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DCAST · society
一席YiXi
by 一席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一席鼓励分享见解、体验和对未来的想象。 一席做有价值的传播，2012年8月底起将以每月一期的频率，邀请人文、科技领域有故事、有智识的嘉宾前来分享。
Epis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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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哥说遗憾是人生最壮丽的情感，将近40年了，我一直记得这句话｜陆庆屹 一席
陆庆屹，纪录片《四个春天》导演、创作者 他们那一代人曾经也有很远大的理想，也想拥抱更大的世界，但是他们基本上没机会去张望这个世界。就像那个池塘，不是所有的水都能流到大海，更多的是留在了原地，晾晒在同一片天空底下。 《四个春天》之后，生活还在继续。姐姐离开之后，陆庆屹又相继面对了父母的去世与哥哥的病痛。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已然来到人生的中场，未来仍未可知，却忍不住时时回头，品味那些筑造了当下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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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要上进、情绪要稳定、爱情要全糖，现代人的自我必须无限优化？｜王小伟 一席
王小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在一个深度技术化的时代，人类主体性的这一面，似乎只剩下了征服——情绪要征服，工作要征服，人格要征服，感情也要征服，总之要充分地优化、控制它。但人的主体性中始终还有另外一种能力，叫作「被触动」。我们不是去改造世界、征服世界，而是让世界触动于我。 在繁忙的现代生活中，我们渴望进步、害怕失控、回避摩擦，迫切地想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又同时无法避免地感到一种疲惫与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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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画家政女工的生活、画疼痛、画家暴，也画女性身上的枷锁和束缚｜李文丽 一席
李文丽，做家政，也做创作。 我的两个儿子在30岁的时候还没有结婚，好多人都会骂我、指责我，说你这个做母亲的特别不负责任。我就想，为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要怪到妈妈的头上呢？ 从小到大，我耳朵里听到的永远都是女人应该这样、女人应该那样，这是女人干的、那是女人干的。难道我们女人天生就该这个命运吗？我心里特别不服气。 2017年，47岁的李文丽第一次踏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在那之前，她大半辈子都生活在甘肃平凉的黄土高坡上，像村里大多数女性一样，围着家庭和土地打转，没有名字，只是谁的媳妇和谁的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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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些不想学习的孩子身上，更能获得一种对于学习的新的想象｜任竹晞 一席
任竹晞，一出学社创始人 为什么我们会习以为常地认为学习和成长是相互割裂的两件事情？可能是因为在功利主义和优绩主义的赛跑中，学习被逐渐窄化成一种获得分数、获得排名的手段。在这个意义上，正是最先提出不想学习的孩子成为了最先提出需要重新定义学习的人。 在大人的眼中，这一代的青少年身上似乎贴满了令人头疼的标签：厌学、心理脆弱、被互联网诱惑、躺平摆烂。但任竹晞认为，他们只是在当下的学习方式中找不到意义感。为此，她在北京创办了“一出学社”，一个专门支持不想上学、不能上学青少年的灵活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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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勇敢的第一步，就是直面这个复杂度爆炸的世界，不知天高地厚地走进其中｜重轻 一席
重轻，内容创作者 一个人对世界的关切，到底是手段还是目的呢？我们关心和投入一件事，收集它的信息，去品味，去理解，是因为它能给我们情绪价值，或者因为它能构成我们身份的符号，还是它能够帮助我收获更多他人的注意和喜爱吗？我觉得都不是。 很长一段时间，重轻沉浸在文字、影音的材料中，被各种随机、陌生的事情所吸引，比如，一首早已被遗忘的80年代日本老歌怎么突然席卷了各种亚文化？好莱坞编剧工会究竟是怎么组织罢工，和制片厂讨价还价的？ 重轻说这些看似与此刻生活无关的事件像一个个小孔洞，如果你愿意穿过去，你就会发现自己落入了另一个广阔的世界。而物理世界的建筑，也是孔洞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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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祖先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养猫的，养的是什么猫？｜罗述金 一席
罗述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它几乎在每一家都待过，但并不是每一家都养鸡，那这些时候它在干什么呢？虽然没有见到它，但我们跟村民交代要加固农舍，严防小偷，并且保护小偷。 提到野生动物研究，你的脑海中是否会浮现出珍·古道尔在丛林中和黑猩猩朝夕相处、席地而坐的画面。 罗述金的工作环境截然不同，作为一位动物基因组学领域的研究者，她大部分时间是在实验室中和各种生物材料打交道，探究猫科动物的演化路径。在实验室里，罗述金确认了华南虎的遗传起源、找到了白虎的基因密码。但她至今还没有亲眼见过野外的老虎，荒野研究一度是她遥远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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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裸露本应发生在私密空间，影视作品还有必要呈现性爱情节吗？｜吴姗 一席
