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ni Wang | 民主与经济“分离”：古希腊对当下的启示

编者按：原文为英文，根据作者于2026年6月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 Degrowth: Bridging Green and Just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会议上发表的报告整理而成。此为中文翻译版。许多批评者认为，现代经济学将正义、平等与社会凝聚力等议题隐藏在规模、优化与均衡的技术语言之中，从而阻碍迫切需要的社会与政治变革。此操作的前提在于，经济在形式上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价值中立的、由专家主导的领域。因此，本文转向古代雅典——西方最早的民主（尽管存在严重缺陷）——并通过对财政、就业与财富积累等方面, 剖析一个经济服务于民主的实例。在雅典，财政决策被视为更广泛的关于集体繁荣的讨论的一部分，而不是竞争性个人利益的传导渠道。其结果是经济物质层面与平等互助、集体福祉与公共荣誉等民主目标高度统一，从而形成了一种政经不分的模式。通过与古希腊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现代经济的特殊管辖权不仅与许多本土与非西方传统相抗衡，也严重偏离了西方自身的民主发展史，是拥护者们必须面对的历史异常。在马丁·路德于德国教堂门上张贴《九十五条论纲》500周年之际，英国上演了一场精心策划的复制活动。这一次，一群学生和教授将一份长长的控诉张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入口处，呼吁对经济学学科进行彻底改革。其举的征意义不言而喻。到场者认为，主流经济理论是推动社会不平等和导致生态危机紧的幕后导因。然而这一领域却至今享有特殊权威，因为它自称拥有遵循客观的规则和标准的先验假设。但事实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在现实中连基本预测能力都不具备，这点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被彻底暴露。当时，众多受过高度训练的经济学家全部沦陷，无一预见到这场灾难的来临。虽然他们将原因归咎于数学模型的纰漏，但结果却是数百万人面临破厂，而玩忽职守的银行却被大规模救助——这些后果无论在政治上还是道德上都非常严重。然而，这种将经济与社会及政治隔离开来的做法，实际上严重偏离了西方自身的民主传统。当现代经济体系与古希腊的政治理念及实践放在一起时，这种裂痕就会变得尤为明显。在雅典，财富、权力和地位不被视为一种私己成就，而是作为在共同体内部授予的公共荣誉，由此构成了一种“非分离”（non-separation）的模式。尽管古希腊的经济活动十分先进，包含了贸易、制造业、铸币、合同和私营企业等，但绝大部分都被融入到了政治生活之中，而不是在一个独立且自治的领域中展开。这种经济与政治的融合在下文中将被简称为“非分离模式”，与现代经济的“分离模式”区分。不过有必要先作说明。在大多数希腊城邦中，公民身份被严格限制在成年男性公民以内，而女性、被奴役者和外邦人（metics）则被排除之外，被剥夺了在今天视为理所当然的基本权利与尊严。然而，现代民主同样不乏令人极度失望之处。例如，在美国，女性直到1920年才获得选举权，而种族隔离政策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一些学者还认为，当今的美式民主正受到严重的寡头政治影响。因此，这两个民主时代都没有道德上优越性；双方都必须在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接受批判。虽然有这些局限性，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个根本上的不同：希腊体系将经济事务沉浸在城邦（polis）的政治框架之内，在这个框架中，人类的繁荣首先是通过公共生活和公民参与产生的。相比之下，现代经济思想则设定了自我为主、相互切断的个体，他们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效用和好处。于是非分离与分离这两种世界观深刻地体现在公共财政、工作与职业以及财富积累等领域，并在社会和政治层面产生截然不同的后果。一、 公共财政：民主荣耀与企业冠名古代雅典的很大一部分财政开支用于建造公共建筑。