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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 Aug 16, 2026 · 13 MIN

百家 | 李闯:在武当山“打工”200天后,重新高考去学医

from 羊晚·花地·文化

一部非虚构作品《辞职上山:我在武当的200天》连续三个月登上豆瓣每月热门图书榜,评分8.2。作者李闯,网名“行李”,是一个始终在路上体验不同身份和生活方式的人。“裸辞”回北京胡同开小卖部、上武当山做义工、下山后以36岁的“高龄”重新参加高考——如今中医学本科大五在读的李闯,始终想不明白,自己怎么就被贴上了“躺平”的标签。事实上,他一点也“躺不平”。 如今见习期间白天轮转科室、晚上复盘笔记,李闯已经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也许成为“李大夫”的梦想大概率会破灭,但他会继续做那个学习人类学的“李小夫”,“无论我是不是医生,都可以对别人的痛苦作出积极的回应。”受武侠和公案小说影响,李闯小时候的梦想是当“大侠”。为做一个“不挂牌”的大侠,他开始“闯”荡天涯:在中央民族大学读民族学与新闻学双学位,大四那年应征入伍;后来,读了人类学硕士,做了五年学术编辑,辞职回到北京胡同开了一家小卖部……上武当山是李闯众多尝试中的一次。在劈柴、挑水、采药的日子里,他并未找到避世地,却看见了“另一个人间”,也渐渐明白:人生智慧不全是知识决定的,他开始在具体生活中重新理解生活——武当山上没有“武林秘籍”羊城晚报:你在豆瓣的昵称是“人类学的李小夫”,从“小编”“小贩”到“小夫”,能否以这几个“曾用名”为线索,介绍你的人生经历?李闯:我2004年进入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新闻学双学位班学习,大四时正好国家面向大学生征兵,我就报名入伍了。那时我自认为学习了很多专业知识,但两年军营生活直接把我打回原形。别说做学术研究,原来我连和真实的人顺畅地交流都成问题。于是退伍之后我报名考研,读了三年人类学的研究生,越发清晰地知道清楚自己知识储备的浅薄。我原本打算继续读博深造,但家里不支持,于是踏入了职场。很幸运,我找到了一份出版社人类学编辑的工作,一干就是五年。但做学术编辑的日子久了,我慢慢察觉到自己活在一种虚假的虚荣里:顶着学术编辑的名头,频繁出入各类学术会议,但自身的知识储备没有实质增长,心智也没有变得通透。我感到自己只是工作流程里一个可有可无的环节,我迫切想弄清楚,我真正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思来想去,我干脆直接辞职。辞职后,我利用亲戚闲置的门面,在北京胡同开了一间小卖部。我常开玩笑说先盘活小店,以后说不定能收购对面的沃尔玛。小卖部前后经营了大半年,后来我听朋友说起她在武当山做义工,我瞬间产生了兴趣。恰好当时没有别的安排,所谓“收购沃尔玛”的计划也遥遥无期,我便决定上山体验一段日子。前后两百多天,完整经历了山上的一年四季。这段山居生活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不存在躲进山就能躺平、逃避俗世直接得道成仙的人生,这种情节只存在网络爽文里。现实中,哪怕一心修行、追求悟道的道长,每天也要应对“一地鸡毛”,但道长们却总能包容温和地化解一切。下山之后我开始反思,困住我的不仅是知识储备的不足,更是人生智慧的匮乏。我萌生了去探究生命本质的想法,决定学医。学医有门槛限制,不能跨专业考研,我也没有充足资金拜师学医,权衡下来,只能重新参加高考,从医学院本科从头读起。现在我是中医学大五在读,正在医院临床实习,这也是我豆瓣ID改成“李小夫”的原因,未来希望能成为一名李大夫。羊城晚报:很多读者看到您“辞职上山”,会猜想是不是有经济的托举,才有“裸辞”的底气?李闯:完全不是,我的银行卡里只要有三位数以上的余额,就觉得安心了,如果有四位数以上,我就觉得自己很有钱。某种程度上,我已经“穷”到自洽了。从小家里对我的经济管控极其严格,没有任何零花钱。大学时候,我也是靠摆摊维持生计。后来在出版社工作到第五年,我的月薪也只有5000元,只能住在河北大厂县,每天通勤往返7个多小时。长久的经济窘迫,使我的物质欲望和需求都极低。在武当山做义工的时候包吃包住,每月还有三五百的补贴,那段日子我已经觉得无忧无虑了。之前有记者采访我,问我玩什么游戏、刷不刷短剧,我说我的手机里没有这些,外卖、购物软件也一概没装。我倒不是刻意排斥,我的手机已经用了8年,系统常年不更新,内存经常告急,实在是装不下娱乐软件,也是“被迫”养成了健康良好的生活习惯。羊城晚报:武当山的真实生活和想象中的落差大吗?李闯:我以前对武当山的认知全部来自金庸的武侠小说,总觉得山上全是身怀绝技、仙风道骨的世外高人。朋友跟我介绍过她经历的道观义工生活:每天扫完地、喂完猫,听道长吹吹笛子,看看云彩发发呆,反正今天也不能提前扫明天的地嘛。我听完很疑惑,这些事我开小卖部每天也在做,山上一定有我不知道的“武林秘籍”, 我必须亲自上山看看。抵达武当山后,我的幻想彻底破碎:道长们除了早晚课、习武、写字、吹笛之外,更多人闲暇时会聚在一起聊天、打游戏、喝茶闲谈;大家吃饭时也会高声交谈,有时像乡村的公共食堂。道长们的情绪直白且真实,有分歧会直接争论,吵完后依旧结伴散步喝茶;道观里也没有“踏云练功”“隐居绝壁”的画面,日常锻炼只是跑步、打坐、采药、吹笛等。原来他们本质上还是普通人,无法脱离俗世琐碎。羊城晚报:在您的书中了解到,原来道长们也要考勤、写年终总结,道学院甚至要学《新概念英语》……李闯:本以为躲进山里能避开俗世规则,结果山下的管理制度在山上一样存在。