缺？ 无论是大陆老人还是香港移居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现实困境：子女不在身边，或数量本就稀少。在中国城市，飞涨的房价让四五十岁的子女难以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政策留下的人口缺口，正在以一代人为周期显现其后果。 当人手不足、机构床位告急，技术的介入便成为一种必然——或者说，一种无奈的必然。 据《费加罗报》题为「中国：老年人依赖陪伴机器人已成必然」报道指出，中国工程师正在将这一答案具象化：人形机器人。 这些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双足金属机器人，正陆续出现在中国的养老机构中。它们能翻动身体、协助按摩、递水喂药，以每小时5公里的速度行走，胜任大量重复性照护任务。部分机器人配有AI驱动的动态面孔显示屏，可呈现出使用者熟悉的亲人面容，以激发情感上的亲近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从不疲惫与不耐烦，不会闹脾气，也不会在凌晨三点拒绝回应呼叫。 展望2040年，这些机器人将能掌握同住者的生活习惯，回答问题，帮忙找回丢失的眼镜，甚至陪老人下棋——并刻意避免每局都赢，以照顾对方的情绪。中国每年新增约1700万60岁以上老人，庞大的需求缺口为机器人行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动力。 然而，技术的边界，在《费加罗报》报道描述的那幅清晨公园图景中，显得格外清晰。 每天清早，中国各大城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老人们随着悠扬的传统音乐，成群结伴，缓缓做着晨练。那是一种对陪伴与温情的渴望，一种机器人永远无法填补的人类需求。机器人可以协助照料身体，却无法给予真正的情感联结。它们是效率的补丁，而非人情的替代品。 这一局限，在香港移居中山的退休人员那里，被另一种方式诠释：人类仍然需要真实的社区、可负担的医疗、物质上的安全感，以及与子孙辈分享一顿饭的简单快乐——这些，机器人一样也给不了。 最后，我们若将前述这三篇报道放在一起思考，其实都汇向同一个核心矛盾：“未富先老”的中国，正在用一个尚未充分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去承接一场规模史无前例的老龄化冲击。

核武器从之前令人谈之变色的存在，到如今，任何计划开发核武器的国家仍会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核武器的制造更是各个核大国最高级别的机密之一。全球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屈指可数。中国就位列其中，且在核弹头的数量上位居世界第三。那么中国的核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 日前，法国世界报的特派记者发回专稿，将蒙在中国核武器的神秘面纱被掀开了一角。报道了在四川绵阳梓潼，一座昔日的核研发基地如今已被开辟成博物馆——两弹城博物馆，这里见证了中国原子能计划的起源。四川至今仍然是中国核计划的关键基地，而这些设施正呈现出复兴态势。北京希望通过增加核弹头的数量来加强其战略威慑力；并试图在数量上缩小与华盛顿和莫斯科的差距。在今天的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篇专稿。 文章开篇写道，一条数百米长的隧道穿山而过，隧道采用了据称能抵御最猛烈攻击的混凝土加固。去除核污染的淋浴设施依然完好无损。隧道两侧长长的墙壁上，醒目的红色宣传标语赫然在目。其中一条写着 : “只有一条路！靠我们自己的双手研发原子弹！”。 深入隧道，昔日的实验室向参观者讲述中国核武器的研发历程，以及为何将研究基地迁至四川中部绵阳市辖下的梓潼——这个偏远的内陆地区。这一决策源于20世纪60年代，北京对来自远邦美国和紧邻苏联的双重威胁的担忧。 来这里参观的游客可以看到巨大的红白相间原子弹复制品，以及一枚20米高的东风二号导弹模型。人物蜡像则再现了昔日科学家们在实验室里忙碌工作的身影。大量当年的新闻剪报记录了国家在核武研发上的重大抉择。一位退休的中文老师专程来这里参观原902研究所——曾负责研制核武器的第九局的下属单位，如今已改建成为博物馆。她回忆说： “其他大国都拥有原子弹，如果我们没有，又如何发出自己的声音？没有原子弹，国家和人民就处于危险之中”。 道理就这么简单，“实力远胜于雄辩”。 在梓潼，老旧建筑物上“毛主席万岁！”的大字标语依然清晰可见。但在川北地区，核军备竞赛并非遥远的历史，恰恰相反，中国仍在这片山区继续生产核武器。 2025年12月底，《华盛顿邮报》报导了由总部位于维也纳的开放核网络（ONN）和总部位于伦敦的核查研究、培训和信息中心（Vertic）进行的的调查结果，这两家西方机构通过对卫星图像的分析发现，自2021年以来，中国军事核设施的现代化进程正在加速。据研究人员称，其中一处设施位于距离如今已开发为旅游景点的前核研究生产设施直线距离仅几十公里，主要用于生产核弹头所需的钚芯。另一处设施则专门用于生产高能炸药，这种炸药在撞击爆炸时会压缩钚芯，引发裂变。 文章指出，这些进展符合中国核威慑力量现代化这一总体目标。据总部设在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的数据，美国国防部估计，中国核武库存将从目前的约600枚核弹头增加到2030年的约1000枚，但仍远低于美国的3700枚和和俄罗斯的4300枚。 部署导弹超过100枚 2024年9月，中国在海南岛南部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导弹，导弹飞行了11000公里，落入法属波利尼西亚以北的太平洋海域。同时，中国还在地面部署了强大的雷达系统，发射了早期预警卫星，这些系统设施能够令北京在90秒内探测到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华盛顿认证，这使得中国具备了与美国相当的、在导弹击中本土前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能力。与此同时，中国还在三个不同的发射地点部署了100多枚导弹，提供了多种报复的选项。 文章指出，目前，北京正在对自己的武器库进行现代化改造。中国领导人将此视为重振国力的关键标志。为了维持军队的全员备战状态，中国自2023年开始发起了对军方的大规模整顿，，负责导弹和核武器的部队首当其冲。此后，两任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六名将军中的五人相继下台。但在2025年9月3日，习近平主持的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的盛大阅兵式上，中国首次展示了涵盖空、陆和海三位一体大型运载能力的核导弹，从而跻身此前只有俄罗斯和美国两个成员的核武俱乐部。 在毁灭性的核武器竞赛中，中国起步的时间大大晚于其他大国。 1964年，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在新疆的沙漠里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时。而美国早在19年前就已向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苏联也已经进行了长达15年的核试验。 在梓潼博物馆的信息展板上，写着中国“不情愿”地被卷入了这场核军备竞赛。解说强调：“冷战期间，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局势迅速升级，核恐怖的威胁笼罩着世界。为了保障国家安全，中国果断发展核能力。” 这种既拥有核武器但又不热衷使用，仅用于防御的形象，塑造了中国的核战略。自1964年10月16日首次进行核试验起，中国就庄严承诺，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也绝不针对无核国家或地区使用核武器。这一战略旨在使中国的核大国地位与其作为不结盟运动成员的身份协调。 时至今日，尽管中国已跃居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但由于其核弹头数量少于华盛顿和莫斯科，北京仍认为没有必要承担与它们相同的义务。当限制俄罗斯和美国核武库规模的《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New START）在2026年2月5日到期，且到期前并未就后续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政府坚持认为必须将中国纳入未来的核裁军承诺中。北京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外交部发言人称：“中国的核力量根本无法与美国相提并论。因此，此时要求中国加入核裁军谈判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选择在梓潼建立中国军事核实验室这一决定本身，就反映出北京对当时两大超级大国的担忧。1955年，中国领导人决定启动核武器研发，初期的研究中心设在北京和青海，以远离美国的威胁。但随着20世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边境增兵与冲突加剧，令中国领导人对沿海和边境安全产生新的担忧。 1964年，北京决定将最具战略意义的国防工业转移到西部深处，特别是转移到四川。这一政策被称为“第三战线”。此前，沿海省份和与苏联相交的边境地区为第一战线，而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内陆地区则构成了第二战线。数以万计的士兵及其家属被派往山区开垦土地，建设新的工业园区。2023年7月，习近平主席访在视察四川时，将四川称为“国家战略腹地”；这显示“第三战线“战略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文章最后写道，在川南乐山附近，编号“525“的工厂曾专门生产核动力卡车。如今，工厂旧址已成废墟，当地农民在废墟中种植蔬菜。在残存的墙壁上，毛泽东的画像和原子弹、导弹的宣传画褪色明显。但“敬爱的毛主席！绝对服从毛主席！”等口号仍清晰可见。一些退休的工人和士兵偶尔也会来此散步。一位82岁的老人回忆说：，“我们当时被派到这里，一方面是为了加强国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发展工业。那时候，一切都是绝密”，老先生只透露了自己的名字，来强调当年工作的敏感性。1968年，他被派到这里，此前他曾在越南前线服役三年。那时，中国向越南派遣士兵，帮助越南共产党重建铁路和公路，以确保在美军轰炸下中国提供的军事援助和物资供应的到位。

在上一次节目中，我们带您一起逛了逛旅法艺术家张漠予（Zhang Moyu）的画展“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说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她说她想表达的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以及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随后，她谈到了在法国的生活就像一场修行。法语和法国文化又如何帮助她重新理解自己，帮她厘清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最后，她还讲述了自己放弃医学转向艺术的选择和经历。她认为自己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和张漠予展开一场深度对话，去观察和理解这位艺术家的所思所想。 RFI：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这是你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刚刚说的“求真”，或者是向着一种光去生活？ Moyu：我觉得这就是自我意识吧，是一个慢慢逐渐发展的过程。就好像我在更年轻的时候，哪怕是在学医的时候，我那时候就已经会对电影、文学这些艺术方面的东西感兴趣。我喜欢跟搞艺术的人一起玩，这可能也是一种天性，就是你对一些东西有一种好奇心。但在那个时候，你为什么对这些东西有好奇，其实自己是不清楚的。 当你越来越靠近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艺术其实就是一条求真之路。如果没有求真的这种精神，我觉得它就不太有意义，真的。因为我觉得修行有很多种方式，而艺术就是其中的一种方式。 RFI：你的画里面常常有一种相对来说比较肃穆的氛围，就是有一种宗教感。 Moyu：虽然我没有宗教信仰，但我认为我是有信仰的。每个人的信仰可以不一样。比如说，我觉得我信仰真理，我认为真理是存在的，“真”是存在的，这本身也是一种信仰。我也可以说我信仰宇宙，信仰这个宇宙的主宰。在基督教、天主教里面，他们认为是耶稣，在不同的宗教里面，对“主宰”的理解也各不相同。但是我觉得，信仰其实可以更博大一些。所以我觉得我是有信仰的，而且是有信念的。 RFI：其实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后，好像你可以脱离一些固有的社会规则，或者世俗中大家对一个人的期待和压力，去过一种自己的生活。但在你成为艺术家之前，包括你当时那么多年，又来到法国读书，中间也有很长一段时间并没有特别明确自己会用这种方式生活、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我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处理自己与外界、与社会、与这些压力和世俗之间的关系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Moyu：这种评判和眼光，我觉得怎么说呢，就像我一开始说的那种种自我怀疑，其实也是和外界的一些评判、眼光，以及所谓的世俗标准有关系的。但是我觉得，修行其实也是在修这个。 当你确定了自己的选择，当你确定你走的这条路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那么其他东西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在”。求自在，就是对别人对我的评价，或者对我的一些看法，当然也包括来自亲友、家人的一些阻碍和压力，我觉得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都在慢慢地被淡化。 所以对我现在来说，既然是求真，那这些东西自然都会被推得很远很远了。 RFI：作为一个艺术家，因为你刚才讲到你每天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自在的状态。你会做一些手工，也会以一种很平和的心态去画画，而不会说很着急，比如为了完成一个作品去获得下一部分收入之类的。 Moyu：首先从根本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到“修心”。我觉得经过很多年的修行（姑且这样说吧），我不是一个对未来特别焦虑的人。我比较认同佛家所说的“活在当下”，就是活在每一刻。 所以，虽然很多时候这种情况也会有，不可能完全没有，比如经济上的压力。而且我和我先生两个人都是艺术家，所以我们也需要通过比如教学来维持生活。他教戏剧，我教舞蹈，或者通过其他一些方式来获得收入。当然，这些方式也是我们相对比较喜欢的。 我们的物质要求也不是特别高，只要能保证最基本的生活，目前来说就可以了。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我就可以继续创作。当然，我们也希望情况能变得更好。对我来说，对我们两个人来说，经济其实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度，没有别的，就是自由度。我们希望有更高的自由度，去做更多自己喜欢的事情。 至于你说的那种压力，肯定是会有的，但我不太会因此焦虑。整体来说还好，偶尔会有一些。但艺术家本身也会有一些阶段性的低潮，这是很正常的，而且可能由多种原因造成。 RFI：经济是一个很具体的面向。我其实想问的是，你刚才也说到一部分，就是一个人如何去面对生活中的这种不确定性，或者说这种不稳定的状态？ Moyu：人需要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去寻找一种平衡。只有在一种平衡的状态下，你才能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对我来说，专注地做自己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有时候我甚至会刻意去屏蔽一些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信息。