吴姗，亲密协调员，「香港亲密协调促进会」联合创办人 有时候我会觉得，在华语地区从事亲密协调员的工作，片场像是我的实验场。我希望自己接触过的剧组人员和演员，也能够将这些对性和身体的多元想象，带回到真实生活之中。 看到影视剧里的亲密戏份，观众也许会下意识思索：演员真的需要坦诚相见吗？他们拍戏的时候会不会感到尴尬？ 作为一名亲密协调员，吴姗的工作是参与制造真实，让银幕里的亲密情节「自然而然」发生。更重要的是，她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协助和保护着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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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想试试人往低处走会遇见什么｜顺流而下小组 一席
龚豪 子杰 园子园，顺流而下艺术小组 之前有人问我，这趟旅行里面我们三个谁是船长？我的回答是，这艘船就像是我们的船长，我们跟着船走的。船把我们聚在一块，然后我们向前面去划。“漂”这个词它更像是一种情绪，你可以在任何的时候开始，也可以在任何的时候结束。 2025年秋天，三个不会造船的年轻人——龚豪、子杰、园子园，在武汉一个15平米的小院里亲手造了一艘木船，取名为“穿山甲号”。两个月后，他们从武汉青山江滩下水，顺流而下，划向1200公里外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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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园饲养员不仅仅是把动物养活，还要让它们拥有值得过的生活｜彭培拉 一席
彭培拉，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南门新区副主管。 几乎所有脊椎动物都是有感受的，它们知道自己的处境，知道痛苦，也能够感受快乐。而我们作为饲养员的工作，不仅仅是把动物养活、让它们能繁殖，而是要尽可能增加动物的积极体验，让它们拥有一个值得过的生活。 在多数人的想象中，动物饲养员的工作意味着可以每天和可爱的动物待在一起，肯定是治愈且纯粹的。彭培拉曾经也这么想。但真正成为饲养员的第一课，却是从清扫、搬运、切菜这些高强度的体力活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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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群人为什么年纪轻轻、好手好脚，却要流浪？｜朱聪 一席
朱聪，「地衣之家」创办人 我们在街头看到的大部分流浪者，没有人不想回家，没有人不渴望爱。之所以他们说不回去，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回不去了。「地衣之家」的理念是，这个世界可以有自由流浪的生活方式，但不应该有无家可归的人。 地衣，一种附着在缝隙中生长，虽微小却顽强的生命体。2017年，朱聪创办公益组织「地衣之家」，专为街头流浪者服务。在物资发放之外，「地衣之家」主要做漫长而沉重的个案跟踪：通过帮助流浪者落户、寻亲与就业协助，去修补一个人与社会的断裂。这种跟踪，往往一跟就是好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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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也有自己的方言，让我们来感受一下北京到底有多干｜袁西 一席
袁西，声音艺术家、@West Sounds树木声音采集。 自然的声音从来没有消失，伴随着人类存在了几百万年。只是我们被太多自认为有意义、有重要信息、有价值的声音占据了耳朵，忽略掉了这些我们觉得好像没什么意义的声音。但其实恰恰是聆听这些没有意义的声音，才能恢复我们的知觉，恢复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感觉。 你有多久没有仔细听过周遭环境发出的声音了？生活中，我们似乎习惯了在各种场合戴上耳机，将自己包裹在自我营造的世界里。在这个视觉绝对主导的社会里，听觉往往被人们忽略，但当你真正去认真听一个声音时，你的情绪是一定会随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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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AI挑战到所有人的知识和能力的时候，我们会经历怎样的变化？｜贺久恒 一席
贺久恒，上海纽约大学博士后研究员 我们到底要不要承认这台机器也有资格创造围棋招法？我们到底要不要把“创造新棋”这件几千年来只属于人类的特权也分给机器一份、也分给人工智能一份？ 十年前，谷歌开发的人工智能软件AlphaGo与围棋选手李世石进行了一场“人机大战”，并最终以4：1的总比分获胜，震惊了世界。一年后，更新升级的AlphaGO以3：0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柯洁，宣告了AI对于人类棋手的全面胜利。赛后采访中柯洁感叹：它太完美了，我看不到任何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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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略估算我国现在流浪猫狗超过一亿只，它们都是哪来的？｜张越 一席
