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周建平：母亲留下的枣红色折子

文/周建平一、“帮你存起”成家以后，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懂得给妈妈钱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某一天忽然觉得，应该给。给的时候眼睛有点湿，喉咙紧了一下。妈妈说，不必呀，我有退休金。硬要给的话，她接过去，不看数目，只说一句：“帮你存起。”就这四个字，说了几十年。20世纪90年代，我们手头紧，两口子都是老师。给妈妈的钱，就一百两百，趁她一个人在家时递过去。太太是知道的。有一回她问：“又去你妈那里了？”我说，有同学来了。她淡淡一句：“又有同学来了？”然后该做什么做什么。她不问“给了多少”。她持家买衣物、添食品，总不忘岳母一份、我母亲一份，两边老人心里都有。她记着妈的码数买外套，记着雪梨她喜欢，糯米糍荔枝上市，太太也催着：“送去，让妈尝鲜。”我给钱不定时不定额，有时一个月两回，有时两三个月没有。由头也散：饮茶、零食、看电影、添衣物……妈妈一概收下，说“得了得了”，然后补一句“帮你存起”。兄弟给的生活费每月固定，那是本分。我给的，不占那份，不计那数。她从不当着兄弟姐妹的面收，我也从不当着众人的面给。我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五个子女，她总说“幸福”，可有时一个人坐着坐着，就落泪了。问她，她摇头。那些年的苦，泪替她说了。我记得小学时，她来学校，从纸包里掏出热红薯，剥了皮递过来。她说吃过了，但背过身，却把剥下的薯皮慢慢嚼了。有一回我跟母亲去税局大楼后叶嫂家借粮。等了两个钟头，人没回来。税局大楼下的路灯亮了，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母亲牵着我往回走。狭巷的石板路不平，脚步落上去，闷闷地响，像敲着什么空了的东西。她一手揪着衣角，一手握着我的手掌，温湿的。谁都没说话。巷子窄，两边的墙黑黢黢地压下来。我说：“妈，我不饿。”她忽然蹲下身。昏黄的路灯从背后照过来，她的脸在暗处，声音低低的、平平的：“不怕，总有办法。”然后用手抹了抹眼角，站起来，把我拢进肩膀里。她揽着我，一步一步，往那头大路的灯光里走。石板路还在脚下响着，一下、一下，像数着步子，又像什么都没数。我们空着手回来，可她的掌心一直没松开过。上山下乡，她从军色挎包里掏出一罐腌萝卜条，说省着吃能顶两个月的菜。后来我插队、回城、成家。那只手牵着我在巷子里走过一程又一程，掌心的温度还记着。日子好起来以后，她还是舍不得。旧衣裳穿到发白，新买的过节才上身。我说该花就花，她说：“我这辈子虽苦，但有你们五个孩子孝敬。你们以后一个孩子，可没有几个来看你。”她的话不重，但我听懂了。陪她去市场买菜，还跟当年一样，葱要挑，菜叶要看，肉要翻过来翻过去。又要好又要便宜，看上了就讲价，五分、一毛，还央人扭掉带泥的菜头。我站在旁边等，看她弯着腰眯着眼一根一根挑葱，不忍心催。后来我顺道买些菜肉带回去，她总要问多少钱一斤，我说买了就买了。她摇头：“你不会讲价。”每年除夕我赶回去帮她布置。百合桃花、年桔、对联、小灯笼。她总说不用，可贴完对联坐在沙发上看着满屋子的红，两只眼睛还是亮亮的。饭桌上她总把好菜往我碗里夹，自己慢慢动筷，说“你们吃呀”。新衣新鞋节日那几天穿上，过后又会收起。每次去她那里，她总像接待客人。剥开一个柑桔递过来，不管你吃不吃；一边问“要不要喝水”，一边已经倒好了端过来。杯子擦得干干净净，水不烫不凉。我小时候的头发都是她剪的，剪刀梳子，围上旧布单，剪得很慢。八十多岁时，她见我头发长了，忽然说“来给你剪剪”。她的手不稳了。我坐下来让她剪。照镜子，长短不齐。她面露歉意。我说“还好”。第二天上班，女同事问头发咋剪成这样，我说八十多岁的老妈剪的。同事张嘴半天没说话。我那时以为她只是随口一句“帮你存起”。可她偏偏存着。一分不花。二、枣红的存折母亲九十岁那年，似乎有了预感。记性差了。钥匙找不着，忘关抽油烟机，见人忘名，抓着手机找手机。有一回她忘带钥匙，保安给张椅子，她等了两个多钟头，女儿赶回来开门。她眼睛也不济，填单据凑到灯底下，还填错地方。她大约觉察了，挑了一个大家都在的日子，把儿女叫到跟前。又从柜子里拿出一本枣红色的旧存折，边角磨得发白。翻开存折，一行一行，全是日期和数字。几十年，每一笔都清清楚楚：哪年哪月，给了多少。她指着那些数字，对大家说：“这是建平给我的零用钱，不是每月的生活费。我没花，都存进这本折子里。今天拿出来，怕以后糊涂说不清楚，你们做个见证。”她说记性越来越差，存折密码有时怎么也想不起。有一次去银行输了三回都不对，打电话给大哥，要他大声念密码。她站在柜台前，忽然怕了，怕的不是钱取不出来，怕的是替我管了一辈子的东西，成了一笔糊涂账。“这是你的钱，归你。我替你管到管不动为止。”她说“管不动”时，眼睛没看着我。母亲把存折递过来，兄弟姐妹都怔住了。没人说话。那本枣红色的旧折子在大哥、大姐、妹妹之间传了一圈，谁都没翻开，只是摸了摸封面。大哥低声说了句：“妈，这是您自己的钱。”她摇头，说“记着呢，都是建平这几十年来陆续给的”。我把折子推回去，她又推过来。最后是她把手按在折子上，掌心压着，不松：“该还你了。”我接过来时，手指碰到她手背——布满皱纹，青筋凸起。那双手操劳了一辈子。那天谁都没再说什么。可我知道，每个人都想到了自己的那份。母亲替我们每一个人都存着点什么，只是我这一份，恰好成了一本存折。她谁也不亏欠，是我们欠她的，她却不认。她那句“替你管到管不动为止”，原来不是管给我看，是管到她自己动不了那一天，然后全部还我。我攥着那本折子，说不清心里是什么——不是感动，不是难过，是一种被完整交还的震动。她替我攒了几十年的零钱，我一分没花过，她也一分没花过。我们之间那条暗线，到这一刻，才算真正亮了。那本枣红的存折，是她替我存了几十年的“分量”。她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想到她自己。母亲走后，我翻开这本枣红色的旧存折，几十年了，存的不是钱，是我每一次走向她时口袋里的温度。数字从几十到几千，她一分舍不得花。几兄妹各有孝道。大哥和我按月给生活费，大姐、大妹常接母亲去香港小住，总有说不完的话。母亲晚年更多住广州小妹家，小妹日常照料、带她看病，默默承担。兄弟姐妹逢年节给节日金。我这份，私下给、不定时、不定额，像一条暗河。母亲从不比较，不让任何一份孝心因比较而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