因为现在的环境确实不太理想，我觉得我能改变的只有自己，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这个世界。对于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东西，我会尽量少关注。包括现在信息太多了，我是一个会主动屏蔽很多信息的人，把时间更多地花在专注做自己的事情上，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 我更喜欢“做”，所谓的“savoir-faire”。这种方式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就是不要想太多，直接去做就好了。我觉得很多事情——包括绘画、弹琴、做衣服、养花、做饭、喝茶都是在“做”的过程中，体会到一些很简单的快乐。 对我来说，不需要想太多。因为我觉得所谓的自由，其实是内心的，它不在于你在哪里生活、有多少钱，而在于你是否能在任何环境下都做到自在。只有做到自在，才是真正的自由。 我觉得“自由”和“自在”这两个概念是很接近的。也许我很难定义真正的自由是什么，但我可以尽量让自己活得自在。佛家所说的“修自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RFI：你刚才说，尽量用一种接受无常的心态去生活、活在当下。我在想，一个人如果能够在很多时候做到这样的话，当你想到“死亡”这个命题的时候，你是怎么看的？ Moyu：我曾经很多很多次想到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在我日常生活中会经常浮现的一个命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对死亡本身其实所知甚少，我们并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它可能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种完结、一种结束。如果从佛家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没有“死亡”这一说的，它更像是一个轮回的开始。你修得好，可能会进入一个比较好的轮回。当用这样一种方式去看待死亡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没有那么可怕。 而且我觉得，既然我们也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那就把当下活好就可以了。因为死亡是随时可能发生的，它和年龄、和其他条件都没有必然关系，它是一个非常未知、不可预测的东西。与其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中，我觉得不如专注于当下。真的，就是当下，没有别的。 RFI：我想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个人选择如何生活，和他如何面对死亡有很大的关系。死亡可能是一个比较终极的问题，但在这个命题背后，其实也关乎一个人如何承受生活中的“失去”。比如我们刚才讲到的，对不稳定的态度、对无常的理解，无常本身就是一种失去。你可能失去一段关系、一个人，或者一些东西。我想知道的是，当你说你能够接受这些的时候，你是怎么去处理这种承受、这种失去的？一方面是你如何面对它，另一方面是艺术在这其中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Moyu：我觉得就现在的我来说，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拥有”过什么。现在这种相对安稳的生活状态，如果你经历过比较艰难的时期，其实正是那段时间让我理解了这些，   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你的。你真正拥有的，其实只有当下。所以所有事情都是无常的，它们来来去去。当它离开的时候，那是自然的安排，不是因为你“失去了”什么，而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这样运作的。   也正因为这样，我不太容易患得患失。我觉得我并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所以一切都可以来，也可以走。它来了，我会很开心，欢迎它进入我的生活；但当它要离开的时候，我也会和它说再见。我觉得我现在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 RFI：你觉得你在生活里经历过一些很重要的失去吗？因为你给我的感觉，好像从一开始你就接受了这件事情，一开始就有这种观念：我没有什么可失去的，然后慢慢走到现在。但我觉得，对有些人来说，是经历了一些很重要的失去，才慢慢学会接受。所以我想知道，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Moyu：可能我正好是相反的。我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拥有什么东西，别人给予我的一切，我都觉得是一种馈赠，是意外的。所以对我来说，所有我得到的东西反而都是意外的，而“没有”才是一种本质的状态。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经历有关。 也正因为这样，每当我去做一件事情，或者通过努力得到一些东西，我都会非常高兴。但我不会认为自己就“拥有”了它，它更像是一种缘分，刚好来到我身边。而这种缘分本身也是来来去去的。所以我不知道，也许在我的天性里面就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我好像从来没有觉得自己真正拥有过什么。 当然，我也经历过所谓的“失去”。在更年轻的时候，你还是会在意的，也会有痛苦，会经历那样一段一段的感受。但慢慢到现在，我觉得自己对“失去”越来越淡然了。 但这并不是说，如果有一天我失去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人，比如至亲，我不会难过、不会痛苦。那种情绪一定会有的，只是它终究会过去。 RFI：因为我后面想问的，其实就是说，你觉得艺术在里面承担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比如说，就像写作的人觉得文字可以庇护他，你会不会觉得艺术对你有一个这样的作用呢？ Moyu：我觉得真的拯救我的不是艺术，而是生活本身，就是我对生活的一种热爱。艺术，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全部。而且，我想正好说到这一点，我很喜欢的一个艺术家，他叫Robert Filliou，是在法国五六十年代比较活跃的一个艺术家。他说过一句话，我非常非常喜欢，他说：“艺术是使得生活比艺术更重要的东西。”我特别认同这句话。 艺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让你意识到生活有多重要，生命有多重要。 我觉得在生活里面，好多东西都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生命本身有多么重要，艺术当然是其中一种。嗯，我觉得生命本身确实很重要。让我每一次在选择或者经历低谷的时候还能继续坚持，是凭着我对生活本身的一种热爱。 RFI：如果想让你向我们的听众介绍或推荐一些你自己比较喜欢的艺术家，或者书籍也可以，就是那些对你影响比较深的。 Moyu：有一位对我影响很深的艺术家，是Fra Angelico。他是意大利前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画家，本身也是一位神职人员。我第一次看到他的画时非常震惊，那种感觉甚至是有生理反应的，比如起鸡皮疙瘩之类的，是非常直接、非常强烈的感受。 另外一个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心经。佛教的很多经典其实都很好，但《心经》因为比较短小、非常浓缩，对我的帮助很大。我觉得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心经》给了我很大的指引。 我觉得“修行”这件事，你可以在一个宗教体系内去进行，也可以不局限于某种宗教。 我更觉得，人生本身就是一种修行。人生本来就很辛苦，而修行会让人生没有那么辛苦。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Souringa给予的音频技术支持，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从玛丽桥穿过塞讷河，就到了巴黎著名的玛黑区，这里画廊遍布，艺术气息浓厚。而在圣保罗花园街14号，旅法艺术家张漠予（Moyu Zhang）带我们来到了她的画展。这次画展的名字叫：Au fil de l’ombre，翻译成中文，可以叫“沿着阴影的边缘”，张漠予用画笔描绘了童年的记忆。在广阔幽深，宛若梦境一样的画面中，我们似乎重新想起了那些成年人视若无睹的暴力和童年经历的无声的创伤，虽然悲伤，却又因无比真实而让人倍感亲切。一个人的童年可以是美好的，却也总是孤独的，因为孩童是敏感而脆弱的存在。本期中华世界将带你一起探索一位画家眼中的童年。 和漠予一起走进画廊，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小木方桌，上面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小物件：羽毛，落叶，钥匙，但最多的还是石头，这个创意是漠予的主意。 Moyu：首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石头，对吧？因为我是一个石头收藏者。我在世界各地旅行的时候，别人带回来的可能是各种手信，而我带回来的却是几公斤的石头。我家里还有很多很多石头，以及各种小物件。这些树叶就不用说了，秋天的时候看到好看的，我也会捡回来。 有时候我先生也知道我喜欢一些看似无用的东西，所以他也会从外面给我捡一些回来。于是我们俩现在都有了这个癖好。 像这根羽毛，是有一次我在巴黎街头做一个行为工作坊的时候，从天而降，刚好落在我身上。我就把它捡回来了，因为我觉得这跟我有缘。我觉得这是一种相遇吧。不仅人和人可以相遇，人和物件也是可以相遇的。 我的画里会出现很多这样的元素，当然都和我个人的经历有关，包括童年的很多东西。在我现在看来，它们依然是有效的。对我来说，我依然很敏感。就像收藏这些小东西，其实是小孩子才会做的事情，那些不值钱的东西，却会被当作宝贝一样，就像小孩子的百宝箱一样。 RFI：现在正在办的这个画展是关于童年的。你觉得在你现在这个阶段，当你再想到童年的时候，它对你来说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 Moyu：这么说吧，我觉得每个人某种程度上都是自己童年的“受害者”。因为小孩子是非常脆弱的，很多时候成年人会不经意地对孩子施加很多影响。在成年人看来，也许那些事情不算什么，但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却是非常强烈的体验。 所以我画这个系列，其实是基于我童年时期、作为一个小孩子时，对很多事情的理解和感受。我想表达的是一种普遍的状态，有时候甚至是一种被忽视的处境。我们往往不会去谈论这些伤害、这些“暴力”，但它们实际上是真实存在的。而且在每一个成长阶段，童年的经历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 只是我觉得在更年轻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去表达这些东西，也没有能力去梳理童年中那些对我产生影响的经历。在中文语境里，有时候你甚至无法真正理解某些感受；反而是学习了另一种语言之后，你才能更好地去体会它们。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有些词汇甚至是不存在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来到法国。对我来说，这是一个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选择。它帮助我厘清了很多东西，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而法语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也让我能够更清楚地理解和表达这些经验，并借助它去重新看待和整理自己。 RFI：其实你刚才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语言带给你的这种影响，或者说法语带给你的这种影响。你在法国应该已经生活了......? Moyu:我是2010年来到法国的，所以到现在是16年了。从一种文化进入另一种文化，从一种语言进入另一种语言，从一个人群进入另一个人群，这个过程本身就会让你不得不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并且不断去适应它。 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能够跳脱出原来文化中一些固有的思维方式。当我和原有的文化拉开了一定距离之后，反而看得更清楚了：关于“我是谁”、以及“我从哪里来”这些非常本质的问题。从这个层面来说，这样的经历让我对自我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逛完了漠予的画展，第二天，我和她一起来到她的家，就像画展看到的那样，家里摆满了各种小物件，有些是捡的，有些是在集市淘来的，还有她自己制作的。在不画画的时间里，漠予就练古琴，织毛衣，做手工，此刻她的工作台上摆的是一只碎掉的花盆，她正准备把陶片重新粘起来，修复它。 这一次，我们坐在一起聊了聊她成为画家的经历，以及她如何理解自己的生命。 RFI：上次我们聊了很多关于童年的话题，今天我其实更想跟你聊一聊你作为艺术家的经历。你之前是学医学的，后来转向了艺术。当时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为什么你会选择放弃医学，转而走上艺术这条路？ Moyu：因为我学医比较早。初中毕业之后，我考上了中专，当时家里人也希望我去读成都的华西医科大学附属卫校（现在已经没有了）。于是我在那里读了三年中专，后来又在医院工作了两年。 但我自己觉得，很难想象一辈子都在医院里度过。后来我觉得自己年纪还小，不如再去读书。那么读什么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虽然没有系统学过，但这是我最直接想到、也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比如未来的职业发展之类的。既然已经离开了一个不喜欢的行业，就没必要再选择另一个不喜欢的行业，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更喜欢的方向，于是又进入大学学习绘画。当时我的想法其实很简单，就是想要独立，想要经济独立，离开家，自己生活，获得自由。但我也觉得，做艺术家可能解决不了温饱问题，而且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小，并没有觉得艺术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只是单纯喜欢，但没有特别清晰的规划。 后来在毕业前，我开始接触摄影。那时候还是胶片时代，我就拿着相机自己拍照，慢慢发现自己很喜欢，也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未来的职业，至少可以养活自己。后来我也确实一直从事这个工作。其实当时我还是挺喜欢这份工作的，但就像之前在医院一样，做了几年之后，我又开始觉得，这好像也不是一件我可以做一辈子的事情。 那时候我差不多三十岁，就开始问自己：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之前学过艺术，又很喜欢电影、欧洲电影，还有文学，看了很多，对欧洲的文化和人文环境也很向往。我当时常常想，要不要去欧洲待一段时间试试看。于是后来就开始学法语，然后来了法国。 之后我在巴黎一大读了造型艺术硕士。也正是在这段读书期间，我才重新开始创作，并尝试了不同的媒介。因为在国内从毕业之后，我其实一直没有再拿起过画笔，也没有真正进行过所谓的艺术创作。摄影对我来说更多是一种工具，我甚至觉得它不完全算是艺术创作。 在重新读书的过程中，我尝试了很多媒介，比如影像、装置等等，但一直没有找到一种真正适合表达自己的方式。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休学了一年，因为各方面都很困难，那是一个比较艰难的阶段。就在那一年里，我待在家中，重新开始画画。