张越，主持人、北京爱它动物保护公益基金会理事。 不解决根本问题带来的后果，就是所有人在面对社会问题的时候都不从根本上理性地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是用最粗暴的、最残酷的方式先把眼前给解决了。最后，生命和生命之间就以粗暴和残酷的方式互相对待，我相信没有人愿意生活在一个这样冷酷的世界里。 做《半边天》主持人的时候，张越习惯了关注人：她曾资助贫困学子，也曾帮助偏僻村落的女性寻找更多出路。直到2000年前后的一次采访，她在受访者家里看到了一群遍体鳞伤的猫猫狗狗，这才第一次将目光投向这些被人类社会驱赶至角落的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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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以为老年大学是用来混时间，我偏要在这里讲门罗和杜拉斯｜陈思呈 一席
陈思呈，写作者。2024年毛遂自荐到广州老年大学教阅读与写作。 很多人为什么会惧怕衰老？是因为年轻意味着活力和机会，衰老就意味着落伍和弱势，我们害怕衰老，其实是害怕我们身上的优点在变少。 陈思呈以各种方式教了十年书，但教老人阅读与写作是第一次。 老年大学的学生不太一样，他们头发渐白、不用考试，手机字号加大、不接陌生电话。课堂也很不一样，醒目位置是急救电话，墙上贴的是安全注意事项、最近医院和天气预报，一切仿佛都在劝你别太认真，身体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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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绩重要，但成绩不是足球的全部｜孙雷 一席
孙雷，足球媒体人 2001年，当中国队打进世界杯的决赛圈之后，一年之内，中国多出了2000家足球学校，而它们中9成以上在未来的3年里死掉了。回头想一想西班牙。西班牙现在排在国际足联的第一。但是他们的成功并不是依靠那些为了发财、为了投机才选择足球的人，而是依靠这100多年里，真正喜欢这项运动，真正愿意为它付出、创造机会的人。 作为一位从业超过二十年的足球媒体人，孙雷到过很多国内外顶级联赛和国际重要赛事的现场，结识了形形色色的足球从业者。这些现场和足球人构成了大多数人心目中足球的模样：球星、奖杯、转会费、聚光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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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工人被机器取代的遭遇，或许正是脑力劳动者的未来｜许怡 一席
许怡，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教授 技术进步未必能带来劳动者的解放，也未必能直接创造一个更进步、更文明、更平等的社会。如果我们希望技术发展的目标是服务全人类，而不是成为少数人支配多数人的工具，那么解决方案就不能只盯着技术本身，而应该从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等多个维度着手。 很多人谈论技术时，总是从未来开始：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无人工厂……仿佛勾画了一个更高效、更先进的世界。社会学家许怡的问题却恰恰相反：如果机器越来越多，人会身处什么位置？ 为了探究这个问题，她花了很多年时间走进制造业一线，观察、体验，成为流水线上的一员，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吃饭、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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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穷相关性疾病就是谁家庭贫困、营养不够、没有地方住，谁就容易发病｜张文宏 一席
张文宏，复旦大学教授 当我们向「健康中国」目标迈进的时候，我看的是这个指标——几千年的传染病，必须在贫穷人口当中得到消除。 1979年，天花被宣布彻底消灭。那时人们乐观地以为，征服所有传染病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几十年过去，天花依然是人类唯一的胜利。结核病至今仍是全球最致命的传染病杀手之一。 张文宏对结核病的关注，始于30年前在上海医学院与华山医院求学期间。他在诊室里看到许多壮年劳动力因耐药结核反复住院，甚至全家因病致贫。这种「穷病」在隐秘角落演变出的耐药性，让原本廉价的药物失效。 他意识到，传染病不只是医学问题，它更像一面镜子，映照出残酷的“健康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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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家庭矛盾最好的方式，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故事、探寻他们的过往｜卞灼 一席
卞灼，编剧、导演，代表作《翠湖》 就像《翠湖》的英文片名一样，As the water flows，如水一般流动。我们人生中很多问题，实际上是没办法被完全解决的。而且如果我们一直处在解决问题的状态中，是非常焦虑的。我们可能只能试着像流水一样，一直往前行走，跟这样的难题共处。 对于卞灼来说，原生家庭是一个既别扭又温暖的复杂命题。他自嘲无法与父母在同一屋檐下待超过一周，其中微妙的矛盾与张力，源于童年寄宿生活带来的疏离感，也源于母亲没有边界的、让他想要逃离的深沉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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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书的十六年我一次次面对无声的沉没，又一次次从郑振铎先生那里获得力量｜吴真 一席
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本来从上海抢救到香港的111箱古籍已经装箱，为明确物主归属，又再度开箱加盖印章。就因为多出了逐册盖章这个环节，结果耽搁了三个月，误了船期。 很快香港沦陷，日军劫走了全部三万册图书。 2009年，吴真在东京偶然翻到一本《广东战时报告》，书中记载了日军洗劫广州各大学图书馆的情况。这引起了她的极大好奇，因为母校中山大学1938年撤退时未及带走的藏书，正是在广州沦陷后不知所踪。 此后，吴真跑遍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防卫省图书馆等地，追查关于被劫图书的每一条线索。随着调查的深入，她撞进了抗战时期一个“沉默的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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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照料、养家，1.1亿女工的青春｜王欧 一席
