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日云 | 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下）

編者按：2026年8月，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政治学者丛日云四十年思想精华《西方政治思想史的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三卷本：《传统与现代性的孕育》、《现代及其反思》和《现代的衰落与走向后现代》。本书以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为全新分析框架，以宏阔的视野贯通三千年西方政治思想的演进历程，系统阐释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丰富内涵，深入剖析传统政治思想中蕴含的现代性基因，清晰揭示从传统向现代演化的内在逻辑。对西方从现代政治思想向后现代转变的根源，以及后现代进步主义的性质与危害，作者给出了独到而的分析。经出版社授权，书评特别刊发该书序言《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的三次价值革命》，并分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下篇。五、现代社会的个体化与第二次价值革命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古典自由主义那里得到了经典表达。它的出发点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这些个人享有人格尊严并被赋予某些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在个人与整体（国家）之间的关系上，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将个人作为社会的基础和本原，国家是个人基于自身需要和意愿而建立的政治共同体，是服务于个人的工具。具体来说，国家就是保障个人基本权利和满足某些需要的工具。出于保障个人权利的需要，必须在国家权力与个人权利之间设定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对国家权力进行规范和限制，以保障个人权利不被侵犯。在公共领域，独立的个人成为国家的政治主体，国家权力的建构以个人权利为基石，个人以公民身份享有政治参与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具有公共性，由公民团体控制和监督。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形成，标志着西方文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换言之，西方文明的古今之变，其实质性内容是个人主义精神的形成。个人主义成为现代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历史上所有的文明都精心地构筑起文化的堤坝或堡垒，封堵或压抑个人的欲求，以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在前现代农业文明时代，整体主义是人类的必然选择。而西方文明在演进过程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机制：它一方面释放个人，承认个人欲求的合法性，另一方面通过某种社会机制的调节，使其不至于危害社会，使有秩序的社会生活成为可能。这样，承认个人、尊重个人、解放个人、保障个人和发展个人就成为现代文明演进的大方向，结果就是建立了一种新的个人与整体关系模式，通过解放个人，在个人与整体之间达到了一种平衡。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是中世纪末到现代早期个人成长和社会日益个体化的产物。由于英国独特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比欧洲其他民族的传统更具有个人主义精神，其社会个体化进程开始得也比较早。【22】经过宗教改革和加尔文教的传播，英国社会个体化进程进一步展开，尤其在精神领域达到了新的高度。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成为现代个人主义政治哲学的摇篮。17世纪中期，霍布斯最早系统地阐述了一套以彻底的、纯粹的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为理论基础的政治哲学。随后，在光荣革命前后形成的洛克政治哲学，不仅以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重构了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确立了个人与整体（国家）的平衡，还系统论证了符合这种价值观的制度框架。18世纪的法国启蒙运动传播了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而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一方面将这套价值观拓展到经济和伦理领域，另一方面也对之进行了发展和修正。尤其是在18世纪末，柏克阐述的保守主义思想，在继承古典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个人主义基本精神的基础上，对其做出了关键性的修正与发展，使个人与整体的关系趋于更稳定和更健康的平衡。现代世俗个人主义价值观得到了更成熟的表达。古典自由主义以社会契约论为论证工具，重构了个人与整体的关系。通过理论抽象所得到的自然人和自然状态，契约论确认了独立、自由和平等的个人是社会的本原或基础，也是国家的目的和终极价值。国家被视为派生的，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这是对古代有机整体观念的彻底颠覆。如果说基督教的价值观对古典价值观只颠覆了一半，那么古典自由主义则彻底完成了这种颠覆。根据契约论，国家不是有机成长的，而是基于人的需要的建构；国家的基础不是人的社会政治本性，而是人的意志或同意。这样，国家不再是自然的共同体，而是人为的共同体，其内部联系的纽带是外在的契约和法律。契约论的论证思路意味着，不是根据国家需要塑造个人，而是根据个人需要建构国家。这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就被颠倒了过来。古典自由主义直接脱胎于基督教，继承了基督教的消极国家观传统，不再将国家作为人实践美德或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而是将其作为人在追求精神和世俗的目标时所需要的外部秩序。古典自由主义确立的个人与他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界限和平衡的观念，是现代个人主义的精髓。它在个人权利与国家（或政府）权力之间划出界限，使个人权利得到保障，国家权力得到规范和限制。在此原则的基础上，形成了现代的宪制体系。个人权利是出发点，但个人权利不是无限的，国家也要获得足够的尊重与服从。它在确立个人的本原性的基础上，也承认建立公民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必要性。