时隔十几年没有碰过画笔，我又重新拿起了它——也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才真正重新走上了绘画这条路。 RFI：我觉得你做的很多选择，其实哪怕放到现在来看，也都是比较大胆的选择。当时你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去做这些决定的？还有一个我很想知道，你的这种勇气是来源于什么呢？ Moyu：可能和我从小的家庭环境有关系。我觉得在很小的时候，我的天性里就有一种对独立和自由的需求。我很早就对自己说，我想要过一种和父母不太一样的生活。这个“种子”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埋下了。所以后来做的每一个选择，我觉得背后其实都有一种驱动力，是一种原动力。我觉得那是一种生命最初、最本质的动力。正是因为这种原动力特别强，它一路推动着我走到现在，让我始终在做那些最遵从内心的选择。 也许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那么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但在这种内在动力的驱使下，我一步一步做出了这些决定。 我觉得这是一种对“真实”的追求，是对自我的探索，也是对自由的一种向往。 RFI：你觉得到现在为止，做出这些选择的过程中，最辛苦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Moyu：我觉得这是一个过程。但如果说最艰难的阶段，应该是最初的五六年。因为你从一种文化突然跳到另一种文化，我觉得语言的改变对一个人的冲击是非常大的。语言本身其实就是一种思维方式，而法语和中文的思维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我来到法国之后，也需要在经济上完全独立。所以当你身处一个全新的、陌生的环境，语言又不好，还要同时面对生存问题，各方面其实都是巨大的压力。另外，你还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去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个过程是非常迷茫的。一方面是迷茫，另一方面是一种看不到未来的感觉，你不知道这样的状态什么时候会结束，这种不确定性是很煎熬的。 但我其实很感谢那一段经历。 因为我觉得，来法国可能是我这辈子做过最重要、也是最好的选择之一。它几乎是强迫我去经历一个自我磨练的过程，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修行”。 如果一直待在国内、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里，可能不会这么快经历这些。我觉得那五年带来的冲击和变化，可能相当于在国内需要十五年才会经历的过程。所以整体来说，我是非常感谢这段经历的。 RFI：在这段过程当中，当时是什么让你能够坚持下来？艺术有没有给你一些力量？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在你特别困难的时候，给你一种支撑，甚至是一种指引，让你继续走下去？ Moyu：我觉得是一种信念。但这个信念究竟是对什么的信念，当时未必就是对艺术的信念。 我觉得更像是对生活本身的一种信念。 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天生会去寻找“光”的人。哪怕是在最困难、最黑暗的时期，我也像一棵草一样，还是会去寻找光。所以很多时候，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快撑不下去了，但还是会对自己说：再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每一次都是这样想的。 但也正因为这样坚持下来，后来你就会发现，会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好像突然之间就看到了一束光。 RFI：这五年在法国的生活，对你来说像是一种“修行”，也是一种蜕变。我想知道，这之后的你和之前的你相比，你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Moyu：我觉得是对自己的了解更深了。 我慢慢进入了自己的内心，通过这种“修行”，以及通过艺术，我逐渐更加清楚自己坚持的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这种确定感，会让你在外部环境中变得更加自在。就是当你坚定地知道“这就是我”，你会更从容地面对周围的一切。 以前我会有很多自我怀疑，尤其是在年轻的时候。比如你会怀疑自己的感受，怀疑自己对事物的判断，也会怀疑自己所坚持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这些怀疑其实是非常煎熬的。但在这个过程中，我慢慢变得更确定：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我就是要成为这样的人。我觉得这种确定，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RFI：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Moyu：   就是一个坚持去追求“真”的人。归根结底是“求真”。 这是一种目标，也是一种方向。就像自由、爱一样，它们都是在远方的存在，而我想做的，就是不断地向它靠近。 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信念：我要朝着它走，一点一点地接近它。   就像佛家讲的“取经”，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我最后能不能真的“取到经”，其实并不确定。就像唐僧他们最终拿到的是“无字天书”，那这个“经”到底是什么，我们其实也未必清楚。但是，这条路本身是必须要走的。既然我选择了这条路，那我就会一直走下去。 本次节目分为上下两期播出，这是上期。感谢Masha提供的声音技术支持，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在此为您附上张漠予画展的信息(画展将一直持续至2026年4月底)：

两周前，2026年2月28日，以色列和美国联合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且在战争第一天就精准击杀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而在以色列和美国持续不断的轰炸之下，伊朗如今几乎完全孤立。它真的被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吗？ 让我们重新回顾中俄面对中东冲突的反应。战争发生后，伊朗的长期“盟友”中俄一致对美国和以色列表达了谴责。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多次强调称，中方高度关切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尊重。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避免紧张事态进一步升级，恢复对话谈判，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俄罗斯外交部则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所谓“无端侵略”，并批评针对主权国家领导人的“政治暗杀”和“猎杀行动”。然而，克里姆林宫刻意避免对特朗普进行批评，并继续对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努力表示感谢。当被问及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如何还能信任华盛顿时，这位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回答说，俄罗斯“首先只信任自己”，并始终以自身利益为先。 不仅如此，中国和俄罗斯还就该问题相互沟通，共同表达关切。中国外长王毅在哈梅内伊身亡后的第二天就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话，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美伊谈判过程中对伊朗发动袭击，公然击杀主权国家领导人都不可接受。拉夫罗夫则说，美以军事打击伊朗严重破坏中东局势稳定，俄罗斯与中国“立场一致”。 但是除了外交谴责和表达关切上，中俄并未提供实质性支持，许多分析表明，这些外交辞令其实很难转换成实际的行动支持。   伊朗很重要，但还没有重要到让中国为其参战 谈及中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利益关系，两国和伊朗始终保持着密切的外交、贸易和军事关系。俄罗斯和中国曾帮助伊朗增强军事能力，以应对来自美国和以色列的威胁。两国向伊朗提供了导弹、防空系统以及各种技术，以强化其威慑能力。 不过，这一次，中国在这次的中东冲突中一直表现得相当“低调”。因为中国在中东拥有至关重要的利益，中国国内相当一部分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来自海湾国家。有分析称，中国大部分石油来自俄罗斯，大约45%的石油供应来自海湾国家，而伊朗石油约占中国石油总进口量的12%。 德黑兰对美以攻击的回应是将冲突扩大至整个中东地区，这一举动在全球能源市场引发震荡，并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陷入瘫痪，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海峡承担着全球约20%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气运输。 目前的情况对中国来说极为不利，危机持续的时间越长，中国面临的压力就越大。因为任何石油供应的减少都会对工业造成冲击，而工业生产对目前的中国来说非常重要。专家指出，北京已经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并在油轮和仓储设施中储存了大量伊朗石油。目前国际油价已经飙升至近两年来的新高，所以如果油价大幅上升，这将对中国经济形成非常大的压力。中国经济本身已经面临巨大挑战。中国政府在刚刚过去的两会公布的2026年经济增长目标已经下调至4.5%到5%之间，与往年的增长目标相比，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数字。 为了避免对本已承压的经济造成进一步打击，中国显然希望局势尽快稳定，也只能在口头上表达谴责。 路透社的分析指出，这反映了莫斯科和北京的一种务实态度：尽管伊朗对两国而言是战略伙伴，但如果公开、尤其是军事上过度支持德黑兰，中俄都将可能得罪美国以及正在遭受伊朗攻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而且也无法确定能够改变战争的结果。路透社的分析还指出，中国长期避免在远离自身核心利益的地区承担具有约束力的安全承诺，因为北京的安全重点始终集中在台湾问题和南海。 华盛顿研究所研究员亨利·图根哈特指出：“即便北京愿意提供更多支持，它也不会把战略注意力或军事资源从其核心安全利益上转移。”他说：“中国关注的是国际声誉，并把重点放在台湾、南海以及它所认为来自美国和日本的威胁上。”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埃文·费根鲍姆表示，与美国依赖共同防御义务的同盟体系不同，中国更倾向于以贸易、投资和军售为基础的伙伴关系，这样可以避免被卷入代价高昂的战争。 因此，中国的行动空间受到多重限制，主要是对海湾国家石油和贸易的依赖，以及安全战略重心主要集中在亚洲。由此形成一个明显的悖论：伊朗在莫斯科和北京眼中仍然是重要的战略资产，但还不足以让他们为其参战。   俄乌战争始终是普京的优先事项 至于俄罗斯，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德黑兰曾向莫斯科提供了数千架这种无人机。随后，从2023年夏天开始，俄罗斯在鞑靼斯坦地区建立了本土生产线。今年2月，《金融时报》还报道称，俄罗斯将向伊朗提供价值5亿欧元的“Verba”便携式防空系统。 伊朗制造的名为“见证者”的（Shahed）无人机大幅改变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战术。根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的数据，自2022年以来，已有约5.7万架“见证者”无人机飞越乌克兰上空。这种无人机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危险性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极低的成本。它可以携带致命的爆炸物，但却依赖于低技术含量的部件。因此有人说，这种无人机是天空中的AK-47。不过去年以来，莫斯科迅速发展了自己的无人机生产，从而减少了对伊朗武器的依赖。 俄罗斯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依然可以说非常密切，而且，没有明确提供军事支持不代表俄罗斯没有提供任何帮助。美联社消息曾表明，据两名熟悉美国情报的官员透露，俄罗斯已经向伊朗提供了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可能帮助德黑兰打击该地区的美国军舰、飞机以及其他军事资产。可见俄罗斯在暗地里“帮忙”。只不过对莫斯科来说，伊朗的重要性不足以让俄罗斯开战或提供任何军事支持，因为俄罗斯有更重要的考量，俄乌战争始终是优先事项。 华盛顿智库华盛顿研究所俄罗斯问题专家安娜·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普京目前有其他优先事项，其中最重要的是乌克兰问题。”她表示：“俄罗斯直接与美国发生军事对抗毫无意义。”据路透社报导，一位俄罗斯高级消息人士甚至表示，这场伊朗战争“转移了外界对乌克兰的注意力”。 俄乌战争目前已进入第五年，自去年11月起美国就一直在就俄乌停火谈判进行斡旋，但特朗普在兑现结束俄乌战争竞选承诺方面一直面临困难，他与泽连斯基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倒是一直对普京表现得更为亲近。比如刚刚提到的“俄罗斯为伊朗提供情报”，关于这条消息，白宫一直在淡化相关报道。再比如就在3月5日，特朗普又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施压，他说乌克兰总统是与俄罗斯达成协议的障碍，并坚称俄国总统普京的态度是合作。 此外，石油市场也是俄罗斯的重要考量，为了维护与欧佩克伙伴的关系，俄罗斯也不会轻举妄动。俄罗斯问题专家博尔切夫斯卡娅指出：“如果俄罗斯直接支持伊朗，它将同时得罪海湾国家、以色列以及美国，这不是普京希望看到的。   醉翁之意不在酒：美国打伊朗，其实是为了赢中国？ 法国地缘政治专家们甚至有更为大胆的猜想。 地区问题专家皮埃尔·拉祖在3月4日法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尤其是没有摧毁其石油基础设施，可能是在向中国传递一种信息。他解释说：“这或许是在向中国表明：‘我们控制着委内瑞拉的石油，那占中国进口量的4%到5%。现在我们也能影响伊朗的石油，而它占中国进口量的12%到13%。如果我们摧毁伊朗的石油基础设施，那么它就不再是谈判筹码，但如果我们保留这些设施，就仍然可以进行谈判。’” 因此在中东的冲突中，伊朗似乎变成了次要角色，美国的意图还是在于中美竞争。但这也只是一种假设。 不过北京似乎已经在对美国释放出相对“积极”的信号。3月8日，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中国外交部举行了一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对国际事务进行了全面概述。他称，希望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走向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标志性年份。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将于三月底访问北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峰会。美联社分析，虽然王毅没有确认此次访问，但他暗示，北京希望两国关系能减少紧张因素。因为王毅表示：“中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也是开放的，关键是美方也要相向而行。”这或许可以理解为中国依然寄望于和美国暂时保持“稳定”的关系。不过，法新社有不同的判断：中国尚未正式确认“特习会”，而王毅在这场时长一小时三十分钟的新闻发布会上保持谨慎的态度，仅阐述了大原则。   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没错的，北京依然可以从中获益。美国再次在远离中国的地区投入军事力量并消耗军备，而中国可以实时观察美军作战能力，这对未来可能围绕台湾爆发的冲突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俄罗斯也同样可以从中获益，英国智库查塔姆研究所认为，莫斯科可能从这场中东冲突中获得的唯一好处，是美国注意力被分散，从而减少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让基辅在媒体和外交上失去部分支持。而且中东战争推高了全球石油价格，而石油收入正是俄罗斯维持其乌克兰战争的重要资金来源。 其实历史上，中国在伊朗与以色列以及伊朗与美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中，也一直采取战略平衡的做法。在过去的升级局势中，包括2025年夏天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12天战争期间，中国通常一方面呼吁“保持克制”，另一方面谴责“外部干涉”，和如今的态度一样。北京的战略一直是让美国在中东长期牵制，同时又避免地区完全崩溃，因为那样会推高全球油价。这种策略决定了中国“左右逢迎”的态度，也就是既能和海湾国家保持良好关系，又可以同时与伊朗成为盟友。而俄罗斯则是因为石油市场和乌克兰战争的考量，选择了一种更为“含蓄”的态度来面对这次的中东局势。 因此与其说中国和俄罗斯“抛弃”了伊朗，不如说它们采取了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次的危机。

