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樸 | 中國傳統史觀下的「文革」歷史

編者按：5月6日，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編著《江青年譜》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余汝信繼《陳伯達年譜》和《康生年譜》之後的第三部文革人物年譜。《中國傳統史觀下的「文革」歷史》為出版人鮑樸先生為《江青年譜》出版所寫的出版雜記。作者授權刊發。本文是《江青年譜》的出版雜記，適逢1966年在中國大陸爆發的「文化大革命」（下文簡稱「文革」）60周年，也可充作再思歷史的一篇祭文。香港新世紀出版社自創社以來，出版了一些關於文革的作品；近年來，則專注推出《康生年譜》、《陳伯達年譜》等人物年譜。此次出版的《江青年譜》是該系列的收官之作。年譜是什麽？人物年譜是中國傳統史學中一種頗具特色的著述形式，其早期形態至少可追溯至北宋時期的《杜工部年譜》，即杜甫年譜。年譜將相關史料依時間先後逐條編排，與今日流行的歷史敘事作品不同，它並不以閱讀的暢快感為首要追求，甚至反其道而行之。然而，年譜絕不是史料的物理堆疊，更不是今人所熟悉的「電子表格」（spreadsheet）。與其他傳統史學品類一樣，年譜同樣有「破」有「立」，其中蘊含著史家對材料的取捨、判斷與組織，也是一種「一家之言」的表達。1930年出版的《劉向歆父子年譜》，便是二十世紀年譜著作中的重要典範。錢穆撰寫此書，直接針對康有為1900年《新學偽經考》中的論斷，實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康氏在書中指稱，西漢劉歆（音「欣」）為協助王莽篡位編寫「建國大綱」，遂偽造古書。此說既提出古書作為「物證」，又賦予劉歆以明確的「犯罪動機」，好像已經破案的樣子，當時即造成極大影響。倘若康氏之說成立，則《詩經》、《左傳》、《周禮》皆將淪為「偽書」；甚至《史記》和《楚辭》都難免「被篡改」之嫌。錢穆則通過梳理西漢至東漢約一百二十年間各家經學的演變脈絡，指出康氏之說在思想歷史脈絡上根本無法貫「通」。這一工作可謂為正在崩解中的經史傳統挽回一局。自此以後，錢穆也逐漸成為在時代潮流中逆勢而行，支撐傳統史學的中流砥柱。文革史的不「通」「文革人物年譜系列」的作者余汝信，祖籍廣東梅縣，出身華僑家庭。其父於抗日戰爭時期歸國求學並在越南北部地區參加抗日救亡活動。一生潛心治先秦史並在高等學府從事相關教學工作。文革期間，其父每每因文論事，往往通過比較不同作者的文章以辨析是非。這種治史與論事的方法，給年青的余汝信留下了深刻印象，後來又在潛移默化之中，竟逐漸形成其從事文革史研究的基本路徑。若論文革史研究，大體可分為三條主要線索：其一是官方敘事，亦即所謂官史；其二是民間社會記憶；其三則是海外華人與西方學術研究。官方敘事至1981年已大致定型，即將文革界定為「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當時便有鄧小平關於文革研究「宜粗不宜細」的指示。然而，「魔鬼藏在細節裏」（德國俚語），甚至「上帝藏在細節裏」（福樓拜《包法利夫人》），上帝和魔鬼都不見了，沒有細節就是不明是非。所以，社會記憶與海外學術並未隨官方定性而趨於一致，反而在此後逐步分化，形成創傷記憶、懷舊敘事、反思敘事與學術再詮釋等彼此歧異的理解框架。余汝信所撰人物年譜，正可視為其文革史研究中一種另闢蹊徑的探索與嘗試。文革歷史研究「道術為天下裂」的勢態暫時無法挽回。原因是官史、民間社會記憶以及海外和西方學術，各有其於史不「通」之處。本文中的「通」，即太史公司馬遷所説「通古今之變」之「通」，意思不外就是歷史事件的前後要有一個合乎情理的解釋。先説官史，中共黨史與中國近代史專家金沖及曾言道：「一般人會覺得文革十年不好寫，但實際最難寫的是那之前的十年」【1】。這句話至少透露出兩層意思。其一，它表明文革的起源應追溯至1956年及之後10年間的一系列歷史事件。