在自然状态下，人在本性上的独立、自由和平等在国家中仍然保留下来，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社会的人权，但为了有秩序的公共生活，个人必须做出某些牺牲，某些自然权利要转让给共同体。国家权力被限制在一定界限内，但仍然有足够的权威。这样，它一方面拒绝了完全否定个人或使国家（或政府）对个人占绝对优势的整体主义，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滑向否定国家（或政府）、主张个人无限自由的极端个人主义或无政府主义。在古典自由主义产生的时代，其历史使命是反映和推动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解放个人，在现代个人的基础上重构政治社会。所以，解构传统社会是它主要的努力方向，这使它带有原子论的倾向，或有使社会走向原子化的可能。如释放魔鬼一般，它打开了后现代主义个人进一步膨胀的大门。不过，古典自由主义直接解构的对象是当时盛行于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制度。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法律问题，其核心是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其目的是以现代的民主宪制原则改造绝对主义国家权力，以便从政治上保障个人的自由和基本权利。所以，社会契约论重构的是政治社会或政治国家，【23】而不是社会本身。其实，在古典自由主义主流传统那里，作为契约论前设的自然状态也是一种社会，只不过是非政治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自然法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这意味着，人们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生活，还有基于个人独立的基础对共同体的认同与忠诚，还要遵守社会文化的基本规范，还有其他纽带将人们联合在一起。尽管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看起来有明显的原子论倾向，不过后来经过苏格兰启蒙运动和柏克的自由保守主义的纠偏，自由主义的主流传统并没有将社会彻底原子化。自由保守主义特别强调社会的宗教基础，强调家庭、教会、民族、（民族）国家等共同体的价值，强调在契约性关系之下更深刻的社会联系纽带的价值，将国家不仅视为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政治联合体，还是基于传统、历史、生活经验的情感共同体。这种纽带不仅是政治（契约）的，还有族裔的（血缘的）和文化的。国家的自然性和有机性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由于个体化的契约关系的出现而得到调整和部分替代。国家虽然是保障人权的工具，但也有目的性价值，使人们从中获得共同体的情感认同、身份归属和公共道德的实现。现代的个人主义虽然解放了个人，但不是完全彻底地放任或放纵个人。享有自由和权利的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或者说，正因为人是自由的，所以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正因为人享有权利，所以也要为共同体尽相应义务。现代的个人虽然世俗化了，但世俗化只是意味着对世俗权力和秩序的祛魅，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的分离，但上帝的权威仍然在人心中，它构成人的尊严与权利的终极根据，同时是人的义务和约束人的行为的道德律令的终极依据。这种以上帝权威为支撑的自制自律的道德人格是现代人的特征，它意味着人必须遵守源于基督教传统的一整套现代伦理和文化规范。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的严格律己精神正是个人解放的前提。正如柏克所看到的，仅仅给人以自由是件容易的事，只要松开缰索就够了。但要建立一个自由的政府或自由的秩序，意味着把自由与约束这两种相反的因素调和到一个保持一致的载体中，这对人类是一个难题，不是简单的心灵能够处理的。【24】对人类而言，内在的约束越少，外在的强制就越多。心灵缺乏节制的人是没有资格享受自由的。这种内在的约束和强制对基督徒而言就是上帝的律令，它表现为现代文明的道德和文化规范。现代伦理虽然将重心转向个人，但不是个人中心主义的，更不是利己主义（egoism）的。现代伦理规范不再由整体定义个人，而是诉诸推己及人的原则并由此产生以个人为基点的公共道德。所谓推己及人，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霍布斯表述为自然法的总的原则或精神。【25】与自制自律的道德人格相对应的，则是自组织行为。作为权力体系，国家相对于个人来说是一种外在力量，与个人不再有天然的统一性，但它是个人需要和意愿的产物，因此与个人利益具有统一性。所以，国家的成员意识到个人与整体（国家）之间休戚与共的联系，既会有参与的要求，即要求平等的政治权利，以自治的方式管理政治共同体，也会产生义务感，即以一种自觉精神服务和奉献于整体（国家）。所谓义务是一种内在的强制，而不是外在的强制。这是国家得以维系的强大精神力量。现代民主与古代民主的根本区别在于，现代民主建立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之上。而对具有族裔认同与文化认同的政治共同体——现代民族国家而言，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纽带要更为深刻，远不止是一种功利的需要和契约的承诺，而是包含了同胞情感、对民族文化的热爱、对历史遗产的自豪感等非功利的精神因素。这使个人将（民族）国家视为自己世俗的精神家园，从对国家的皈依、融入和奉献中获得道德满足和崇高感。建立在个人基础上的契约国家只是国家的一个面相，国家同时是族裔与文化的共同体，它获得成员的认同、忠诚与献身，通过有机的精神纽带将成员与其联系在一起。自由的个人主义与对民族国家的情感皈依一体两面。现代人承认和服从国家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外在的强制性权力，也不是各种形式的私人化权力，而是一种抽象的公共权威。这种权力不与任何个人联系在一起，而是与公共职位联系在一起。它由合法的民主程序授予，受到法律的规范。成长为现代独立政治人格的个体只认同这种权力，也只服从这种权力。所以，成熟的现代政治人格是现代民主制度的政治文化基础。六、当代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革命：后物质主义/自我表现价值观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革命还在进行当中，西方社会向后现代文明的转型还没有完成。所以，它的内涵与趋向还有一定的模糊性。从目前的初级形态看，后现代个人主义对人性的理解，对个人与他人、社会、国家甚至自然之间关系的理解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其核心是更加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我”观念。它追求打破现代伦理和文化规范的更进一步和更彻底的解放，要求在个人生活领域有更多个人选择的自由和更广泛的个人权利，在精神领域追求更高程度的自我实现和更充分的自我表现，在社会领域希望实现全面的平均主义意义上的平等。