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派艺术大家韩天衡在粤开讲：“老辈子”是这样学艺的！

5月23日上午，细雨笼罩下的广东美术馆新馆，一楼学术报告厅座无虚席。岭南文化名家大讲堂第十四场开讲，87岁高龄的韩天衡先生精神矍铄，缓步登台。作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西泠印社名誉院长，“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得主，韩天衡以“我求索中的艺术世界”为题，将八十余载从艺生涯的哲思与感悟娓娓道来。这不仅是一场艺术分享，更是一段融合了实践、悟性与生命哲学的求索故事。从周秦两汉的篆刻到明清文人篆刻，他聊及自身的无尽探索。通过“鸟虫篆创新”“哲思印式”“会意印式”的多重实验，以意蕴传神，韩老先生始终求变求新。正如他在讲座所说：“宁可在探索中失败，也不可在守成中自适自喜。人们常说笔墨当随时代，我还要加一句，笔墨当随人生、当随年龄。”“生活是最受用的教科书”“艺术实际上是不宜狭隘地单打一的。务必把书法、作文、写字、刻印、绘画、涵养，看成一个完整的建设工程，我则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是一个‘马蜂窝’。”要将万般体会熔铸成一家之言，需要宏大的建构能力，为此，韩老先生提出了“马蜂窝”论说。“马蜂窝”的正中央，是读书。“读一本书，等于上了一个台阶。攀登的台阶积累的越高，则能登高而望远，才会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眼界和修为。”韩老主张读书应读哲学，读“辩证法”。在他看来，辩证法是促使艺术拨开迷雾走向正途，并保证自己勇往直前的方向盘、指南针。“一件成功的作品，往往是一次辩证法的胜利。”如若说，艺术的生动气韵取之于教科书以外的哲学思想，对于韩老而言，“最受用的教科书”是生活。受到渔夫摇橹手法的启发，结合对古人、名家的学习，韩天衡独创出“摇橹法”：以冲披之法刻之，并辅以用刀角、刀刃及刃肩三面角度相交替，如船工摇橹般摆动刀刃。由此演化为多种表达形式：铁线游丝式、波动起伏式、涩刀摇摆式……以丰富想象力表现篆刻线条和线质的多样性。韩天衡还从泥瓦工刷墙的动作里，悟到画竹叶的诀窍。“偶然看到泥水匠用大排笔蘸石灰水刷天花板，其甩向墙壁上的水渍，宛如劲健的竹叶，其力度、厚度、形状都不亚于文同的写竹，是称得上‘金错刀’的美妙形状。”他从中体悟到泥瓦工腰、肩协动的节奏，以此为借鉴来画竹叶，实有奇效。篆刻作品《竹报平安》《咬定青山不放松》便是例证。年岁渐长，韩老对生活的观察非但没有钝滞，且更独到深邃。在他四十多岁时，看到家门前水泥平台上的一堆油漆迹，“总觉得看着像什么”。出入次数多了，他发现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团油漆像是鸟的身体。他将油漆迹挪到画纸上“变形”，最后演化成独具辨识度的“韩鸟”。对于荷花性格的再解读，也源于生活上的“用心”。荷花以周敦颐《爱莲说》里亭亭玉立的形象为历代文人所赞誉，但在韩天衡看来，荷花不仅是君子，更是勇士。在强直阳光的照射下，很多花儿都蔫了，荷花却始终刚毅。韩天衡认为，梅花是主宰冬天的花，而荷花是主宰夏天的花，“荷不畏暑，与梅同格”。后来再画荷花时，他特意用重彩来表现荷花迎酷暑而尽情绽放的生命力。水波、竹叶、飞鸟、荷花，韩天衡从自然万物中汲取灵感，融入其鸟虫篆当中。师从鸟虫篆大师方介堪先生，韩天衡承其精髓，也力求演绎出属于自己的鸟虫篆印式。他长期观察不同生物的姿态、情绪，把生物作为线条、部位和偏旁加以运用，终而产生了异于前人的鸟虫篆风格。