王欧，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十多年来，我对新生代女工的追踪研究表明，女工的一生都是在满足不同阶段的家庭照护或经济需求，她们的人生轨迹随着家庭需求而转折，并用自己的劳作托举整个家庭。 新生代农民工是指80、90甚至00后的农村户籍青年务工群体。他们自小离开农村，在城市消费文化的浪潮中长大，曾短暂地脱离乡土与父权的束缚，享受恋爱的浪漫与消费的自主，那几乎是他们生命中最为明亮的一段时光。 然而城市并未将明亮的未来许诺给他们。从他们结婚生育开始，现实才真正露出锋利的一面：土地城镇化不断推高家庭再生产的成本，房子涨价，教育涨价，唯有劳动不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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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被手段化的教育怎么能真的燃起激情？这个意义上，大学过时了｜余明锋 一席
余明锋，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当我们摒弃了自我的激情，单纯把生命自身手段化而投入生活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无限的内卷，每个人都卷成一个沙砾化的原子。我们过的是全然算计的生命，甚至于我们还要算计自身。当生命的所有方面都可以被手段化，我们就必然面临根本的虚无。 我们从小就被要求“努力、上进、有规划”，以至于教育似乎不再指向生命、自由和精神的展开，而是成为了优化人生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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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当我以为找到「好死」的答案时，新的问题向我逼近：谁有资格好好死去？｜雪竹 一席
雪竹，科普作者 医学的进步让死亡变成了一连串的选择题，从一个点变成了一条路。在这条路上，站着医生、护士、家属，还有制度和机器，当然还有当事人自己。所以接下来的这个问题就是，面对死亡，我们应该怎么选择呢？ 想象一下，假如即将走到人生终点，你希望谁陪在身边？如果可以跟TA说三句话，你会说什么？ 这是临终关怀常用的“三句话”练习。雪竹开始思考这些时35岁，父母衰老，自己独身，按照互联网说法，“将来会在养老院受尽虐待后孤独惨死”。为了提前做准备，她开始采访和写作，试图弄清楚：在医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究竟该怎样面对生命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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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当然糟糕，但没有坏到我们无能为力，因此，一个更好的世界是可能的｜李治霖 一席
李治霖，益盒 Charity Box 联合创始人、CEO 也许你会想，公益不是最富裕的1%的责任吗？普通人自顾不暇，为什么还要做公益？我也曾如此困惑，直到发现税后月收入1.5万元人民币就已位列全球最富裕前2.2%时，我意识到自己可能比想象中更有能力和资源去回馈社会，也有义务，用自己的幸运去补偿那些被不公和厄运伤害的人。 五年前，李治霖与伙伴们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Box，致力于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公益资源如此稀缺的今天，如何确保每一分善意都能转化为真实、有效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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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把别人的片段拼凑成理想的自己，却忘了当下的自己已经是生命奇迹｜程乐松 一席
程乐松，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 我们每天都在关注别人的生活，将他人的生活片段当做一个理想化的景观去观看。于是，我们看到屏幕中远处的光点、熠熠生辉的东西，而回看自己的时候，看到的永远只是缺陷、错误、只是那个焦虑的充满着内心惶恐的自我。 在当下生活中，我们时常不自觉地沉沦比较——比较成就、比较状态、比较人生进度。这种比较往往带来持续的自我否定，总觉得自己「不够」，不够好、不够酷、不够有趣、不够有钱...... 在程乐松看来，这种否定往往来自于「自我理解的偏移」。我们永远向往着远方和他人，而忽略日常生活的具体与琐碎，抽象地理解他人生活，也抽象地评价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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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地能挣多少钱？这五年我们问了一千多位农民｜赵玉顺 一席
赵玉顺，B站up主「遇真纪事」的主创之一 他们都还是在自己原有的田地里劳作，但是一切却都奇异地改变了：原来的耕地变成了工地、农民变成了工人。 2021年，赵玉顺和袁真真离开了影视媒体行业，在B站开了自己的纪录片频道“遇真纪事”，拍摄他们在乎的小地方和小人物。 从珠三角之外的广东开始，他们实地走访了全国各地超过1000个村镇，在水田、旱地和果园，跟1000多位操着不同口音的农民对话。 作为农村留守儿童，赵玉顺“好像从一开始就注定要离开村镇，但从未想过我为什么要这样”。这四年，他感觉自己不仅理解了我之为我的缘由，也理解了爷爷奶奶那一代中国农民： 他们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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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饭没时间、吃饭靠外卖，被预制的不只食物，还有我们的生活｜田螺姑娘 一席
