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4年12月23日 生活法律與法庭 節目

受訪者： 臺北地檢署劉璟鴻檢察事務官 節目內容： 主題：（國民法官X酒駕致死案） 今天想跟大家談一件，由國民法官審理的酒後駕車致人於死案件，原本被告被判決7年6月有期徒刑，案子上訴後，上週才剛剛經台灣高等法院判決下來，刑期減為4年6月。過程中國民法官究竟如何審理？考量什麼因素判刑？上訴之後為何又減刑呢？ 先說一個真實發生的故事小鄭為26歲實習律師，於112年5月5日晚間7時起至隔天日凌晨2時止，先後在臺北市光復北路餐廳、及忠孝東路KTV，與律師事務所同事們用餐、飲酒。散會後，鄭兆宇獨自漫步街頭，因不勝酒力而倒臥街頭。5月6日凌晨5時20分，搭乘計程車回到餐廳附近，找到其停放之自用小客車並駕車上路，欲返回臺北市文山區住處。凌晨5時39分，小鄭駕車行經國道萬芳交流道往木柵路4段之出口時，因酒精作用，已失去正常判斷力及反應能力，在匝道轉彎處以時速84公里超速行駛，其車輛先失控擦撞路緣而彈飛至出口處之對向車道，進而撞擊在路口停等紅綠燈之小客車，使車內之被害人當場骨折、內出血，經送醫急救後，1小時後不治死亡。小鄭也昏迷送醫，對其血液進行酒測，換算呼氣酒精濃度測定值為每公升0.83毫克。 坦白說，這不是「一點點酒」，也不是「微醺而已」，酒駕犯罪的標準是每公升0.25毫克，小鄭是非常明確、非常嚴重的酒駕狀態。 國民法官的參與這個案子，有一個很重要的特色，這不是只有職業法官判的。這是一個「國民法官案件」，除了法官，還有一般民眾，一起坐在法庭裡，聽證據、看影片、討論，最後一起決定：有沒有罪、該判多重，所以，這個判決，代表的是「一般社會大眾怎麼看這種行為」。被告怎麼替自己辯解？小鄭說了什麼？他承認最後車是他開的、人是他撞死的客觀事實。但他說：「我那時候車禍腦部受傷，記憶有點混亂，我不太記得我為什麼會去開車。」很多酒駕案件裡，其實都會出現類似說法。但檢察官事前有調查小鄭整晚的行程、路線，供國民法官一項一項去檢視：小鄭能自己走路、能跟計程車司機清楚說明地點、能刷卡付費、下車三分鐘後就開車離開。結論是：小鄭不是不省人事、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他也知道自己喝過酒還開車這不是小鄭說的「不知道」，而是明知道，還是做了。為什麼判這麼重？七年六個月 本件車是小鄭開的、人是小鄭撞死的，完全沒有問題，討論重點在刑度。酒駕致死的刑度是3年以上10年以下，不知每個聽眾對於「七年六個月」刑度，會認為太輕還是太重？國民法官在判決裡，其實講得非常清楚。第一、感覺不到小鄭有真心面對錯誤。 第二，被害人完全沒有任何過失，只是在等紅燈。第三，酒駕，是政府、社會、新聞，一再一再宣導「絕對不能做的事」，所以無法原諒第四， 被告的身分，是受過法律訓練的人，更清楚後果，卻還是做了。小鄭有說，他是實習律師，是剛進職場的人，大家都有喝，迫於職場壓力，他不太好拒絕喝酒。國民法官說得直白：酒後開車，跟「被逼喝酒」是兩回事。你可以喝酒，但你還有選擇不要開車。有沒有和解？有沒有賠錢？這個部分，也很值得一般人注意。被告有提出賠償，甚至寄了三百萬元支票。 但被害人家屬拒絕收下。為什麼？在家屬眼中，他們感受到的是：被告一直在說「我不記得」，卻沒有真正、完整地面對自己的錯。直接寄300萬元支票到家裡，有一種強迫和解的感覺。國民法官最後認為：這個案子，沒有真正達成修復或原諒。所以，本件沒有因為「有拿錢出來」，就可以減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