到了年终,他们也要搞年终总结。年底工作会后,到处都能看见叼着笔对着空白信纸发愁的道长。原来,山上山下都是人间。不过道观的规则有着相当的弹性。相信“在一起的人类学”羊城晚报:在武当山的200天,有何感悟?李闯:初上山的时候,我是以一种外来者的视角观察香客与游客。上山第一天道长就和我说,在这里能看尽世间百态,长久相处后我深有体会。我曾经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遵守秩序和规则,做“对”的事。然而我发现,自己的理性在此时此地只能得到一些南辕北辙的自我感动。面对自然环境的不可抗力,我深刻体会到人力的渺小,也理解了不通书本却充满智慧的根源——用身体去感知四季的冷暖,用自己的双手去应对万物的生灭。羊城晚报:人类学专业的观察视角和田野调查方法,如何影响您看待此后每次“人生跨界”的方式?李闯:人类学目前对我而言,已经不仅是一门需要深耕深造的学科,而成为刻在身上的生活习惯。我不敢说自己吃透了这门学科,很多经典著作、核心理论至今我都没有完全吃透。但人类学教会我最重要的东西,是根植心底的人文关怀。当我面对陌生文化、无法理解的人或行为时,我会试着沟通、持续观察,尝试理解对方。除此之外,它还教会我一套研究方法,当你想要去了解一个人、一个群体、一种生活方式,或是一门语言、一类信仰、一个社群组织时,你必须亲身参与进去,成为其中一份子,和当地人一样做事、思考、交流,同吃、同住、同劳动。这就是所谓“在一起的人类学”。只有建立在亲身参与的基础上,才有资格用来解读一种文化。只翻阅文献、听旁人转述、依靠各类二手信息,或是单纯站在外部远远旁观,这些内容都不能作为解读一种文化有效、可靠的依据。至于未来要不要继续深造人类学,说实话我当然想。我心里总觉得自己没读过博士,在外和别人交流难免底气不足。只是现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我的年龄卡在很尴尬的阶段,再过几年都快到退休了,各方面都不占优势。培养心性比贴标签更重要羊城晚报:作为一名中医学大五在读的本科生,您现在的工作和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李闯:此前在中医院见习的一年间,我已经写下了几十万字的笔记。每天,我都会记录值得留意的患者情况,比如症状、用药、检查、分析等,另换一种颜色的笔写下当时最真实的心理状态。我也会观察医生如何应对患者,并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另一种理解:很多患者呈现的不只是身体症状,还有家庭和内心的纠缠。我会把每一次处理当作案例来记录和分析。如此一来,我的笔记便不只是一本病历,而是一层层思考的叠加:关于疾病,关于这一类人,关于医者的位置,以及我自己的成长轨迹。今年我在综合性三甲医院实习,记录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习惯。如果之后有机会,我也很愿意把这些笔记好好整理一下,写成另一本非虚构作品。羊城晚报:如何看待媒体常给您贴上“躺平”的标签?李闯:外界所说的“躺平”,指的是放弃努力、消极摆烂,但我的选择恰好相反。辞职回胡同开小卖部,我是想回到成长中缺失的那一段,近似心理学上说的对童年的退行与修复。在迷茫和疲惫之后主动停下来疗愈自己,而后再出发。我行事的出发点始终是顺从本心,主动选择人生,而不是被现实推着走。只要是我认定有价值的事,再多的人劝阻我也会亲自去试一试,哪怕连连碰壁,事后也能坦然地“浮一大白”,说一句“我活该”。反过来,所有人都在追捧的道路,如果我内心不认可,也绝不勉强自己往里挤。这份“偏执”使我走得很艰难、时常和周遭格格不入,但也是支撑我不断更换人生道路的根本。羊城晚报:未来有怎样的打算,想要做一名中医医生吗?李闯:我目前不打算以医生作为未来的职业。客观上,本科毕业进县级医院也需要从住院医生做起,到能出门诊至少五到八年;进城市三甲医院还需要硕博学历,等读完博士我都快50岁了。主观上,缓解症状不难,但真正治愈且不留下长期副作用极难。若以医生身份执业,我会因做太多没把握的事而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相比而言,我更倾向以朋友帮忙的身份,和对方一起面对病症、共同调整用药。未来我计划医学考研与人类学考博并行。我觉得,重要的不是成为某个具体的职业,而是去培养责任心、脑力体力、稳定的心性这些品质,最终被贴上什么标签反而不重要。我想,无论我是不是医生,都可以对别人的痛苦作出积极的回应。羊城晚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李闯: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但我同时认为,只有一个很乐观的人才能成为悲观主义者。你得先足够乐观、足够积极,去努力面对和解决各种问题,拼尽全力之后,发现它还是解决不了,这时候的悲观,才是深层的、真切的悲观。一个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外在表现恰恰应该是非常乐观、非常积极主动的。如果不全力以赴,怎么知道自己真的不行?怎么知道有些事情无法改变?所以我认为,我是一个积极努力面对生活的悲观主义者。文 | 记者 熊安娜 实习生 郭一江图 | 由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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