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子健 | 在仅有一人的图书工作室里，“之间”如何小体量做出大价值？

特別通知：5月30日本週六晚上8:00-10:00（美東時間）舉行 《Voices of Freedom: Reading Frederick Douglass with the Global Diaspora | 與波士頓書評一起閱讀道格拉斯》，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学程映虹教授将帶領討論。參加鏈接： https://meet.jit.si/ReadingDouglassWithBRB2026编者按：本文转自《百道网》微信公众号。2024年开春，北京天通苑的家里，陈卓开始了一种近乎孤勇的出版旅程。他没有工位、不设团队，以一人之力撑起了一个叫“之间”的人文社科图书品牌。对外，它是广东人民出版社旗下的一个工作室；对内，它是一个编辑在纸书式微年代，对理想出版最后的坚守与倔强。从2001年本科毕业入行，到2006年失业“混社会”、2012年底重返出版领域，再到2024年创立“之间”，陈卓在行业里浮沉二十余年，见证过人文社科出版的黄金时代，也亲历了2023年之后市场断崖式下滑的寒冬。他不做翻译书、不追流量爆款、不刻意讨好市场，坚持只做有思想重量、有温度、有难度的原创人文精品。在短视频吞噬注意力、长文阅读日渐稀缺的当下，“之间”工作室更像一个文化孤岛：没有喧嚣的营销，没有庞大的团队，只有一个编辑、一群相知多年的学者、一部部出其不意的好书。这不是一次顺势而为的创业，而更像是一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文化逆行，在纸书的黄昏里，与时间赛跑，为思想留痕。在规则与自由之间2023年底，陈卓悻悻然离开上一家出版社不久，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肖风华便找到他。肖社长希望成立一个原创人文社科类出版品牌，而这正是陈卓热爱且擅长的领域。自2012年底重新成为一名图书编辑以来，陈卓打造了多部有影响力的人文社科类原创图书，颇受同行与读者好评。肖社长与陈卓在品牌的定位和方向上一拍即合，一个新的出版品牌就此诞生。陈卓将其命名为“之间”，寓意在历史与当下、在情怀与现实、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寻求某种平衡与连接，推动人文社科素养的大众化传播。陈卓喜欢“平衡”这个词，“平衡不是中间地带，而是0.618那个黄金分割点；平衡也不是寻找安全地带，而是不走极端，远离极左与极右，在两极之间动态游移，找到最舒服的那个位置。”为此，陈卓选择了一条少有人走的路，“全靠社领导支持，全国也没几个品牌敢这么运作。”“之间”的架构简洁到极致——整个团队只有陈卓一人。他身兼广东人民出版社人文创新分社副社长、“之间”工作室主理人、策划编辑、责任编辑、营销编辑数职；文字校对、排版、封面设计等工作，则外包给跟他合作多年的伙伴；社里仅安排一名编辑（陈卓的评价是“非常出色”），协助他对接全部出版流程，而所有流程均围绕“顺畅出书”展开。陈卓手上同时操作十多个项目，找作者、报选题、审稿、找纸、去印厂定色，任务繁重却有条不紊；社里给予他足够的自主权，重点图书不用等每月一次的选题会，可随时提请社长、总编特事特办。陈卓大部分时间都在家中办公，对他而言，这种不用坐班的自由意味着“某种高效的可能与运气”。他把精力倾注于最核心的内容生产，摒弃一切无效社交与公司内耗，“很多沟通环节就交给助手或部门领导协调，我每晚睡觉前都会在心里感谢她们一次。”“之间”聚焦学者型且有市场感的人文社科原创作品，拒绝晦涩空洞的纯学术专著，也摒弃快餐式的通俗读物。从2024年开春工作室成立至2025年2月，整整一年，“之间”没有推出一本书。但陈卓并不着急，他想精心打磨每一个选题，从策划到印刷至少耗时半年，大部头作品或重点书更是需要一年甚至更久。他沉浸其中，蓄势待发。2025年3月，“之间”的首部作品《陈寅恪四书》正式出版。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工作室相继推出了近30种图书，码洋超过800万元。在2025中国出版品牌影响力大会上，“之间”入选“子品牌影响力TOP100”和“人文社科类子品牌影响力TOP50”榜单。尽管出书日渐丰富，陈卓目前也只计划招聘一名营销编辑。在他看来，小而精的模式既能保持出书的纯粹性，又能规避团队磨合带来的精力损耗。他希望坚守自己的审美与判断力，不苟且、不将就，专注做自己真正认可的书。这种独特的运作模式，既依托于广东人民出版社的优质平台，又保留了独立出版人的自由与灵活，在体制规范与个人理想之间，实现了难得的平衡。正因为此，陈卓将“之间”的主旨定义为“平衡你自己”。