这样，它就开始打破现代文明范畴的个人与整体（国家）、自由与权威、权利与义务（责任）的平衡，转向极端的个人中心主义。为解放个人，它全面解构被视为束缚和压制个人的组织、关系和力量，包括现代文明的共同体（家庭、教会、社区和民族国家），伦理和文化规范，各种类型的权威（政治权力、社会权力、知识权力、话语权）以及现代型的集体归属、共同体认同或身份、共同体联系的纽带，等等。后现代个人主义萌发于现代个人主义内部，是现代个人主义内在的个体性因素片面发展并寻求进一步解放的结果。它最初表现为各种形式的对现代文明的反思、批判、否定和超越的努力，特别集中表现在各种左翼思潮中。18世纪卢梭对自我的理解和为对抗文明而推崇回归自然的浪漫主义诉求，19世纪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和“上帝已死”的宣言，都可谓反叛现代文明的先声。到20世纪中期盛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的文化批判理论那里，已经呈现出初级的后现代理论形式。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正式登场是在1966年，这一年福柯和德里达都发表了他们的代表作。此后直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后现代主义著作纷纷问世，从哲学上解构现代文明成为时尚。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特征，是以认识论怀疑主义质疑现代人类在道德、哲学和科学推理中获得确定知识的断言，特别是致力于解构所谓的“元叙事”（meta-narrative）或“宏大叙事”。这种“元叙事”为人类提供了有关世界如何存在与运行的普遍而确切的解释，支撑着指导我们生活的基本价值准则，因而构成现代文明基础性的、不证自明的原始假设。后现代主义者如利奥塔和德里达都强调，许多这类的“元叙事”都基于一些根深蒂固的和内在冲突的假定，因而对它们所提供的有关事实和价值真理的断言都须存疑。理性和信仰是现代文明的两个支撑，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则普遍采取反启蒙立场，力图反思和超越理性，瓦解信仰的基础，既质疑人们对传统理性的信任，也否定信仰的价值。现代性源于基督教一神论传统，内含对世界统一性、目的性和人类基本价值的基本信念，即世界是统一的、有目的的，因而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是有意义的，特别是人类的存在是有意义的。这样的信仰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无情攻击，现代文明的意义结构被他们否定和瓦解，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遭到解构。根据后现代主义哲学，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存在是无法证明的；从理性上说，善也是不可定义的。由此，建立在宗教信仰和理性推论基础上的正义、善或道德的根基就被抽空和瓦解了。在他们那里，人不再是万物的中心和尺度，而只是历史的产物、知识的结果。福柯模仿尼采的“上帝已死”口号，宣称“人已死”，意为人类中心论已经瓦解。他强调人的多元性、复杂性、相对性和有限性。其实，这是在宣告现代人已死，后现代人的诞生。这样一种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必然导致对普遍价值与真理的质疑与颠覆，带来一种放纵的社会邪恶。后现代主义还解构了现代社会共同体的根基和纽带。现代文明以个人为基础改造传统社会的结构，重组和建构现代社会共同体，但后现代主义反秩序、反等级、反结构、反权威、反中心，解构现代共同体的根基，进而解构社会本身。现代的社会契约论在政治建构上有原子论倾向，但这只是其政治面相。原子化的政治个体不仅通过契约的纽带结合为政治共同体（公民社会），还通过族裔认同与文化认同的自然纽带结合为民族和民族国家，更以核心家庭作为社会的基础。但后现代主义走向彻底的原子论，它瓦解各种共同体的纽带，解除人的各种义务和责任，使人完全成为挣脱共同体约束的孤立的原子。这种原子不仅是政治的原子，也是社会的原子。在瓦解了社会共同体的纽带后，社会就只有自我中心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以追求自我表现为目标。对这种人而言，社会就是福柯所说的监视和压制个人的“监狱”，而他人则如萨特所说的是“地狱”。后现代主义解构政治权力，更解构被泛化解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无形的、无所不在的，它源于社会，分散于社会各领域，隐藏于人与人的关系、思维、知识和话语中，是抽象的、微观的（隐藏于社会的每个角落）、动态的（一会儿是控制者，一会儿又成为被控制者）、非中心化的（或弥漫性的和网络状的）。福柯称，这种“权力”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展开的由各种社会机制所构成的关系网络，个体在这种关系网络中被塑造成某种主体。正是在这种关系网络中，人们控制和被控制。【26】所以，他把现代社会描述为“圆形监狱”。由于权力无所不在，人被笼罩在庞大的权力网络中，生活于“监狱式的社会”里。现代文明社会解除了前现代政治权力对人的压迫，但在福柯看来，它对人的“规训”（discipline）即无形的精神控制超过了前现代。福柯揭露这种“权力”控制人的现实，拒绝它对人的支配和改造，号召反叛，从这种“权力”下获得解放。其实，这种“权力”就是现代文明社会约束人的各种道德规范和文化规范，但都被福柯说成是压迫人的力量。后现代主义哲学家是瓦解现代文明的土拨鼠。他们解构理性和信仰、共同体及其各种社会纽带、权力与权威、道德与文化规范等，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现代文明的基础结构。他们声称，现代文明的一切，甚至人类社会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种建构。解构、摧毁和破坏现代文明的人类建构，反抗现代文明的基本规范，是他们的主要意向。虽然他们也表示还有建构的努力，但他们所说的建构，是构想一种解放人的情欲和本能的“快乐的乌托邦”，每个人除了自己的主观意志或创造力之外不受任何标准的约束。这种“解放的后现代主义”是个人主义的一种新形式。后现代主义哲学是西方社会转向后现代个人主义的先声。对一个时代价值观的准确把握，最可靠的方法是对政治文化的量化研究。只是，当我们试图发现和描述历史上的价值观及其演变时，我们还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借鉴当代政治文化理论，从历史文献中进行挖掘和提炼。可当我们阐述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时，我们有了当代政治文化量化研究的数据，这使我们可以将重心转向社会大众价值观的分布和动态演变，而不是过多依赖对政治哲学、伦理哲学和其他政治文献的解析。比起以往，在当代信息社会和大众民主社会，大众有条件直接表达他们的价值观，政治哲学也更贴近社会现实，更直接地将公众的价值观提升为理论形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仅可以借助于学者们阐述的政治理论这个浮标来把握深层洋流的走向，还可以更方便地直接观测深层洋流的走向。最早开始观测社会价值观深层洋流走向的学者是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1934—2021）教授。