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客 | 「經濟改革」這個詞用得是否準確？

編者按：2024年2月，荷蘭學者馮客（Frank Dikötter）的最新著作《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由台灣「聯經出版」出版。在書中，馮客說，中國社會發展並非在黨的指揮下堅定地一路向前，而是充滿矛盾、錯覺和政治陰謀。 書中提到中國僥倖躲過的災難、影子銀行、反腐大清洗、國家財富的急劇增長和民眾日常生活的貧困，同時審視中國應對金融危機的舉措、因懷疑西方政治幹預從而對其日益滋生的 敵意，以及如何透過建構龐大的安全機制和全球最先進的監控系統，發展成徹頭徹尾的獨裁政權。 馮客直指，共產黨的目標從來不是加入民主世界，而是要與之對抗，最終擊敗它。這本書出版之時，書評刊發過相關文章，以及馮客在2024年台北書展時與台北的讀者的問答。為紀念文革六十週年，書評特別刊發這本書的前言。標題為編者所加，出版社授權刊發。《毛澤東之後的中國：一個強國崛起的真相》一九八五年夏，當《回到未來》（Back to the Future）正在電影院熱映時，我作為瑞士日內瓦大學的學生，開始前往中國學習中文。中國外交部把我分配到天津的南開大學。天津靠近北京，是個沿海的大城市，人口多達五百萬（如今這個城市的規模又擴大了兩倍）。我先飛往香港，從那裡入境，然後坐火車北上。這趟旅程花了一週時間，一路上認識了不少朋友。我到天津後，其中一個還給我寄過明信片。他忘了我的姓，所以只在收信人的欄位寫道：「中國天津，來自荷蘭的法蘭克收」。天津的郵局並不難找到我，因為當時全市只有八十名外國人，來自荷蘭的有八個，而叫法蘭克的只有我一個。像中國其他大城市一樣，二十世紀五○年代，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天津修築了許多寬闊的大馬路。這裡不塞車，因為這個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國家，私家車卻不足兩萬輛。供機動車行駛的車道上只能看到公車和卡車，偶爾駛過一輛小汽車。但是，用隔離欄區隔開的非機動車道上，卻擠滿踩著自行車上下班的人。他們大多天剛破曉就得起床，黃昏時分下班回家，所以晚上九點後，整座城市便會安靜下來。有時候，昏黃的路燈下，只有我一個人在寬敞的六線道上騎著車。二○一九年十月，南開大學百年校慶之際，我回到天津。這座城市與之前不一樣了，它的天際線被摩天大樓的燈光照亮，城市擴張到遠方，到處都是公寓大樓和辦公園區，有些已經完工，有些仍在施工中。天氣晴朗的時候，無論站在哪裡，都能看到近六百公尺高的天津環球金融中心，猶如一座巨大的水晶塔在陽光下熠熠生輝。然而，外表會騙人。昔日教過我的老師和如今的年輕教師們仍然住在破舊的水泥樓房裡，布滿灰塵的陽臺上擱著花盆，過道裡雜亂無章地擺放著破舊的自行車──這是他們在校園裡使用的交通工具。不過，據說跟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大多數教授的孩子都去了美國。幾年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舉行紀念「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慶祝活動。所謂「改革開放」，指的是鄧小平於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啟動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使與世隔絕的中國走出文化大革命的混亂，並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這一轉變總是被人譽為奇蹟。有本大部頭的學術專著，副書名就叫做 How the Miracle Was Created（奇蹟是如何創造的）。很顯然，對部分專家來說，他們關注的重點是這一奇蹟是否已經收場，而對於奇蹟本身的真實性，他們從未有過絲毫懷疑。可是，專家們怎麼會知道呢？三十五年前，當我搬進天津大學的宿舍後，發現許多外國學生把大量時間用於猜測北京的內幕消息。他們中的一些人日後成為職業的中國觀察家。由於缺乏可靠的資訊，他們借鑑俄國觀察家的技巧，即不放過任何一個微妙的跡象──無論是天安門廣場閱兵式上領導人的站位，還是《人民日報》的排版設計，抑或廣播中某些詞語出現的頻率，對這些跡象加以解讀，從中尋找有關中南海（位於故宮旁的中共中央所在地）內幕的蛛絲馬跡。