陈宇慧（田螺姑娘），美食作家 我们被通勤距离、周边配套设施、社会结构和生活节奏局限，不知道该吃什么。出门吃饭的时候，面临越来越像的菜单和预制菜的漩涡。看似对于食物的选择越来越多了，但是实际上，吃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有多久没有走进过厨房了？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地在餐桌前吃过一顿饭了？当吃饭成为一件可以被牺牲的事，生活的价值感也随之丢失。 “吃饭还是一件重要的事吗？”从小跟着父母在厨房打下手的陈宇慧感到困惑。成为美食博主十年，她发现我们好像很难再将做饭视作日常的一部分了。工作压力、合租环境、标准化生产和运输……种种因素正在让做饭失去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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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系统保护不懂规则的普通人，高考志愿填报恰恰相反｜叶晓阳 一席
叶晓阳，布朗大学教育经济学博士后 过去十几年，我们试图用各种方法来推动重大教育政策的变革。它是可能的，但它是漫长的。 所以我不断在想，能不能在政策还没有改变的时候，去寻找一些缝隙？我们可以修补这些缝隙，做一点小的事情，或许能改变一些人的命运。 如何让读书变得有用，是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最核心问题之一。 2016年夏天，叶晓阳和团队研究发现，因信息缺失，高分低录的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考生中。为了改变这种不平等，他们设计了详细的信息干预方式，最终帮助受干预的考生获得了22.7分的加分效应，上了更好的学校和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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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岁重拾画笔，苦痛和希望都会留下印记，它是独属于我的园地｜晋美 一席
晋美，半素人艺术家 我做过很多这样的尝试，但是没有和任何人说，连我自己都忘记了。我应该是对自己没有信心，也没有找对表达的方法，所以把这种表达的欲望寄托在了羽辰爸爸和羽辰身上。我相信我是一直不死心的。 晋美重新拿起画笔是在50岁。此前二十年，她一直沉在生活里，托举丈夫和女儿的艺术梦想。她认为，他们是天才，自己能做的就是尽力支持。 直到生活得闲，被抑制的表达欲开始以一种难以预料的形式自然流淌。无意识的线条和色彩在纸张上铺展开，看似随意却蕴藏着难以名状的力量。女儿常羽辰被母亲画中陌生的力量撼动，决定为这些画做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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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完浙江的椅子坟，发现福建还有龟壳墓，糟了，还得追下去｜何彬 一席
何彬，东京都立大学名誉教授 “同样是汉族，为什么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墓葬非常不一样？北方多是简单的坟堆，南方则会修很大很豪华的墓，而且还有很独特的捡骨改葬习俗，这是为什么？” 从1991年至今，何彬走过了浙江、福建、安徽、江苏等省份的几十个县市，观察各地的葬礼，拍摄和测量山林间的坟墓，研究中国东南地区的墓制和墓葬文化。 在30年的田野行走中，既有遭遇眼镜蛇的生死瞬间，也有因长途车抛锚夏夜坐在路边数星星的旅途记忆。更重要的是，她深深地感受到被村民们理解和接受的愉快，也真切地体会到中国民间丧葬习俗背后民众的情感和传统礼俗文化的厚重。 【时间轴】 0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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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能罹患精神疾病，只是不同个体的易感性不一样｜姚灏 一席
姚灏，精神科医生、心声公益创始人 精神疾病的复元，不只是病症的痊愈，更要从疾病所导致的病耻感中痊愈，从失业、失学的负面影响中痊愈，从梦想的破碎中痊愈。 从选择成为精神科医生的那天起，姚灏就感受着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偏见与污名。即便症状得到控制，被医院判定可以回归社会，患者也难以被真的接纳和信任。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一起，被社会区隔开。 2017年，姚灏创办心声公益，致力于精神健康科普，也试图搭建临床治疗和社会服务之间的桥梁。精神障碍患者到底在经历什么？他们的家庭照护者又承受了什么？到底怎样才能为他们提供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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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厂梦到送外卖，送外卖又梦到做工厂，如此打工二十二年｜张赛 一席
张赛，工人 我也算是活明白了，送外卖是做工厂的解脱，做工厂是送外卖的解脱，做工厂加上送外卖，是我人生的解脱。 2003年，初中毕业的张赛开始打工。他待过好几家卫生厂，进过漂染厂，当过保安，也送过快递。 进工厂之前，他对工厂生活有巨大的想象，觉得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女朋友。但二十二年里他从没遇到过和他一样的文学爱好者，工友叫他书呆子，嘲弄他是大学生。 结婚生子后，为了支撑家庭，他开始送外卖。疫情期间，在武汉送外卖的经历让他重新拿起笔，写同事、领导、客户和家人，写下了一整年的武汉日记。 从工厂跳到外卖，现在又想跳回工厂，如此打工二十年，他已经参透：反复横跳才是生活的对策。 【时间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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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人心酸的是那些有违法前科的父母，为什么株连制度还是牢固地存在着？｜赵宏 一席