英格尔哈特在对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研究中观察到了一个现象，即从20世纪70年代起，发达工业社会正在发生一场价值观的革命，即由物质主义（materialism）价值观转向后物质主义（post-materialism）价值观。前者赋予经济和人身安全价值以最高优先地位，后者则将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自由选择、满足精神追求的生活质量等非物质层面的需求赋予最高优先级。英格尔哈特进一步发现，这种价值观的转变带来范围更广泛的文化变迁，即从生存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向自我表现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根据英格尔哈特的研究，这一广泛的文化变迁，从优先考虑经济安全和人身安全、强调个体服从群体的规范，转向越来越强调个体有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在价值排序上，后物质主义者更强调个人的归属感、【27】自尊、个人的解放、自我表现、个人价值的实现、个人在生活方式上的自由选择、以精神品质为核心的生活质量、和谐的人际关系、优美的自然环境、更多的社会政治参与，以及在性别、性取向、种族、外来移民、宗教、生活方式等方面更大程度的宽容，等等。相应地，他们降低了物质收入与需要、社会秩序与安全、家庭、宗教、国家与国防的价值。这符合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1908—1970）的需求理论，即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满足后，会转向更高层面的精神需求，由人类第一本能的需要转向第二本能的需要。这是一种新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是对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超越，所以它也称为后现代主义价值观（postmodernism values）。这种价值观更突出自我的中心地位，突出强调个人目标、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能够准确反映其内涵的名称是“自我表现价值观”，英格尔哈特在后期也越来越多地使用“自我表现价值观”这一概念。其核心是对个体自主性的强调，属于“支持个体选择的价值”，也就是崇尚个人自由地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赋予自由选择和自我表现的价值以更高的优先级。这种选择的目标是个人的“幸福”或“幸福的最大化”，将个人的幸福置于共同体的价值目标之上，所以也称“幸福价值观”。而自由选择必须冲破障碍和束缚，从各种道德和文化规范中得到解放，所以，它也被称为“解放价值观”（emancipative values）。“解放”是“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内在本质。这种“解放价值观”不仅要求自己的自主性和解放，也支持他人的自主性和解放。【28】基于这种个体自主性和解放的要求，后现代的个人将现代共同体、社会关系和身份、伦理原则及文化规范都视为对个人自由选择的束缚和压迫，要求对其进行彻底的解构和重构。英格尔哈特称，这种价值观是“高度的个人主义、高度的自主性和高水平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并行不悖”，是“自我表现/个人主义/自主性价值观”三者的一致性。【29】所以，也有学者将这种价值观称为“表现型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在这种价值观的驱动下，发达工业社会正经历着一场涉及社会各个领域广泛而深刻的“文化转型”，这场转型正在重塑西方国家的核心制度、规则和理念。社会主流价值观变了，一切都在变。从思想观念演变的内在逻辑上看，后现代个人的出现，是现代个人解放的惯性使然，也是现代个人主义内在因素的成长。现代个人在形成与成长的过程中，首先要摆脱前现代压制个人的文化规范和社会习俗，压迫性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威权性的政治法律制度，追求个性解放、人的尊严、人格平等、基本自由和权利，并要求建立与现代个人要求相适应的社会组织、秩序和制度。可以说，现代化就是个人的解放和成长。但是，个人一旦被释放，就会继续追求进一步的解放、更大范围的选择自由和更高程度的自我实现。这种解放如滚石下山一般，按着固有的惯性前进。面对进一步解放的要求，个人在争取摆脱前现代束缚的过程中形成的现代观念、文化规范、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反而成为新的束缚或压迫性力量。到20世纪末，西方社会具备了相应的条件，使现代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英格尔哈特提出了两条假设来解释新价值观的形成。一是匮乏假设。二战后的持续繁荣和福利国家，使西方人产生了经济和人身安全的主观感受。生活在这种条件下的人们将经济和人身安全视为理所当然，进而追求更高（精神）层面的价值。二是社会化假设。在社会经济环境变化与价值优先排序变化之间存在着时间差。一个人的基本价值观反映其成年以前的条件，在上述条件下长大的一代，将这种安全视为理所当然，于是形成新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此后很难被改变。前一个假设意味着，现代化获得成功后，必然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转变；后一个假设意味着，年轻一代比老一代更亲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一个成功的现代社会在正常情况下，会随着代际更替完成向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转变。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转变，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发生于发达工业国家。根据“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和“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的大规模历时性数据，在世纪之交，后物质主义者人数在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已经达到了人口的半数。而后，这个趋势还在不断发展，难以逆转。今天，在有的西方国家，按英格尔哈特的标准，后物质主义者人数已经达到了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二。【30】2008年以后西方社会发生了经济危机，特别是这种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按这种价值观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所带来的一系列严峻的社会政治危机，使这种文化变迁遭遇强烈的“文化反冲”，这直接导致后现代保守主义的兴起，左派和进步主义者推动的向后现代的激进转变遇到了抵制和对冲。