而我對這種方法存疑，反而更願意從歷史研究中了解中國。如今，我的看法依然未變。「改革開放」雖然已經四十年，可是與世人的合理預期相反，今天的中國與改革開放前並無本質區別。幾年前，中國當時的總理李克強就說，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數字是人造的，不可靠。眾專家當然知道這一點，他們想了其他辦法來應對這個問題。例如，李克強自己提出的辦法是，經由監測總耗電量等數字來推測經濟表現，這一方法被稱為「克強指數」。但無論透過什麼辦法，我們對中國的真實狀況仍然知之甚少。正如中國觀察家詹姆斯．帕默（James Palmer）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所稱：「誰都不了解中國，包括中國政府。」1事實上，我們獲得的每條關於中國的資訊都是不可靠的、片面的或扭曲的。我們不知道中國經濟的真實規模，因為地方政府報告的數字都不準確；我們也不知道不良貸款的嚴重程度，因為銀行隱瞞了真實情況。一般狀況下，每個優秀的研究者都會認可蘇格拉底悖論：我知道我對哪些東西無知。但對中國，我們甚至不知道我們在哪些方面是無知的。在南開大學北門的對面，隔著一條八線道的繁忙大馬路，坐落著一棟龐大而空曠的建築，門口由年輕的士兵把守，這裡就是天津市檔案館。當年我還是個學生，根本進不去。然而，一九九六年，中國修訂了檔案法，愈來愈多解密檔案開始向持有單位介紹信的歷史學家開放。雖然最敏感的資料仍然鎖在檔案庫深處，但研究人員終於得到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深入了解毛澤東統治的黑暗時代。我花了十年時間，研究了數千份中共檔案資料，從位於亞熱帶的廣東，到毗鄰蒙古沙漠、貧窮而乾旱的甘肅，我的足跡遍布中國許多地區。這些檔案裝在發黃的文件袋裡，有些是手寫的，有些是列印的，內容包羅萬象，包括黨內高層會議的祕密紀錄、對大規模殺戮事件的調查、造成數百萬人大饑荒的領導幹部的悔過書、關於農民反抗政府的報告、祕密進行的民意調查、一般民眾的上訪信件等等。根據這些資料，我寫了三本書──合稱「人民三部曲」──來講述毛澤東時代一般中國人的遭遇。我進行檔案研究的時間真是太幸運了。二○一二年十一月習近平上臺後，全國的檔案館開始不再對外開放，關於大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批文件重新予以封鎖。然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過去這幾年又為我們研究之前幾十年的「改革開放」提供了契機。許多年來，中國人自己（包括每一位檔案工作者）都相信，一九七八年後中國發生了令外國資本家驚嘆不已的經濟奇蹟，儘管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籠罩在陰霾之下，可一提到「經濟改革」，似乎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了。如今，我們正好有一個前所未有的機會，可以根據中共的現實行為（而非僅僅歷史檔案）來檢討一九七六年以來的中共歷史。對於政府檔案如何解密以及何時向民眾公開，每個民主國家都制定了諸多規章條例。從理論上來說，大多數國家都遵守三十年解密的規則。每年耶誕節前後，位於邱園的英國國家檔案館內，讀者都會翹首以盼首相辦公室或軍情五處解密最新一批檔案。不過事實上，各國政府機構都會以種種藉口對數以百萬計的逾期檔案不予解密。中華人民共和國也遵循三十年解密的規則。所以原則上，讀者應該能查閱到一九九二年以前的檔案。但是，中國不是一個民主國家，它實行的是獨裁體制，一項規定的落實往往掌握在地方政府手裡，因此各地檔案館的開放程度不盡相同。在有些地方，外人連檔案館的門都進不去，就算一篇平淡無奇的剪報也被視為國家機密。而在另一些地方，只要是一九四九年共產黨贏得政權之前的檔案，全部不予開放。然而，中國之大無奇不有，有些檔案館的開放程度著實令人驚訝，每隔一段時間，它們就會向部分讀者開放大批原始檔案，甚至連二○○九年前未滿三十年的檔案也可查閱。本書的敘述基於十幾個市級和省級檔案館所藏約六百份檔案資料，同時也參考其他較為常規的原始資料，如新聞報紙和未發表的回憶錄等。所有這些史料中，最重要的是李銳的祕密日記。李銳曾擔任毛澤東的私人祕書，後來因為對一九五九年的大饑荒發表意見而入獄二十年。