至今仍矗立在卫城之上的帕特农神庙便是“非分离”模式下的典型例证。与其他公共建筑计划一样，帕特农神庙最初的构想诞生于公民大会（ekklēsia），一个由雅典公民直接参与的核心政治机构。帕特农神庙不仅是一座宏伟的建筑杰作，更承载着公民自豪感、集体认同与公共荣耀的共同愿景。正如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言，这座纪念碑将使“后世的人们也会像我们今日赞叹先人一样，对我们惊叹不已”。普鲁塔克（Plutarch）记录的一则轶事进一步说明了帕特农神庙的公共性。据记载,当时雅典的核心政治家伯里克利因建筑计划过于奢侈而面临批评,于是他回应到，如果民众不愿意，他可以自己出资资助这个项目——但届时神庙上只能刻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一提议立刻遭到了拒绝。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拨付这笔款项，他们宁愿让这份荣誉和声望属于全体公民而不是一个个人。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这种公共项目的目的并不是成本效益计算、投资回报率或对消费的刺激，而是对民主共同体的认可。虽然在某些时期，雅典很大一部分财政收入依赖帝国盟国的贡赋，但帕特农神庙本身所展现的非分离模式与现代公共财政的运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今，各国政府通常根据可衡量的或被夸大的物质利益将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比如机场、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和管道等。在分离逻辑之下，大学、机场、体育场馆和文化机构等重要公共空间常常为企业品牌和捐赠者挂名，以表彰其财务贡献。这种做法清晰地显示了整个社会对私人赞助的依赖。雅典人宁愿将荣誉归于属于整体公民的城邦，而现代社会则颂扬商业领域的成功个人。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建筑项目的执行细节具有高度的去中心化和公共问责制机制。通常情况下，监督工作并不会委托给一个官僚机构而是临时委员（epistatai），从而消除了对专业管理团队的依赖。此外，尽管这些工程规模庞大，但被拆分成了诸多独立步骤，由当地工匠和作坊根据成本、声誉和公民信任度来竞争或被指派。这些合同的条文会被公开刻在石碑上，使公民能够审查整个过程，并在必要时提起公开质疑。因为各个环节被直接分配给可识别的个人和群体，而不是通过层层的管理机构进行转包，所以存在高透明化的问责制度。相比之下，当代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往往由大型承包商包揽，并通过一个庞大的全球供应商和销售商网络来运行。这些安排的复杂性使得普通公民极难追踪进度或监督支出和效率。其结果是，重大公共工程的设计、融资和实施往往是不透明的，专业的官僚和管理者做出的决定往往脱离公众的视野。除了在公共工程上的大量花费，雅典人对节日、宗教庆典、戏剧演出和其他公民仪式的财投入也让当时的学者感到震惊。在某些时期，这些支出甚至可以与军事开支不相上下。唯一的解释是，这些活动并没有被视为在确保了经济繁荣和军事力量之后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相反，它们被视为公民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在非分离模式中，提供产生认同感、公共荣誉和政治参与的平台是最优先的财政用途之一。相比之下，现代自由主义经济体通常只将极少比例的公共资源用于艺术、公民节日和文化活动，因为这些支出很难被直接的经济效益证明价值。然而，这套系统的捍卫者可能会指出，现代国家的财政预算其实也很人性化，因为它们将大量资源用在了社会福利上，从而以一种更务实的方式将集体福祉放在首位。然而，纵观历史，众多被普遍推广的福利制度最初是为了缓解社会危机和政治冲突而出现的。例如，19世纪德国在奥托·冯·俾斯麦领导下引入的福利改革，以及美国在大萧条期间联邦计划的扩张，都是为了应对工业资本主义带来的大规模经济与社会动荡。此外，正如欧美外的国家所证明的，市场经济同样可以在没有广泛社会福利的情况下独立发展。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的社会支出要么是附带现象，要么是可有可无的，这恰恰强调了一个事实：公共资源在分离的系统中要么在为市场需求服务，要么是在经济动荡后平息社会不满。