在作者与作品之间在翻译书充斥人文社科图书市场的当下，陈卓对原创的坚持近乎固执。对此，他有自己的解释：“我以前看很多翻译的学术书都似懂非懂，还没法跟作者交流，很闹心。做原创书能跟作者面对面沟通，这对我很重要。现在是‘IP时代’，人比书更重要，我需要先认同这个人，才会出他的书。另外，现在找一个好译者比找一个好作者可难多了。”这套逻辑背后，是一种反效率的工作方式。与很多出版人“先找选题，再找作者”不同，陈卓的习惯是“认准人才能做对书”。在《人物》杂志当编辑的那两年，陈卓认识了很多作者，他们如今大多是相交十年以上的老友，是涵盖近现代史、政治哲学、思想文化史等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不仅是出版路上的同行者，更是人生路上的知己。在陈卓的内心，出书已然超越了文化生产的意义。“人格的魅力比文字更强大，人心的力量比文字更真实。夜深人静睡不着的时候，想想他们说过的某句话或者为人处事的样子，就像给自己充电，在萎靡无助的时候重新支楞起来。”陈卓感慨道。与此同时，陈卓也在不断开发新作者。他说他佩服那些只愿意跟内容而不跟人打交道的编辑，但“策划编辑不能只窝在书本和工作室里”。在他的坚持之下，“之间”的选题从不盲目追逐市场热点，而是围绕他个人的两大兴趣延伸：“一是晚清民国史，二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在此基础上，他主动向学者约稿，挖掘有思想价值、有文本温度的原创作品，即便市场前景不明，也愿意倾力打造。出版之于陈卓不是一锤子买卖，而是长期的信任与陪伴，是学者与编辑共同守护一段漫长的思想旅程。陈卓把做书理解为一种“人”的事业。这种理解在效率至上的出版业里显得有些古典，甚至古怪。可正是这种不合时宜，让他的书单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个人烙印：从《审慎是一种美德》到《涟漪之下》，从《陈寅恪四书》到《从刘邦到王莽》，从“斯文丛书”到“群己丛书”，背后是一条清晰的自我成长与学术生长的脉络。或许可以把“之间”的跨度拉得更长。陈卓十分清楚，“之间”的路并非一蹴而就，它的沉淀期远不止一年，而是十年甚至更久。《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驯化利维坦：有限政府的一般理论》《人之初：现代蒙学46课》《在超验与经验之间》《人生小纪》《乡里的圣人》《见鬼》等等，这些陈卓过去打造的图书影响了很多人，“我和这些作者一路走来，虽然我换了一个又一个地方，离开北京又回到北京，但我们的脚步并没有停下，‘之间’是我们的新路标。”在装帧设计上，陈卓没有执念式的要求，“之间”的书大多简洁轻便，不浮夸、不花哨，少有精装本。他与合作十余年的设计师周伟伟默契十足，普通书全权交付，重点书反复斟酌，有争吵、有妥协，但品质绝不含糊。“有些作者比较挑剔，会不断修改封面，甚至推倒重来。当在审美上有冲突时，我大多会选择尊重作者，除非作者没有审美。”审校环节，“之间”秉持“慢出版、精打磨”的底线，确保内容严谨，尽量不出现低级错误。常规的三审三校外，有些重点图书还会被要求专家外审。陈卓坦言，“之间”出品的图书，约三分之一都需要送审。别的编辑大多是三审，他的书经常需要四审五审，“社内审完社外审，集团审完省局审”，他开玩笑说自己已经习惯这种“被重点盯防”的压迫感。“忍耐的底线在每个编辑心中都是游移不定的，你的底线可能是别人的天花板。”陈卓说。在情怀与市场之间“2023年之后，图书销量明显下滑，人们的阅读方式和习惯正在彻底改变。”谈起当下的出版环境，陈卓对纸质书的未来非常悲观，“也就这两三年的事了，纸质书不会消失，纸质书的编辑不好说。”在这样的寒冬里，“之间”不追爆款、不做流量、不迎合市场，坚持做小众人文精品，这就意味着要直面销量低迷、盈利困难的现实。陈卓直言，“之间”出品的很多图书销量不到三千册，即便口碑不错的“斯文丛书”，也鲜有销量突破三千册的作品。“以前也会向市场妥协，但好像我越迎合市场，就越会遭到市场的嘲讽。”对此，陈卓的策略是不再迎合市场，“我就迎合自己吧，尽量把每本书做出它该有的样子，自己满意的样子。”这不是清高，而是一种被反复捶打后的务实。他说自己“不是反市场”，仍然相信市场是公平的，尽管总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捣乱”，但好书总是能被看见的，只是需要一点时间，一点运气，“作为编辑，还需要一点耐心。”陈卓的耐心在《陈寅恪四书》上得到了回报。“这本书做得还行。”陈卓说得有些轻描淡写。《陈寅恪四书》首印5000套，今年年初加印了3000套，累计码洋超过200万元，并拿下不少“年度十大好书”的荣誉，如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南方周末》“年度十大好书”等。