赵宏，北京大学法学院公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如果一个国家惩罚机制的目标是为了“杀鸡儆猴”，那跟它相伴相生的一定是重罚和重刑。而重罚重刑或者过度预防，最终导致的一定是国家惩罚权的泛滥、惩罚权约束机制的松弛和个人权利保障的弱化。 作为行政法研究者，赵宏收到过许多当事人的邮件，述说他们被违法记录改变的人生：或是误入赌球App，或是一时冲动与人打架，行政违法记录就像刻在他们脸上的红字，让他们无处遁形。而一旦被拘留，就不能考研、考公、评优，甚至影响三代。 过去几年里，赵宏一直呼吁治安管理处罚记录消除制度。她多次撰文，提醒警惕公权力不受约束的扩张而对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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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代缺土，学的都是人造知识｜岜農 一席
岜農，音乐人 从自然农法中我感受到，大自然繁荣的关键不是竞争，而是相互滋养和共生，是爱。所以竞争不是人类进步的根本，爱才是。 岜農是瓦依那乐队的主唱，他曾形容自己像鸟儿一样，不适合生活在高楼大厦之间，更信任泥土的质感。 如今，他在家乡广西过着半农半歌的生活——种田、养鱼、采药，同时用壮语创作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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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我们觉得终末期癌症病人应该有一声不吭的体面，可我偏不｜柱子哥 一席
柱子哥，一个在互联网上真实完整记录自己从28岁到35岁人生的普通人 去年8月确诊的时候，医生跟我的家属说，你们要有个心理准备，柱子哥这个情况最多也就折腾一年，要好好珍惜时间。 当时身边所有人都跟我说，你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琢磨了半天，最后还是选择了工作、旅行、写作、录播客、上节目，正常地过日子。我觉得也还行。 从2018年确诊血液肿瘤晚期，到2024年8月又确诊原发印戒细胞胃癌晚期，柱子哥与死亡的距离越来越近，也越来越迫切地探寻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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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在教大学生做人，却不在意他们自己到底想成为什么样的人｜王佳莹 一席
王佳莹，南京师范大学心理教师 在信息爆炸、价值多元、竞争加剧、就业前景不明的环境下，想要分辨“我想成为的样子”和“他人希望我成为的样子”，变得愈发困难。有学生告诉我，他们会在不同的社交平台呈现不同的自我。在朋友圈里独立自信、充满活力，在小红书上热爱生活、岁月静好，但在微博上则脆弱敏感、暴躁易怒、天天发疯。 作为一名心理健康教育中心的心理老师，王佳莹在工作的10年中遇到过形形色色的大学生。他们大部分被困住了：困于过去的成绩和未来的出路，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困于孤独，不敢轻易走进亲密关系；困于情绪的重担，难以向他者倾诉；困于外界的标准，不断贬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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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患双相，她有自闭，我们在养育中彼此治愈｜朱矛矛 一席
朱矛矛，全职妈妈、写作者 养育树儿的过程有点像西西弗推巨石，一个刻板行为消除了，另一个刻板行为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和树儿的生命都得到了野蛮生长。 朱矛矛有两个身份：她是双相情感障碍患者，也是一位全职母亲。 女儿树儿五岁时，一纸自闭症诊断书划破了安稳的愿景。曾经像天使一样明媚的孩子，一下子变成了可怕的标签——智力障碍、拖油瓶、残次品。面对这样一个女儿，身为母亲要如何去爱？当自己的孩子不再可能像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地上学、就业、成家，又要陪她迈向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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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懒惰权”并不意味着什么都不做，而是要大胆地把工作时间缩减到3个小时｜王行坤 一席
王行坤，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在中国，即便5天8小时工作制也是到1995年才确立的，它的历史并不长。所以，人类社会并不存在什么永恒的工作法则。面对当下的工作危机，在落实5天8小时工作制的基础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追求一种更加人性化的工作制度，对工作保持一种有限度的热爱。 关于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30年做出过一个大胆的预言。他说，一百年后的人将生活在高度富足的社会中，每天3小时的轮班就可以满足社会生产的需要。到那时，他们最大的困扰将是如何享受充足的闲暇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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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这是一个通过音乐逆袭的故事，却看到孩子们愿望破碎后独有的力量｜梁君健 一席