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幾年後李銳成為中共中央委員。他擔任過多年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這個部門在蘇聯被稱為 Orgburo（組織局），專門負責調查和任命各級政府的共產黨官員。李銳身為中共體制內的一員，最終卻成為一位真正的民主人士。二○○四年，他的著作在中國遭禁。李銳的日記一直寫到二○一二年，其中詳細記錄了他與許多中共高級幹部的談話。當然，歷史學家的研究，不僅要講客觀證據，還需提出自己的見解，當兩者都不足以支撐研究時，最好的辦法就是停筆，把機會讓給更勝任者。正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我決定把本書研究的下限放在二○一二年，即李銳擱筆、習近平上臺的那一年。有朝一日，大量迄今未公開的資料一旦解密，我們關於「改革開放」的一些普遍認知都將經歷一次檢驗。例如，數十年來，各國的政治家、企業家、專家學者等各色人等都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利益與我們一致，它承擔了自己應負的責任，甚至可能變成一個繁榮的民主國家。他們還說，經濟改革必將帶動政治改革，就像馬兒一定會拉著車往前走。然而，事實上，沒有任何一位中國領導人在任何時候說過支持三權分立的話。相反地，他們一直反覆強調，經濟改革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中共的政治壟斷。例如，趙紫陽──這位曾被許多人寄予厚望、至今仍受到大家尊敬的中共領導人，曾於一九八七年十月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發言稱，中國永遠不會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多黨制。在這次會議前幾個月，他曾向東德領導人埃里希．何內克（Erich Honecker）解釋，一旦中國民眾的生活水準提高，他們就會承認社會主義的優越性，而政府則可以逐步減少自由化的程度。此後，中共領導人不斷重複同樣的觀點。二○一八年，習近平警告說，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權分立和司法獨立」。過去兩三年裡，許多觀察家終於改變了看法──儘管這一改變來得有點遲，他們不再認為中共會堅定不移地走向民主。但很多人仍然相信，中國確實發生了從計畫轉向市場、從國有轉向私營的經濟改革。可是，我們不得不對北京的官方宣傳提出質疑：「經濟改革」這個詞用得是否準確？到目前為止，我們所看到的僅僅是對計畫經濟的修補，否則該如何解釋中共至今仍堅持「五年計畫」的模式呢？更重要的是，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共一直沒有放棄所有工業部門和大多數大型企業的所有權。時至今日，全中國的土地仍然歸國家所有，大量資源掌握在國家手裡，主要的工業部門由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銀行也全部屬於國有。用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術語來說，「生產資料」仍然掌握在黨的手裡。這種由國家控制生產資料的經濟模式，就是通常所謂的「社會主義經濟」。事實上，一九八九年後，中共領導人從未想過讓中國經濟真正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原因很簡單：他們知道，一旦這麼做，中國的經濟就會崩潰。正如資料所顯示的那樣，他們一直竭力限制私營企業發展，同時努力擴大國有企業規模。在無數次公開講話或閉門會議中，中共領導人反覆重申對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堅信。一九八○年，與香港接壤的深圳經濟特區成立時，趙紫陽澄清：「我們搞的是經濟特區，不是政治特區，要堅持社會主義，又要抵制資本主義。」近四十年後，中國排名前一百位的私營企業中，有九十五家屬於現任或前任中共黨員所有。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資本（即貨幣）是一種經濟物品，追求的是回報率和利潤率。