这就是目前西方（尤其是美国）所发生的全面而激烈的“文化战争”（culture war）【31】，其实它是基于两种价值观的现代文明与后现代文明之争。自由观念也许最能反映后现代个人主义的特征。贡斯当曾对“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做了著名的区分。那么，今天人们应该注意“现代人的自由”与“后现代人的自由”之分。后现代的个人基于新的自我认识，开始对个人与他人、社会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估，从根本上改变了对现代自由的定义。现代人的自由主要是指政治和法律领域的自由。霍布斯将自由与“法律的锁链”对应和对立起来；但洛克和孟德斯鸠都将守法作为自由的结构性要素之一；柏克则更强调“秩序下的自由”“有节制的自由”，认为与尊重秩序、服从权威、履行义务相联系的，有美德的和高贵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解除绝对主义国家权力对个人的束缚和压迫。但是，这种现代自由观念是在新教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与政治上的解放和基于宗教伦理的道德约束互为表里。这就不难理解，现代人在获得政治上的自由的同时，也受到新教伦理的严格“规训”。宗教改革成为个人独立和政治革命的先导，带来了现代人的政治解放，但同时也引起了一场“规训革命”（disciplinary revolution）。【32】最早奋起革命争取政治自由的加尔文教徒，也是被严厉规训、高度自律和追求圣洁的道德生活的人。正是对政治自由的强烈追求与对自我内在道德与外在行为的严格约束和规范，成为英国革命中清教徒军队（模范军）战斗力的源泉。同样，因为信奉加尔文教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发起的自上而下的规训革命与敬虔主义运动引发的自下而上的规训革命带来了严格的规范管理和秩序，以及纪律、服从和牺牲精神，普鲁士国家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规训革命也成为国家高效和强大的重要因素。【33】这种规训在较低的程度上也存在于路德教和天主教当中。不过，在法国，由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启蒙学者在砸碎教会枷锁的同时，也否定了上帝在人内心的权威。所以，在他们那里，正如托克维尔所看到的，宗教精神与自由是对立的。而在新教的美国，严格的宗教自律与宽松的保障自由的法律并行不悖，甚至前者是后者强大的支撑力量。也就是说，这种自由并非没有边界，更不意味着放纵。它不但受法律的约束，还受宗教伦理和现代文化规范的约束。正是这种严厉约束，个人才有资格享受现代自由。这就是“你有多自律，就有多自由”的含义。然而，这种对人的现代性规训，对后现代人而言却成为压迫力量，甚至是主要的压迫力量。后现代主义者福柯就专门著书解构这种规训。【34】这意味着，现代人在获得充分政治自由的基础上，要求取消对人的道德约束与行为控制，反抗一切权威和压制，进一步将自由的范围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要求更大范围个人情欲的放纵和自由意志的任性，追求新左派满足爱欲本能的“快乐的乌托邦”。也就是说，他们要求在现代个性自由的基础上，解除维护现代文明所需的各种“压抑”，进一步使个人完全主导自己的生活，自由选择生活方式，获得彻底的“解放”。后现代人类希望建设一种无压抑的文明，这种文明除了能产生无限制的快乐和自我满足、自我实现之外，再无他物。英格尔哈特和维尔泽（Christian Welzel，1964—）肯定这种价值取向。他们指出，向后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变意味着从权威下的解放，并且是在所有领域里都促进人类的解放。这表现为民众诉求在所有的生活领域里享有更自由的选择权，或日益重视人类的自主性。他们认为，新兴的以解放为内在本质的自我表现价值观将现代化进程转变为一个人类解放的过程，即不断扩大人类在所有生活领域中的选择权和自主性的过程，其导向是一个更加以人为本的新型人性化社会。【35】具体来说，后现代人将自由从现代的政治和经济上的解放深入到所有生活领域的解放，将个人自主性的领域无限扩展，演变为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奉行“越自由越好，自由越多越好”的原则。它将J.密尔的“伤害原则”发挥到极致，即个人选择的自由的唯一界限是不伤害他人，只要不伤害他人，做什么都是允许的。【36】它主要针对的不再是政治权力和法律规范，也不是传统社会的道德，而是经过现代文明洗礼的道德文化规范。这样，它就以“自由”或“解放”的名义走向了放纵的个人主义。后现代主义者将现代社会普遍的人权由基本政治法律权利泛化为社会文化权利，将因人而具有的普遍的抽象权利发展为依特定身份（文化群体）而产生的权利，即按照种族、民族、宗教、性别和性取向等而形成的文化群体的权利或特权，作为某个文化群体成员的权利。与主流文化传统相悖的各种边缘化群体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都要求得到尊重和宽容，还成为政治正确而受到特殊保护，甚至成为一种特权。这种权利不仅拒绝权力的干预，也不许舆论干预，不利于弱势文化群体或不被他们喜欢的言论没有自由。而身份的权利是否受到侵犯或“冒犯”，以弱势文化群体的个人体验和心理感受为准。这样，对少数文化群体特权的维护，在社会上就形成一种新的压制性规范，以“政治正确”的名义设置言论禁区，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平等观念的变化也是反映现代人向后现代人转变的一个重要风向标。现代人的平等是有特定范围和内涵的，它包括人格的平等、基本人权的平等、法律面前的平等、机会均等、政治权利（不是权力）的平等，但在此基础上，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不平等或不均平。一般而言，现代平等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但不是在所有方面平等，其中一些平等项目也不能适用于所有人，比如政治权利平等就不适用于未获得公民权的移民、未成年人、一些精神病患者和罪犯等。而后现代人的平等大大扩展了平等的范围，从根本上改变了平等的内涵。按后现代人的平等观念，平等应该称为均平或均等，它要求结果的均等、享受的均等。在经济领域，它要求平均主义或共享主义（communism），将一些人享有另一些人的劳动成果、依赖其他人的劳动成果生活的行为正当化。正如当代黑人保守主义思想家索维尔（Thomas Sowell）所指出的，自奴隶制废除以来，这还是头一次，将这样的做法合法化。在政治领域，它将现代的政治权利平等推进到政治权力均平化，即要求按文化身份群体所占人口比例均等分享政治权力。【37】此外，它将现代的政治经济平等扩展到社会文化领域的平等，此即“文化平均主义”：各种文化没有进步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分，都获得平等的地位。它由现代的个人平等发展到身份平等，平等的主体不再是抽去各种身份特征的个人，而是刻意强调特定文化的平等。这种平等观念要求所有人都要平等，但原来处于弱势文化身份的人应该更为平等，这其实是以平等的名义赋予他们以特权。