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周建平：锦江谣

锦江从扶溪蜿蜒而来，绕过东门岭，穿过县城，曲曲折折流向丹霞山。那时的锦江，水是清的。晴天里波光粼粼，入夜有渔火点点，鸬鹚立在船头，渔人握着长钩紧盯着水面。桨声欸乃，慢悠悠的。岸边铺满卵石，长着竹林、草丛和不知名的野花。河水清澈见底，看得见小鱼甩着尾巴慢悠悠地游动。我从小在河边长大。那条河，我们叫它锦江。名字好听，水却有着各种脾性——有时温顺，有时暴烈，有时沉默，有时喧哗。一锦江什么也不说。河上偶尔飘来歌谣，不知是哪位背着孩子的妈妈在唱，调子悠长：“蜒螺仔出出来哟，太阳阿公要来喽……”那声音顺着水波荡开，像从很远的地方来，又像从来就没走远。小时候最快乐的事，就是夏天一头扎进榕树头边的河水里。老榕树斜伸向水面，枝干粗壮，正好跳水。一群光屁股孩子爬上爬下，“扑通扑通”砸进水里，水花溅得老高。追打、嬉笑、扎猛子，累了就仰在水面上，看榕树须子在风里晃。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逝者如斯”，只觉得水是无穷的玩伴，日子也像河水一样，怎么都用不完。锦江什么也没说，只是接着我们。还有一件美差——帮人晒书。每年春天潮湿，单位图书室把藏书搬到河岸上晾晒。一摞摞书，铺在竹垫上，摊在卵石滩头，让我看守。我得以翻个够，虽然许多书还看不懂。但我更惦记的是河边那家小小的租书店。一两分钱就能看一本小人书，小伙伴们常挤在矮凳上，脑袋挨着脑袋，翻看《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锦江水在流淌，书页在风里哗哗地响。河边麻石堤还有一处“英雄地”。堤岸约两米多高，下面是软沙子。孩子们站在堤上互相激将：“谁敢跳下去，谁就是王！”我没想当王，只想证明自己有胆量。腿肚子打颤，可看着小伙伴们一个个目光灼灼，一咬牙，闭上眼就往下蹦——“砰”的一声，摔在沙地上，疼得龇牙咧嘴。瘸了好几天，被父母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可从那以后，“孩子王”的位子就落到了我头上。锦江静静地流，看着我们一天天长大。关于锦江，一直流传着水鬼的传说。白石角那地方，河拐弯，水深，有漩涡。有一阵子我特别好奇，想亲眼看看水鬼到底长什么样，放学后与同学偷偷溜去蹲了好几次，什么也没看见。可每次去游泳，总要结伴才敢下水，游的时候眼睛老往水底瞟，生怕有什么东西突然握住脚踝。后来我才知道，有些“鬼”，不在水里，在岸上。那年月，河岸边的单位报栏上贴满了批判文章，白纸黑字，常被风吹得哗哗响。一天晚上，月黑风高，我一个人去会场给父亲送衣物。路过河岸上的报栏时，忽然一阵狂风呼啸而来，纸片哗哗作响。我下意识转头一看——一个白球，正从报栏那边朝我滚过来，圆滚滚的，像车轮那么大，贴着地面，越滚越快。我脑子里“嗡”的一声：鬼！汗毛竖起来了，拔腿就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时，白球“唰”的一声，贴上了我的后脚跟！紧接着泄了气，瘫在地上。我愣了好一会儿才敢回头。借着不远处路灯的微光，我看见一地散开的大字报。风把它揉成了球，滚着滚着，贴在我背上，破了。那一刻我站在夜风里，心跳如鼓，又忽然想笑。原来我遇见的“鬼”，不过是几张大字报。锦江在黑暗中流着，什么也没看见。二锦江的另一面，我很早就见过。白石角年年都有人被淹死。有一回亲眼见同学在水里挣扎，瞪着眼、涨着脸，被人七手八脚拽上岸。还有更惨的——一只捞沙船翻了，四个为了生计冒雨捞沙的妇女，其中一个怀着孕，四尸五命。在岸边，我看见医生蹲在地上做人工呼吸，可那四个女人的脸始终是苍白的。对岸一位老母亲跪在河滩上，朝着水面喊死者的名字，那声音又尖又细，像刀子划玻璃。那是我第一次认识死亡。四个湿漉漉的年轻女人被拉走。从此我知道，河水会笑，也会翻脸。锦江还在流，像什么也没发生。我那时水性好，爱潜水。潜过船底，潜过木排底下。可有一次，好奇与逞能的冲动下，我冒险去潜两个并排的木排。钻到一大半时气就不够了，眼前还是黑的，头顶上还是木排，心慌之余，咬牙奋力划水：冷静！决不能孬种，就这么完了！此时方向已偏，憋得胸口要炸开。最终从排角下游冲了出来！小伙伴们正对着木排在哭喊我的名字，以为我半天不出来，已经见了水鬼。此时见我，判若两人！破涕为笑！拍着我肩膀，伸出拇指喊：“平哥，太厉害了！”这段潜水足有十几二十米。可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碰排底。想来后怕。水性再好，水不认你。发大水是另一番光景。水漫上街，一楼全泡了。我们站在阳台上，看大人们划着木艇去救人或运物。水声，划船声，呼喊声，好不热闹！然后我看见了那个人。一个精干壮黑的排工，在洪水中抢漂木。他俯首前倾，马步站立，稳稳地钉在一根大木头上，一手扶着长篙，在洪水里破浪而行。眼看着他从桥墩下冲过，浪头盖顶，以为淹没了，正要惊呼——他猛地从水花中挺身立起。那一刻，我觉得那是英雄。不是电影里的，不是书上的，是活生生的、就在眼前的。水花溅起来的时候，他整个人像是从河里长出来的。后来上游修了水库，锦江不再发大水了。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也就成了记忆里的旧事。三家住的税务局就在河边。下班时分，高音喇叭准时响起，那旋律一出来，整条街都亮了。