“生活是不可或缺的、走向成功的孵化池，我们要热情真诚地拥抱生活。”他说。“推陈出新的内核是推新出新”基于“马蜂窝”论说的系统建构，韩天衡对“传统”的态度愈加清晰而坚定。“传统万岁，出新是万岁加一岁。”他强调，学习的终极目的并非模仿或复刻，而是“扬弃”，是从“有他无我”到“有我无他”的蜕变。“推陈出新的内核是推新出新，即推往昔之新而生出明日之新。”结合三千年篆刻史，韩天衡展开了一段关于“新”的阐释。“新”在于不守旧，思变革。如周秦两汉、东周之七国皆秉用本邦的文字入印，都有自我的风格；两汉大一统，则弃金文而用缪篆，因地区、民族、文化、制作之别，却产生出明显的整体上方正大气的艺术风格。及至魏晋，又演变为参差错落而烂漫的情趣，都各有别开生面、区别于前朝的艺术性。进入到明代中后期，由于易于镌刻的青田石被广泛引进到印坛。这让先前诸多望“铜质印材”而兴叹的好印者，自此有了实现夙愿的印材。另一方面，周秦汉印的藏赏成风，并创以原印钤盖印谱，替代了此前面貌不堪、艺术全无的木版翻刻的印谱，为后学留下众多经典范本。在此背景下，大批文人以走刀刻石为新时尚，成为印坛的主体队伍。“时也、势也、运也。晚明作为新的起点，让篆刻艺术一飞冲天，成为区别于其他传统文学艺术门类的一个高峰，与周秦两汉双峰对峙。”韩天衡说。随后，韩天衡先生逐一赏析“明末五家”文彭、何震、苏宣、朱简、汪关的经典作品与艺术风格。他指出，这五位印坛翘楚最大的贡献，是在文人篆刻初创时期树立了“印宗两汉”的新理念，挽篆刻八代之衰。但正因初创期摹古复古是创作主流，他们的风格对后世篆刻的突破性影响终究有限。直到文人篆刻新潮的领军者丁敬提出“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的卓越洞见，才正式吹响了挑战晚明“印宗两汉”积弊的号角。半个世纪后，邓石如开创“以书入印，印由书出”的一代新风；赵之谦独创“印外求印”，作品奇趣横生、风貌多元，对黄牧甫、齐白石都有启示之功。风流人物应运而生，创新之路金光万丈。“这其中，吴昌硕和黄牧甫，是近百年篆刻史上的两个巨人。”韩天衡指出，黄牧甫与吴昌硕堪称一时双雄，风格截然不同，互不雷同。论创作高峰，黄牧甫先于吴昌硕卒世，但吴氏的刻印高峰期在60岁前与黄氏相当。论刻印工具，黄氏用铜条薄刀利刃，吴昌硕则粗杆钝角钝锋，故黄氏印刚劲、利落、干净，吴则沉雄、朴茂、苍郁。而论个人性格，黄氏性内敛，构思谨严，推敲精细，直抵每根线条、每块空间；吴氏性豪放，一味踏天斫凿，着力于成印之后的整体体现的视觉效果。“黄牧甫是皖南人，而其印艺的成熟、高峰期的16年都是生活在广州，从这个意义上讲，广州成就了印人黄牧甫，黄牧甫也光耀了作为印坛的广州。”正如韩天衡所说，百余年来，沪粤两地之印人，正是循着两位大师开创的路径，以开放的心态相互借鉴，在求新中彼此成就，共同推动着篆刻艺术在新时代不断向前。“年龄不是问题”，能否继续前进才是大问题“一个80多岁的老人，长了一张18岁的脸，人人都会感到奇怪。但一个80岁的人，他的刻印风格始终是18岁的模样，可能没有人感到奇怪。”伴随台下传来的笑声，韩天衡说，搞艺术的人往往容易有惰性，容易守旧，他希望自己能效仿古人“衰年变法”，步履不停。年过八旬，他非但没有停步，反而在艺术上开启了“鸟虫篆创新”“哲思印式”“会意印式”等一系列更具哲学意味的实验性探索。例如在鸟虫篆方面的探索，他以朋友一家三口的生肖合印，把龙、牛、兔的形态化到“牧心”二字里，生动而有寓意。再如“哲思印式”，一种填补篆刻思路的探索。他曾用逗号、问号、感叹号、句号四种标点符号刻成一印，旁边附款说明：“逗号者，乃告诫自我，凡事当由始而终，坚忍不拔，决不驻足废于半途。问号者，宜长存于心而践于行，它永远是悠长征程中不灭的动力和高标。感叹号者，无论悲喜祸福，它足以警示自己拨云见日，自省、自律、自励、自塑、自强。