其二，關於文革何以發生，至今難以提出一個足以充分闡明，并且條理貫通的解釋。金氏語曰「最難寫」，正揭示了這一點。官方將文革定性為「十年內亂」。然而，若在並無外力直接干預的前提下，這樣一場被界定為「內亂」的重大歷史事件，連官方史學專家都難以說清其成因，那麼這場席捲全民的政治運動，其基本性質自然更難獲得明確界定。由此會牽涉出一系列未來的難解問題。再談民間社會記憶。1980年代前期，許多文革受害者陸續獲得平反；與此同時，有關文革的社會記憶也首先經由文學形式釋放出來，主要體現在傷痕文學與知青文學之中。此後，文革期間受難的原黨內、軍內高層人物之回憶錄亦相繼出版，例如原「林彪集團」成員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回憶，皆屬其例。「文革人物年譜系列」作者余汝信，當年即曾以「特邀編輯」身分參與《邱會作回憶錄》的出版工作，並由此與本社結緣。彼時文革所遺留下來的若干根本性是非問題，至今仍未獲真正解答。例如，這些一生竭盡全力、對黨絕對忠誠的人，何以竟會在一夜之間被定為「反黨集團」？進入2000年代以後，隨着網絡資訊時代的到來，這一記憶場域又有了明顯擴張；然而，它的擴張始終只能在官方既有定性的框架之內尋求有限的表達空間。民間社會記憶最初的主流，主要是「苦主」及其家屬的申冤敘事。然而，正所謂「冤有頭，債有主」，此類敘事最難貫通之處正在於：受害者及其受害情節往往具體可見，但具體的「加害者」究竟是誰，卻常常難以明確指認。更重要的是，受害者遍及從黨國高層到基層民眾的廣泛社會群體，層次之複雜，使所謂「加害動機」愈發顯得撲朔迷離。此後，社會記憶進一步出現明顯分化，呈現出多頭並起、彼此牴牾的局面。受害者家屬要求追究更深層的責任，自由派知識人則試圖推動從政治層面作出更徹底的反省；極少數前紅衛兵與親歷者曾嘗試公開「道歉」，但由於無人願意承接此類道歉的倫理與責任關係，反而再度引發爭議。與此同時，還有部分「新左」群體，對文革期間的平等主義訴求、反官僚激情及群眾政治參與抱有某種程度的懷舊，並試圖淡化其中的暴力經驗，甚至期待重新翻轉官方既有定性。至於海外華人與西方學界對的研究，對文革基本性質始終未能形成定論。本社於2012年出版了麥克法夸爾（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中文全譯本。此書對文革的前因後果作了細緻而周密的梳理，並將其政治根源追溯至1956年。這一時間判斷，與官史研究者金沖及所謂文革前十年「更難寫」的說法，恰可彼此印證。該書的重要貢獻之一，在於作者指出：在整個文革進程中，中共高層自彭德懷、劉少奇、林彪乃至鄧小平、周恩來，雖無一人對文革甘心情願，卻也無一人曾對毛澤東表現出不忠；相反，人人都在其可能範圍之內，盡力忠實執行毛的意志。令人「拍案驚奇」的是，毛身邊幾乎所有重要人物，其個人命運無不帶有程度不同的悲劇色彩。當然，海外學界對此書亦有不同意見，例如作者過於集中關注高層人物關係，忽視制度基因等等。就更大的學術脈絡而言，二十世紀西方「漢學」的重心由歐洲轉移至美國，並在社會科學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為代表的哈佛學派及其他研究路向。這一路學術取徑的一個基本看法是：若僅以西方既有的意識形態（ideology）與概念術語（terminology）不可能全面瞭解現代中國。麥克法夸爾正是哈佛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卷首銘」（epigraph）所引《水滸傳》宋江之語，「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於梁山，結英雄於水泊」，若為中文讀者所留意，則其後敘事情節隱伏「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的悲劇張力。至於其他海外與西方學術，則大體循着「現代化理論」及其後興起的「後現代主義」思潮而展開。