 前两次节目中，本节目采访了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请她介绍了自己用德语创作的最新小说作品《少女和死亡》，那么她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就请罗女士继续解答。 法广： 罗女士你好！ 罗令源： 你好，艾娃！ 法广： 你能不能讲讲你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 罗令源： 其实在读大学时，我先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后来改到复旦读新闻系。我读大学的那时候，我就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小说、文学，已经有了写作的心愿。但在复旦时，我正好认识了一位德国人——一个德国留学生，然后两人相爱，后来跟他来到了柏林。刚到德国时一句德语都不会说，所以写作的念头也压抑了很久。 到了柏林以后，先要生存，找工作、学德语，所以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因为一直学德语，所以也开始读德国人的作品，读德国人的书。当时我特别关心的是德国人怎么写中国。那我觉得哎呀，他们写的中国都不是我真正的了解的，我经历过的中国，他们的那些个中国啊，有的时候很空洞，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意识形态特别强。所以我觉得德国需要一个像我这样的声音，需要一个来自真实的土地，真实的生活的一个中国人的声音，所以我就开始用德语慢慢地写作。 法广： 其实您这个就是转换也是满大的，从学计算机，然后跳到这个新闻系的研究生，那这个转化是怎么一下就跳过去的呢？. 罗令源： 实际上我小的时候数理化都好，所以那父母当时就建议.......因为我考的成绩——高考成绩也非常好，所以父母就觉得当时要找一个最好的专业了，当时最好的嘛，最有前途的专业就是计算机，就报到上海交大计算机系，当时是非常吃香的了。我一开始的时候功课也都很好，成绩也都挺不错，但是我发现我其实对数学也不是那么感兴趣，不像在中学的时候那么感兴趣，它学得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我发现我其实没有多大兴趣。我小的时候也经常看小说，我发现我对小说的兴趣是最大的，所以我当时呢，就看了很多很多的书，休息时间呢，大家都（学习），有的时候还继续读一些专业的书啊，我就一般都不读了，我都是读小说，读了很多，也读了国外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在大学也有个好处，就是那个图书馆很大，各种各样的书都有。 我记得我当时读了很多俄国的书，读了很多英国作家和美国作家的书，也读了很多这种翻译过来的书。然后我自己也很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那个时候我只是想着那毕业以后找一份工作，然后我再慢慢的转。所以我是毕业以后，工作了2年——在江西大学计算机系工作了2年，这2年时间里，我就已经想着要考新闻系，就是觉得需要一个饭碗。因为那个文学嘛，常常是吃不饱肚子的，所以就是想找一个记者工作，这样我就又可以得到一些生活的来源了，就可以去采访别人了。了解生活就可以写作。我觉得当时这是我的梦想了，所以后来成功地还考进了复旦大学的新闻系读研究生。所以这事也是我一生中的一个很大的幸运吧。 法广： 读新闻系研究生对你的写作有帮助吗？ 罗令源： 也不一定。当时就是学了新闻。新闻写作这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很熟的行当。但是实际上，我当时知道我爱文学，我只是需要一个饭碗。所以我当时再读新闻系的时候，跟在上海交大读计算机系的时候差不多的，我读了很多的古书，读了很多的外国的书，我继续......就是等于自学。我觉得当时因为我读的不是文学系嘛，所以很多东西我只能自学。自学的那个方式就是就是读不同的书，就是看哪个作家他的语言为什么那么漂亮，那么感人。努力地从大师那里吸收这种力量，然后就给自己铺垫基础。 法广： 开始文学创作时，你用中文还是德文？ 罗令源： 我开始的时候当然是用中文。我记得我在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也有一个很小的作文比赛，就是大学范围内的，然后我就是当时写了一篇很短的小说，是写我父亲的，拿了个二等奖，所以非常高兴。结果后来一直写一些日记啊，自己给自己写一些小说，有的时候给同学看，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叫寸草书社，就是上海交大的大学生在一起，然后办了一个诗社，作诗啊，写文章啊，我也在那里就担任编辑，自己有的时候也写稿，然后也邀请。就是会写稿的同学写稿，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磨练吧。 后来到了复旦新闻系，因为只有3年，读研究生比读大学生还要松散多了，就是自己可以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我就读了很多的古书，我就因为我的那个教授，他的古文能力特别强，他也要求我读很多古书：读资治通鉴啦，读这一类的史记呀，再进一步就是挖掘中国古文化的这个力量吧。所以我（毕业）出来的时候，实际上我觉得我的中文水平已经就是基础很扎实了，写中文是绝对没问题的。所以我刚刚出来的时候就开始往中国大陆的杂志上投稿。我一般就是也写些这里(德国)的生活见闻了，一些散文了，一些小故事了。 不过我记得是上海的，有一个散文杂志，我们读书的时候非常喜欢的一个水平比较高的。当时他们也收了我的两篇、还是三篇文章，他们都发了，所以这也是对我的就是文字的水平的一个认可吧。后来我甚至还发了一篇文章，就投到台湾的杂志上，结果台湾也也发表了，所以我非常的高兴嘛。但是在德国那个用中文的书是太少啊，后来慢慢改（用德文创作）的。 法广： 那中文和德文，在你创作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相同的？不同的地方是什么？ 罗令源： 我觉得是个两种创作，不同的东西非常的多，相同的东西我还不太容易找到。当然就是说作为文学嘛，你肯定都是要追求一种非常美的、诗意的表达，这种追求都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德国人喜欢的题目跟中国人喜欢的题目经常会不一样，所以我现在也会往中国投稿，有的时候也还是会有一点发表。 今年也在山花上发表了一篇，它就是，注重的一个是题材不一样，一个是表达的方式很多也不一样，你像我们中国的古典名著啊，像那个水浒传啊，像红楼梦啊，它的特点都是人物非常多，然后历史的篇幅啊，各种各样的人物很多，很大一部小说里面包含的这个社会各方面的都很多，德国人他不太喜欢这样写。他比较喜欢简洁，喜欢写一个爱情故事，主要是两个人，呃，什么东西都比较清晰，所以在这一方面构思啊，怎么构建一个文学作品啊，就是经常想的是思路要有点不太一样。然后当然就是这另外是两种语言，她完全不同嘛。呃，我觉得德文也是一种非常美的语言，但是她反而表达的很多东西就是有的时候不一样啊呃，我们很喜欢孙悟空哈，猴子呃，在中国是一个大家都喜爱的动物，但是在这里猴子没有这样一部伟大的作品，所以那个猴子的地位在这里是很普通的。然后人经常就说，你学别人，你模仿别人，那么你就像个猴子。它的地位一点都不高。所以如果你要把这种中国人的这种喜爱的心情，就是也放进去的话，你就不能用猴子。写德文的时候，你就得想另一个动物，反正你经常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经常就是要注意这一点。 法广： 其实这就是文化传统的一些它的特定的东西，你不好随便改。是吧？. 罗令源： 一个是文化传统，另一个当然也就是德国人，当然他就喜欢它自己德国人的题材了，就是纳粹的这一段历史了。或者是关于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或者关于东德的历史。如果一个德国人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他马上就肯定就有很多的观众，因为大家都关注这些话题。我一般都是还是很喜欢写跟中国有关的话题，呃，跟中国人有关的话题。所以有的时候虽然可能一部作品写得很好，但它不一定那个关注力就没这么大。所以这时候就是也要靠出版社，靠朋友啊，他们支持我，。 法广： 来帮你宣传？ 罗令源：对， 法广：在德国，你获得了有十多个德国的奖项，其实这些都是对您写作生涯的一种一种奖励吧。 罗令源：对这一点，我对德国也是非常感激的，德国给了我很多奖项，这些奖项呢，都是带资金，因为要写作就是我开始考虑的那样一个问题嘛，就是总还是需要一个饭碗啊，光靠写作、卖书，你如果不是畅销作家的话，经常就不能靠写书过日子啊。所以这个奖励，这些资助，就经常能给我提供一段时间，经常提供半年的时间，让我安心写作，也是对我的写作的一个肯定。所以我觉得我在来到德国以后还是很幸运的，虽然就是用德语写作非常不容易。 我现在的习惯，阅读习惯就是我读几本德语书之后，我就又想读中文书。我读完几本中文书之后，我就想读德文书，因为我觉得这是两个世界。然后我要从这两个世界里吸收营养。所以有的时候读德文书的话，我也就是经常注意，为什么这个作家这个句子是这样写的，如果我自己写的话，我会那样写。就是经常也想办法继续贴近这个德国的作家的语言。然后呢，又找到自己的特色。 因为我觉得很多中国的文化，就也像那些成语啊，小故事啊，诗人啊，有很多的东西，非常闪光的东西，我都想也把它融进到我的作品里。现在也经常有博士生或者硕士生研究我的作品，他们有的时候也就发现了这一点。就我的作品里经常也有中国的文化里在里面。 法广：对，现在我因为经常也受邀请做读书会， 罗令源： 对，现在我因为经常也受邀请做读书会，以前呢，基本上都是德国人，现在也有很多中国人也喜欢我的作品，所以经常在读书会上也能看到中国人的面孔。 法广：那就祝您这个以后您的读者群越来越大，而且创作越来越多的好作品，谢谢您！. 罗令源： 谢谢！

旅德华人女作家罗令源女士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在这本用德文原创的长篇小说出版前夕，本台连线采访了罗女士。 法广：罗女士您好。 罗令源：艾娃，您好！. 法广：你的新作《红土地的儿女》即将出版，能先介绍一下这本书吗？. 罗令源：这本书是关于我母亲的，我2017年的时候得了一个采访奖学金。得到这个机会就回去采访我母亲，还有她的家人，她的故乡，我父亲的故乡。采访完之后很长时间一直没有写，然后因为可能关于我母亲的采访得不够吧，所以我后来，又连续好几年一直采访我母亲，每次回去都会采访她，有的时候就在柏林这边也会，就是给她微信联系啊，这样有的时候也谈一两个小时啊，就很长时间之后，我觉得比较成熟了，就开始写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主要介绍我母亲是1957年，她是被保送去上叫“江西行政教育学院”，就去那里读书，因为她做小学老师做得比较好。然后就是她的那个吉安县保送她去读书，然后就在读书的时候就遇见我父亲，我父亲也是被他的那个县——高安县保送过去。那么我父亲是农民的儿子，我母亲是地主的女儿，地主兼工商业主就非常糟糕的。所以呢，她一直得小心翼翼啊，她前面也都是做人非常的小心，到这个时候呢，也就是在读书的时候，也面临各种挑战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开始”百花齐放“那个运动，然后后面58年的时候，她还在读书的时候，又开始大跃进炼钢，然后就一直的非常小心，但是呢，她那个时候是她的副校长追她。副校长（呢）是一个退役军人，然后所以在那个地方地位也比较高，然后校长给她做媒。其他的学生也追她，因为她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所以就说这样一个地主的女儿稍微走错了一步，就很可能被打成右派啊，或者什么...什么，就是被排挤的对象的情况下，她怎么样，就是找到了她真正喜欢的人，最后还成立了一个比较幸福的家庭，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故事。 法广：听你这么介绍，其实故事还是一个很曲折的，而且是跟中国当时、时代大氛围非常密切相关的这么一个故事。 罗令源：对，这个故事我从我母亲的家庭讲起。所以就是在战前——就是内战，中国内战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然后讲她的这个家乡，然后讲她自己的后来的发展。最后呢，也就是（父母）他们俩怎么一起度过文革，我父亲怎么保护我母亲，然后一直讲到他们最后到深圳去，又开始建立新的这种补习学校，就是他们的历史。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爱情史，就是从他们的爱情史上面，就能看到中国历史在这一段时期的发展，所以它也是一本，嗯，就是比较简单的中国历史书吧。 法广：就是说是从40年代到8、90年代，甚至2000年前后的这么一个跨度，半个多世纪的这么一个.....一个众生相？ 罗令源：对，这里也会涉及到校长，因为校长替副校长做媒嘛，这个校长呢，也是曾经参加过地下工作的人，然后也会涉及到这个高干的子女，有一个学生，他就是高干的孩子，追求我母亲。这个东西......就是说很多很复杂的事情，对她(女主人公)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不能得罪谁，稍微得罪谁了，她就......自己就是每天都是如履薄冰嘛，就是生活都非常的要非常谨慎，所以什么东西都不能错说，所以她也不能就是很简单地说拒绝，拒绝她的这个副校长的求婚，很多很多的事情，在这种很委屈、很谨慎的情况下，她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所以就是很能够反映当时的、时代的气息。 法广：所有的周边的大环境、人际关系，对这个你的主人公，您的母亲对她的本性的压抑是怎么样的呢？. 罗令源：罗本来她很绝望嘛，她的这个家庭就是她父亲被判成....就是土改运动一来的时候，她父亲其实是一个很贫穷的农民，非常贫穷的一个农民之家里出来的农民；但是呢，因为太贫穷，所以呢可能就比较大胆。他（父亲）小的时候，他父亲就是得到一个机会，就到附近的城里，就叫横江渡，一个油店的——榨花生油店当伙计呢，就是在那里要做各种活的了，在店里作长工的了，然后因为他非常聪明，实际上他就不认得几个字，他可能就是认识到50到100个字，但是他因为非常聪明，然后他就看着这个打油店呢，这个怎么、怎么做，他就觉得他自己也可以做。到最后，都会了以后，他就又去叫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村里的朋友，也都是一些很穷的，他那个乡村比较穷啊，当然里面有富的，但是我们家是当时村里比较穷的一家，然后他等于是我的外祖父了，就看了这一套后，他就想自己自己榨油，那榨油呢，又这些个设备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嘛，然后他就就是用泥巴就建了一个墙，就跟人家讲好，就在两个房子之间的角上搭了一个棚子，就后来这就是他的家，他就在那里搭了棚子，然后找了一个伙计，开始的时候就是用那个夯啊，，就拼命的去榨油，后来他就卖（油卖）得很好，他就慢慢的就有点钱，开始就买个磨盘，还买了一头牛，让牛来拉磨。 