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孙郁：不知疲倦的行者——怀念林建法兄

文/孙郁缘结《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我在沈阳读书时，《当代作家评论》刚刚问世。最初创刊，思基、陈言起了很大作用。我认识他们，与刘齐有关。那时候中国作协辽宁分会书记处的负责人是刘齐，他在沈阳搞了一个学术沙龙，我也被邀参加。陈言有时候也凑进来，彼此便熟悉了。陈言与思基策划栏目内容时，就在北陵小区的院子里。我所在的学校在他们隔壁，见面很是方便。大概是1986年，刘齐等人向陈言推荐了林建法，编辑部就多了从福建来的新朋友。而杂志的调子，也开始发生了些许变化。林建法高高的个子，一口福州腔。他夫人是辽宁人，此次他随妻迁徙，跨度是大的。但他很快适应了东北气候，南人北相的样子，没有给人生疏之感。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陈言家里，时间是在一个冬日，谈了什么，忘记了。那时候他忙碌得很，杂志的外交活动，几乎都是他在跑。编辑部还有个编辑叫许振强，我们都曾在辽南的复县工作过，彼此也熟悉。印象里，林建法善于策划，他几乎熟悉国内最活跃的作家和批评家，陈言就曾说，林建法来，自己轻松了大半。林建法热衷于新现象的追逐，文坛凡有佳作出来，便很兴奋；有内心喜欢的，也会组织人讨论，刊物便活跃了起来。他的大学时代是在华东师大度过的，海派批评家与他关系不错。但他也看重京派文人，去北京的时候总要抽时间见刘再复、何西来等。上海方面，交往较多的有陈思和、王晓明、吴亮等。没多久，刊物地区性特点开始淡化，成为国内重要的批评园地。现在讨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思潮，《当代作家评论》是不可忽略的园地。刊物风格所以引人注目，主要因了对于启蒙理念的呼应。这在那时是与《文学评论》《当代文艺思潮》两个刊物并驾齐驱的。那是思想解放时期，杂志上总能读到不错的文章。林建法不太看得起旧式批评理念，觉得格局不大。有几位在我看来不错的学者的文章，却被他毙掉了。对于朋友的文本，也是不迁就的，记得我有一篇稿子，他觉得不行，主要是不及物的地方多。那时候大家都在总结新时期十年创作情况，我的文字可能过于偏爱一类现象，缺少系统性。现在看来他的看法是对的，他和陈言都觉得我不太适合写理论化的文字，以为个案分析才更为重要。此后许多年，我一直记着他们善意的批评，也因此提醒自己不要贪于宏大叙事。我到北京工作后，和林建法的联系反而更多了。他和陈言也来鲁迅故居小坐过。我那时候任职于鲁迅博物馆，与文坛没有什么接触，后来认识的几位北京作家，都是他与陈言介绍的。也许因为此前写过一点批评类文字，他觉得我转入现代文学史和鲁迅研究，也不能脱离当下，一般都是他打电话，说某某作家的作品值得注意，希望点评一下。他催稿很勤，我也陆陆续续写下来。所言所行皆艺术化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海淀搬到蒲黄榆，离汪曾祺先生家很近。林建法来京时，常去汪老那里看看，顺路也来找我谈天。他和汪曾祺的关系挺深，有几本他编的书，就是请汪老写的序。有一段时间，他在沈阳开了个书店，开张时，汪老也来了，彼此相聚甚欢。现在读《汪曾祺全集》，能领会其间的蛛丝马迹。林建法为宣传汪曾祺做了不少工作，沈阳出版社出版过他主编的散文丛书，就收有汪老的集子。他们彼此的交往，说起来都是佳话。凡与林建法交往多的人，都会发现，他的心很细，喜欢做幕后的工作。他私下为许多人的作品出版做了不少编校工作。辽宁有个业余作者的小说集，由他编辑出版后，引起读者的注意。《蒋子龙文集》就是他在宾馆里一页一页校出来的。这套文集召开过出版发布会，蒋子龙第一个感谢的就是林建法。我那天在现场，发现建法有点羞涩地躲在会场一边。他还编辑了不少作家研究论文集，促进众多作家年谱的出版。这类的事情，细数起来，很多很多。现在回想起来，《当代作家评论》越来越被读者注意，这大概与他的思路有关，他策划的会议，并不都属于主流式的，有的明显带有逆俗意味，或者是尝试性的。他看重有影响的大作家的研究，但对于边缘写作者，也颇为关心。1995年，他在福建晋江主持了许谋清作品座谈会，我与几个朋友都去了。