前者往往預設西方文化具有某種「普世性」，而中國文化則被置於「特殊性」的位置；後者則可視為對此前各種「正統思想」的反思與解構。就中國研究而言，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可謂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其著述兼具黑格爾式歷史哲學餘緒與經驗主義（empiricism）傳統，善於憑藉史料與細節，講述可讀性極強的中國故事。許倬雲評「給他一本電話簿，他可以從第一頁的人名開始編故事，編到最後一個人」之類的話，固然是讚其敘事才能，但也不免引出一個問題：這究竟是歷史，還是故事？對今天的年輕讀者而言，聽了不免有些糊塗。史景遷雖無關於文革的專門著作，但對文革的發動者毛澤東，卻有相當明確的判斷，即所謂「駭人恐怖和荒唐滑稽」（monstrous and ridiculous）。在他看來，毛的「强悍」「怪異」與「握有非凡權力并且愚蠢而昏亂的君主們」同屬一個「漫長的中國歷史傳統」【2】。這樣的判語，對不少現代讀者而言，包括部分中文讀者，讀來痛快淋漓，然而其中仍有一層未必說得通之處：無論如何，毛澤東畢竟是歷史上改變中國速度最快、力度最大的人物，其影響之深巨，甚至可謂超過秦始皇。倘若史景遷的判斷可以成立，那麼黑格爾那一著名論斷似乎便仍然有效：中國歷史乃由皇帝一人以近乎魔術師般的手法所塑成。如此一來，中國便不能說真正擁有歷史，至少不能說擁有那種由「時代精神」（zeitgeist）所推動的人類歷史。言歸正傳，回到文革。依照官方敘述，文革無疑是失敗的，故後來才有「撥亂反正」之說。問題恰在於：毛澤東執政不過27年，其間竟以十年時間為下一個十年那場「史無前例的內亂」鋪路，那不印證了史景遷的「恐怖荒唐」論嗎？在尚不足八十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脈絡之中，文革與毛澤東都仍難言其「通」；若進一步放入以千年為尺度的中國歷史之中，又當如何論定？上述一系列難解的歷史問題，正是「文革人物年譜系列」展開探索與嘗試的起點。首先可以看到，在「年譜系列」的寫作中，官史、民間社會記憶以及海外與西方學術研究三者缺一不可。官史固然多有未能貫通之處，卻仍不可或缺。在同一次採訪中，金沖及曾說：「批林批孔，林彪和孔子有什麼關係？（胡）喬木要我們寫作時搞明白，毛主席批孔是怎麼來的？胡喬木認為，主席在探索前行的過程中，尤其到了晚年，陷入了一種矛盾。」然而，毛主席晚年究竟陷入何種矛盾，官史家卻未見進一步說明。中國傳統史學素有「微言大義」的傳統，官史家的隻言片語，也可自具深遠的歷史意涵。所謂「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得名，所欲「革」者，實乃中國文化傳統之「命」。由此可見，文革、毛澤東，乃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在中國宏大歷史敘事中的「通」與「不通」，終究仍與孔丘相關。這是一個無法迴避、亟待破局的問題，也是關涉中國文明進程的重大課題。其次，作者余汝信在《江青年譜》〈代前言〉中，以具體舉例的方式說明：「收入本年譜的全部史料，均經過編者以常識及邏輯推理作反覆考證、對勘與辨析。」這樣的申明並非無的放矢，而是事出有因。作為「文革人物年譜系列」的首部作品，《康生年譜：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的一生》於2023年出版。甫一問世，便有人議論此書有為康生「翻案」之嫌。所謂「翻案」，即指責年譜在敘述中「刻意」回避了康生之「惡」；在這些批評者看來，文革期間大量冤假錯案皆與康生密切相關，因此，若從受害者及其家屬，乃至一切痛恨文革後果者的立場出發，這樣的寫法顯然難以接受。隨後，即有人出版《康生年譜另編》以作回應。該書稱，康生「既是一個陰險毒辣的大壞人，又是一個稔熟於中國傳統文化的大才子」，乃是「中國學界對康的基本定位」；同時又充分肯定中紀委《關於康生問題的審查報告》結論，用作者的話康生是「害人無數、命案纍纍的地道壞人」。