后来，就是解放的时候，他就是有两个伙计就在里面干活，还有一个榨油的师傅，所以他就等于是雇了三个人，然后还有一头牛，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棚子，后来做的越来越大，全家人全部都住了进来，伙计们也住在里面，所以呢，等于他就是比较有财产的了，就把他看成了地主。那个地主呢，就是农民一般都有自己的地嘛，就是不管每个人哪个家都会有一点的。可能那个时候，祖父当时总觉得做生意要显示自己有钱（有财力），所以在土改的时候，显示有钱，那不就完了嘛。所以就人家就要来把他（祖父）的财产翻出来，他就逃跑了，他已经感觉到人家（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很凶的，会打死人的，他逃到......，他还有一个儿子在武汉那里找到了一个工作，也是亲戚带出去的，找到了工作，所以他（外祖父）就逃到那个儿子那里去了。结果在家里，他的老婆本来就（在家）带着孩子嘛。后来他（外祖父）逃的时候，就把所有的员工都解雇了，然后就剩了老婆（外祖母）跟（女儿）我妈妈在家里。 那些个.......就是革命份子啊，然后就来抓人了，就说要去开批斗会。结果抓不到人嘛，因为等于我外祖父逃掉了，所以就把外祖母抓到牢里去了。就是要逼她，要求她丈夫回家。结果呢，外祖母很胆小，她本来就是在家里干活的一个女的，结果就是让她坐了三个月的牢。等她再出来的时候，她完全就是个病人。后来就是全家一直花钱(给她)治病，可也治不好，就是人被吓（坏了）。出来的时候，人（外祖母）是颤抖的，脸是黄的，已经有黄疸肝炎了。所以后来.......那个时候也没治好久，很快就......半年多之后就（病）死掉了。 那个时候外祖父还在外面，然后我妈妈就是......她是孤儿了，根本没法过（生活），一直想着要自杀，但是呢，又好像找不到恰当的方法。后来就是有一个、她的同学，也是个地主的女儿，当时也没路子，但是地主的那个女儿就跑过来说，哎呀，现在有一个地方是可以读书，不要钱，可以免费读的，可以去读老师......简单的那个师范学校。那我妈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心想还有这样的机会，就一定要考上。所以呢，就开始就想办法去考，就是这个.......这个故事都写在书里面，她最后考上了师范。所以就是这样才把她从饥饿跟死亡的线上救了下来。 （我妈妈）她考上以后，马上到了学校，每天都有饭吃啊，之前可是已经没饭吃了，经常是挨饿饿的。这个故事呢，就整个的...实际上也写了阶级斗争给一个家庭，一个实际上是很普通、很朴实的家庭，带来的这个灾难吧！它也显示了（中国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残酷和无情。还有它实际上是毫无用处，它只是把整个中国人压扁他，压小他。所以我妈妈一生都得小心谨慎的。直到邓小平上台之后，他停止了阶级斗争，她才真正地松了一口气。

在法国电视台TV5MONDE致力于辨别假新闻的节目《A vrai dire》 一月底谈到中国作为利己信息传播的隐形推手时，索邦大学地缘政治研究员塞尔玛·米胡比对该台资深记者米莲·吉拉多指出，中国并不是单纯想“改善形象”，而是在有意识地塑造一种叙事，把自己呈现为一个参与建设“更公正世界秩序”的仁慈大国。在她看来，这种叙事并非空洞的宣传，而是服务于非常具体的现实目标，也就是让国际社会，尤其是非洲、东欧和中亚地区，更容易接受中国在经济、商业、外交以及地缘政治上的布局。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中国如何一步步把自己的故事讲给全世界，甚至嵌入全球媒体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中华世界，我们从该集节目视角出发，并试着以问答的形式来为听众朋友们拆解中国对外叙事是如何运作、又是如何影响国际舆论的。 什么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 “讲好中国故事”这个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2013年8月19日。当时习近平在一次中共内部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中国不仅要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也要在国际舆论场上占据主动权。换句话说，中国不能只让别人来讲中国，而是要自己来定义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个口号听起来很温和，但它背后其实是一整套对外传播和国际叙事的长期战略安排。从那以后，中国开始有系统地思考，怎样才能让世界更多地接受、理解，甚至认同中国的立场和利益。 为什么一提到信息操纵，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俄罗斯，而不是中国？ 这是因为俄罗斯的信息战方式往往非常高调，也很容易被识别，比如假新闻、网络水军、干预选举等，所以在舆论中显得“存在感”特别强。但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其实所有大国都在做信息影响，美国、欧洲国家、土耳其都不例外。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走的是一条更长期、更温和、也更不容易被察觉的路。它很少制造明显的假消息，而是通过不断重复某些对自己有利的叙事，慢慢改变受众对现实的理解方式。正因为这种方式看起来“正常”，反而更容易被忽视。 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系统性地做这件事的？ 如果往前追溯，大概从21世纪初开始，北京就已经在悄悄搭建一套全球媒体网络了。这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步一步推进的。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把媒体合作直接写进国家之间的双边协议里。也就是说，只要中国和某个国家建立正式合作关系，里面往往就会包含媒体交流的条款。这些条款看起来是“互通有无”，但实际效果是让中国官方媒体的内容，能够合法、稳定地进入对方国家的媒体体系。 这些所谓的媒体交流，真的只是正常的新闻合作吗？ 表面上看是，但实际上并不完全是。很多交流项目会以“记者培训”或者“媒体互访”的名义展开。外国记者会被邀请到中国，参观非常现代化的媒体大楼，游览基础设施发达的大城市，也会看到中国展示出来的繁荣和高效。这些安排当然不是为了教他们怎么调查新闻，而是希望在心理层面留下一个印象：这是一个成功、值得尊敬、而且被西方误解的国家。久而久之，这种好感会影响记者以后如何看待中国相关的议题。 中国的国际媒体和法国媒体例如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及法国24电视台这些机构，本质上有什么区别？ 从外表看，其实很像。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都在全球设有分支机构，也雇佣当地员工，用多种语言播报新闻。但真正的区别只有一个，那就是独立性。像法新社、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或者法国24电视台当然也有国家背景，但它们的编辑部并不会每天收到政府告诉他们“今天该怎么写、哪些词不能用”。而中国的国际媒体，即便在海外，即便是本地记者，也必须严格遵循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口径。哪些事情可以说，哪些事情要淡化，哪些事情完全不能碰，都是有明确指示的。 中国希望通过这些媒体，向世界传递一个怎样的形象？ 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表示，整体来说，中国希望被看作是一个善意的大国，一个正在帮助世界变得更公平的参与者。报道中经常会强调中国经济发展有多快，科技进步有多先进，普通人的生活有多幸福，同时也会突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负责任”“不干涉内政”的一面。这种叙事在非洲、东欧和中亚尤其常见，因为这些地区正是中国投资和外交布局的重点区域。 为什么很多国家的媒体会大量使用中国提供的内容？ 原因其实很现实，那就是这些内容是免费的。传统通讯社通常靠媒体订阅来维持运营，但新华社每天可以向全球免费提供成千上万篇新闻稿，而且覆盖多种语言。在很多媒体财政吃紧、记者人数不断缩减的情况下，这种现成内容几乎是“救命稻草”。不少编辑部并不是不知道这些内容带有立场，而是实在没有其他选择。 视频时代，中国又是怎么扩大影响力的？ 随着视频成为最重要的信息传播形式之一，中国在2022年推出了一个叫AMSP的全媒体服务平台。这个平台号称面向全球，支持七十多种语言，任何媒体都可以免费使用现成的视频和专题素材。对那些没有能力派记者出国、也无法自己拍摄国际新闻的媒体来说，这几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这些内容背后，最主要的来源当然还是中国自己的国际电视台。 这些内容都会明确标注是中国官方出品吗？ 并不总是这样。有些内容是以“合作伙伴专区”或者“特别报道”的形式出现，乍一看很像正常新闻，实际上却是付费宣传。有时候，中国甚至会直接买下整个网页版面，在知名媒体网站上发布文章。虽然会有小字说明是合作内容，但大多数读者并不会仔细去看这些标注。 问：那电视新闻里的中国影像，又是怎么出现的？ 这里面就涉及到国际通讯社了。中国电视台会向美联社或路透社支付费用，把自己制作的视频放进它们的素材库。这样一来，全球订阅这些通讯社的电视台，在使用素材时，很可能就顺手用了中国提供的画面。虽然法律上会附带免责声明，说内容由合作方提供、未经核实，但在实际播出时，观众几乎不可能意识到这些画面背后的来源。 这种做法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什么后果？ 结果就像据法国地缘政治学者米胡比指出的那样，中国的叙事变得无处不在。在非洲法语媒体中尤为明显，但在欧洲、东欧和中亚也同样如此。很多媒体会直接转载新华社的稿件，却不标明来源，读者自然也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看到的是中国官方视角。在一些信息匮乏的国家，记者甚至只能依赖这些免费素材来完成报道。 中国的叙事在不同地区会有所不同吗？ 会，而且调整得非常灵活。比如在俄乌战争问题上，中国在非洲媒体中使用的措辞明显更偏向俄罗斯，而在西方媒体中则相对谨慎一些。布恰事件发生后，中国媒体迅速转述俄方说法，否认战争罪指控，这种立场并不是偶然，而是建立在中俄之间早已签署并不断深化的媒体合作协议基础之上。 维持这样一套全球传播体系，成本会不会非常高？ 毫无疑问，成本极其高昂。虽然外界很难算出一个准确数字，但普遍估计每年至少需要数十亿美元的投入。不过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值得的长期投资。它带来的不是直接收益，而是话语权，是在国际舞台上塑造现实的能力，而这正是大国竞争中最难、也最关键的一部分。

致力于将台湾多元丰富的文化、艺术介绍给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台湾文化部驻法国代表处台湾文化中心》，简称《巴文中心》，主持中心工作数年之久的巴文中心主任胡晴舫女士即将任满归台，在她主持巴文中心工作期间，中心举办了众多文化活动，如台湾文学大使周，邀请台湾文坛的著名诗人来法交流，组织台湾知名作家参加巴黎的《文学之夜》活动，借2024巴黎奥运的机会，举办文化奥运《台湾馆》，还利用中心坐落在巴黎市中心的便利，策划台湾艺术家的光影秀《Tsiò 醮》参加巴黎的文化活动《白昼之夜》。在胡女士即将离开巴黎之前，本台采访了她。 法广：胡女士你好 胡晴舫女士：你好 法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新冠期间接任巴文中心主任一职的吧？ 胡晴舫女士：是的，我是2021年二月份接的这个工作。那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我们那时候并没有被新冠肺炎的影响，所以我是在台湾接了这个工作，那之后要过来法国就比较困难，因为有各式各样的法规。因此拖到了夏天之后才正式抵达巴黎。 法广：您抵达巴黎之后，在这种大环境下，（开展工作）遇到了哪些困难呢？. 胡晴舫女士：其实我接这个工作来讲，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没有怎么遭受到新冠肺炎的问题，然后我来到法国，又刚好法国其实已经逐渐脱离新冠肺炎的肆虐，其实那个时候法国是逐渐打开的，每个人都很想出来，然后要好好享受文化生活。那个时候（新冠禁足期间）世界停摆了，几乎是2年的时间，那台湾在那时候还在持续的开放，持续的有不同的展览，也有不同的表演，所以台湾在某方面累积了2年的文化内容，因此在法国非常对文化内容非常饥渴的时候，就抓到这个机会，把台湾的文化内容介紹給法国的观众，那他们也非常非常地欢迎。 法广：在你主持巴文中心的四年里，中心举办了很多高质量的文化活动，那么在这些活动中，您印象深刻的有哪些？感触最深的又是什么呢？. 胡晴舫女士：我有感觉到整个世界正在改变。我觉得无论是地缘政治也好，或者是新冠肺炎也好，我觉得我们现在整个地球都在改变，然后包括新一代的人类，其实他们想法可能跟我们这种二十世纪末出生的人不太一样。所以我自己本身觉得，一方面是很幸运，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来到巴黎，然后有这样一个工作，使得我可以跟很多世界一流的艺术家也好，艺术管理人才也好，去合作，然后从他们身上也学到很多东西。那我觉得巴黎毕竟是巴黎，所以他们很多事情看待世界的方法是非常独一无二的，而我们带着自己的文化身份来到这个世界的舞台上面，跟他们一起交流。我觉得其实对本身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跟学习。 我其实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忙碌，我也知道包含中心很忙碌，但我没有想到会这么忙碌。我们每一个礼拜几乎都有活动，无论是在独立书店里面办理作家阅读的活动，或者去大型的电影节去担任焦点主宾的一个角色，我觉得都都不断地在合作，而且在互动，在碰撞。我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我们无论是去克莱蒙-费朗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雷恩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去"阿维尼翁 Off 艺术节"也好，他们(观众)对台湾的艺术跟艺术家是非常非常的热情的，然后他们也完全能够、完全能够掌握到和吸收到台湾的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讯息。那台湾的艺术家因为他们也真的很优秀，所以他们走得很前面，然后他们跟法国的观众在对话的时候，其实法国观众给他们的回馈和反馈，那个能量也是非常...很大的。所以我觉得文化交流为什么这么的珍贵？因为它无论如何，你说它是机构，对机构或是后面有什么组织在推动，但最后最后文化上的交流是一个人跟对一个人在谈话。艺术家是一个个体，他想出来的事情，观众也是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一个讯息，然后回馈给这个艺术家。因为我是写作的人，所以我觉得那感觉就很像：作家可能在写的时候是一个人在夜里面慢慢写，当他被读懂的时候，那个读者也是用一个人的方式去得到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文化真的确实可以超越很多事情，尤其我们现在的世界确实非常的纷乱，无论它有一些战争或意识形态上的碰撞，那大家都很紧张，所以文化就变成是一个比较能够安定人心的一个很珍贵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是要坐下来谈的。那要用什么方法来谈？我觉得政治上的对话当然有帮助，但是文化上的交流其实会回到最人性上面的最基本的一个价值，然后它会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会觉得比较有安身立命的的那一种，就是它很....... 法广：容易，很容易相互理解，很容易交谈下去，很容易能够达到共鸣？ 胡晴舫女士：我觉得是最好是文化会让我们看到对方的人性，然后也反映出我们自己的人性，所以它最后就是它是一种情感交流。所以我觉得文化在身体上确实会让世界温柔一点，然后多很多份理解，不是多一份理解，是多很、很多份理解。所以我是觉得这件事情是这个工作给我这样的机会去看到这件事情。那我也很感激法国，因为法国人一直都是很重视文化的，我觉的他们重视文化不是只是美学上的讲究，这个也是跟他们整个立国的理念有关系。