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学良访谈上 | 从红卫兵到哈佛大学再到香港文革课程传奇

“我自始至终参与了文革，不是被动地卷进去，而是主动和积极地参与。作为一名红卫兵干将，我亲历了文革的每一个主要阶段，包括大规模武斗的腥风血雨。”很少人会这么坦荡承认自己的文革经历，但是在2026年4月出版的回忆录《从大饥荒到文化大革命：一个红卫兵告白》中，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著名政治社会学家丁学良如此说到。在这本新出版的回忆录中，出身皖南农村的丁学良谈及了童年时期的自己从大饥荒的“死人堆”里幸存下来的故事，更是谈及了自己作为一位狂热红卫兵的荒诞青春。1966年文革爆发时，年仅十三岁的丁学良正就读于安徽宣城中学。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凭借出众的文笔和惊人的组织力，他带头成立了当地思想最激进的红卫兵组织。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大字报、油印传单，甚至亲自担任地方红卫兵战报的主编，用极具煽动性的字眼点燃了一场越演越烈的政治风暴。随着运动的升级，这位年轻的造反派头目卷入了席卷全国的“大串联”。他曾一路北上，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泽东的接见，这种宗教般的狂热将他的激进推向了顶峰。然而，在随后安徽乃至华东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派系武斗中，丁学良从一个“动口不动手”的文攻干将，变成了真枪实弹、血雨腥风的亲历者。他目睹了昔日的同学和战友在土制大炮和机枪的对射中倒下……这段近乎疯狂的红卫兵岁月，也把他的狂热转为了一生的思考。在文革结束后，丁学良考取复旦大学社会学硕士，毕业之后中在国社会科学院工作。在此期间，他认识了哈佛大学的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教授。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引荐和帮助下，他前往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师从20世纪最卓越的思想家、社会学大师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88年春，在哈佛校方的建议下，麦克法夸尔教授在本科生的核心课程“外国文化”的大栏目下，新开设一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谁知这门注册号码为“外国文化48”的课程，申请的学生达到八百多人，最后不得不将人数控制在700人，助教就有22位，而当时正在读博士的丁学良便是这其中22位助教之一。2012年11月31日至12月1日在哈佛大学举行的德里克·麦克法夸尔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荣休会上，特别前往哈佛参加会议的丁学良回忆道，那时候还没有现成的课本，麦克法夸尔就组织助教们认真挑选中文资料翻译成英文，复印装订成册作为教材。“我印象鲜明的是当时在讨论如何翻译文革时期的特有术语遭遇的困难，常常为一个译法之取舍争论老半天。比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走资派’，最后选定的是具硬译风格的capitalist roaders（字面上是’资本主义的走路人’）。有的美国学生在测验时望文生义，把它解释成：‘非常富有的人开着豪华车在高速公路上奔驰’。按此标准，香港的‘走资派’实在太多了！”也是在麦克法夸尔教授的课上，文化大革命不仅成为丁学良教授的研究对象，更是从此成为他教学的重点内容：讲授文化大革命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在世界多地游学任教后，他将这门课带到了香港科技大学，并在那里创造了一个长达近三十年的课程传奇，亦如他的老师麦克法夸尔教授类似。他在香港科技大学开设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课程，也成为一代代学子的集体记忆。对于丁学良而言，在科大讲文革绝非照本宣科的“历史课”，而是一场极具现实关怀的社会学解剖。在课堂上，他常常结合自己当年作为红卫兵干将的切身体会，将微观的亲身记忆转化为严谨的社会学分析。“不把文革最完整的史料保存，造成的祸害比文革的祸害更大。” 丁学良还常常这样警示台下的学生。如今，丁学良教授已从香港科技大学荣休。从皖南文革红卫兵、到哈佛文革课堂的博士生、再到香港三十年文革的教授，文革已经成为了其一生中最深刻的政治经验与思考，对他来说研究文革有着一种魔力。也因此，波士顿书评特邀记者卢吾川特别电话采访了丁学良教授，谈谈六十年后，他对文革、文革后的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模式发展等问题的反思。访谈分为上下两篇刊发。此为上篇《文革是毛泽东绝无仅有的发明创造》。问：今年是文革六十周年。为什么六十年后的今天，你才出这本回忆录？答：比较严谨地说，今年其实是文革发动六十周年，结束五十周年。我的这个回忆录，其实不是我原来最想写的。我其实最想写的是关于文革的学术研究。我自从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助教，在哈佛教了本科生几年之后，去了香港科技大学。我尝试把哈佛大学本科生院的课程进行改造，移植到香港。我1993年在香港的时候，香港已经是全世界出版文革相关研究和书籍的中心，当然水准良莠不齐，有世界顶级水平的研究，也有街头巷尾的谣传合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当时法国的巴黎高等研究院有研究者专门到香港，收集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并出版了中文版。