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专访 | 陈泽泓：卅载沉潜写一本“存真求实”的入粤人物传记

近日，一部为“入粤者”立传的83万字厚重之作——《广东人物传·入粤卷》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是方志学家陈泽泓。已近耄耋之年的陈泽泓，当过印刷厂的工读学生、海南兵团知青，在学校站过讲台，在机关批过公文，在工厂摸过机器。大学中文专业函授毕业，年近花甲方入修志一行。“我只有一个本事，那就是‘业余学习’的能力。”陈泽泓自豪地说。从“半路出家”时立誓“只研究物，不研究人”，到三十载沉潜终成八十余万字人物长卷；从“存真求实”的修志笔法，到“当官要为民做主”的古今政绩观审视，陈泽泓道出了一部人物传背后的史心、史识与史德。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羊城晚报：《广东人物传·入粤卷》被誉为“首部广东入粤人物百科全书”，您怎么看待这一评价？陈泽泓：首先要说明，这一说法并非我提出，并不准确。我将《广东人物传·入粤卷》定位为“群体人物传”，以入粤为主题的群体人物传早有先例，我与李小松先生1994年合著的《历代入粤名人》便是早期著作，因此不能称新作为“首部”。若论开拓性，本书的准确定位，应该是“首部辞典式入粤人物传记”——讲究条目体体例，兼具真实性、学术性与权威性，以辞典体例撰写人物传，标准更严苛，也更能凸显本书的体裁特色与学术价值。羊城晚报：张荣芳教授在序言中评价《广东人物传·入粤卷》比《历代入粤名人》“更上一层楼”，提升是否主要体现在学术性方面？陈泽泓：旧作《历代入粤名人》共72篇、立传75人，约35万字；新版《广东人物传·入粤卷》增至188篇、立传189人，篇幅达80余万字，内容体量更为厚重。核心提升在于编写理念与学术规范。《历代入粤名人》文学色彩较浓厚，《广东人物传·入粤卷》侧重学术价值挖掘，史料搜集范围大幅拓展，以正史、地方志、碑铭、传主文集及日记为核心，兼采历代权威人物传集。从体例上，《历代入粤名人》无引文出处、参考文献与脚注，学术支撑不足；而《广东人物传·入粤卷》补齐注释、引文标注与参考资料，坚守“不作无本之论、不说无据之语”的原则，做到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羊城晚报：“入粤人物”如何界定？陈泽泓：“入粤人物”特指籍贯非广东的外来人士，即便长期在粤生活仍归入此类。如南越国赵佗坐镇岭南六十年、年逾百岁，但祖籍河北，依旧列为入粤人物。本书界定依照现行广东行政区划，历史上曾属广东如今划归广西、海南等地的人物，也纳入收录范围。羊城晚报：您在后记提到，将在《广东历代名人传略》及续编基础上整理粤籍人物传集？陈泽泓：三十年前我出版《广东历代名人传略》《广东历代名人传略续集》，两部合计六七十万字。《广东人物传·入粤卷》问世后，我计划依托前作编撰《广东人物传·广东卷》，专门收录粤籍本土名人，与“入粤卷”形成完整互补。古之循吏体现的价值坚守羊城晚报：您有没有统计过，这部书的撰写中使用了多少方志类的材料？陈泽泓：撰写过程中，我主要使用了广东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广东历代方志集成》，这套书收录了433种历代方志文献，涵盖省通志、府州志、县志三大类别。在查阅、选录时是有分层的：省志、府志、县志层级不同，收录人物的标准也有高低之分。能在省志中留名的人物，影响力层次更高；而在县志中被认为值得一记的人物，按照本书的容量，就不一定能全部收录。羊城晚报：本书为何大量收录地方官员？陈泽泓：书中大量收录地方官员，是因为他们体现了一种正确的政绩观。古今政绩观的标准固然不同，但应当存在通用的、正确的史观。古代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之说，正是传统吏治的价值坚守。