我就刚刚讲，我自己学到了很多这样子。 法广：那您马上要卸职回到台湾了，回到台湾之后呢，您接下来会有哪些安排呢？会不会隔一段时间再来巴黎继续您的文化宣传之旅呢？. 胡晴舫女士：应该不会，因为我本来就是写文学的人，那我觉得我踏入公职完全是一个意外。可是我也很感激这样的机会，因为大家也知道，作者常常一个人在看世界，理解这个世界。那因为这个工作，使得我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大量碰触到不同的人群，那这些人群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我觉得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其实最后一定会反馈到我的写作上面。它打开我的眼界，让我把很多事情想得更深刻一点。那我是觉得对我的写作是完全、非常、很大的帮助，那我也很期待我自己回去以后可以再拿出一点更好的写作成绩来。 法广：那您准备继续您原来的写作生涯，主攻哪个方面呢？小说还是什么？. 胡晴舫女士：我我一直都是写一个所谓的议论性格的散文以及小说。那我這幾年越来越主攻长篇小说，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是不是用故事，就可以把一些空间思想空间打开，然后让读者自己去想这个故事到底代表了什么意义。这些人类、这些角色，他们在各自里面碰撞，他们又是什么样的角度跟观念？然后读者从这个小说、身上可以感觉到或思考出自己大概想要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像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看电影、听故事的原因。就小时候听童话，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想要知道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一回事。那我就小说还是蛮重要的，因为我自己的背景吧，就很年轻的时候就去住香港啊，北京、上海、东京、纽约，现在是巴黎，所以我一直...一直都在想这个文化的怎么跨界，然后身份上的认同，以及人跟人之间如何共存？这么多人类要如何能够不是残害这个世界，而是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困难，因为这个世界当然是无论如何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们彼此跟彼此之间的冲突，不是只有邻居或者社会跟社会之间，甚至有人类跟大自然之间的冲突。那我我觉得种种的问题都还在等待我们去思考，思考之后能不能够解决，其实大家也都没有把握。但是我觉得开始思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步了。 法广：那我就在这里预祝您写作成功，给读者非常美妙的文字，让他们能够沉浸进去，然后反思很多东西。谢谢您。胡女士谢谢。 胡晴舫女士：谢谢。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1月8日在2026年首场记者会中，对于两岸关系进行年度回顾与研判。他指出，2026年北京对台湾的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多家国际智库分析亦指，台海问题已超越单纯的“中国内政”或“地区争端”，成为中美战略竞争的核心节点。 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特别提醒，中共2025年对台作为出现几项明显变化：首先，抢占历史话语权：借着“三个80周年”扩大对台统战宣传，积极抢占二战史观的话语权，从历史和法理层面强调“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再来，加大“惩独”力度：威吓台人进行跨国镇压，并对军人、网红、公职人员、司法官等发布所谓的悬赏通告等，形塑其对台湾具有实质管辖权的假象。还有，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对台实施军事威吓，持续操作灰色地带行动与混合战，企图压缩台湾管辖权。 梁文杰表示，中共近期再次新增“台独顽固分子”和“打手帮凶”清单，对此并不感到意外。2026年北京对台施压胁迫不会停止，两岸关系面对诸多挑战。中共还可能以加深社会矛盾介入今年11月的台湾地方选举。而4月的“特习会”、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等，都可能牵动台海局势。政府相关部门将持续密注中共对台策略与作为，审慎应对。 不难想象，2026 年的台湾，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状态：外部压力空前加剧，内部防御体系逐步成型。多家国际智库的分析趋于一致——这是台湾从“应对危机”转向“建构长久韧性”的一年。 正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所言，台海已不再被视为潜在的“闪点”，而是现实中的“延烧带”。冲突尚未爆发，但每一个政策举动、每一场军演，乃至每一句政治表述，都可能产生连锁反应。台北、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维持着一种脆弱的“模糊平衡”——稳定、但持续紧绷。 解放军的威慑活动出现转折 台海自 2025 年底起呈现出清晰的军事态势转折——解放军的威慑活动从“象征性展示”走向“节奏化、常态化备战”。分析认为，这种转变背后是中国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也折射出内部政治时间表的驱动。 美国在中东与南美的军事行动，使北京重新评估美国“区域干预能力”的可信度。中共高层的逻辑是：若美国能在地球另一端迅速发动行动，那台海防线的战略纵深就比以往更脆弱。因此，中国的应对方式不是直接备战，而是通过高频率、跨领域压力操作——“演训常态化、封锁预演化”。 据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统计，过去十二个月中，中国解放军在台海周边举行的军事活动超过 320 次，比 2024 年增加 42%。空军与海军联合行动的比重显著提高，模拟封锁与外岛突袭成为再现性战术科目。 台湾的回应同样强硬。总统赖清德表示将把 2026 年国防预算提高至 9,495 亿元新台币，占 GDP 比例接近 3%，创近半世纪新高。重点投资方向偏向无人化、分散指控与海空防御。新一代“海鯤号”潜舰与无人机蜂群系统被视为“不对称战争”的关键节点——既能提升防御层级，又在心理层面塑造了主动抵抗的信号。 美国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指出，这种“多层防卫模式”在战略上等于将台湾从单纯守势转为“结构性吓阻”。它使入侵成本显著上升，并迫使对手在战术决策中面对更多不确定性。 要是未来台海爆发冲突，大多数军事分析者认为它将呈现“封锁型”或“阶段性挑衅”特征，而非成本高昂的全面登陆。 中国在近年的演训中反复测试“环台封鎖軸線”与“精確火力控制”方案，显示其重视围堵与心理压力的综合应用。这种“非对称攻势”可能对台湾经济形成致命影响。 此外，全球半导体供应链中，台湾占据关键地位；若港口或空域遭封锁，全球制造业链将陷入震荡。 牛津经济研究院（OEI）预测，倘若台海陷入月余级别封锁，全球电子产品价格可能上涨 15%–20%，东亚 GDP 将整体下滑 2.8%。 美日同盟深化的影响 新的一年值得观察的是，在过去，美日合作主要聚焦于朝鲜与东海—钓鱼岛区域，如今台湾明确被纳入预警网络。亚太情报链的整合使日本与台湾的安全联系更为透明，也象征“台海安全国际化”已成不可逆趋势。 美国防部的《印太防御态势报告》形容这种变化为“低烈度联盟化”（low-intensity alliance formation）——并非明确的军事同盟，却具有共享风险与协调行动的内涵。 然而，战略现实并不浪漫。美日的深入合作确实增强了对中共的威慑，却同时提高了台海误判风险。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指出，在三方军力频繁交错的环境中，连一次海上擦撞都可能引发政治连锁反应。北京的政治压力逼迫其展示“强硬姿态”，而华盛顿的盟友承诺又难以退缩。风险来自“意外”，而非“意图”。 另外，多方报告将 2027 年定义为中国“建军百年目标年”，并伴随外界的“战争倒计时”叙事。然而，多数智库提醒应避免线性理解。 美方也多次澄清，所谓“2027战略警报”并非指“必然开战”，而是中共设定在那一年完成特定军事能力的里程碑。 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与国防部评估指出，北京对“能力”与“行动”的区分极为清晰。军事能力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政治意愿同步完成。换言之，2027 可能是解放军展示“具备取胜条件”的节点，却不等于发动攻台的时间表。 这一区分的重要性在于：误读容易导致政策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 prophecy）。若外部过度反应，北京可能认为“心理震慑”失效，从而转向实质准备，台海风险遂被推高。这一点在 2025 年底中共官媒的论调中已有端倪——语气更强硬，但在行动上仍保持克制。 高戒备派 vs. 低可能派 截至 2026 年初，关于“中共是否将在两年内发动攻台”的分析出现两派竞争。 高戒备派认为，解放军的快速集结与后勤调度能力大幅提升。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评估表示，中共已能在数小时内对台湾实施电磁封锁，并在 10 天内动员多达 30 万部队投送。 低可能派则指出，北京的军改仍受制于组织惯性。美国空天力量研究院（CASI）报告显示，联合指挥链与战备体系尚未完全整合；多个军区在应急响应上存在延迟。加上 2027 将召开的中共二十一大，北京更可能注重政治稳定庇护而非军事冒险。 因此，部分智库如“新美安全中心”（CNAS）认为，2026–2027 期间，不太像“战争临界期”，更像“能力展示与战略磨合期”。 台湾内部：韧性治理的新常态 在长期压力下，台湾内部政治展现出一种“制度韧性”与“防御社会化”趋势。 当局推动信息安全立法、限制具有中国籍背景者担任公职、加大对亲共言论的法律监控——这些举措部分引发争议，却反映了政治系统试图强化“内部安全屏障”。 民意结构也显示出“稳中保守”的基调。台湾民意基金会的 2025 年底调查显示，超过 60% 的民众支持“维持现状”，仅 8% 支持立即独立。这种温和共识，成为赖清德政府维系政治稳定的支撑。 赖政府避免象征性挑衅，维持“实质主权不宣告”的策略，其本质是一种防御性现实主义。 台湾智库“亚洲社科论坛”（AAF）分析认为，台湾的政治策略不是冒险求变，而是“以民主进程代替主权宣示”，在宪政框架内巩固独立运作。这种“内建式自主”比任何口号都更具可持续性。 对于北京而言，对台“常态化施压”并非临战争略，而是一种长期控制策略。它通过同时运用军事威慑、经济胁迫与舆论战，逐步压缩台湾的外交与战略空间。 这种做法目的是使“分离正常化”无法发生，让台湾永远处在“半独立但不能独行”的状态。换言之，北京实行的是“挤压不夺取”政策。目前习近平的挑战不在于如何统一台湾，而在于如何让“未统一的现实”不被视为政绩失败。换言之，他在延迟统一的过程中巩固权力，而非被其削弱。 美中台的模糊共生结构 当前的台海架构其实建立在美中台三方都不愿打破的“模糊共生关系”。 华盛顿维持“战略模糊”，北京保持“政治克制”，台北倡导“实质独立非法理独立”——这三者共同防止局势失控。 英国《经济学人智库》（EIU）在 2026 展望中指出，模糊不是错误，而是政治智慧的表现：它让各方拥有退场空间。 特朗普政府重启“交易型联盟”逻辑，使这一结构更赤裸。台湾以更高的军费、更深产业合作换取美国的安全背书——一种“有条件的承认”。 这种现实主义关系即便脆弱，却被事实证明有效：它阻止台海进入爆炸阈值，同时维持美国影响力。 某种程度而言，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国际危机组织”（ICG）总结得最尖锐：“台海的和平并非信任的产物，而是共同的恐惧构成的。” 尽管这种恐惧短期内维持局势，但长期来看形成危险结构——任何内部政治变化或误判，都可能撕裂平衡。尤其是在周期性事件（选举、党大会、联盟演习）逼近时，领导人为了避免“看起来软弱”而被迫出手。届时，台海危机可能并非源于战略决策，而是心理机制的连锁反应。 2026年的台湾，不再只是地缘政治的焦点，而是全球安全体系的缩影。它肩负的不是选择独立或统一，而是证明“小国在高压下如何生存”的命题。 台湾的胜利，或许不在于赢得一场战争，而在于让战争永远失去意义。

尽管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已经正式停止实施十年了，但它留下的深远影响仍在社会各个层面显现。如今，低出生率、人口老龄化以及年轻人延迟结婚、推迟生育甚至选择不生育的现象愈发明显。在大城市，越来越多年轻夫妻自称“丁克”，即双收入无子女家庭，面对高昂的房价、教育和育儿成本，以及工作压力，小夫妻们认为生育是一项重大而昂贵的责任。社会上关于养老、教育和生活方式的讨论，也越来越集中于如何适应少子化和老龄化带来的变化。 45年前，中国做出了一项深刻影响国家人口结构和社会运行方式的决定。二十世八十年代，在资源紧张、经济发展压力以及对人口快速增长的担忧中，中国政府用独生子女政策——即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的政策，正式取代了二十世纪7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独生子女政策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被系统化执行，逐渐渗透进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塑造了中国的家庭规模、代际关系、性别结构，以及个人对婚姻和生育的认知。 人口焦虑的起点 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文革的浪潮开始退去，经济发展开始受到关注，但城乡差距明显，农业生产能力有限，粮食安全长期是国家治理的重点。而六十年代的生育高峰，让决策层担心人口增长过快会“吃掉”有限的资源，拖慢发展的步伐，所以才有了“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采取的措施也很温和，此外政府还推广避孕、倡导晚婚晚育，并对生育间隔过短的家庭施加经济约束的“晚、稀、少”措施，虽然效果没有立竿见影，但根据官方数据来看，七十年代的出生率从六十年代的百分之六，减到了百分之二点三。 七十年代末受到国际研究影响，对人口规模进行长期、定量控制的观点出现，认为人口问题不能“听之任之”，应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出台，两年后被定为基本国策，且写入了宪法，通过行政系统和基层组织的推行，真正地深入到中国各地城乡的千家万户中。 不过，这一政策一经推出就伴随着激烈的争议。部分官员采取强制手段，迫使妇女堕胎或绝育。有人称，当时的政策“铁面无私”，一旦触碰底线，轻则罚款、重则失去生育权、甚至工作权。长期以来，这种政策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家庭生活，成为几代人心中的隐痛。 “一胎化”政策推手彭珮云去世 独生子女政策主要推动者之一、曾主导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十年的前中共中央官员彭珮云日前在北京病逝，享年96岁。新华社称赞她是“妇女、儿童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但法新社采访时发现，中国的社交平台上充斥对她 批评和愤怒声音。一些网民谴责她主导的政策导致强制堕胎和人口性别失衡，甚至留言：“那些赤裸身亡的孩子，正在另一边等着你。” 人口学家指出，彭佩云的去世象征着一代政策推动者的终结，也提醒社会回顾独生子女政策在社会层面的深远影响。在她主政期间，农村地区曾发生溺弃女婴、强制堕胎等悲剧，使男女性别比例失衡、家庭规模缩小。虽然她晚年呼吁放宽政策，但对许多家庭来说，伤害已无法弥补。 家庭与社会的长期影响 独生子女政策不仅改变了中国的人口数量，也重塑了家庭结构。“四二一家庭”逐渐成为常态：四位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家庭赡养责任高度集中，许多家庭面临“独木难支”的现实，一旦出现健康或经济波动，压力便集中到少数成员身上。低生育率与人均寿命延长的叠加，使老龄化速度加快，对劳动力供给、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挑战。 法新社指出，在独生子女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生育第二个孩子意味着经济处罚、职业发展受限，甚至影响住房和福利。