《另編》其實是一個相當有趣的嘗試：其用意在於打擊一切可能為康生這一「壞人」翻案的企圖，亦即把「翻過去的案」重新翻回來；然而，其結果不僅是重新回到官史對康生的既有定性，而且也在無形中將文革責任限定於官方所謂「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的範圍之內，未免有「只敢打死老虎」之嫌。倘若《江青年譜》日後也有幸引出某種《另編》式的回應，結果可想。由此便引出一個更具歷史趣味的問題：如「兩條路線鬥爭」「分清敵我」「大壞蛋」「批倒批臭」「永不翻案」等，這些充滿敵我二分與絕對化判斷色彩的語彙與思維方式，無不是文革深刻注入現代中國人心智結構之中的產物，且恰與中國文化傳統中所重視的「中道」思想背道而馳。《另編》不過是再次使用了文革式批判邏輯，其作者或支持者們的「現代思維方式」非常普遍，是當今的常態。既然如此，那麼對於自認與公認的發動文革者毛澤東而言，文革究竟應當被視為成功，還是失敗？這又從某種程度上展示了官方敘述與史不「通」的延續後果。為什麼關於文革，官史、民間社會記憶以及海外與西方學術，皆各有其難以貫通之處？問題的癥結究竟何在？答案在於為當代中國人所熟悉、所推崇的歷史敘事方式，只能傳錄歷史中的「變」，基本喪失了辨識中國傳統歷史中「常」的能力【3】。西方社會科學化的史學并無「常」與「變」的分辨傳統，不在本文話下。中國有句諺語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隨着歲月流逝，文革這段歷史也日漸遠去。經歷文革六十年之後的中國，究竟身處河東，還是河西？面對這一問題，當代中國人會發現其實自己並不十分明白。所能確知者，不過是時勢確已變遷而已。於是，對文革的理解，恐怕也只能停留在「十人十義，百人百義」而各執一詞的狀態。以下，作為一種探索性的嘗試，我們不妨以《江青年譜》為例，將之置於古人的精神境界之中加以審視。首先，無論毛澤東或江青，都是逝去之人。按照中國傳統，斯人已去，沒有化做「撒旦」（Satan）而不復以「人」相待的先例。商鞅、秦始皇、毛澤東、江青，歸根結底都是「列祖列宗」。對於祖宗的態度，中國傳統提倡「敬」字爲先。寫到此處，或許有人已經開駡，但不要緊，先看所謂「敬」在古人精神世界中的含義。「敬」絕非當代的「崇拜」（worship），而是一種修養來的個人德性，內心表現為專注、謹慎和清醒。可以說「敬」是中國古人面對世界時一種根本性的嚴肅感與責任感的集中表達，也是一切認知與理解的起點。開駡能宣泄情緒，持「敬」則能開始領悟世界。女權的早期實踐江青原名李雲鶴，1914年出生。就在她降生前三年，1911年的帝制終結已經改變了中國的歷史方向。她的人生起點，因此天然地落在近代革命的洪流之中，成為較早一代實際上已與傳統文化斷裂的「現代中國人」。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婦女解放成為其核心議題之一。與同時代許多知識女性一樣，李雲鶴人生早期的基本追求，自然是「女性解放」與「男女平等」；只是由於際遇特殊，她所走出的道路顯得格外曲折而醒目。李雲鶴在上海從事演藝活動時期，以「藍蘋」為藝名，並恰好飾演過易卜生《玩偶之家》（Henrik Ibsen, A Doll’s House）中的娜拉（Nora）。劇中的娜拉起初看似是天真快樂典型的妻子形象；但隨著情節推進，觀眾逐漸發現，她在丈夫眼中並非平等伴侶，而更像是一個有「裝飾性」和「玩弄價值」的附屬品。至結尾處，娜拉決意離開丈夫與孩子，此舉在當時的歐洲曾令眾多觀眾震驚不已。該劇不僅開創了針對當時歐洲社會生活中「婚姻制度和性別角色的批判」，成為女性解放的重要里程碑，而且是「現實主義戲劇」的先驅。這兩個方面對李雲鶴一生都有重大影響。《玩偶之家》1879年首演於歐洲， 1935年在上海登臺，前後不過56年。若僅從時間上看，半個多世紀似乎並不算短；但若置於歐洲與中國各自延續數千年、彼此幾乎互不相涉的兩性社會關係與制度變遷之中來看，這56年其實短得近乎驚人。