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地 | 周建平：如歌的行板

文/周建平一、最漫长的一天嘹亮的军号，唤醒了沉睡的大地，715兵工厂新的一天开始了。1976年寒冬，我十九岁，在粤北山区的715兵工厂做军工学徒。天还没亮透，厂里就炸了锅——102车间出事了。金鸡岭下腾起紫红色的硝烟，那股气味呛得人嗓子发紧。军代表叶书记匆匆赶来，脸色铁青：“管道爆裂，TNT浓液漫上山岗，低温凝固成冰块了。上级命令：人工清除，不惜一切代价。”我跟第一批突击队往山上走。TNT冰块呈金黄色，半透明，在晨光下竟有些好看。可我们都知道，这美丽的东西随时能把人撕碎。镐头砸下去，弹手，像挖冻土——轻了挖不动，重了可能炸。叶书记走过来，替我理了理衣帽，拍了拍我的肩。他那双有力的大手在微微发颤。刘工长把镐头递给我时，镐柄已被他握得温热。腿有点抖，手心全是汗。叶书记下达命令时，我的女师傅神情严肃，一言不发。她转身准备上山，目光扫过我——忽然怔了一下，眼神变了，嘴角微微动了动，朝我点了点头。那目光仿佛在说：别紧张，跟着上。她一步步往山上去。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我偷偷看了一眼身边的工友——杜师傅和他漂亮的女朋友都上来了。我抡起镐头。“嘭！”第一声砸下去，碎硝溅起，虎口震得发麻。那声音不像是敲击，倒像直接撞在心口上，心脏跟着猛地一缩。“嘭！嘭！”第二下、第三下，镐头与冰块的每一次撞击，都像从我胸腔里碾过去。我不敢用力过猛，又不敢太轻——轻了挖不动，重了怕引爆。每一镐下去，我都觉得时间停了一瞬，等着看它会不会炸。没有炸，再砸下一镐。额头的汗流进眼睛里，涩得睁不开，也不敢抬手去擦。耳边只有镐头的闷响和工友们粗重的喘息。没有人说话，连呼吸都压得很低。碎硝飞进脖领，冰凉，又带着灼烫的刺激。那是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天。一秒一秒地数着，一镐一镐地熬着。脑子里忽然冒出些乱七八糟的念头：《林海雪原》该还人家了，看了两遍了；《唐诗小札》里那些诗，以后还看得着吗？最可惜的是没机会画画和拉小提琴了。假如就这么完了，最揪心的是没机会告诉家人和朋友，这里发生了什么。可转念一想——杜师傅和他女朋友都上来了，我的女师傅也在，我怕什么？我家里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妹，爸爸妈妈有人照顾。这么一想，心里反而踏实下来，手也不抖了。每人一麻袋的任务终于完成了。我把镐头交给下一拨工友，轻轻摇了摇他的肩膀：“兄弟，没事！回来一起喝酒！”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等着。”师傅的镐头一直没停，一声不吭。下来时满脸硝尘，她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鼓励和赞许，嘴角微微扬起。太阳下山时，任务全部完成。我们互相看着——脸上身上全是黄白色的硝尘，像一群石膏像。不知谁先笑了一声，接着大家都笑了。笑着笑着，有位女工背过脸去，我的女师傅伸手，轻轻为她擦了擦眼睛。有人回望那个刚刚清扫过的山坡，沉默不语。假如……没有假如。那一天，我真正懂了什么叫“生死之交”。十九岁的怯懦，在镐头起落间被砸得粉碎。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事让我害怕过。夜晚，宿舍楼前燃起篝火。我取出小提琴，拉起了《如歌的行板》。琴声响起，眼睛湿润了。快弓拉出一个又一个高潮，琴弦仿佛连着心脏。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楼上窗户一扇扇推开，工友们静静地看着我。篝火噼啪作响，没有人说话。我的女师傅默默站在人群当中，眼睛映着篝火的光芒，忽明忽暗。她双手抱臂，手里还握着那只搪瓷杯，端在半空，一直没放下来。她仿佛整个人都沉浸在乐曲的情绪里，百感交集。二、我的女师傅师傅姓熊，四川人。因为稍胖，工人们背地里打趣叫她“熊猫”——白白胖胖，漂漂亮亮，左额头上有一道浅红色的疤痕，像漏擦的胭脂。她后来知道了，只是淡淡一笑，没当回事。那时我是学徒，她是师傅，工作之外，我们交流并不多。