“社会抚养费”成为家庭不得不精打细算的一笔长期负担。部分家庭因无力缴纳罚款，选择将“超生”子女隐匿，这些孩子无法登记户籍，也无法正常上学、就医或跨地区流动。在一些地区，这类情况一度占儿童总数的两位数。同时，重男轻女观念尚未完全消退，性别选择性生育逐渐出现，导致男性人口比女性多出数千万，“剪不断、理还乱”的影响仍在延续。 政策松绑后的挑战 2013年起，中国逐步放松生育限制。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2021年推出三孩政策。然而，政策松绑并未带来出生率的明显反弹。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新生儿数量为954万，约为2016年的一半。据联合国人口模型预测，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出现大幅下降。 为了刺激出生率，中国的中央和地方政府纷纷推出的鼓励生育措施，包括现金补贴、税收减免、住房支持，以及延长产假和陪产假。2025年12月，中国甚至宣布对避孕用品征收13%增值税，同时对托育和婚介服务免税，并为使用育儿服务的家庭提供优惠。这一系列调整显示人口政策正在“掉头转向”，但现实中年轻人的生育意愿仍燃低迷，“说易行难”，很难快速扭转局面。 年轻人的现实选择 据法新社的报道，25岁的格蕾丝（匿名）和丈夫生活在一线城市，选择当“丁克”夫妇。她表示，在拥有稳定收入、住房保障和足够积蓄之前，不考虑生育。高房价、教育成本、就业不稳定和工作强度，让多数年轻人在感到身心疲惫的同时“心里也没底”。29岁的北京居民王子博也表示，即便经济条件尚可，也希望在未来蓝图更加明朗后，再考虑生育，他说：“顾得了工作，就顾不了太多别的。” 此外，法新社在北京街头采访时发现，多位市民认为，避孕用品征税对生育决策影响有限，真正影响的是整体的生活成本和未来预期。年轻人普遍担心，如果“买不起房、供不起学、压力山大”，即便政策鼓励，也难以立刻生育。 教育与生育循环 有学者指出，独生子女政策加上高度竞争的教育体系，也改变了中国家庭对子女的投入。孩子数量减少后，家庭往往集中资源在唯一的孩子身上，“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使得教育竞争加剧，养育成本也随之上升，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抑制了生育意愿，形成循环。 上世纪80年代“丁克”现象传入中国，最初在知识分子群体中较为常见，可如今在年轻人中更为普遍。法新社在当地的采访显示，多数中国年轻受访者对婚姻和生育持灵活态度，愿意选择结婚但不生育，尤其是女性比例较高。这反映出个人主义的上升、小家庭模式普及，以及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的现实。 丁克与养老问题 随着第一代丁克步入老年，“无子女养老”也成为社会讨论焦点。一些丁克老人生活安排充分，对现状满意；也有人健康状况变化后，对早年选择产生复杂情绪。学者指出，这种养老压力并非个案，独生子女家庭和空巢家庭同样存在类似问题。 人口学家提醒，人口持续下降和老龄化加剧，将对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供给及经济发展形成长期压力。独生子女政策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让政府和家庭都不得不“未雨绸缪”，重新思考养老模式和社会支持体系。 长期结构性问题与展望 有学者认为，中国当前生育困境并非单一政策或个人选择造成，而是数十年人口管理、经济发展模式与社会转型叠加的结果。独生子女政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并发挥作用，但长期影响已显现。45年后的今天，中国正在调整人口政策，但面对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结构，生育回升仍面临挑战。人口问题已不再只是数字问题，而是与经济、教育、职场压力及个人选择紧密交织的长期议题。 可以说，历史遗留的政策阴影仍在影响今天的人生选择，“一子难养，两头忙”已成为不少年轻家庭的写照。如何在经济压力与社会保障之间找到平衡，是中国未来几十年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025年12月15日，香港法院裁定黎智英因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罪名成立，如今，他可能面临终身监禁。此案在国际范围内引发了广泛关注。而在法庭和“反抗者”的身份之外，在生活里和家庭中，黎智英是一个怎样的人呢？由香港知名记者祁福德撰写的《黎智英传，从亿万富翁到中国最惧怕的批评者》中文版图书，于2025年7月出版。这本书生动翔实地记录了黎智英从童年偷渡香港到努力奋斗成为富商，最后又因抗议当局被捕入狱的经历。 关于黎智英的事迹，媒体已有不少报道，多是关于他反抗和被捕入狱的经历。 本期中华世界将从这本传记中选出几件有代表性的、并且鲜为人知的轶闻和故事，为您呈现在法庭之外，黎智英更多的人生细节。  “天选之人”的信念 1952年，在黎智英三、四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便决定离开家庭，和成千上万躲避饥荒和革命的中国人一样，选择偷渡到香港谋生。 父亲离开时，曾对他说：“你会做大事。” 黎智英牢牢记住了这句话，相信自己是天选之人的信念几乎影响了他的一生。  和家中其他姊妹相比，其实黎智英并没有受过的良好的学校教育。其他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都在广州念过私校，然而黎智英成长的环境是新中国成立后，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让他连吃饱肚子都难，更何况读书。但哪怕只上过五、六年的学，他也“始终坚信自己注定要成就一番大事业”。   七岁时，有一次和一位“表亲”到广州附近买打火机和火石再拿到黑市转卖，为了怕母亲担心，他不想在外过夜，便独自一人搭火车回广州。一个小孩自己在火车上，当时他害怕极了，又下错了站，以为自己再也回不到家。但最后得到了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给他买了饼又给他指路告诉他如何搭车，最后他奇迹般幸运归家。后来当他回忆起这次经历，他感到再一次加深了父亲早年灌输的“天选之人”的信念。  12岁他偷渡到香港，一开始在工厂打工非常辛苦，早上不到七点就要起来开工，晚上把椅子拼起来当床睡，常常累得背疼，但他却深信“我知道我有未来”，他后来说： “我知道我是被选中的人。”   这种信念一直伴随到他后来被捕入狱，并且就在入狱前，他皈依了天主教，而被捕入狱的经历反而深化了他的信仰。他在狱中一直保持乐观和坚韧的态度，始终没有被打垮。受审时，他面容平和，语气平静，他似乎深信，这些都是作为天选之人要背负的。  祁福德在书中写道：“黎智英一直觉得自己注定与众不同，但不晓得这种特殊性会以什么形式体现。” 现在看来，“天选之人”的信念不仅应验在他商业的成功上，更应验在他的抵抗和入狱后的坚韧态度，这些经历让他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成为影响香港历史进程的关键人物。  经商天赋  黎智英直到三岁半才开口说话，小时候家人都担心他是哑巴。谁也没想到，后来的他会成为亿万富翁。在被捕前，黎智英的财富估计达到12亿美元。  童年时的他早早就展现出了经商的天分。那时候母亲常常出入劳改营，小小的黎智英必须学会撑起这个家。于是6岁起，他就开始学习在外谋生，试着把别人抽剩下的烟收集起来，重新卷成新的烟草卖。8岁开始他便在在火车站帮人搬运行李，很快他就得到了车站里帮派老大的青睐，他用赚来的钱养活母亲和姐妹。 12岁偷渡到香港后，黎智英从工厂的小工做起，聪明勤奋，再加上一些运气，不到21岁，他就在一家300人的毛衣厂做到了生产经理的位置。 当时的香港，遍地都是机会，创业氛围浓厚，很快26岁的黎智英就萌生了自己当老板的念头。前工厂的老同事同意与他一起创业。他们看中了一间银行回收再拍卖的工厂，然而另一名商人马老板也对这间工厂非常感兴趣，并且当时银行已明确表示会让老客户马老板优先选择，而不是黎智英。  换做其他人，必然会再去找其他的工厂，但黎智英不同，正是因为有人也想要，他才更觉得自己一定要得到这家工厂。为此，他不惜偷偷雇佣算命先生劝说马老板放弃。香港商人都很讲究风水，因此马老板听从了算命先生的劝告，放弃了这单生意。  这段故事是黎智英自己写下的，他承认自己设计了一场“骗局”成功劝退另一个买家，从而买到了这家工厂。他承认这是一个“可恨的谎言”。 “我自己却知道，买到这间工厂是因为我出老千，因而心里一直感到不安。”后来，他坦承道：“年轻人理想多而顾忌少……冲动有劲，却往往罔顾现实；做生意，操守、诚信也较松懈，只看到眼前利益，不顾长期效果。觉得别人做事不如自己……起码这便是年轻时我的写照。”   这段经历不难看出，黎智英的性格里有一股越挫越勇，毫不服输的劲头。虽然年轻的时候做过错事，但他本质上还是一个坦荡和磊落的人。  成功的秘诀：越努力越幸运 后来他偶然有机会结识一位纽约的采购商，为了拿到这位采购商的订单，黎智英花尽心思，做了一批堪称“完美”的样品。当时黎智英心里想的是：“把这批货做好并不足够，我们一定要做到一鸣惊人。（未来）我不想再要求他给我们生意，我要他需要我们。”他不惜飞到纽约，亲自拿样品给采购商看，最后黎智英顺利拿下订单。 生意刚起步的时候，他每年都会往返纽约多次，去认识不同的采购，构建自己的生意网。每次他都能带给采购商许多惊喜，有采购商问他：“你玩的是是什麽魔术？”因为黎智英每次都会带来让采购商“一见倾心”的样品。 祁福德写道，后来黎智英吐露了“秘密”：他每次去纽约都会流连于各种大商场，并结识女售货员，请他们去高档的餐厅吃饭，从她们那里获取重要的资讯，尤其是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和顾客的反馈。这些连电脑数据都无法提供的一手资料让他准确把握住潮流，清楚地知道应该提供哪些样品才能一下就抓住采购商的心。当然，作为一名销售，他也非常专业。据说他拿起任何毛衣都可以当场报价，“因为他了解毛衣从生产到交货的每个细节”。  聪明和专业固然重要，但黎智英总结道，自己的成功是因为“努力”。他说： “我们真的很幸运。然而要是你问我，幸运与努力，哪一样更为重要？那么毫无疑问，我会告诉你，努力更重要。因为只有努力可以让人真正幸运起来。接到杰西潘尼百货的生意，如果我们没有视之为赢取客户信心的机会，不计成本地将品质最到最好，我们会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吗？如果我没有不辞辛苦地那样奔到纽约去给乔帕帕看，后来他和他的同事会给我们源源不绝的生意吗？我们的努力乐观的取向，让我们打进了一个良性循环的轨迹中；努力使我们幸运，越幸运我们便越努力，因此而幸运。幸运是靠努力赚回来的。” 一边赚钱，一边推动自由 除了聪明和勤奋，一位结识他的采购商回忆说很喜欢黎智英的气场，她后来回忆道：“他（黎智英）有强烈的抱负，无论做什么，他都想要成功。”   就连优衣库的创始人柳井正也曾受益于黎智英，并一度想与他合作。那时候柳井正刚刚在日本广岛开了第一家优衣库的店，他被黎智英佐丹奴的产品所吸引。祁福德写道：“柳井正花了大量时间与黎智英交流，深入了解佐丹奴的经营方式。他的日本零售网络当时还很小，但他有宏大的扩展计划。他邀请黎智英投资自己的事业，提议以500万美元的投资，换取25%的股份。”最终黎智英没有同意，但柳井正从黎智英那里学到很多东西，后来他成了全球最成功的零售商之一。  然而1989年后，黎智英的人生道路拐向了政治。在北京，那些走上街头的年轻人让他非常感动。 黎智英说：“我很激动，我问自己，我若赚了够多钱，只是继续赚钱，对我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我若进入媒体业，传递资讯，资讯带来选择，选择就是自由。我就可以一边经营赚钱，一点推动自由。这是多美好的事。”  后来他成功创办了《苹果日报》与《壹周刊》，这几乎成为他一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此后，他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商人，而是影响香港历史的人。  “食物其实就是自由” 黎智英爱好美食，因为他的童年充斥着饥饿感，永远吃不饱饭。 那时在广州，他在火车站靠帮旅客搬行李赚钱，他也因此接触到了各种香港的华人。有一天，他帮一个外国人搬行李，那名男子给了他一块吃剩的巧克力，他从来没吃过这好吃的东西。得知那名男子来自香港后，他认为“香港一定是天堂”，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他说“这激发了我去香港的决心。” 祁福德写道，对黎智英来说，食物是自由。他来香港的第一顿早餐是别人带他吃的白粥肠粉油条， 后来他回忆道：那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食物，也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食物其实就是自由。是当你有选择食物的自由的时候。食物端上桌时，我很激动。吃了第一口，我就站起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像是一种对食物的致敬。当时我很穷，但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穷，因为我充满希望，知道有一天我会有钱。” 童年的饥饿让他有钱后非常喜欢肥美油腻的食物。他的外号也叫“肥佬黎”。被关押在狱的时候，他还和家人说，监狱的咖喱饭很好吃。只是后来监狱知道他喜欢吃，便把这道菜从他的饭食中撤下了。  最喜欢的书：《通往奴役之路》 黎智英最喜欢读的书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作品。创业时期，他曾频繁往返纽约，一次和朋友在一位犹太律师家中吃饭，这位律师送了他一本《通往奴役之路》，自此一发不可收拾，黎智英一口气读完了哈耶克的作品。黎智英称“我非常受启发……我读了所有哈耶克的书，除了利息理论，那个我看不懂。” 后来，他送出了无数本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提倡小政府与经济自由，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在美英两国政治光谱中，黎智英对右翼支持远多于左翼。 一名和黎智英交好的外国记者回忆说，“黎智英所受的正规教育虽然不多，却能说出条理清晰的长句，这让他其他香港、中国商人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人通常务实，物质至上，自私自利。但黎智英无疑是其中最富有哲思的人。 ” 最后，读完这本传记，不禁让人掩卷沉思，黎智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祁福德在书的前言中写道： “你不能轻易定义黎智英这个人，身为务实的成功商人，他会用结果导向来看待人权运动。他关心自由，但你不太会听到他谈论社会公义。他的哲学接近自由主义，认为政府除了维持秩序及强有力的法治外，应该扮演有限的角色……他的阅读量惊人，更是多产的专栏作家，渴望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但他太专注于行动，难以融入刘晓波、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或亚当·米奇尼克等人的知识分子传统。” 作为当代最重要的政治犯，黎智英不属于任何政党。他大胆直率，勤奋聪明，讨厌教条，喜欢冒险。生活里的他喜欢美食，忠于家庭，脑子里装满了创意的点子，并且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他总能找到让自己重新振作的理由。 他对政治的参与是严肃的，甚至他的被判入狱的命运也饱含悲剧性，但这一切都不应该掩盖他是个阳光的人，以及他“性格中的欢乐与活力”。 至于黎智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根本无法用几个形容词和几句话来回答。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说，他是一个自由的人。  听众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1月1日，我们用《黎智英传》这本书开启新的一年，希望这期节目能带给您更多的思考，也希望新的一年您能读享受阅读，邂逅更多的好书。感谢玛莎的技术支持，也感谢您的收听。 