藍蘋活躍於上海的時期，娜拉這一角色已經不只是舞臺上的舶來形象，而在李雲鶴的現實人生中獲得了某種真切的現實意義，背後便不只是個人的戲劇性遭際，而是中國城市精英文化正在急遽變形的歷史事實。更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變化並非中國自身兩性秩序自然演進的結果，而是在極短時間內，將一整套源自西方歷史經驗的女性解放議題，移植到中國社會土壤之中。中國女權運動以如此奇特而斷裂的方式嫁接於西方文化脈絡之上，實是一個牽涉極廣、後果深遠的重大問題。只是此一問題所觸及的，已不僅是藍蘋或李雲鶴的個人命運，而是整個現代中國精神世界如何被重組、改寫，故已遠遠超出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若以專注、謹慎而清醒的態度加以審視，其實不難發現：藍蘋是女性解放的舞台形象，而李雲鶴則是知識女性解放在現實生活中的實踐者。面對報刊上的流言與緋聞，按她自己的說法，「我絕對不是像阮玲玉一樣，為著『人言可畏』而自殺，或是退縮」，這已足見其性格之鮮明與意志之堅決。又如她所言：「我開始愛了別的人，在這樣（與唐納分手）的情形之下，我愛了別人，與他有了什麼相干」（年譜1937年6月1、2日），更可見她在追求女性解放的同時，對自己所要的是什麼樣的男人，或者更準確地說，對自己不要什麼樣的男人，始終有相當清楚的認識。所謂緋聞，無非不過是幾段情感關係而已。1930年代的中國，妻妾成群的男性並不罕見；既然如此，縱使她的緋聞對象再多出十倍、百倍，從「男女平等」的角度而言，亦未嘗不是題中應有之義。李雲鶴對女性解放的理解，顯然並不滿足於僅僅走出傳統家庭，「試問，娜拉離開了家庭是不是就不被人玩弄了？是不是能夠做一個真正的人？」她在〈演員獨白〉中問道。（年譜1935年6月27日）。從她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Roxane Witke）的談話可見，她心目中真正傾心的女性典範，乃是1933年好萊塢影片《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Christina）中的形象。歷史上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1632年六歲即位，在位二十二年；其人終生勤於讀書，學識廣博，醉心宗教、哲學與文化藝術，並試圖將斯德哥爾摩建設為「北方雅典」。然而，比這些更具象徵意義的，是她對傳統女性角色的拒絕：常着男裝，拒絕理所當然的政治聯姻（當代浮現同性戀取向的猜測， 事情發生於17世紀，難以考證），並以此震動歐洲。若說娜拉意味著從家庭秩序中出走，那麼克里斯蒂娜所象徵的，則是對整個男女性別社會秩序的反抗。李雲鶴所嚮往的，或許更接近後者。也正是在這樣的精神取向之下，李雲鶴的人生道路，便不可能停留於都市文化圈中的個人奮鬥，而必然進一步轉向更為廣闊、也更為劇烈的政治舞臺。1936年西安事變以前，中共在一般中國人的想像中，充其量不過是「聚義的好漢」或「造反的草寇」；西安事變之後，其政治地位則發生了根本變化，開始「登堂入室」，被承認為中國正統與合法性結構中的一部分。大批左翼知識青年投奔延安，正是在這一歷史條件下成為可能。江青與毛澤東的關係1937年夏，李雲鶴抵達延安。在延安時期，她由「藍蘋」改名為「江青」，似乎頗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之意，也標誌着她自覺進入了人生的另一更高階段。次年，24歲的江青與毛澤東結婚。需要指出的是，彼時距離毛澤東最終取得政權尚有11年之遙，在1938年的歷史情境中，幾乎無人能預見其日後竟得「大位」。就此而言，江青所選擇的是毛澤東這個男人，而不太可能是其尚未成形的權力。藍蘋在上海的緋聞，經中共新四軍系統匯報到延安，黨内多人反對婚事，并去信給毛，結果「毛讀罷大怒，當場把信扯了」（年譜1938年11月）。毛的性格，自不待言。