二、 工作与职业：追求民主美德 vs. 股东利益至上在雅典，民主政治的精神不仅主导了公共支出，也支配了劳动和就业——这一在现代经济中通常被视为个人而非政治的领域。在分离模式中，工作主要被理解为计算效用、行使个人自由的决定，并不被要求根植于社会和政治的考量之中。相比之下，雅典社会则公开根据职业对大众的显性影响来进行排名。雅典人并没有盲目崇拜“效用”（一种货币回报和个人满足感的函数），而是不断地询问：一个人的追求是否促进了民主美德，或是否增加了公共利益？在注重认可的民主世界中，公共服务虽然是义务的，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一位追求荣誉与声望的公民会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投入公共事务，例如参加公民大会、在陪审团任职、担任官职、参与地方行政以及保卫城市抵抗外敌。这些活动多为自费，但因误工而损失收入的较贫穷公民会获得适度的补偿。对公共服务的推崇反映了一种信念：有助于共同体福祉的活动，才是个体最值得消耗能力和时间的。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或者至少是古人对他的记录）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子。根据传记传统，他的墓志铭上没有任何一部他多次获奖，享誉古希腊的悲剧作品，而仅仅提到他参加过马拉松战役——在那场战役中，希腊公民兵组成的联合阵线击败了由波斯国王率领的庞大帝国军队。无论这反映的是历史上的埃斯库罗斯，还是古人对其人格的理解，其传递的信息是清晰的：公共服务，而非个人成就，是衡量一生功业的决定性标准。只有在优先履行公名义务之后，雅典公民才会转向谋生，其中土地占有占据了特别优越的地位。一个自给自足的自耕农那被理想化的生活，与谦逊、坚韧和奉献等品质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美德加强了民主公民权（尽管在现实中，许多精英是雇佣奴隶而非亲自躬耕）。相比之下，当今一些在商业、金融和创业领域最体面、薪酬最高的职业，在当时则会遭到审视。在城邦文化的角度来看，商业追求鼓励追逐变幻莫测的利益和快钱交易，这类心态不适合用来捍卫伦理原则和道德操守。然而，在股东资本主义（一种极端的“分离”形式）下，长期的社会考量让位于短期的牟利。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建筑师之一米尔顿·弗里德曼曾声称，社会责任危害了美国企业，因为企业应该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增加利润”（《纽约时报杂志》，1970年9月13日）。在这一模式中，削减培训和工资、与集权政权做交易、游说税收漏洞、将工作岗位转移海外等行为，都被视为增加股东价值的方式。时至今日，同样的“分离主义”心态推动着私募股权公司的策略：它们为了利润而掏空关键行业的服务提供者，仿佛整个社会的衰落不会对他们自身产生任何后果。这些破坏社区的商业实践，在非分离模式下是无法容忍的，但在纯粹的经济逻辑中却被辩护为理性的、高效的。甚至一些极其看重技能和教育而被受尊敬的自由职业如医学、科学、法律和银行学在雅典也会被认为不足以支撑民主公民身份。无论多么杰出，这些专业人士往往缺乏足够的自主权和控制力。一位科学家可能在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却发现自己的成果被某家公司或政府以自己从未预料的方式加以利用。一位律师可能起草完美无缺的合同，却不得不按照客户的指示去利用税收漏洞，而无视自己的判断。因此，对雅典人而言，单纯的技术专长是不够的——尤其是当它以雇佣劳动或受雇工作的形式出现时。这些工作形式被视为近似于奴役，无论报酬多么丰厚、多么适合个人，因为它们使公民处于依赖更强大者的指令的地位。免于支配的自由和广泛的社会责任是核心，这既包括积极的经济自主，也包括政治参与。一个由高度专业化的专家组成的社会，如果他们只在自己狭窄的领域内、仅按照被支付的报酬行事，将无法就其专业知识所服务的目标形成社会讨论。尽管雅典人对职业技能的重视程度低于政治美德，但其个人的成就却同样引人注目。希腊人在文学、哲学和科学领域取得的非凡成就表明，公民生活的重要性并没有阻碍个体的卓越，反而非常有利于智识与创造性的追求。背后的原因在于雅典不仅提供了非凡的公共空间和平台，还培养了一个习惯探讨复杂社会问题的公民群体，一个没有被繁重劳役所束缚或沉溺于兴趣爱好的群体。