在上一期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为我们讲述了和法国媒体合作的经历。孙艺萌是法国主流报纸之一《世界报》的特约插画师，平时她主要为《世界报》的校园期刊画画。从最开始接到任务就像考试，到现在游刃有余地打草稿以及和编辑沟通，然后自信地完成作品，她非常高兴，也非常骄傲自己能有这样的成长。本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孙艺萌聊一聊绘画带给她的幸福与痛苦，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RFI：很多人会觉得，生活在巴黎，又是一名自由插画师，这样的职业听起来非常浪漫、非常美好。你自己是怎么看的呢？它确实有很浪漫、很美好的一面，但另一面又是什么？ Yimeng: 嗯，对。其实大家在网上看到的自由插画师，不管是中国的还是法国的，往往都是她在旅行、在阳光下画画、在悠闲的咖啡馆里写生，或者和品牌合作，看起来都很光鲜亮丽。但另一面是，插画师背后往往有很多年的积累。在她还没有被看见的那段时间，其实可以说是付出多少，才可能收获多少。 RFI：那比如说你呢？你的绘画历程是怎样的？ Yimeng: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开始学国画，然后就一直画下去。到中学时进入了美术学校，当时是为了考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后来上了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再进入美院学习。美院毕业之后，我来到法国。 来法国后，我学的是视觉传达，因为这个专业里既有插画，也有摄影，还有网页和平面设计等内容。毕业之后，我发现自己好像什么都会一点，但又没有哪一项是特别精通的。那段时间其实非常痛苦，会觉得看不到人生的方向，对未来也没有什么希望。 RFI：这种痛苦更多是理念上的，还是说作为艺术家，你很想要有自己的作品？又或者是在现实生活中，比如工作或找工作方面遇到了一些具体的困难？ Yimeng: 都有吧，更多是一种迷茫。你毕业之后，肯定要面对生活问题、经济问题，还有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这些都会让人感到迷茫。再加上当时我身处法国，那段时间确实是比较痛苦的。 后来我花了一段时间不断地问自己：在所有学过的课程里，我最喜欢的到底是什么？答案还是画画。于是我又进入了插画系，重新学习插画。 进了插画系之后，所有课程都是围绕插画展开的，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好像生活里突然有一道光照进来。虽然作业很多，学习压力也很大，但我是开心的，因为我终于可以在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上“使上力”了。 RFI：在你真正成为一名成熟的插画师之前，应该有很长一段寻找方向的阶段吧？这段时间大概持续了多久？ Yimeng: 大概是刚来法国的那几年吧。从我确定自己要成为插画师，到真正成为一名专业插画师，其实经历了一段时间。我并不觉得这段过程是辛苦的，真正痛苦的，是在还没有找到方向之前的那段日子。 RFI：你从小就开始学画画了，那你觉得自己和绘画之间的缘分，是一种天生、自然的关系，还是后来慢慢才发现自己真的很喜欢它？ Yimeng: 嗯，其实我觉得每个小孩都喜欢画画，只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大家可能选择了不同的道路。我觉得自己算是比较幸运的那一类，小的时候就喜欢画画，家里也很支持，就觉得那你可以去上美术学校，于是我就一直沿着画画这条路走下来。慢慢地，也就越来越确定这是我真正喜欢的事情。 RFI：看你的作品，我经常会觉得很治愈，色彩很丰富，又像你说的那样充满童趣，会让人感到很温暖。那我想问，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让你来定义自己作品的风格，你会怎么形容呢？ Yimeng: 嗯……我可能是在画一种生活，一种我自己的生活，以及我向往、想看到的生活。 RFI：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 Yimeng: 是一种我所追求的生活。比如在巴黎留学的人，很多时候看到的都是某一面。我自己特别喜欢在地铁里构思草图，或者干脆在地铁里画画。巴黎地铁的环境、文化和氛围，会给我很多灵感。很多人觉得巴黎地铁脏乱差，只看到它不好的一面，但也不是天生的，我只是已经习惯去看到事物好的一面。所以我画出来的作品，不管是色彩还是画面，都会比较治愈、轻松。 其实这也是我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比如在巴黎画画的时候，我可以让自己慢下来，在咖啡馆里画画。本身“慢下来”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虽然现实中的工作状态并不是这样，每天都在赶进度，但哪怕能停下来，在咖啡馆里画上一张画，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RFI：那你觉得，在你所描绘的这些日常中，你想传达一种怎样的理念，或者说你希望让大家感受到什么呢？ Yimeng: 嗯，我其实最想传达的就是 :大家要好好生活。 “好好生活”这几个字可能已经被说得很多了，大家也经常能看到，但真正要做到，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特别喜欢逛集市，每周都会去法国的菜市场，也画了一系列以菜市场为主题的作品。因为每次去菜市场，我都会看到大家买菜时的状态，那种氛围让我觉得，大家是真的在好好生活，尤其是在周末的时候。除此之外，我也会认真做饭、好好吃每一顿饭，并把这些画面画下来。我觉得这就是我想传达的东西：过好眼前的每一天。 RFI : 听你这样说下来，我的感受是，绘画似乎帮助你慢慢沉下心来，去观察生活中的很多细节，而在这种观察中，你获得了一种更深入的生活体验，而且你觉得这件事非常重要。 Yimeng: 是的。同时我也在用国内的 小红书，一直在发布自己的作品。很多人会问我是怎么“经营”平台的，但其实我只是比较频繁地分享，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种运营，而是更强调真诚地分享。我本身也挺喜欢分享的，因为其实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并不是特别好，说话有时候也不太有逻辑，平时更多的表达都放在画画里，或者写一些文字上。 但我很享受分享这件事。我的分享在网上也确实给一些人带来了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相互的。有时候我半夜赶完画，发一篇小红书，写下一些感受或关于艺术的想法，第二天早上起来，会看到粉丝留言说“加油，你很棒”，那对我来说是一种反向的动力。 同时，我的画也影响了很多人。有不少妈妈跟我说，有了孩子以后她们又重新拿起了画笔，说是在我的带动下又开始画画了。我会觉得，用自己一点点小小的力量，去影响一些人，让他们感受到绘画带来的快乐，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RFI : 我觉得这似乎也是你在绘画之外非常有意思的一种收获。如果有人也想开始画画，作为一名插画师，你有没有一些建议可以分享？ Yimeng: 确实有很多人会问我：“我也想开始画画，该怎么开始？”或者“我也想学画画，想成为插画师，需要做些什么？” 我的看法是，首先要分清楚，你是想成为一名职业插画师，还是只是把画画当作一种兴趣和娱乐。因为我是从学院体系一路走过来的，在国内的时候还经历过应试考试，那时要求画得非常像，基本功一定要非常扎实。后来来到法国，我才慢慢地把这些框架放下，让自己的绘画变得更自由一些。 如果是成年之后才想画画，或者只是想尝试画画，我给出的建议就是：大胆地去画。我特别喜欢两种人的画：一种是小孩子的画，另一种是“不会画画”的人的画。因为他们画出来的东西往往是最自然、最本能的，我会觉得特别好看。 所以就是放开画，准备一个本子，哪怕一开始你觉得画得不好，只要你一直画下去，一定会看到变化。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

在巴黎生活12年，她带着速写本画下了巴黎的许多角落和日常。翻开她的绘本，温暖，明亮，扑面而来的是一股 “法式”的烟火气。非常有趣，也非常治愈。这些画不仅集结成了书，还让她与法国媒体结缘，成为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特约插画师。 本期中华世界邀请到了旅法插画师孙艺萌（Sun Yimeng），作为少数为法国媒体供稿的华人艺术家，她将为我们讲述和法国主流媒体合作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RFI： 我想很多在法国生活，或者说在欧洲生活的朋友，可能和我一样，是在翻阅法国报刊时，通过你的插画第一次认识你的。《世界报》可以说是法国最知名的媒体之一。是什么契机让你有机会与他们合作呢？ Yimeng： 今年已经是我为《世界报》作画的第三年了。昨天我还在为他们的一篇文章画插图，才意识到马上就要进入第四年了。三年前，我突然收到了一封约稿邮件。当时我正走在路上，看到邮件上写着来自《世界报》的邀请，我第一反应是怀疑是不是骗子。后来仔细核对了信息，确认没问题后，我就赶紧回家回了邮件，合作也就这样开始了。 RFI： 那你当时觉得，他们为什么会在那么多人当中找到你呢？ Yimeng： 哦，因为那位编辑其实是在我念书的时候就认识的，很早以前了。不过那时候我还是学生，作品还不够成熟。他这几年一直都有关注我，后来觉得我的风格和完成度差不多可以了，就给我发了约稿邮件，先试着合作一下，然后就一直做到现在了。 RFI： 是通过社交媒体关注到你的作品吗？ Yimeng： 对，我觉得平台真的挺重要的。不论在中国还是法国，插画师或艺术家都需要让作品被看见，才会有更多机会。 RFI： 那你刚开始跟他们合作时的感受是什么？ Yimeng： 首先就是紧张，因为时间很紧。给媒体画插画，期限都很短：可能是今天收到文章，第二天就要交草稿，两天后交成稿；有时更急，甚至会同时收到两篇文章。除了紧张，也很兴奋。 《世界报》是主流媒体，而作为一个华人能为法国的主流媒体画插画，其实是很荣幸的，所以真的很开心，同时也会投入很多精力。我每次画完都像刚从考场出来一样，有一种完成任务的感觉。 第一年的时候，每次接到稿子都会非常紧张，到第二年、第三年就开始有点游刃有余了，能适应这种工作节奏。现在无论编辑给我什么主题，怎样用插画更好地呈现文章，我觉得自己都已经能比较自信地完成了。 RFI： 你能详细讲一下你们这种工作的节奏，或者说整个工作流程大概是怎样的吗？ Yimeng： 因为新闻类的稿件都是有时效性的，所以时间不会像商业插画或个人创作那样拉得很长。通常的情况是：比如今天下午我会收到邮件，先问我有没有时间接这个稿子，如果我确认可以，那可能明天就要交草稿，后天交成稿。 我收到文章后会先通读一遍，然后开始构思第一轮草图。第一轮草图通常会画几十个，那种只有我自己看得懂的快速小稿。接着我会选出四五个比较清晰的方案作为第二轮草图发给编辑。他们会在内部讨论，然后很快反馈给我，告诉我最终选了哪一个。之后我通常会有一天左右去完成成稿。新闻插画一般都是隔一天就会用上，要么刊登在报纸上，要么立即发布到网站上。 RFI： 那整个工作的间隔周期一般是多长呢？ Yimeng： 最快的时候就是 24 小时。不过即使时间再紧，我在刚收到稿子时都会先什么都不做，让自己放空一下，在脑子里先琢磨主题、找切入点。然后才会在草图本上大量画一些天马行空、脑洞比较大的想法。之后再从中选出五个，交给编辑挑选。 RFI： 让你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哪次？ Yimeng： 最难忘的大概是有一次画封面。因为我平时都是画内文插图，单画内文我就已经觉得很荣幸了。有一次编辑直接对我说：“艺萌，这一期的封面让你来画。”除了封面之外，那一期整版的所有插图也都是我一个人画的，加起来大概是五张插画加一个封面。那两周真的像在打仗，每天睡得不多，不停地赶稿。 等到报纸出版，我去买了好几份，报刊亭的老爷爷还问我：“你怎么买这么多？”我告诉他：“这是我画的。”他就说：“哦，你很厉害，一个中国人画了封面和内文。” RFI： 那一期的主题是什么呢？ Yimeng： 主题其实挺难画的，讲的是大学生不同的技能如何影响未来职业发展。其实我现在的画题材很多都是偏生活类的。编辑也了解我，因为我平时很喜欢画城市、画人、画环境，所以偏生活的主题我会比较快进入状态。像旅行、学生假期打工、家庭或情侣关系这些，我都能很快画出来。 但有些我不了解的主题就比较难，比如上周我画的是“法国办公室文化”。可我其实从来没在办公室上过班，我一直都是自由职业者，所以这种主题对我来说就挺有挑战的。 RFI： 那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不是某种了解法国社会的窗口？好像你是在给他们画画，但是不是也通过这个工作，间接地接触到许多你原本日常生活中不了解的那一面？ Yimeng： 当然，这三年里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虽然我在法国待了很多年，我平时看到的法国生活方式、理解的文化都是来自于我个人的视角。但这几年给《世界报》画插画，通过不断阅读他们的文章，我从更多角度接触到法国的社会议题。相当于是我先学习，再加入自己的思考，然后再用我的方式把画面呈现出来。 RFI： 法国媒体，或者说西方媒体，其实一直都有讽刺漫画的传统。从你的观察来看，你觉得现在法国媒体对插画的审美有没有发生变化？他们想要的插画大概是什么样的？ Yimeng： 我觉得在风格和插画方式上，很多人对“法国插画”其实有点刻板印象。比如国内很多人会说：你画得很法式、很童趣。但实际上，就像我上学时，一个班里有多少同学，就有多少种画风，并不存在一个固定的“法式风格”。 在我看来，“法式”更多代表的是一种自由——只要你能自由地表达、自由地画，那就很“法式”。 不只是媒体，法国的品牌和艺术家合作也非常包容，几乎什么风格的插画都有。风格更多是根据主题来呈现，而不是被限定的。比如我现在给《世界报》Le Campus这个期刊画插画，既有年纪很大的艺术家在为他们画，也有像我这样相对年轻的插画师，各种风格并存，非常包容。   至于工作方式，我觉得法国和中国有一点很不同，而且是非常好的地方：他们非常尊重创作者。我的编辑基本不会对我的成稿进行修改，完全没有。 虽然这跟时间紧迫也有关系，但我会在草图阶段给他们提供大量不同方向的方案，一旦他们选定其中一个，我就可以直接完成成稿。我们合作三年，每一期都没有任何修改，这对我来说既顺利，也让我非常有信心。   RFI： 这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会以为给法国媒体画插画，他们可能有很多预设或要求。但听你这么说，感觉他们所谓的“法式精神”就是自由，不像一些甲方对乙方有许多硬性规范的那种合作。 Yimeng： 对。虽然在工作期间时间确实很紧，需要投入很多，但在创作时却是自由的。他们会给你很大的认可。你只要用自己的方式把画完成、把任务做好就可以了。这种感觉很难得，也很幸福。 RFI： 刚才你提到你在法国与合作方的合作方式，和在中国合作有很大的不同。除了法国这边更自由、更包容之外，你觉得还有哪些对比是让你有明显感受的？ Yimeng： 这几年我明显感觉到，国内的插画合作会特别看重插画师的平台粉丝数，他们非常关注“流量”。就是说，除了你会画画之外，还要看你能不能为品牌带来更多影响力，甚至是额外的价值。这好像是最近几年国内合作里非常突出的一个趋势。 RFI：我看到你现在虽然生活在法国，但好像也同时在做不少中国的项目。那你目前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呢？ Yimeng： 我的工作主要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书稿，也就是个人创作。我已经出版了三本书，现在正在准备第四本，这是比较纯粹的创作类工作。第二部分是品牌合作，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内，不过今年我也为法国的一个品牌画了插画。第三部分就是媒体插画。所以大致分成这三类的工作在并行。 以上就是本期的中华世界，感谢Julie的技术合作，在下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和Yimeng聊一聊她眼中的巴黎是一座怎样的城市？以及为什么比好好画画更重要的是好好生活？

日前，中国画家徐里和祁海峰的联合画展《心壑无界》在巴黎十六区的欧洲之家揭幕展出， 展出的作品中既有西方的油画也中国的传统彩墨创作。这是因为两位画家既擅长西方油画，也精通中国水墨，在创作时可以在两种艺术传统中自由切换。徐里先生以“中国山水意境为骨、西方油画表现力为血”，创作出独特的艺术效果，油画风景中有西方绘画传统中少有的留白，笔触整体偏细腻、平整，但在局部用厚重色小笔触点缀，但线条又有水墨写意的自由；祁海峰先生曾千禧年初在巴黎艺术城驻创一年，研修油画，这段经历给他的创作增加了花都的氛围，展出的近期油画作品中色彩温柔，笔触的模糊处理让具象的形体产生朦胧如梦般的意象，而国画作品中使用的彩墨，设色鲜艳和山水的墨色相得益彰。本次展览是由中国文化传播平台——书画频道主办，是该频道为开展一系列国际文化交流的活动之一。 在为媒体举行的参观活动中，两位画家和书画频道的负责人王平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