平常谈心也是随机的——问问父母家人，遇上什么事说什么事，不会刻意。她的私事，我当然不便多问。可就是这几年里经历的几件事，让我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了。刚分配师徒时我甚至有点遗憾——我希望师傅是电影里那种粗壮勇敢的工人老大哥形象。她的力量在哪里呢？第一天她来到宿舍，带来100瓦大灯泡给我换下原来25瓦的灯泡。光亮多了！她说听劳资科的陈科长介绍新来的徒弟爱画画好看书，换个大灯泡，光线足，看得清，不坏眼。我感到惊讶和亲切。工作中她严厉得像另一个人。一次夜班，凌晨四点我打起瞌睡，她赶紧推醒我：“千万不能瞌睡！一旦发生事故，国家财产、人命关天！”她给我讲厂里前辈的故事：张师傅在抗日战争时期生产军火时炸伤了胳臂，韩师傅在解放战争时期生产军火时炸伤了右眼——他们都是在后方为前线铸剑的英雄。我肃然起敬。可平日里，她会悄悄塞给我一个馒头，午间休息时为我披上呢子工衣，有时顺手把我的饭盒洗了，还不时递来新笔记本：“学习总是有用的。”她看我画画和学习时的那道目光，令我鼓舞。最喜欢听她工休时间小声哼唱《康定情歌》。如果说挖TNT已经显示了她的勇敢——但那是大家都一起上了的。真正让全厂刮目相看的，是“大会战”那天。一群工人想把红旗插到二十多米高的铁塔顶上，可一个个男工爬到一半就发晕。师傅脱下碎花棉袄塞给我，对工人们说：“把红旗给我吧！”工人们开始起哄：“熊猫上树！熊猫上树了！”她只是笑笑，把红旗挎在肩后，一级一级慢慢往上爬。风很大，铁塔微微晃动。工人们渐渐不笑了，屏住呼吸。工长赶紧让人把水泥袋和稻草堆到塔下，以防万一，一边冲上面喊：“下来！快下来！”她没有回头。红旗终于在塔顶展开，猎猎飘扬。她回到地面，全场掌声雷动。书记走过来与她握手：“好样的！”她脱口而出：“没得啥子！”我把那件带着她体温的棉袄递过去——那一刻，我觉得全世界最骄傲的事就是当她的徒弟。还有一次，101车间出事故，紫红色的硝烟犹如妖雾弥漫开来——干TNT的人对这种深紫的颜色再熟悉不过，那气味刺鼻、呛人，令人窒息。工人们纷纷撤离，师傅没有动身。“咋办，师傅？”她回头看看我：“你也赶紧撤吧。”“跑出来就能活吗？”她愣了一下：“跑进隧道，起码尸体是全的。”毛骨悚然。但师傅那种在生死面前的从容，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那天，她急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听师傅的话，赶紧跑！”后来消防队和罗总工程师赶到，及时处理了事故。唏嘘之中，我幸运地没有成为尸体。那年中秋，我到厂外的武江边写生回来，发现师傅在厂门口迎接，工友们说师傅从下午4点多一直等到太阳下山。要一起去东北赵师傅家包饺子。这是我在兵工厂记忆最深的一个节日。那天师傅高兴，喝了点酒，清了清嗓子，哼唱起她家乡的《康定情歌》。我也拉了一小段小提琴。在湖北襄阳某兵工厂学习时，一个大雪天的夜晚，我因感冒发烧，撑到下班，为躲避过路的卡车，迷迷糊糊掉进了路边石块围堤的干枯水沟里。眼睛一黑，站不起来了。师傅和工人们轮流把我背到卫生院。那天晚上，师傅在病房看护到天明。我醒来时，见她趴在椅子上睡着了。感动不已，终身难忘。低头一看，棉衣口袋里那支钢笔已经被堤石折断了，墨水染蓝了一大片衣兜。我考上大学要离开了。“师傅，我给您拉一曲小提琴吧。”我打开琴盒。她摇摇手：“受不起呀！赶紧先回家，几年没见妈妈了。”她从柜子里取出一个枣红色的笔盒，递给我——是一支“青年”牌钢笔。“拿着用。”她说。我接过来，想起那支折断在沟里的笔，一时说不出话。我送给她一张自己画的丹霞风景写生。她高兴的说，“要得，我今天就把它挂上！”我终于鼓起勇气问她额头上的疤痕。听人说她当过兵，当年在丛林里拉练时划伤的。她摇头一笑：“不难看吧？”我说：“师傅最漂亮了。”她微微笑了笑，却什么也没说。后来我才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不自以为英雄。她们只是在该站出来的时候，一步也没有退后。三、 不散的宴席当年从韶关各知青场一起来兵工厂的有十个人。卡车往山里开时，一个知青突然哭了。我说：“男子汉大丈夫！我们没有退路！”