江青與毛澤東之間的關係，極難作簡單概括。由於毛澤東無上權力位置，二人關係中，毛無疑處於絕對主導，不可能為江青所「利用」。1949年以前，江青無疑可說是毛的靈魂伴侶。至1966年，「五一六通知」既出，文革正式啟動；如此「一陣風雷驚世界」的大事，即使是毛澤東也難免思前想後。當年7月，毛致信江青，傾訴心曲，極為罕見，堪稱窺測毛澤東內心世界的重要歷史文獻之一（年譜1966年7月8日）。江青未必「懂政治」，但她確實「懂戲」；這一點毛澤東十分清楚。文藝是「文化革命」最具體最可操作的內容，江青之成為「文革旗手」絕非偶然，當然離不開毛的授權。江青也確曾儘其所能忠實執行了文革精神。她所推動的幾部「樣板戲」，尤其是《紅色娘子軍》，一方面展示「階級鬥爭女權」最後「去性別化」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展示了從蘇聯輸入的西方極端意識形態與文藝形式，在中國文化環境中被推至極端後所呈現的狀態：此後既無從重現，也不能再向前推進半步，終成「千古絕唱」。到了1973年7月，毛澤東與張春橋、王洪文等談話，藉批評外交部而進一步疏遠了周恩來——這位或許已是當年「梁山泊聚義兄弟」中最後仍堪相與之人（年譜1973年7月4日）。同年8月，毛又發動其人生最後一場政治運動「批孔」；孤家寡人的毛所能依賴者唯有江青，而江青則仍是一往無前。（年譜1973年8月5日）由上述事實看來，至少有一點似可成立：若問毛澤東一生之中最為貼近、也最為信任的人是誰，若只能擇其一，恐怕只能是江青。也正因如此，官方敘述將文革內亂的主要責任歸結於所謂「江青反革命集團」，在歷史邏輯上實難謂通。與其說江青「反黨」，毋寧說毛澤東「反黨」；而就文革的實際發動與運作而言，二者原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體兩面。如果我們承認文革乃是中國歷史上的一次劇變，那麼對於歷史有意義的問題便在於：它究竟「變」在何處？而所謂「常」，亦即其未曾改變者，又是什麼？文革結束以來，半個世紀已過，這一問題其實已漸漸顯出輪廓。文革被稱「史無前例」；若就其最具震撼性的方面而言，真正稱得上「史無前例」的，正在於中國人對孔子的批判與否定，在這一時期被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極端。凡事要達到歷史上的某種「造極」境地，從來都不容易；而文革何以竟能至此，其答案其實可以部分地從江青一生的經歷之中尋得。江青生於1914年，毛澤東生於1893年，二人相差21歲。這21年恍如隔世，其間中國接連經歷了1895年的甲午戰爭、1905年的科舉廢除以及1911年的帝制終結。江青最早的精神領袖是魯迅，其一生的思想根柢，深植於1919年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的反傳統潮流之中。毛澤東不同，他深諳傳統文化，青年乃至壯年時期顯然尊孔。1937年所作〈祭黃帝陵〉四言詩便是一證，其中如「赫赫始祖，吾華肇造」「建此偉業，雄立東方」「經武整軍，昭告列祖」「實鑒臨之，皇天后土」等語，皆足見其精神世界並未脫離中國文明的傳統秩序。毛澤東晚年何以愈益走向反孔，其歷史因果的追溯遠超本文所能及。就中國歷史而論，反孔並不稀奇，但絕非凡握有大權者，都有能力將反孔推至如此地步。明太祖朱元璋便是一例，此處姑不具論。文革之中，反孔之所以能夠形成排山倒海之勢，無疑首先來自毛澤東那種史無前例的個人權力；而作為「旗手」的江青，其義無反顧，也同樣是事實。二者相加，遂使其力量之大，竟至於將素有「當代孔夫子」之稱的馮友蘭，活生生逼成了「梁效」顧問（北大、清華「大批判組」）。在「梁效」筆下，孔子被斥為「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猾的政治騙子；凶狠殘暴的大惡霸；不學無術的寄生蟲；到處碰壁的喪家狗」。如此反孔的措辭與聲勢，在中國文明史上，當真是登峰造極。