梁君健，纪录片《风起前的蒲公英》导演、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蒲公英的绝大多数孩子都出生在北京，在他们初二、初三转学之前，很少在老家生活过。他们是社会学定义中的“流动儿童”，这是一个常见的标签，也是很多人关怀的社会议题。 但是随着我们的拍摄，我们觉得在标签之下，是属于每个孩子自己的世界，是他们生动鲜活的青春，他们的少年时代。 位于城郊的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专为进城务工者的随迁子女创办的中学。在这个由废弃车间改造的校园里，音乐老师袁小燕带着孩子们组建了一支合唱团。2017年，梁君健关注到了这群合唱团的孩子们，他带着纪录片拍摄团队来到学校，开始跟拍孩子们的歌唱、学习与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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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相信自己的感觉，感觉成了需要克服一下的东西｜金子 一席
金子，时尚杂志新媒体副总监、新人作者。 每当我拎着我的小裙子像老鼠一样离开宴会厅的时候，在门外等着我的不是南瓜马车，而是我叫的特惠快车。我报上手机尾号，司机一脚油门，电机轰然旋转，我的后脑壳轰地一声撞在座椅靠背上。这熟悉的推背感，就像大哥车里的烟味一样令人微醺。 从河南到北京，从小镇做题家到时尚杂志新媒体编辑，金子发现，世界从始至终不是靠着一套逻辑运转的。前十八年奉为信仰的努力吃苦，在更广阔更复杂的世界里，却显得笨拙、不入流。她需要适应一套以“体面”为核心的新规则，努力让自己得以应付各种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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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青年对婚姻中爱情含量的期待降低，父母在婚恋关系中的介入上升｜刘汶蓉 一席
刘汶蓉，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现在大家对原生家庭的讨论那么多，也是因为大家对父母的期待非常高。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放大地归责于父母，认为如果父母好一点，我就会好一点。这也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关系太少了，能够投放情感和需求的地方好像只有家庭，只有父母。 这其实反映了青年人社会网络和社会发展空间的一种逼仄。 “妈宝”“全职儿女”“不婚不育保平安”等等，年轻人们或主动或被动贴上的标签越来越多。流行的话语，某种程度上也遮蔽了真实的生活。青年人到底在面对着怎样的生活？家庭在他们的生活中又充当着怎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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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掏空的意义、萎缩的当下、塑料的共同体：数字时代的不幸生活｜王俊 一席
王俊，浙江大学哲学学院院长。 真正良好的生活，其实不仅仅是径直投入附近，而是建立在对于支配我们生活行为的底层观念的认知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 在今天新技术的万丈光芒下，你是否有这样的感受：时代在不断加速，文化工业和消费主义生产并无限放大欲望，知识和思维被外包给人工智能，碎片化信息取代了专注的洞察，搭子文化取代了稳定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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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雯泋：北京超无聊
鲁雯泋，建筑师 北京真的无聊吗？我既不想轻易赞同，也带着点怒其不争的心情。北京似乎在变得无聊，因为它在拒绝一切失控混杂的东西；北京也是有趣的，因为能够调动感官的事物尚未完全消失。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当下，记录它比以往更有意义。 你印象里的胡同是什么样的？你知道胡同居民怎么晾衣服，在哪里养花，临街住户如何防止路人偷窥吗？你也许不知道，寸土寸金的胡同里，鸽子住进了让人羡慕的豪宅，流浪猫肥润自在，这话可千万别让住宅小区里的猫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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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景明：我在写长辈的故事时，从来没有雄心壮志，也没有想到会写出云南进入现代的历史
熊景明，民间历史写作推动者，主持港中大「民间历史档案库」 写《长辈的故事》，像时光倒流，让我再变回一个好奇胆小的傻丫头，记得跟妈妈唱歌，看外婆梳妆裹脚，看二舅擦他的尖头皮鞋。我在大家的爱抚中长大，无以为报，唯有记下，唯有思念。留下长辈的故事，比留下他们的骨灰更有意义。 很久之前，熊景明就在想找一件退休后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最后她选择了收集和推动民间历史写作。2007年，熊景明从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退休，开始写下长辈的故事，写完了父母，接着写从曾祖父到众位姨妈、干爹……好像是“请君入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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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青风：如果我们视障者不出门，不但我们的生活不会变好，无障碍设施也没机会变得更好
杨青风，金盲杖视障人自主生活品牌发起人。 我们很多人其实是冒着家人的反对、冒着自己心里面的恐惧走出来的，但是有时老百姓看到视障者自己出来，觉得挺担心的，马上就下意识地说：怎么自己出来了？太危险了，以后还是得找个人一起。这话虽然是出于好心，但是很可能把他好不容易立了出来的志又给推回去了。 中国有1700万视障者，需要靠盲杖出门的有几百万，但大部分视障者无法独立出行。他们能在自己熟悉的小环境中独自行走，也不需要盲杖；但无法在开放、陌生的环境里行走，不得不完全依赖他人的引领。无法独立出行，严重影响视障群体的生活质量、社交圈子、教育水平和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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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潇越：当所有人都鼓吹一个英雄式的励志故事，痛苦就不被重视，仿佛不曾存在过