旧时百姓为良吏敬献万民伞、离任时含泪相送，甚至集体上书请求留任，那些知府之所以能在地方留名，确实是民心所向。循吏中如宋璟这般治政有功却拒立碑颂德的官员，坚守为官本心，值得后世推崇。羊城晚报：挖掘方志中“名气不显”的循吏有何价值？陈泽泓：原因有二：一是人物互补，正史收录的岭南人物极少，而方志正好补充了大量正史无传的基层官吏和地方名士；二是事迹补充，正史往往只记核心履历，方志则详细记载了基层人物的政绩、教化贡献和民间事迹，这些都是正史中缺失的历史细节。“史从论出”与“论从史出”羊城晚报：从“入粤者”的视角可以看到岭南文化怎样的形成过程？陈泽泓：包容性与多元融合是岭南文化最鲜明的特质，这种融合主要来自三大块：一是本土的百越文化，这是岭南文化的底色；二是岭北各种地域文化的影响，不能简单归为中原文化，河南、山西中原文化之外，江南文化、楚文化对广东影响深远；三是海外文化，这是广东面向海洋的天然优势。这三块融合在一起，才形成了完整的岭南文化。从“入粤者”这一视角，才能真正看到岭南两千年文明交融的状态：朝代分布上，唐代后入粤人物数量持续攀升，清代达63人，越至晚清近代，入粤人物对岭南社会、文化的影响越深刻，并非在岭南文化成熟后便趋于弱化；籍贯来源上，宋以前入粤者多出自河南、河北，明清以江浙人士为主，地域来源广泛，带动岭北多元文化入粤交融；海外交流层面，本书收录 9 位外籍人物， 来自美国、印度、意大利、英国等多国，以宗教人士居多，他们在医疗、教育领域推动了岭南社会近代化进程。岭南文化的包容性、多元性，离不开历代入粤人士的贡献，他们是岭南文化形成与发展中功不可没的见证者与参与者。羊城晚报：您最初研究古建筑，后来为何转向入粤人物研究？陈泽泓：做这一研究，纯粹是“无心插柳”。早年函授毕业，空闲时间多了，我想做点研究，便给自己定了个规矩：“只研究物，不研究人；只研究死物，不研究活物。”当时我觉得研究人太复杂，研究物肯定容易些，于是便铆足劲在做古建筑。转折发生在1992年。当时李小松先生患病，邀请我续写《历代入粤名人》一书。我与李先生是忘年交，不好推辞。在他37篇约10万字书稿的基础上，我续成至72篇，共20万字。后来，执行主编岑桑先生来信，说：“历代入粤名人书稿，文笔和内容都较弱。”——这话说得很斯文，实际上就是不过关。他接着问：“不知您可否认真修改一次。”我只能勉力而为，通过修订、重写、新作，最终成稿82篇，为92人立传，总计35万字。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找书很不容易。为了查资料，我老往省地方志办公室跑。资料处处长经常见到我，便说：“你这么用心，要不要调到我们这来？”就这样，我被调去了省地方志办公室，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方志整理、编纂和研究工作。所以说，这事是“歪打正着”，但这些年受到了熏染，深觉治学之意义深远，自当尽心尽力。羊城晚报：在史学研究上，有“史从论出”和“论从史出”的说法，您怎么看？陈泽泓：“史从论出”还是“论从史出”，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很简单——没有史实，怎么能得出结论？按这个逻辑，应该是“论从史出”。但我这些年做地方志，慢慢有了新的体会。我想说的四个字是“实事求是”——“实事”是还原事情的真相，找出那个“实”；“求是”是在此基础上找出真理、规律、道理，也就是所谓的“史论”。从这个角度看，无疑是“论从史出”；但在传统正史中，也难免存在“史从论出”的问题。地方志必须“存真求实”——老老实实把事情真相写下来，任务就完成了，不需要进一步提炼出“是”。具体到《广东人物传·入粤卷》的编纂，我是用地方志的原则，做一本“存真求实”的书。文 | 记者 熊安娜图 | 记者 刘志勇视频 | 记者 刘志勇 林心怡 余梓涛统筹 |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