假期里，我常常带一本诗集、一把口琴，爬到榕树上，念念诗，吹吹口琴，听听知了，一待就是一个中午。后来，我坐在下乡的卡车上，随车队沿着彩旗飘扬的锦江缓缓驶离。车头上扎着红花，车厢上挂着横幅：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车厢里挤满了年轻人。喇叭里响着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一刻，真的热血沸腾。车厢里有人笑，有人流泪。岸上送行的人追着车跑，母亲抹眼泪，父亲沉默地挥手。锦江在车窗外无声地流着。我不知道自己要去的广阔天地是什么样子，只知道回头时，县城越来越小，河面越来越宽。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觉得河水是凉的。后来回想，那种热血沸腾里，其实有很多狂热无知。她与我曾都是中学文艺宣传队的队员，她舞蹈，我演奏小提琴，一起排练，一起演出，但并不同班。我们一起下乡，在同一个生产大队。那些年，在乡下，两个人之间隔着什么，说不清，也捅不破。收工后一起走在田埂上，月光把水田照得发亮。偶尔说几句话，大多时候沉默。但那种沉默，不难受。下乡期间，有一回扶溪河水暴涨，上游冲下来不少木头。乡亲们说，漂木捞上来就是集体的财产。不知哪里来的豪气，我和另一位青年对视一眼，脱了上衣就一头扎进水里。河水浑黄，流速急得让人发晕。我拼命朝一根粗木头游去，眼看就要够着了，忽然水底滚动的刺荆猛地划过来，胸口和肚皮一阵火辣辣的疼。低头一看，血已经顺着水往下淌。咬牙再试，又一波暗流裹着树枝碎渣打过来，伤口钻心。我只好捂着肚子，狼狈地撤上岸。从头到尾，一根木头也没捞起来。岸上，乡亲们却用敬佩和欢迎英雄的眼光看着我们，掌声噼里啪啦响起来。有人递上毛巾擦血，有人递上热水。我低着头，满脸不知是水是血还是羞愧。可就在人群里，我看到了她——担忧而敬佩的目光，直直地望着我。那一刻百感交集，既觉得鼓舞，又遗憾得厉害。人家排工能在洪水里劈浪而立，我连一根木头都没捞上来。后来，刚好接到通知，组织文艺宣传队参加全县文艺汇演。我们有机会一起排练，并回仁化参加汇演。在仁化礼堂汇演完毕，妆还没卸，一路兴致勃勃，一路欢笑。我突然壮着胆子，借口说“送送你”，约她往河边走去——她居然没有拒绝。两人并肩走在河滩上，隔着半尺的距离。她那双美丽的眼睛望着河面，手抓抓衣角，细长的手臂拢了拢头发。我心里其实一直悬着——怕她突然提起扶溪救木的事。那天的狼狈，胸口肚皮上的血，还有一根木头都没捞起来的尴尬，实在不想让她知道。好在她什么也没提。聊了什么我一个字都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心跳得太快，快得盖过了流水声。从头到尾手都没拉过，可那份紧张和甜蜜，比什么都真实。至于那次狼狈的救木，她不提，我也就装着从来没发生过。后来有人招工。我们都抱着“支援第三世界革命”的热情，她报名去粤北一间制造四管高射机枪的兵工厂，我将要去湖北襄阳一间造烈性炸药TNT的兵工厂。奔赴兵工厂那天，我们从县武装部集中出发。带队的军代表走到我面前，整了整我的衣领，然后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送我上车。我正往车厢里走，一转头，竟在另一辆车上看到了她——她也要去兵工厂了，造枪。显然，她也看到了我。她的手在嘴边轻轻招了招手，那双美丽的眼睛，目光神情别有意味，看得人心里一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那辆车先开了。周围仿佛一下静了下来，只剩下引擎声。我们的车随后启动，开往火车站。路过锦江时，我趴在车窗上望出去，河水在晨光里闪着鳞光，心潮激荡得厉害。兵工厂通信不便，彼此再没有消息。我在兵工厂的车间里，日复一日。那些年，锦江只在梦里流过。四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从兵工厂回仁化探亲。正赶上街头有庆祝活动。我也挤在人群里，举着火把沿着河岸走，火光映在水面上，整条锦江都红了。河水哗哗地响，分不清是水流还是人声。那是我最后一次在锦江边举起火把。后来，我从兵工厂考上了大学，之后当大学教师、文化学者、文化大报的副总编。忙忙碌碌，多年没有回仁化。几十年后再回去，已经完全不认得了。河堤砌得整整齐齐，装上彩灯。榕树还在，可树根下砌了石台，再不能跳水了。岸边一栋栋商住楼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倒映在水里，溢彩流光。还是那条河，水还是那样流。可我站了很久，总觉得陌生。那些卵石滩呢？那些渔火呢？那个从麻石堤上咬牙跳下的傻小子呢？那个被“鬼”追着跑的夜晚呢？那个在木排底下差点憋死的愣头青呢？那些大字报、口号、游行的队伍呢？还有那个跳舞的女生、一起下乡、后来也到兵工厂造枪的她呢？还有那在嘴边轻轻挥动的手、那双美丽的眼睛呢？那些波光粼粼的水面、欸乃的桨声、卵石滩上的野花、清澈见底的水里慢悠悠的小鱼呢？锦江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流着。风来时，仿佛又听见那调子：“蜒螺仔出出来哟，太阳阿公要来喽……”我想，它还是那条河。只是我们都不是从前的样子了。但它还在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