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南方改革的气象，乡镇企业与民间文化的变化，颠覆了我许多认知。会后我们到了泉州，参观李叔同圆寂的开元寺。第二天他又把我带到厦门鼓浪屿，拜访了舒婷和陈仲义。那天海风习习，日光暖人，谈天时竟忘了时间。他在闽南土地上，是很有几分人缘的。建法兄是个美食家。有一次在南方某市，他带我到处去找福州鱼丸，总是说自己家乡的鱼丸天下第一。他喜欢吃鱼头，以为最有营养，对于各类蔬菜的维生素含量，亦有研究。北京有个福州风味的小饭馆，是他的亲戚开的，我去过多次，他来京时常在此请朋友小聚。在我的朋友中，他大概是最懂喝茶之道的人，每次聚会都自带新茶，把气氛调得浓浓的。他还专门请人制作过一种茶饼，送给刊物的作者。有几次在南方讨论作品，亲自找人为众人特制了微型紫砂壶，烧上众人的名字。这是士大夫气的一种，性情中人，所言所行都可以艺术化。一本杂志，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十分不易。最困难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经费不多，需要多方筹措，他由此结识了不少企业家。亡友韩忠良告诉我，建法为了化缘，有时要陪一些老总喝酒，被冷落的时候也有。老韩见状，有点看不下去，便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资帮助解决了些困难。记得有一次来京，他请几个作家和某老板聚餐，我觉得奇怪。后来才知道，那位老板曾是文学青年，见到心里喜欢的作家，便有了资助的冲动，在杂志上挂了几年的广告。冷中有热能屈能伸想起这些往事，感到建法是能屈能伸的汉子。为了刊物，尽其所有。坦率说，他并不是完人，其性格有冷的一面，有时候不近人情。但在那冷中，背后是热的东西。对于文坛的不正之风，他是深恶痛绝的。而一些过于自饰的作家文本，他拒绝发表评论文章。《当代作家评论》也刊发过一些批评性的文字，得罪过一些熟人。他的主观性使其与作协也产生过摩擦。我觉得这种主观性，也使他遗漏了一些作家，比如有个出土人物式的老作家热的时候，他却不以为然，并未组织人讨论这个现象，反而对于尤凤伟这类作家，倾注不少心血，强力推广其新作。这种审美口味，并不是没有引起争议，但他仍坚持自己的判断。他也是个很重友情之人，陈言晚年过得充实，与他关系很大，他们两人十分默契，建法让他审稿，排除了不少问题。陈言病重时，建法常去探望，有时一直陪在身边。他对于这位前辈的尊敬和爱戴之情是颇可一记的。2002年后，我们的合作多了起来。比如，一同策划了莫言、阎连科的研讨会。这两次会质量都不错，那时候莫言还没有获诺奖，阎连科也是风头正盛的时候，但建法以为他们的价值是会被更多人意识到的。这两个会议在鲁迅博物馆召开，使五四传统与当代文学之关系有了一种象征性的展示。类似的会议，不知道他策划了多少。他看准的作家， 一定会想法做一点对话，或者在杂志上搞一个批评小辑。印象里，他对王小波、林贤治这类边缘写作者，也颇为欣赏。但他并不都主张说好话，主张批评多元。比如谈及贾平凹，就一直觉得《废都》写得最好，余者也不是没有遗憾的地方；余华的长篇作品，也有败笔的时候。他希望批评家对此作一种对话式的批评。而《当代作家评论》的一些文字，确是有某种对话当代的意味。近四十年，我们见过多少面，已经无法记得了。他身体一向是好的，我与他在一起的时候，感到他朝气不减、永无疲劳的样子，显得比我更有力量感。他好像也注重养生，还给我推荐过一个据说会看病的道长，我因为忙，却没有拜见过那位山庙之人。也因为他过于相信古法，后来得病时，失去西医及时治疗的机会。这在他是自愿的选择，而在朋友们看来，也不无遗憾，倘若换一个思路，也许会有更好的选项也说不定。然而他竟那么固持己见，静对病魔，最后匆匆离开我们，实在可惜。总觉得他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不少书尚待编辑，而我们要交流的话还没有说尽。遥望苍天，往事历历，才知道“少日往而老日催”的无常。而我相信，在天国里，林建法依然还是不知疲倦的行者，所到之处，卷起旋风，作为美的寻找者，怎么能不快哉乐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