我伸出手：“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十只手掌，一只一只搭上来。那一刻，十个萍水相逢的年轻人把命交给了彼此。严洪景是其中最沉默的一个。我们曾是中学同学，一起到了兵工厂，他是锅炉工，整日与煤灰为伴，话不多，却厚实直率。在我最艰难的时刻——父亲重病、停薪留职、全力备考——他默默伸出了手。他从不多问，只是把钱塞给我，轻松地说：“别想太多，考了再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我知道，那时他自己也并不宽裕，家里还有两位老人。我温习功课的住处离他住的厂区南区九公里。有一次，他竟然为我送生活用品，来回走了十几公里，回的路上风雨交加，浑身湿透。那风雨里的身影——简直像弹药一样充满力量。我成了十个人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欢送会上，有人哭了，有人摔酒瓶。严洪景一言不发，连夜把我送到三公里外的安口火车站。上车前，我脱下身上的呢子工服塞给他。火车开动，他抱着那件工服，一直站在站台上。出发前，我把师傅送的那支“青年”牌钢笔小心地放进背包。枣红色的笔盒，沉甸甸的。到了学校，我用那支钢笔给师傅和工友们写信——一封一封地写。居然没人回。两年后我放假回厂，去找那些哥们，一个也不见了。原来，那天聚餐后熊师傅对着大伙说：“啥子嘛！他能考上，你们为什么不能？哭什么哭！”一个个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电大、业大、中专，到特区或回老家创业，全都冲了出去。严洪景没有考学，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会计——工作踏实，认真负责，令人尊敬。我曾替他惋惜，他却说：“各有各的路。你把书读好，就行。”这些年来，逢年过节对他的问候和礼数从不缺席；我有了成绩第一时间告诉他，他比我还高兴；家里遇到难事，我们之间二话不说就帮忙。但他从不提起当年对我的资助，仿佛只是件不足挂齿的小事。近日我特别请当年一起学画，如今成为著名画家关山雪画了一幅国画《韶阳楼挹翠》赠他。故乡美景，寄托情谊，意义非同寻常。酒桌上提起当年挖炸药，才知道那天他也参加了，只是不同一批上阵。我惊讶地问他怎么从没说过，他摆摆手：“又不是我一个人干的，有什么好说的。”母校百年校庆邀请我作主题演讲，聚会时，我想把他资助我的事告诉同学们，他当场拦住我，满脸不自在：“过去的事了，别说了。”他就是这样的人——做了十分，只说一分，甚至一分也不说。他的善良，从来不是为了被看见。在这个人人都想被记住的时代，他安安静静地做一个“被遗忘的人”。可正是这样的人，让我懂得了什么是真正的友情：不是挂在嘴上的肝胆相照，而是你需要的时候，他已经在路上了。不久工厂下马，工友们各奔东西。四十多年后我独自回去，金鸡岭上白云悠悠。《如歌的行板》在心中回响。尾 声我曾以为工友们忘了那段往事。后来重逢，酒过三巡，不知谁提了一嘴“当年挖TNT”——一桌子人忽然静了。杜师傅把酒杯一蹾：“怎么不记得？我一镐下去，心想完了——没炸。”满桌大笑。笑完一个接一个说起来：谁的镐头弹得最高，谁吓得尿了裤子……有人别过脸去，拿手背蹭了一下眼睛。不是忘了。是日子太长，平时不敢轻易碰。一碰，就扯出一整片山河。我问起我的女师傅。在座的人都摇摇头，没有人知道她的消息。她就像那个夜晚的琴声，散在了风里，再也没有回来。如今我已六十多了。走在街上，看见某个行人的烟火气，会想起师傅塞给我的馒头；看到背着琴盒的少年，想起我竟没来得及专门为师傅拉一首曲子。还有严洪景——他不久前告诉我，儿子学以致用，工作踏实，已经评上副高职称了。说这话时他语气里的骄傲，比他自己的事还浓。人生有这样的朋友，实在难得。那些用青春换来的东西从来没有离开过。它们变成了一种底气：这辈子最危险的事都扛过了，还有什么好怕的？“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兵工厂的军号声，那曾嘹亮地唤醒大地的号角，依然不时在我梦中回响，如歌，如诉。青春、热血、恐惧、勇敢、音乐、友情——都过去了，又都没过去。它们像一首弦乐四重奏，永远演奏着那支《如歌的行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