秦潇越，纪录片导演 拍纪录片好像就是用短短几年的观察，去给一个人的人生盖棺定论。这其实是非常嚣张的做法。我相信人生在任何时候都是有转机的，但是一个影片必须要有结束，这对我来说非常痛苦。 但或许，接受找不到一个更加积极正向的结尾，就是拍摄这部影片对我来说最大的意义。这是对一个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自我教育。 “我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这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过去十年，秦潇越扛着摄像机穿梭在不同的人生故事里，试图汲取力量和勇气，解答自己的人生困惑，却被迫重新思考“理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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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一只鸟叫得很不像一只鸟，我们晚上经常听到有狗从天上飞过｜麻杰夫 一席
麻杰夫，观鸟爱好者、听音辨鸟达人。 大脑是个非常强力的家伙，它可以让你特别集中在一件事情上，把其他的事情都列为杂音。在观鸟之前，这些鸟叫对我来说就属于杂音，被我完全忽略了。但实际上鸟叫是无处不在的。 和很多人一样，麻杰夫是在2020年疫情期间开始观鸟的。虽然生长在北京，但直到那时他才以前所未有的频率和热情去到北京的各个公园和景点，解锁这个城市的另一面。 观鸟不久，麻杰夫便对鸟类的叫声产生了兴趣，开始琢磨怎么听音辨鸟。几年下来，他已经可以通过声音辨别大约100种北京常见的鸟类。他发现自己熟悉的这个世界中其实藏着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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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选择尽情地追求自由意志，还是远离旷野与高山带着遗憾过完此生？｜宋明蔚 一席
宋明蔚，记者、作家。 当选择自由攀登者这个身份的时候，他们就注定选择与风险，甚至与死亡并存。这似乎成了他们内心中最挣扎、最撕裂、最矛盾的地方，也成为了他们永远无法与自己和解的原罪。 但大多数成熟的自由攀登者不会回避或漠视这种原罪的存在。他们就像背负荆棘一样，清醒而痛苦地背负着它去攀登。 2012年，中国传奇攀登者严冬冬跌落暗冰裂缝中意外身亡。那时，宋明蔚刚加入大学登山队不久，事故传出的那天下午，他呆坐在宿舍的电脑前，长久地沉默。这个攀登界的“自由之魂”，陨落时只有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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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困惑让进食障碍的孩子吃饭怎么这么难，直到看到这把带刺的勺子｜张沁文 一席
张沁文，ED Healer发起人 从一些数据中也能看到，进食障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2021年，中青报的一项大型研究发现，超过八成的大学生对自己的体型不满意，超过六成的大学生存在身材焦虑。 进一步关注女大学生群体，可以看到有超过四成的女大学生出现过限制性的进食行为，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节食行为。这些数据表明，我们对自己的身材要求往往比医学标准更为苛刻。 张沁文是ED Healer的发起人，也是一位曾与进食障碍交手六年的患者。 进食障碍，是精神科死亡率最高的疾病，并非简单的挑食或偏食，而是一组严重的心理和生理疾病，主要包括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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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坐着快艇高歌猛进，而有些人就只是一条小船，飘飘荡荡｜陈小雨 一席
陈小雨，编剧、导演 过去一直马不停蹄地拍，好像是陷入了一个怪圈，变成是较劲，让创作这件本来很自然的事情，变成了和父母的比赛。因为父母觉得你这条路不行，你要跟我们一起做生意，你就觉得我就行，我一定可以做好我这件事，然后就急着输出，急着拍。 自以为是自由，反而是被困住了。 先后经历家庭破产、父母离异等变故，2008年，14岁的陈小雨随父亲迁往阿联酋。语言和文化的壁垒，又令他陷入孤独与困惑。生活时常处于动荡之中，创作是他唯一能够抓住的绳索，也成为他寻找答案的路径。 到底要追求世俗的成功，还是心灵的自由？长久以来，陈小雨徘徊在价值光谱的两端，找不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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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离世这个事每个人都要经历，只不过他们比别人早了一点｜李昀鋆 一席
李昀鋆，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学系博士后 在我的研究中，很难说有谁真的找到了回答为什么的答案，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想通了”。慢慢地我意识到，对年轻子女来说，父母为什么会在他们还年轻的时候死亡，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无解的。很多苦难之所以苦，也正是因为无解。 2014年，母亲因病突然离世，李昀鋆的人生像被按下了暂停键，陷入沉重的昏暗。她没有一天不会想起母亲，但却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份伤痛，身边的人似乎也很快恢复了“正常”。直到后来到港中大读书，她才发现，原来自己的这种情绪和伤痛有一个清晰的定义，叫作“哀伤”，而且它是一门被认真研究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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