【38】更进一步，它还要求打破民族国家的界限，在所有领域以人类的平等取代民族国家范围内公民个体之间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最后，在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旗帜下，它甚至要求在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追求平等，以至于将人类边缘化。这种平等观念的基本逻辑如下：第一，人是平等的，所有方面都要拉平（越平等越好）；第二，从结果反推过程，如果结果不均平，则必然是歧视造成的，不考虑个人的先天条件和后天努力，一律归咎为社会的责任，即歧视。这样人为拉平的结果，必然形成一种逆向歧视。因为只有以不平等的方式对待人，才能获得结果的均平。在这种平等观念的支配下，在西方进步主义者那里形成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即弱势者的利益天然合理，其要求和行为天然正当，其身份天然高贵。他们被赋予道德的优势地位，并因此而享有社会政治上的特权。后现代个人主义这种对自我的认识以及自由平等观念，全方位颠覆和改造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最近几十年在西方盛行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是现代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的畸变，它奉行文化相对主义，不再坚持现代文明对于善与恶、文明与野蛮、美与丑的区分，甚至在一些领域刻意颠倒现代伦理和审美标准，推崇甚至崇拜边缘的或异质的文化（异质性越高，越得到推崇），致力于推动无限制的文化多元，解构现代主流文化，形成对主流文化的逆向歧视和压制。近些年在美国时髦的“批判性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直接宣扬一种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即针对本土主体民族的少数或外来民族的种族主义。【39】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身份政治主导着当代西方政治，甚至形成新形式的文化专制，如令人闻之变色的“觉醒文化”（woke culture）和“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或“点名文化”（call-out culture）就带有美式“文化大革命”的特征。极左的“文化无套裤汉”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先锋和“文化造反派”，他们正在摧毁西方主流文化，也在瓦解现代西方文明。此外，现代民族主义也被全球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解构，走向后民族主义；现代女权主义日益激进，更新迭代，体现出后现代个人主义特征，以男人为敌，以摧毁家庭为使命；现代民主观念也在极左思潮的推动下朝后现代的民粹式民主演进，经济的和文化的弱势群体成为政治的主导力量。限于篇幅，这里不再一一论列。这样，后现代个人主义走向了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它使个人过分膨胀，不断突破现代文化的规范与禁忌，颠覆现代文明的个人与整体、权利与权力、自由与约束、解放与压抑关系的平衡，“白人—基督教”主体文化面临被解构的命运，家庭、社区、教会、民族、民族国家等作为现代文明载体的共同体被削弱和被瓦解，后现代个人主义成为西方文明内部生长起来的衰败性因素，自虐、自残和自杀的因素。后现代个人主义的价值革命也改变了政治研究的主题。虽然后现代政治研究的主题目前还并不是很清晰，但我们大体能够发现新趋势的轮廓。比如，它一方面热衷于解构传统的权力和共同体（如民族国家），同时却将权力做泛化的理解，突破传统权力概念的政治边界，将其泛化为社会生活、私人关系和精神活动中广泛存在的影响力和约束力，由此也带来泛政治化的政治研究。它将政治研究聚焦于身份政治与文化冲突，关注一系列后现代议题，包括社会的“分配正义”、个人基于自我表现价值观的各种诉求，如按身份平等分享权力的诉求、个人选择的自由、日常生活中的政治以及全球“正义”、生态与环境问题，等等。七、后现代个人主义的根源：现代个人主义的基因缺陷及其校正詹姆斯·伯恩汉姆（James Burnham，1905—1987）指出，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导致西方自身毁灭的工具，是西方自杀的意识形态。【40】这是指自由主义内含自我毁灭的基因。更进一步说，这种基因其实已经内含于基督教之中。自由主义源于基督教，而基督教孕育了现代文明。但是，现代文明既从基督教获得生命，也延续了其内在的基因缺陷。从基督教传统中孕育形成的个人主义“在培育——譬如对人类尊严日益增加的尊重和人权——这样一些事物时，撒播下了它自身毁灭的种子”。【41】这使西方现代文明带有自我毁灭倾向。基督教在演进的过程中，通过与希腊哲学的结合，实现了理性与信仰的平衡，进而实现了宗教与世俗的平衡、此岸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平衡、教权与王权的平衡（在上帝与恺撒之间），拒绝两个极端。其根源在于基督的神性与人性形成恰当的比例关系，这使基督教比起其他传统宗教有更多的人性关怀，更珍重人的个体生命，更强调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不过，这种平衡本身即意味着内在的张力。这种张力包含在基督教教义中，有时表现为《旧约》与《新约》的对立，有时表现为不同教派和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对立，具体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个体与整体、良心与律法之间的张力。基督教的世俗伦理重视家庭、教会以及其他个人之间自然关系网络的价值，但其宗教伦理则强调个体独自面对上帝，对自己的超验命运负责，强调个体间的疏离以及个体和共同体的疏离与对立。在《旧约》中，强调的是家庭、族群、律法、权威，以禁止性规范来保护的传统与秩序、特殊主义（犹太人与非犹太人、选民与弃民的区分）；但在《新约》中，则突出个人、良心、平等、个人的自由解放（外在约束的相对化）、普世主义（打破身份界限）等的价值。这就是《旧约》的集体主义与基督教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张力。这从耶和华在西奈山传授的十诫与耶稣的登山宝训的差异中可窥一斑。《旧约》对共同体宗教戒律的维护与《新约》对个人良心至上性的强调之间也形成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在犹太律法传统与新约福音传统之间的冲突中表现出来。比如，犹太律法要求尊重私有财产，福音却要求与穷人分享财产，使徒时代的基督徒就践行过这种教义，结成财产共享的团契；《旧约》要求对穷人有慈善行为，但《新约》变成对富人和财富的诅咒；【42】《旧约》对全体犹太人的宗教与世俗生活进行底线式的行为规范，而《新约》则对追随基督的信徒不仅在行为上，还在内在心性上，提出圣徒般的道德要求。其二，自我牺牲与奉行公义之间的张力。《旧约》突出善恶之间的对立，要求惩恶扬善的公义、以恶报恶的对等原则；《新约》则高扬自我牺牲式的救赎观念，【43】要求信徒奉行博爱、互惠的义务，如爱人如己、谦卑（有时表现为自虐、自残），甚至以善报恶的自我牺牲伦理。基督教形成的负罪文化是独一无二的，沉重的负罪感产生紧迫的赎罪需要，这使个人在其生活的私域树立起很高的道德标准，奉行自我牺牲的伦理，但在公共领域则奉行维护公义、惩恶扬善的规则。