我在哈佛做助教的时候，非常想收集这一套书。我1993年到香港，再到我2018年退休，香港是文革研究的绝对中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我就想把自己关于文革的研究和思考写成一本教科书，其中既有反思和评论，也有史料。但是我在香港拿到的大学基金会项目，没有一个是和文革有关的。反而因为香港是金融城市，大多是和政治经济学相关的。这就一直拖到我2018年退休之后，我不再需要资助，就写我最想写的东西，这就是这本书的雏形。我2018年回到中国之后，其中遇到的人，95%以上对于文革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已经很少遇到了。于是我想，我的人生过早地卷入了文革，个人经历非常罕见，于是我为什么不写一个关于文革的回忆录？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更想做一种关于个人记忆的抢救。问：您亲历过大饥荒、文革中的武斗、上山下乡和改革开放。以及今天中国的重新极权化。像您一样有着相似人生轨迹的人文社科学者并不在少数。曾经的文革是高层反思、批判并防止卷土重来的对象，但是今天官方对文革的态度颇为暧昧，包括教科书中相关篇幅的减少，以及“不能用前后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的定调，您作为亲历者对于文革的认识，发生过哪些变化？答：按照中共官方自己的定义，文革持续了十一年而不是十年。文革后，按照当时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的说法，正式宣布文革结束是1977年，因此文革的准确时段应该是1966年到1977年。这十一年我对文革的认识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66年6月份到1967年年底，这个阶段在文革研究界被称作“运动阶段”。到了1968年之后，红卫兵运动开始变得边缘化，到了1968年底，红卫兵运动就结束了。因为到了1968年7月，毛泽东就打算让无所事事的学生去农村，以免最后成为动乱的祸源。因为对于毛而言，他对红卫兵的利用已经达到了既定的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派和官僚系统。所以，文革就进入第二个阶段，从1968年7月底，我们这些红卫兵就有被抛弃的感觉，被赶到农村去。从1968年到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持续了十年。据统计当时下放的知青有1700万到1800万之间。很幸运的是，我是最早下放的一批。我当时还不到十八周岁，家境不好，于是县革命委员会为了“提拔新鲜血液”，我在农村呆了不到两年，就被作为新生的培养对象，从1970年开始就回城了，便进入了我的文革岁月第三个阶段。因为当时我发现被打倒的干部们，又卷土重来了。那时，我后现他们对红卫兵充满了仇恨。所以，我当时的三个阶段分别是，和红卫兵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最后和干部在一起。你如果读过杨继绳的《墓碑》，他最后发现主导大饥荒的干部们“又回来了”，我当时的感触和他一样。后来，我去工厂中做学徒，去做工农兵学员，再到毛泽东去世，这是我的第四阶段。在第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做红卫兵，当时我觉得我是最幸运与最幸福的一代，因为我们参与了一场决定全人类命运的革命。到了1968年之后，我们作为被清洗的对象，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没那么“幸运”，到了农村之后才意识到自己的被愚弄。在这种基础上的反思非常痛苦，而我回城之后，发现那些被打倒之后又被重新启用的干部对我们充满了仇恨。我当时认为，中国日常行政的运作还是需要这些“走资派”的，红卫兵当时只掌握了行政资源，但是没有行政能力。于是，这些干部就开始对当时的红卫兵展开了残酷的报复。我比较幸运的是，文革中我没有迫害过这些干部，也没有抄过他们的家，于是我逃过一劫。对我而言，每个阶段的任何和反思是不一样的。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文革的理解也逐渐加深。2018年7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结束了关于文革的课程，到那个时间点，我对文革的认识一直是，它在近现代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我在历史上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社会经历过像文革一样长达十一年漫长的的运动。文革虽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动力可能不同，但是文革的本质没有变化。第二个感想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共产党通过革命所建立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发动过类似文革的社会运动。在这些国家都可以找到暴力、革命、秘密警察等与文革类似的要素，但是文革是毛泽东绝无仅有的发明创造。这两点界定了文革的独特性，这也是我作为亲历者和研究者，这也是为什么对我这个亲历者和研究者而言，文革研究具有一种绝无仅有的魔力。