三、 财富积累：私人慈善 vs. 公民捐献制在个人财富与消费方面，对比同样鲜明。在美国、英国等国家，财富被设定为成功创业和辛勤工作的证明——一种当之无愧，不受外界置喙的补偿。从这个视角来看，税收往往被视为一种“必要的恶”：它将资金从社会中最具生产力的成员手中转移出去，用来填补缺失的社会职能。而慈善则成为对那些在经济竞争中的失败群体所施予的慷慨行为。慈善基金绕过公共机制，通过基金会、私人智库和非营利组织，来完成捐赠者个人的优先事项，甚至有时还带有公关目的。然而，雅典对富人的期望则非常具体：拥有财富的人必须显著、持续且直接地支持和巩固公民机构和公共生活。这种义务在雅典政治文化中非常核心，以至于它拥有了自己的名字：公益捐献制（liturgy, leitourgia）。在无数的法庭辩论中，被告都会引用自己的公益捐献记录来作为自己品格的担保，以期获得公民陪审团的同情，因为雅典的法律体系允许诉讼当事人的公共声誉影响审判结果，使得公共服务成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社会资本。在这个经济转移体系中，受助者不是被动的受益人，富人也不是仁慈的恩主；相反，双方都是利益相关者，通过互惠交换来达成资源和声誉的流通。因此财富虽然仍是私人的，但其使用必须置于公民规范之下。因此，公益捐献制以一种非分离的方式模糊了私人财富与公共责任之间的界限。也许最令人震惊的是，这种公益捐献文化如此强大，以至于雅典城邦可以依赖它而非强制性税收来完成主要的物质无求。由于精英公民对城邦有着深层的归属感，公共慷慨既是一种公民义务，从更广的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对自己所依赖的共同体福祉的投资。结语正如我们所见，在公共财政、职业追求和财富积累方面，雅典民主制采用的一种非分离模式，这种模式不允许经济运作在民主监督之外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这并不是说雅典从未出现过商业野心、地位竞争或私人利益至上的时刻，也并未能始终如一地践行自己的民主理想，但这些矛盾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经济活动在大多数时候被构想为实现公民和政治目的的手段，而不是自立的目的。古代希腊与现代经济学之间的比较，其核心在于对人性截然不同的看法。人们主要是受物质激励驱动，还是会回应荣誉、正义和公民认可？他们天生倾向于相互竞争，还是倾向于合作与互助？他们应该主要致力于推进自己的职业发展和私人利益，还是作为政治平等者共同治理自己的共同体？这个争论的关键在于文明的价值，而不是所谓“科学与客观性”对“政治、偏见与非普遍性”的对立。令人深思的是，尽管现代“分离”的经济系统如此强调个人，但它并没有带来广泛的个人赋权。在工业革命两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数百万人仍被抛入对住房、教育、医疗和经济保障的残酷竞争中——虽然这些物资原本很容易通过民主配置而变得富足。在打工族之上是一个专业的中产阶级，他们或许享受着舒适的生活水平和有意义的职业，却必须眼看着民主制度遭到侵蚀，公共生活不断萎缩。即使是富人，也需要不断屈从于瞬息万变的市场趋势和政治风向，同时还要应对因触目惊心的不平等而引发的紧张和怨恨。因此，很难说分离模式实现了人类潜能的全面释放。相比之下，强调集体福祉的非分离模式反而有助于创造让个性得以绽放的条件——至少从古希腊留下的艺术和知识遗产来看。换句话说，公共奉献与个人卓越不应被视为相互对立的目标，而是相互促进的，正如同非分离模型中所预期的一样。今天，经济逻辑不仅占有大量的领地，而且还试图不断扩张，进入社会和政治领域。在好的情况下，欧洲社会民主国家依靠强大的公民社会来抵抗分离模式的入侵；在最坏的情况下，市场力量在许多美式国家里日益压倒并侵蚀民主本身。古希腊模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在这种可能性中，经济生活不被允许野蛮生长，而是被完全融入到个人繁荣与集体福祉之间的民主符号互动（semiosis）之中。在不将雅典浪漫化的前提下，我们仍然能够欣赏她关于“非分离”的核心洞见，这一洞见也与许多原住民和非西方文明传统有所呼应。由此看来，现代的“分离模式”是历史中一个巨大的反常现象，它在21世纪的存在理应受到严肃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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