但在中國，資本一直是政治物品，由國家銀行分配給被國家直接或間接控制的企業，追求的是政治目標。此外，市場的建立主要是基於個人之間的商品交換。可是，如果沒有基於三權分立的獨立司法體系，個人對於商品的所有權如何才能得到保護？多年來，儘管一直有批評的聲音，總有人讚賞中國的「經濟改革」，認為中國會向「資本主義」轉型。對此，如果本書能證明什麼，那就是如果沒有政治改革，市場改革就不可能存在。許多人總在爭論「自由」貿易是否可行或是否應該，但他們忽略了一點：在一個沒有法制的社會裡，既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也沒有自由開放的媒體，那麼就根本不可能產生真正的市場。沒有政治自由，就沒有經濟自由。政治決定了經濟的性質，而不是相反。政治的核心問題是權力以及如何處理權力：權力應該在不同的機構之間分配，讓它們相互制衡，並且由日益複雜的公民社會和獨立媒體來限制其濫用，還是應該集中在一個人或一個政黨手中？前者被稱為民主，後者則是獨裁。專制國家和民主國家都不是僵化不變的，它們都在適應著不斷變化的世界。例如，一九八二年，莫三比克決定與西方和解。一年後，莫三比克政府將經濟權力下放，允許家庭農場迅猛發展，取代了國有農場的地位，同時邀請西方跨國公司在莫三比克設立合資企業或與政府簽訂合同。該國領導人薩莫拉．馬謝爾（Samora Machel）是一位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主義者。一九七五年，他領導莫三比克獲得獨立，如今，他搖身一變，從一名成功的游擊隊領袖成為莫三比克的推銷員，四處討好和拉攏世界各國的企業高管，試圖以豐厚利潤吸引他們投資──支撐這一切的則是無數被剝奪罷工權利的廉價勞動力。類似莫三比克的例子並不罕見。從達荷美到敘利亞，為了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一群獨裁者全都把賭注押在「改革」上：他們允許農民保留少量土地，在城市裡允許小規模私人企業的存在，並允許外國人投資經商，他們自信這些做法並不會削弱其政治控制。巴瑞．魯賓（Barry Rubin）詳細描述這些政權，並把他們稱為「現代獨裁者」。「現代獨裁者」是「獨裁者」花園裡的一個亞類，在許多方面與另一個亞類──「傳統獨裁者」──很不一樣。有人認為，對於政府來說，效率比責任更重要。這種說法令人不敢苟同。我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看到的，不是權力的有序交接，而是各種陰謀詭計和無休止的派系鬥爭。這個國家的大多數領導人對經濟學的基本常識一竅不通，他們只痴迷於單一指標的增長，即使以犧牲發展作為代價也在所不惜。如此造成的浪費令人觸目驚心，例如在國有企業中，價值減損的現象很是普遍，這意味企業生產的產品在價值上甚至低於原材料。更為重要的是，一黨制國家缺乏調控經濟的有效手段。這一點聽起來似乎不可思議，可事實上，在一黨制國家裡，決策通常由地方政府做出，而地方政府往往只考慮自己的利益，缺乏大局觀，有時甚至對北京的命令也置若罔聞。在所謂的「改革開放」時代，中國是否真正開放了呢？與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比，答案是肯定的。但相對於世界其他地區來說，幾乎沒有。在過去四十年裡，中國政府建立了一個「絕緣」體系，將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隔離開來。「開放」意謂人口、思想、貨物和資本的流動。但在中國，國家控制所有這些流動，而且這些流動通常只是單向的：數百萬中國人可以出國，前往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和工作，但進入中國的外國人卻很少。經過四十年的「改革開放」，居住在中國的外國人仍不足一百萬，大約只占全國總人口的○．○七％。這個比率在全世界是最低的，甚至還不及北韓的一半，而在經常被斥為「排外」的日本，外國居民占全國人口的比率則是二．八％。中國出口商品的數量多得驚人，但進口的商品卻相對較少。時至今日，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每年在電影院裡只能看到三十六部由國家批准進口的外國影片。外國資本可以進入中國，但中國的資本卻很難流往國外，因為中國政府想讓資本盡可能留在國內，所以對資本流動的管控極為嚴格。