问：1990年代以来，以李泽厚的“告别革命”作为代表，知识界把文革视作主导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思潮的代表，并且把革命文化视作二十世纪一系列灾难的起源，甚至把这种思潮的源头溯及到法国大革命和欧洲的唯理主义传统。您认可这种说法吗？或者说，在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否存在着革命与改良之间的竞争？答：我和这些思想史学者都有很好的私交，我也曾到北京专门拜访李泽厚先生。但是严格地讲起来，他们的专业都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人文学科。他们的思维方式都是从抽象到抽象，从辩证到辩证。我到美国之前和他们受过的训练是一样的，在美国才开始接受社会科学的训练。他们都缺乏经验性质的研究。所以说他们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并没有一针见血地触及历史的本质。比如说告别革命，但是革命有很多的形式和分类。你可以告别文革式的革命，但是不能说告别一切形式的革命。从社会科学的角度出发，革命的含义是非常广泛的，比如今天的科技革命和Ai革命也是一种革命。因此，这些都是人文学者浪漫化的说法，经不起严格的概念的界定。他们告别革命的目的是，告别文革式的狂热和暴力，这一点我是同意的。但他们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除了文革之外，在中国是否还有土壤存在其他革命的可能？此外，如果说中国近代的激进主义，表现形式是文革。那么中国社会是否存在文革之外的激进主义呢？今天中国表现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是不是激进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吗？因此我觉得他们的定义是很模糊的，尽管我们都是同道中人，但是我反对用这种概念不清晰的方式去定义文革和革命。在1980年中期，中央就有干部认为革命和改革是一种竞争的状态，因为八十年代对改革开放的摸索无非是走两步退三步。于是当时就有人提出一种更激进的说法，就是中国需要一场“民主革命”。因为改革的主导权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上层。少数开明的领导人并不能完全反映人民的心声，而且面临着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阶层的掣肘。当时邓小平和老干部说过，文革前许多不好的现象又在卷土重来，但是不能用文革的方法解决。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不用文革的方式对待官僚集团的腐败和社会不公，那么还有什么别的办法？于是到了1984年，就出现了类呼吁类似“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的说法，其实就是要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模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进行直接对比。当时就有极少数人提出来，全世界最成功的社会主义是北欧的社会主义。于是共产党就派出干部考察了北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西欧其他的左派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国家。于是，党内就有提出要建设“民主社会主义”模式，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人民大学的谢韬老先生。他们认为美国的贫富差距过大，选举铺张浪费，个人主义盛行，比较适合体制转型和中国人观念的还是北欧的社会主义模式。这对80年代的我们这些既对毛氏社会主义感到不满，但是对社会主义还怀有理想的年轻人是很有吸引力的。1980年到1989年之后，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是体制内很多人的共识，他们基本上认为这是中国走出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最好的出路。要把“民主”放在社会主义之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们反对革命把中国变成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国家。不过，他们这种“中左”的思潮也是当时党内顽固派很难接受的，因为民主的前提是普选制，这是邓小平主张的四项基本原则所不能允许的。没有民主，哪里有社会主义？中国现在遇到的很多社会问题，比如年轻人的996超额工作还有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问题，看似是贫富差距和社会福利问题，本质还是缺乏政治权利导致的。毛泽东经常说共产党政权来自于工人和农民，但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要给农民和工人选举权。他的这种说法只是意识形态的语言而已，而不是制度的安排。问：在很多人眼中，文革固然是一场灾难，但是建国至文革之间的“前十七年”反而是值得怀念的。但是同样也有人认为，文革中的暴力因素以及对于群众运动的膜拜，其实在文革前的历次“运动”中可见失控的苗头。您认为这两个时代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答：这两个时代的连续性和差别都是同样重要的，既不是完全的继承也不是完全的断裂。我在回城之后，就发现文革中被打倒的官僚体制马上卷土重来。毛泽东认为官僚体制和工人与农民是对立的，这其实是文革最重要的来源。