魯迅是江青首個精神導師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前文提到，麥克法夸爾固然成功地將文革的政治起源追溯至1956年，但他終究未能將文革放回中國歷史之中加以更全面的貫通；其關鍵原因，正在於他並未進一步追索文革的思想起源。事實上，反孔在20世紀具有極其深厚的思想根基，其中不少觀念，到了21世紀，甚至已經化為中國人的常識。不過，這又是一個遠遠超出本文範圍的宏大問題，此處只能略舉一端，以見其意。例如，《江青年譜》序言作者秦暉教授一方面指出，將毛澤東的歷史問題歸咎於江青，以所謂「女禍」論之，實屬無稽；另一方面，他也認為江青以《紅色娘子軍》為代表的那套女權實踐並未成功。這裏所牽涉的「女禍」觀念，恰好觸及一個極有意味的思想問題。其源頭目前只能追溯到江青第一個精神導師魯迅。是魯迅讓當代中國知識界普遍認為，將政治失敗歸咎於女性的「女禍論」，根源出自中國傳統歷史敘事；最常被舉出的例子，便是「赫赫宗周，褒姒滅之」。甚至連「紅顏禍水」這一說法，也在流傳中悄然改變了原有語義：本來「紅顏」指褒姒，「禍水」則指龍漦，亦即龍之涎液；但在後世理解中，卻逐漸被簡化為「紅顏」即是「禍水」。這一點，恰可與西方《聖經》作一對照。在〈創世記〉的敘事中，夏娃受到蛇的引誘，吃下禁果，從而觸發所謂「原罪」；她先食其果，繼而分給亞當，最終導致二人一同被逐出伊甸園。西方傳統解釋往往將此理解為女性的軟弱與悖逆。然而，問題的關鍵也正隱藏於此：中西兩種文化傳統在處理「誘惑」這一主題時，實各有其微妙而深刻的差異。魯迅正是在這一層面上，將19世紀末西方〈創世記〉詮釋注入中國歷史而成新解。1936年2月，他在雜文〈阿金〉中寫道：「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會安漢，木蘭從軍就可以保隋；也不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吳，楊妃亂唐的那些古老話。我以為在男權社會裏，女人是決不會有這種大力量的，興亡的責任，都應該男的負。但向來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將敗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這真是一錢不值的沒有出息的男人。」然而，若仔細閱讀中國傳統史書，便會發現其中的因果邏輯與責任歸屬其實並不含混：被誘惑的主體是男人，作出決策、喪失理智的是男人，最終丟掉政權的也還是男人。換言之，真正承擔歷史責任的，本來就是君主，而不是女性。就此而言，褒姒並不比《聖經》中的那枚「蘋果」多出半分責任；若一定要將亡國之罪歸之於褒姒，那固然荒唐，卻正是魯迅式的批判邏輯。循此邏輯推之，上帝真正應該懲罰的，似乎倒更應是蘋果與蛇，而不是亞當與夏娃。問題恰恰在於，這樣的推論雖然痛快，卻也在不知不覺之間，把歷史中的責任、誘惑與決斷，推向了一種過於簡化的理解。在魯迅看來，中國歷史一頁頁翻過去，無非處處皆是「吃人」；所謂「女禍論」，不過是男性在歷史敗局面前推卸責任的另一種說辭而已。耐人尋味的是，偏偏又是身為「文革旗手」的江青所主導的「批林批孔」運動，把這「吃人」二字重新塞進了代表無產階級的工人之口，化作對孔子的控訴：「孔老二的『仁』就是『吃人』。」孔丘不是趙姨娘在所謂「批林批孔」運動中，二十世紀以來深厚而激進的反傳統思想積累，至此可謂集中爆發；其所形成的全民性參與應了那俗語「牆倒眾人推」，不能不說沒有持續的歷史效果。《紅樓夢》中，丫鬟平兒曾替趙姨娘說過一句公道話：「好奶奶們，『牆倒眾人推』，那趙姨娘原有些顛倒，著三不著兩，有了事兒都賴他。」文革之中，儒家傳統一切有形可見之物，幾乎都遭到了徹底的掃蕩；若以「牆」為喻，中國傳統這堵牆無疑已被推倒，甚至連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被翻檢了一遍。半個世紀過去，歷史所顯示的，首先是：孔丘畢竟不是趙姨娘。由孔子所開出的正史傳統，也並不是一堵一經推倒便可永久廢棄的殘牆。