人生百年寿过期，总画上句号，然贵在正大圆满，无愧一生，无愧于社会。”作为一个研究印学史的篆刻家，韩天衡十几年来始终思考一个问题：抛开字与字组合的形式美感，可否通过某种手段，呈现入印词句本该有的文化乃至文学诗性的内涵和意蕴？这成为了他尝试创作“会意印式”的动因。“会意印式”，即“领会内涵意蕴”之意的思考与实验。如刻“愚公移山”印，韩天衡以“山”处理为大框，困愚公于山中，在上方留有一线，寓移山可成的希望缺口，以古人从未有的处理手法，以体现“愚公移山”成语的应有之义。再如“心畅”印，“易”字及下方“勿”的四笔，从右到左大幅度舒展，创作者的欢畅情绪跃然纸上。“世界博大，人虽渺小，也思前行。”韩天衡坦言，在行之不易的艺术实验中，每每想到那些爱山人，一步步艰辛地向世界雪山高处的珠穆朗玛峰攀登，他更加坚定信念，也为自己鼓劲：“年龄不是问题，艰辛也不是问题，想不想继续前进、有没有正确目标，才是一个大问题。”【记者手记】此次岭南名家大讲堂，气氛热烈，现场不时传来掌声与笑声。一幅幅风格迥异的篆刻印作在屏幕上闪动，每一页讲稿的翻动，都引来台下听众高举手机拍摄记录。学术报告厅上方的四楼展厅里，正展出“沐露岭南——韩天衡艺术回顾展”。展览精选了韩天衡不同创作阶段的248件精品力作，涵盖金石篆刻、书法绘画、理论专著、手稿笔记等多元形式。其中，他特为岭南创作的《荔枝诗卷》《广州花市陈毅元帅诗》等新作首次亮相，让海派艺术的雄浑与灵动在岭南语境中焕发别样生机。“沐露岭南”，为沪粤篆刻艺术的交流再注全新生机。回顾两地百年印艺交流，历来体现于人物传承与风格交融之中。继黄牧甫之后，其“光洁挺拔、寓险于平”的印风在岭南由弟子李尹桑、邓尔雅等人传承发扬，形成了工整秀雅、富于装饰趣味的“岭南印风”。而海派巨擘吴昌硕“雄浑苍茫、刀笔合一”的风格，同样对岭南印人产生了深远影响。如广东印坛名家容庚先生，其早年印风便深受吴昌硕影响，后又融汇黄牧甫的精华，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面貌。这种跨越地域的风格汲取，正是交流最直接的体现。更晚近的例子，如上海的钱君匋、广东的秦咢生等先生，均有作品或论述显示出对对方地域代表性风格的深入研究与借鉴。他们的实践，使得“沪粤交融”从概念走向了具体的艺术呈现。另一方面，近现代的篆刻社团与展览，为两地交流提供了平台。无论是上海的“西泠印社”早期活动，还是广东的“濠上印学社”等团体，都积极吸纳不同地域的印人参与，促进了观念与技法的碰撞。通过印谱互赠、联合展览、学术研讨等形式，两地印人得以直观比较海派的“浑厚华滋”与岭南的“清新刚健”，在互鉴中拓宽了创作视野。近年来，粤沪两地书坛交流尤显活跃。2025年7月，“百廿风华 播芳六合——西泠印社社藏金石书画精品展”在广州举办，系统呈现百余件文人篆刻珍品，为岭南印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学习范本；同年8月，“从岭南到江南——西泠印社广东社员作品展暨广东南方印社社员作品展”在杭州展出，则让当代广东篆刻力量“走出去”，完成了一次跨地域共鸣。正如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绍强所言，海派与岭南画派是中国近代美术史上两座标志性的高峰，二者共享求新求变、兼容并蓄的艺术追求。百年来，沪粤两地的艺术家始终相互借鉴、彼此成就。该展览不仅是一次精彩的艺术成果呈现，更续写了两地文艺交流史上又一段珍贵的佳话。文 | 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图 | 记者 蔡嘉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