因为共产国家的政治领袖，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官僚体制演变成寄生于工人与农民的特权阶层。这是毛泽东的一个发明。在其他的共产主义国家，有一些异见分子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南斯拉夫的三号领导人吉拉斯写的《新阶级》，他曾担任过南共联盟中央执委、中央书记、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毛泽东把《新阶级》中的观点，变成了实际，要彻底改造党政官僚体系。这其实是把文革和前十七年分开的最主要的特征。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点是创造性的，史无前例的。第一，毛泽东从来就讨厌官僚体制，无论是科举制度的官僚体制还是国民党的制度。第二，毛泽东是一个激进的革命分子，他要建立一个彻底平等的农民社会主义。比如毛泽东建立的五七干校，他认为官僚和知识分子每年都要去农村里做农活，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毛泽东对经济发展的理解就是农业，而没有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概念。在这个社会模式之下，经过考核和绩效诞生出来的官僚体制和文官制度，在毛泽东看来和科举制度是一样的，都是旧制度的复辟。第三，中共在毛泽东领导下经历的大饥荒，毛泽东被迫把权力让给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等人，加上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威胁。这对毛泽东来说，他必须要从二线重回一线，把权力重新夺回来。因此，毛泽东对官僚集团的仇视，很重要一点是自己权力的丧失。把这些因素综合而言，文革不仅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它还是毛泽东的社会理想的实现方式。如果单纯是权力斗争，毛泽东不可能把群众运动推广到全国。文革很重要一点是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毛泽东想在全世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树立马恩和列宁之后第三个里程碑。他不满足于步前人的覆辙，他要做前所未有的社会实验，他想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成就。而且不能否认的是，新中国建立的官僚体系，出现了腐败蜕化以及和工人农民利益的对立。这就让以革命家自居的毛泽东，不由得想起了赫鲁晓夫问题，担心自己引领的革命的“变质”。而这个问题，困扰了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二十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些红卫兵都很费解，毛主席说的“身边的赫鲁晓夫”究竟是谁？后来才意识到原来是刘少奇。问：文革的影响堪比一场全球性的文化巡礼。同时代的日本的”全共斗“、欧美的反战运动，使得西方世界的左派知识分子和青年人把毛和毛所发动的运动，视作一种对于资本主义和建制的反叛。甚至到今天，我们依旧可以在某些左派知识分子的论著中看到对毛的个人魅力和毛体制的顶礼膜拜。您认为这种心态的出发点是什么？为什么毛在今天，依旧是具有魅力和感召力的符号?答：其实提到今天对毛泽东的怀念，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西方左派并不了解毛时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他们只是在遥远地观望。因为距离的原因，看到的文革和中国人实际的经历是截然不同的。第二，西方国家的左派，他们的社会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既有的政治系统中长期难以解决，他们已经对解决这些问题丧失了信心。因此，只能寄希望于遥远的东方，“借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认为用毛泽东的方式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我1984年到美国后，和我接触的大部分都是西方的左派。当他们有机会到中国做田野调查后，知道了文革中实际发生的惨剧，对文革有了彻底的认识。他们才意识到文革中所谓“理想主义”的做法，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实现。他们可以忍受文革中不受限制的暴力吗？而且，文革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怎么去解决西方国家的问题？中国的新左派除了个别几个人，还抱有一点左派的理想主义，其实大部分都是政治上的投机和机会主义而已。所谓机会主义，就是在中国当下的意识形态和舆论环境下，鼓吹文革的理想主义会被一部分人接受，还没有政治上的风险，挂着毛泽东的牌子对很多人来说是安全的。我认为学术辩论需要建立在真诚的相信的基础上，如果本身就是投机那么没有争辩的必要。我在香港科技大学纪念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的学术会议上，曾经这样回应过一位新左派学者：从1917年苏联建立以来，社会主义已经经历了三代人的尝试，最后无一例外都证明了自己的失败。那么，为什么还要之后的三代人接受这场注定失败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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