暴力不能真正將其摧毀，言語也不能真正將其消滅。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毛澤東、江青之於孔子，不過是歷史上一類「罪我者」而已。此類人物，在中國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其興起、其用世、其結局，也自有其在歷代祖考中的合法位置。依孔子所開創的正史傳統所載，商鞅變法曾使秦國迅速強盛；然而，其執法過嚴、手段過峻，結下怨恨。待昔日太子即位，當年權傾一時的變法者轉瞬淪為通緝之人，連夜出逃，最終又恰恰死於自己所制定的嚴苛法令之下，此所謂「作法自斃」。毛澤東死後，江青旋即被捕，莫名其妙地成為所謂「反黨集團」的首要人物。彼時，先前在其身後參與「批林批孔」的絕大多數中國人，一面仍在誠心誠意地高呼「繼承毛主席遺志」，一面卻又熱烈歡呼「粉碎」包括毛的遺孀在內的「四人幫」。如此荒唐景象，放眼古今，亦屬罕見。曾經以歷史維繫其價值判斷的中國人，經過文革之後，至此幾乎已徹底喪失明辨是非的能力。1980年，在審判庭上，江青自辯道：「你們逮捕審判我，這是醜化毛澤東主席。審判我就是醜化億萬人民，醜化億萬人民參加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殊不知，當年追隨其後、投入文革的所謂「億萬人民」，在毛死之後竟會頃刻間消失得無影無蹤。她又說：「我和毛主席結婚已經38年了，我怎麼能夠反對毛主席呢？……我和毛主席的感情是用歷史來證明的。戰爭年代撤離延安的時候，留在前線追隨毛主席的女同志唯有我一個，你們都躲到哪裏去了？！」回應她的，卻只是法庭後方傳來的一陣男人輕薄而譏誚的笑聲。至此，她苦心塑造的《紅色娘子軍》式那種去性別化的、以階級鬥爭為核心的「女性解放」，可謂灰飛煙滅。江青的命運，不知怎得，又一次應驗了「作法自斃」的歷史宿數。再說毛澤東本人，他對歷史上楚霸王項羽的命運極為關注，也曾多次提及。1962年〈七千人大會講話〉中，他說：「從前有個項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愛聽別人的不同意見。……這些同志如果總是不改，難免有一天要『別姬』就是了。」更著名者，則是《七律·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中的兩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熟稔歷史的毛澤東，當然清楚傳統敘事中的項羽乃是「力拔山兮氣蓋世」的悲劇英雄，而虞姬之從死，亦正是此一歷史形象的重要部分。只是到了毛的筆下，項羽被重新詮釋為沽名釣譽、終致敗亡的典型。這種對傳統歷史的重新裁斷，不能不說對現代中國人的心理產生了深遠影響。若就現實政治而言，毛澤東當然更像秦始皇。然而，不論文革之「變」曾經造成多麼猛烈的衝擊，其發動者終究無法支配其身後的歷史。毛死後，江青曾獻上花圈，署名「您的學生戰友」；1991年5月14日，她最終選擇自殺。彼時距蘇聯解體，不過七個月而已。置於浩瀚的歷史時空之中回看，江青的命運又何嘗不像是虞姬？說到底，中國傳統信仰中所謂「天命靡常」之中的那一道「常」，終究並未被文革摧破。中國文明的精神世界，遠遠大於現代中國人今日所能窺測的範圍；而這樣的精神世界，也絕非憑藉單一理性所能完整窮盡。2026年5月6日，於香港注釋【1】劉功虎，〈歷史學家金沖及談新書：「文革」前十年最難寫〉，《長江日報》，2014年12月02日 。【2】Jonathan D. Spence, Mao Zedong A Life, A Lipper/Viking Book, 1999【3】有興趣的讀者可從余英時先生的〈歷史的變與常〉開始瞭解中國傳統史學，此文是《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現代史篇》之〈代序〉。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