《陈寅恪四书》从策划到出版，耗时五年，出版历程一波三折。2017年，陈卓在广州学而优书店的一场活动上认识了学者张求会，他们“相谈甚欢，一见如故”，于是陈卓开始约稿。两年后，张求会的《陈寅恪家史》出版，反响热烈，加印不断。2020年1月7日，两人在武汉三镇做完新书活动后在武昌高铁站告别，“后来大家各自保命，无暇他顾，再联系已是2021年了。”那时陈卓正在南京大学出版社作困兽斗，计划与张求会合作出版一本关于陈寅恪的新书。编着编着，他觉得一本书的体量远远不够，于是根据不同的主题编为四本，取名《陈寅恪四书》。然而，这一想法并未得到出版社认可，领导说“最多只能做两本”。陈卓与张求会都觉得四本书不能割裂，项目只好搁置。来到广东人民出版社之后，陈卓得到社里的全力支持，《陈寅恪四书》完整问世。“陈寅恪和广州渊源很深，领导也颇有担当”，陈卓回忆道，“社领导几乎没怎么删内容，唯一删掉的《康乐园里难康乐》一文也做了存目处理，这非常难得，非常‘康乐’。”之后，陈卓陪同张求会在全国举办了八场新书分享会，选择了广州、南昌、杭州、南京、上海、厦门、福州、北京八座与陈寅恪有关的城市。“结合陈寅恪在每个城市的故事，串起来好像一个‘地图上的陈寅恪’。这八场分享会本身也是一本书。”陈卓依然相信长期主义，不以短期销量论成败，主打长销而非畅销。但他并不排斥畅销书，认为能让书畅销是种很了不起的能力，但他更尊重那些哪怕只能卖两三千册的好书。“其实在做书上我挺走极端的，一点都不会平衡我自己。本来想平衡学术品质与市场销量，现在看来能顾上一头就不错了。”陈卓不期待“之间”能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只希望读者能记住这个品牌里的某本好书，感受到不经意间撞见一本好书时的那种狂喜。在希望与绝望之间“做‘之间’这两年，我整个精神状态就像重读高中，我感觉自己马上要进入高三了，像我的女儿一样。”陈卓把刚过去的这三年比作“人生的第二次高考”，几乎倾尽所有精力，喜怒哀乐也变得更为具象：最快乐的时刻有两个，一个是听到加印的消息，一个是“某本有难度的书顺利出来了”；最痛苦的时候不是书出不来，而是“书出来半年后，看了一眼库存，发现和刚入库时变化不大”；最孤独的时候是“我觉得某本书很有价值，但发行和领导都不看好”；最焦虑的时候是“漫长地等待各种审查结果、书号和CIP”。“出书有时就是这样，书出到一半，人就走了。这种故事这几年发生的太多了。现在不像十年前，觉得死亡离自己还很远，身边不少作者，五六十岁就没了。”陈卓说起这些时，语气没有太大起伏，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消化了很久的事。“会生活比会做书更重要，这两年我经常这么想，但是我做不到。有那么多好书在自己手里还没出来，就会有点不甘心。再想想身边有那么多好作者，如果不出书了，我跟他们的关系还会像现在这样紧密吗？除了做书我还能干点什么？我的生活是被工作掏空的吗？还是生活本身就早已空洞无物？努力工作是为了更好的生活还是为了更好的逃避生活？我能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平衡我自己吗？”为此，陈卓尽量减少任何与出书无关的人际交往，私人生活几乎为零，五年不发、不看朋友圈，“没有拉黑屏蔽过任何人，真的是不看也不发”。在家办公的节奏，工作与生活高度重叠，工作大量侵占私人空间，却绝不会反过来。“我知道这样不健康，但是能有几年这样沉浸式的工作时间，从和纸书消亡赛跑的意义上讲，我感觉是非常难得的。我只想抓紧时间，多出一本是一本，多干一年是一年。”对于未来，陈卓没有任何宏大的规划，“只能一年说一年的”。他希望能继续深耕晚清民国史与政治思想史两大领域，完善现有产品线，挖掘优质新作者，一年至少出版20本书。“留给纸书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急着转型，也不期待转机，我就争分夺秒多出书。”陈卓说不指望“之间”这个品牌能长久存续，只希望在纸书的黄昏里，“尽我所能，多出几本自己心里放不下的书，多出几本能给这个时代制造点动静的书。”2026年春天，陈卓的“之间”书单又变长了。下半年，有他筹备了很久的“群己丛书”要出，有他请老友王东杰教授主编的“入木丛书”要出，还有一些他觉得能制造点动静但不方便提前透露的选题。他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坚持几年，但“能专注做自己喜欢的事、爱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光，都是幸福的，虽然也都是不长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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