不过，随着社会的日益文明化和人道化，信徒在现实生活中很容易混淆这两者，将《新约》中提出的圣徒般的道德标准运用于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将个人生活中自我牺牲的伦理发展为在公共领域的自虐、自残与自杀的伦理。如今被中文舆论界称为“白左”的后现代进步主义，就是这种负罪与救赎文化的畸变，而且已经成为一种自虐、自残和自杀式的宗教。其三，信仰与理性、人生的此岸目标与彼岸目标之间的张力。基督教虽然奇迹般地实现了两者的平衡，但随着历史的发展，人在基督教哺育下成长，理性潜能的开发在希腊理性传统与希伯来启示（信仰）传统之间失去平衡。理性日益排挤信仰的空间，世俗领域日益扩张而使彼岸目标变得淡漠。社会的世俗化趋势难以逆转，基督教日益走向衰落，面临消亡的危机。其四，属灵权力与属世权力之间的张力。前现代社会的普遍特征是政教合一，唯有西方基督教演化出了政教二元化模式。不过，这并非现代式的政教分离，而是精神权力与世俗权力的分离（separation of spiritual and temporal power），由此形成一种平行存在且相互支持的关系。在此基础上，西方现代文明实现了“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the church from the state or separation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但这种模式也为后现代社会的彻底世俗化、世俗政治的宗教根基被抽空打开了大门。总之，由基督教孕育的现代文明实现了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创造了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但因其内在张力，同时存在着走向失衡的可能。倾斜的方向是个人中心、个人至上，从而使基督教伦理对解放了的个人的规训失去了效力，现代文明共同体被解构。基督教会本身也在时代大潮的裹挟下，被后现代主义渗透。从基督教演化出来的古典自由主义也内含上述张力，其自然法、自然权利和契约论中都包含着社会原子化的倾向，亦即隐含着向个体倾斜的基因。从根本上来说，个人一旦被释放出来，就有内在成长的必然趋势，个人与整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必然会被打破。今天，当现代文明走向成熟并开始衰老，这种基因就开始显化出来。当古典自由主义获得主导地位后，以柏克为代表的保守主义开始警惕古典自由主义内在的危险倾向。保守主义反对将人视为孤立的原子，强调人的社会性本质；反对将社会视为纯粹的人为组织，强调社会的有机性纽带和文明的精神基础；批评自由主义的理性论过高估计理性的作用，从抽象原则出发设计和改造社会，强调传统、经验、习俗和成见的价值；反对自然法（自然权利）理论和契约论将社会原子化，重视个人但同时重视社会共同体（包括家庭、社区、宗教、民族、国家等）的价值；珍重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但反对个体脱离整体，强调社会并不是契约论式的个人的集合，而是由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成员组成的有机体，个人的权利要求与社会的整体需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强调历史的连续性，维护权威与合理的等级秩序，特别是社会的基督教根基；支持渐进改良，反对激进革命，推崇审慎的美德，拒绝乌托邦的妄想，也努力制约和校正自由主义的内在失衡。所以，保守主义最初是对自由主义的纠偏，既校正其内含的基因缺陷，也警惕与抵制其内在的向后现代个人主义的发展趋势。当西方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时，保守主义就成为现代个人主义的捍卫者、现代文明的守护者，理所当然地，也成为后现代个人主义的天然对手。这就是近些年西方保守主义复兴的缘由。就其所处的时代和所面临的主题和对手而言，当代西方复兴的保守主义的主流也是后现代保守主义。【44】与其说，它不是以后现代主义观念为基础的保守主义，毋宁说，它所处的“情境”属于由现代文明向后现代文明转型时期，其保守倾向抵制的是后现代进步主义者所推动的后现代进程，而其主要对手则是各种后现代进步主义思潮。这些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基本精神是后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而保守主义所维护的是现代个人主义价值观。在当代西方，它成为捍卫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抵制走向后现代文明，从而也就是抑制西方文明蜕化衰败趋向的主要力量。注释【22】当代英国史学家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1941—）将英格兰的个人主义传统或个体化进程追溯到13世纪，认为“至少从13世纪开始，英格兰的大多数平民百姓就已经是无拘无束的个人主义者了”。当然，这种个人主义还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个人主义。麦克法兰在解释它的含义时说，与“团体和国家相比较，个人享有更大的权利和特权”。［英］艾伦·麦克法兰：《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管可秾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1、214页。【23】这里加上“政治”的修饰词，指作为权力建构的国家，类似于黑格尔的“政治国家”或“作为制度的国家”的概念。而现代民族国家的血缘的和文化的纽带或基础，是契约论者作为当然的前提而设定的。　【24】［法］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315页。　【25】［英］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20页。　【26】福柯：《福柯读本》，汪民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8页。【27】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中的个人也追求个人的归属感，但后现代社会的个人归属感指向的不再是核心家庭、教会、民族和民族国家等现代共同体，而是在身份政治下凸显的身份共同体。英格尔哈特没有强调这一点。　【28】不过，后现代主义左派对“宽容”和“解放”的理解是有特定取向的，即只宽容向左的方向的解放，对与他们方向不一致的言论和行为，则表现出极端的不宽容，甚至以一种好斗的精神施加强迫。后现代主义的左派与传统的左派一样，因其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具有天然的偏执、不宽容、好斗和威权主义特征。英格尔哈特高度评价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很少关注它消极的一面。　【29】Ronald Inglehart, Cultural Evolution: People’s Motivations Are Changing, and Reshaping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pp.49-55. 其中，自我表现与生存相对，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相对，而“自主性”（autonomy）与“嵌入性”（embeddedness）相对。