諸多檔案資料顯示，自一九七六年以來，中國政府制定了數不清的規章制度，透過處罰、獎勵、減免、補貼以及各種激勵手段，創造一個很可能是現代史上最不公平的商業競爭環境。無庸置疑，中國的經濟確實增長了。當一個國家從幾十年的人為災難中走出來時，這難道不是唯一的可能嗎？然而，就在最近的二○二○年六月，中國總理李克強在一次非正式談話中透露一個令許多觀察家驚訝的情況：在這個即使生活在農村成本也很高的國家，大約有六億人的月收入不足一百四十美元。真實情況跟表面看到的根本不一樣：一般民眾過得節衣縮食，可國家卻積累了巨額財富；政府機關的黨員幹部可以享受住房、汽車、子女入學、出國旅遊等等各項福利，一般民眾卻只有靠自己的銀行積蓄支付生活必需的所有開銷；國家利用國民的私人存款建造起摩天大樓、高鐵、新機場和高速公路，以此來炫耀社會主義的優越，同時還用這些錢來維持國有企業的運轉，避免陷入困境。由於政府對金融的嚴格管控，一般中國人在國民產值中所占的份額，是現代歷史上所有國家中最低的。這種情況用四個字來形容，就叫「國富民窮」。國家和受其控制的銀行可以隨心所欲花錢和放貸而無需承擔責任，揮霍無度造成債務不斷累積，可真實狀況卻被刻意隱瞞。情況到底有多糟？我們不知道，也許永遠不會知道，因為即使是檔案中收藏的由政府審計人員撰寫的財務報告，也無法完全揭示真實的情況。太多人參與造假，偽造虛假的合同、戶頭和營業額，乃至做假帳的現象從上到下都有。沒有分權，沒有獨立的媒體，沒有獨立的審計，更沒有對選民負責的民選官員，這種情況怎麼可能避免？中共應對的辦法是定期開展反腐運動，這種做法始於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初。但由於腐敗根植於體制內部，「運動式反腐」只能令其暫時緩和，卻無法根除這一弊端。每當政府債務過高，中央就會要求各地停止基建專案，同時命令企業壓縮開支。在中共各地檔案館中，大約有五分之一的資料涉及債務問題。為了應對債務虧空，銀行會擴大放貸規模，這樣會形成更多不良貸款，於是再進一步擴大放貸，造成更多呆帳。如果說繁榮和蕭條交替出現是資本主義的特徵，那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情況似乎更像是：繁榮，以及無限推遲的蕭條。經由各種管道──特別是一般民眾的儲蓄和外國投資，黨獲得數額龐大的資產。它砸進愈來愈多錢用於規模宏大的建設專案，卻根本不考慮資本回報，也不擔心由此可能造成的呆帳。如果經濟增長的速度超過債務積累，債務就會被吸收，但事實上，債務的增速一直快於經濟增長。正如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曾任職於中國人民銀行深圳分行的向松祚在二○一九年的一篇文章中寫道：「中國的經濟基本上都是建立在投機行為之上，一切都過度槓桿化。」在一個獨裁國家，領導人的每個決定都會產生巨大而意想不到的後果。例如，制定獨生子女政策的初衷在於遏制人口增長，可事實上卻造成男性人口遠遠超過女性，而且年輕勞動力人口日益萎縮。不僅如此，各級政府在執行上級指令時，同樣會產生無法預料的結果，因為下級政府經常曲解上級的意圖，或者採取拖延懈怠的態度，甚至完全忽視上面的政策。例如，一九七八年後，為了激發各地主動發展經濟，中央政府決定將更多權力下放給地方政府，結果地方政府卻變得愈來愈保守本位，設置重重經濟壁壘來削弱競爭。本來整個國家只需要幾座大型鋼鐵廠就足夠了，可現實中每個村鎮和城市都在規劃和建設自己的鋼鐵廠，有些省甚至建了數百座鋼鐵廠，這種重複生產耗盡國家的稀缺資源。各地政府為首的是黨委書記，他（很少是「她」）才是決定資本分配的人，市場並不起主要作用，而黨委書記決策的主要動機在於增強個人政治影響力，即使地方經濟搞砸了，他也可以指望國家銀行來兜底，因為中央最怕的就是銀行擠兌或工人罷工這類「社會不穩定」現象。從檔案資料來看，中共領導人並沒有明確的長遠規劃，也不清楚該如何引領這個國家一步步走向繁榮。打個比方來說，中國就像一艘油輪，遠遠看上去顯得高大氣派，船長和副手們驕傲地站在艦橋上，可甲板下的水手正在拚命地抽水和堵破洞，以避免船隻沉沒。根本沒有什麼「宏偉計畫」，也沒有「祕密戰略」，有的只是無數偶發事件，以及無法預料的後果、出人意外的反轉和幕後無休止的權力鬥爭。我相信，只有認清這一切，我們才能更加理解那段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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