【30】城邦时代，主流价值观的主要承担者是父家长、贵族和公民；基督教时代，是基督徒；到现代，是新教徒和中产阶级；而在后现代，主要是社会精英、各种弱势和边缘文化群体以及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人。　【31】“我们(美国人)正生活在一个全面文化战争的时代。”见Justin Charity, “We Are Living in the Age of Total Culture War,”The Ringer, May 1, 2019, https://www. theringer. com/2019/05/01/politics/culture-war-donald-trump-2020-election-joe-biden-bernie-sanders-social-justice-warriors.【32】［美］菲利普·S.戈尔斯基：《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李钧鹏、李腾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页。　【33】［美］菲利普·S.戈尔斯基：《规训革命：加尔文主义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的兴起》，李钧鹏、李腾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三章。　【3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第5版，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　【35】Ronald Inglehart and Christian Welzel, Modernization, Cultural Change, and Democracy: The Human Development Sequ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Introduction.　【36】依据这个原则，同性恋婚姻的合法性可以得到证明，但这个原则也可以用来“为多重性伴侣”以及其他多种婚姻模式包括传统伊斯兰教的一夫多妻制作论证。如马克·斯坦因所指出的：“为同性恋婚姻辩护的一套理由正好为一夫多妻制倡导者所用。致使西方国家一些地方或一些政府机构中，一夫多妻事实上合法化了。”［加拿大］马克·斯坦因：《美国独行：西方世界的末日》，姚遥译，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118页。　【37】落实到实践中，这其实是逆向歧视。比如美国前总统拜登曾炫耀，他的内阁构成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多元成分，但其中信仰新教的欧洲裔白种男人所占的比例明显低于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38】比如美国盛行的DEI ［即多元（Diversity）、均平（Equity）和包容（Indusion）］原则即是如此。根据这个原则，从政府、军队、学校到企业，都刻意提拔大量资质不合格的少数民族、宗教和性取向人士进入各种领导岗位。　【39】这种新形式的种族主义虽然打着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大旗，但强化了种族叙事。它片面夸大种族压迫的历史，并以当代的文明标准去谴责历史上的种族主义罪行。它将白人确定为天生的种族主义者，并要求他们为历史上的种族压迫赎罪，同时煽动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并肯定其“翻身解放”“取而代之”式的特权要求。【40】George H. Nash, “American Conservatism and the Problem of Populism”, in Roger Kimball ed., Vox Populi:The Perils and Promises of Populism, New York:Encounter Books, 2017, p.5.　【41】［捷克］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第14页。　【42】比如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圣经·马太福音》，第19章，第23、24节。　【43】当代著名保守派作家丹尼斯·普拉格（Dennis Prager，1948—）曾指出：左派的行为动机往往是满足道德感而非实际功效。在西方人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乖戾的自以为义的自杀性哲学”（perverse self-righteous suicidal philosophy）。“我们是如此的高尚。有点儿讽刺的是，事实的确如此，因为它看起来似乎是在效仿基督。‘为了信仰，让我们钉上十字架吧。’它确实是西方文化中的一种要素。它就像一种自我惩罚式的苦修行为，为了高尚的使命而受苦是一种高贵行为——换言之，如果你的追求很崇高，为此而受苦就是崇高的。”https://benweingarten.com/2018/08/dennis-prager-suicidal-west-disaster-of-jewish-leftism-western-values-immigration-social-media-censorship-prageru.　【44】Matthew McManus, The Rise of Post-Modern Conservatism: Neoliberalism, Post-Modern Culture, and Reactionary Politics, Palgrave Macmillan, 2020. Matthew McManus, “Understanding Postmodern Conservatism: A Reply to Aaron Hanlon,”Quillette, September 4, 2018.“保守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保守主义”概念源于彼得·劳勒， Peter Augustine Lawler, “Conservative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Conservatism,” Intercollegiate Studies Institute, October 8,2014， https://isi.org/intercollegiate-review/conservative-postmodernism-postmodern-conservatism/.不过，上述两位作者将当代西方保守主义视为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本文对这个概念的理解与他们不同，认为后现代保守主义不是基于后现代精神的保守主义，而是维护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也即现代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保守主义，因此其属于现代主义的范畴。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