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甘·佩纳卢纳 | 怪物——记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episode artwork

EPISODE · Aug 14, 2026 · 19 MIN

丽甘·佩纳卢纳 | 怪物——记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

from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 host 之間書評In-Between Review

编者按:8月,风之回响与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书系出版美国丽甘·佩纳卢纳的《如何像女人那样思考:父权制下,女哲学家们的精神突围》。作者以一位当代女性哲学学者的视角,以其个人经历为线索,穿插介绍了历史上著名哲学家们的性别观念,以及四位近代女性思想家(玛丽·阿斯特尔、达玛丽斯·马沙姆、凯瑟琳·科伯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生平和思考,讲述她们在作者人生不同阶段带给她的启发与鼓舞,也可将其视作一部角度独特的哲学启蒙书。在17、18世纪之交,约翰·洛克发表了颠覆性的哲学巨著《人类理智论》。当时主流的学术界和神职人员对洛克群起而攻之,指责他的经验主义理论会破坏宗教和道德。年仅23岁的凯瑟琳·特罗特(当时尚未结婚)挺身而出,在1702年匿名发表了《为洛克先生的〈人类理智论〉辩护》(A Defence of Mr. Locke’s Essay of Human Understanding)。她用极其严密的逻辑逐一驳斥了那些资深男学者对洛克的指责,并赢得了洛克本人的高度赞誉与资助。凯瑟琳·特罗特·科伯恩不仅是在重复洛克的观点。她还敏锐地意识到,洛克的“经验主义”(人类的知识来源于后天的经验,而非天生) 对女性解放有巨大的潜在价值。她一生笔耕不辍,为早期女性主义精神突围的璀璨先驱。本文节选自该书《怪物》一章,出版社授权刊发。作为一个新手妈妈,我最常翻阅的是科伯恩的书。她关心的是那个时代尚未摆上台面的关键问题:人们(至少是那个时代的一些思想家们)希望将女人的自由拓展到培养才智和自我创造,但与此同时,社会对女人的传统期待仍然是为他人尽职尽责,如何调和发生在女人身上的这对矛盾?母亲的负罪感是启蒙运动的副产品,而科伯恩是最早探索这个领域,并对此发表评论的探险家之一。我津津有味地翻阅她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我看到的是一个自我决定的、理性的女人,她用一种特别现代的方式与亲友和情人相处。这些通信的背景是科伯恩的哲学信念——她认为我们关于自由和社会的观念应该从善意出发,而不应仅仅出于自私。她因这一信念跻身先锋启蒙思想家的行列。她的男性同行们就到此为止了,但她更进一步,将这些见解应用到了性别问题上。她相信,女人对他人负有责任,男人也当如此。传统上讲,男人更自私,女人则更为他人考虑,这是系统性压迫的结果。照她信中的说法,要想解决问题,就要让男人更关心他人,至于女人,那些习惯于把自己奉献给母亲、妻子和朋友角色的女人,则应该变得更自私一些。科伯恩有一幅版画肖像,拓在一张书籍封面大小的纸张上,纸已泛黄。艺术家名讳不详,这幅肖像的用途也没人知道,伦敦国家肖像画廊(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 of London)将这幅肖像的年代定在18世纪中叶,是科伯恩七十多岁的时候。但画像中的科伯恩看上去更年轻些。她的脸部和颈部没有任何皱纹,波浪般的长发披在肩上。她平静地(如果算不上悲悯的话)注视着观者的眼睛。她的鼻子看上去格外醒目。总之,她的肖像和约翰·洛克的出奇地像,尤其是那鹰钩鼻。也许她确实长得像洛克。也许,在这位画家的头脑中,科伯恩的女性外表同这位哲学家难以割舍,众所周知,她为洛克的思想辩护。如果画家真的这么想,那么这既在讨好她,又令她难堪。如果在社会想象中,哲学家的模样就是一个男人,那么在那个时代把一个人画得像当时最著名的男性思想家,可以被看成是一种赞美。在科伯恩眼里,洛克是个天才,她对洛克思想的分析在英国哲学界受到尊重。然而,如果有人认为女人最好的思想来自男人,科伯恩会相当恼火,因为读者有时会把她的作品归功于洛克。一位男性友人写信给科伯恩,他说自己怀疑达玛丽斯·马沙姆哲学著作背后真正的作者是洛克,科伯恩火冒三丈:“我请求您能比大多数男性更公平地看待女性;只要女人写了点什么让他们称赞不已,他们一定会说,这不是她自己写的,或者说她肯定有帮手,以此抢走我们的荣耀。肖像画上的科伯恩看上去在深思,同时也十分警觉,这是她希望呈现出来的样子。她说自己很严肃,一个朋友说她知识渊博,令人“心悦诚服”。不仅如此,她还充满激情,反对那种认为“爱、恨等情感一定会扰乱心智”的观点。许多早期现代思想家认为,激情是人类痛苦的根源,是人类不完美的证据,是需要克服的。虽然科伯恩认为灵魂需要理智来组织情感,但她并不希望理智压抑情感。她把上帝描绘成一个理性存在,同时他也是有感情的,能够以某种完美但不可知的方式感受我们的一切感受。她允许生活中的挫折点燃她的想象力,激发她的创作灵感。她拥有不羁的智慧和丰富的情感生活,当她不写剧本或哲学小册子的时候,她会为其他女作家的剧本写题词,并同她们保持着热情的书信往来。她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女性所受的压迫,始终希望改善读者(无论男女)的观点,提升他们对于女性作为智性生物的尊重。难能可贵的是,她的这种创作冲动很早就开始了,而且从少女时代一直持续到老年。…………科伯恩尽管对婚姻制度持批判态度,但在伦敦独立生活期间,她开始考虑婚姻。年轻女孩总是被教导要优先考虑结婚,而她们的精神生活则是可以为此牺牲的。她不大赞同这一点。但现在她已经年长,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智识生活。她告诉朋友,很难找到值得信任的人:“我觉得我可能要以现在的状态走完我的人生。事实上,我一直非常害怕将我的幸福完全置于他人手中。科伯恩写给追求者的信件为我们提供了18世纪约会生活的有趣一瞥。几年后,她将这些信件收录进出版物中,好让女性可以从中学习。在这些信件中,科伯恩落落大方地向追求者表达自己的需求,对此没有丝毫愧疚之意,并且诚实地面对自己未定的情感。最重要的是,在约会前,她十分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她显得有些挑剔:“我以前没遇到过什么男人,我也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他们,他们的行为举止或性格不见得会让我不快。因此,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对我来说最好的选择是保持现状。”也就是说,她选择独自一人。但她很有魅力,而且名扬四海,许多男人都在追求她,所以她决定玩玩这个游戏。她的一个朋友托马斯·伯内特(又一个伯内特,不要与那位洛克的批评者或她的朋友伯内特夫妇混淆)试图俘获她的芳心。伯内特才华横溢,游遍欧洲,从巴黎、莱比锡和卢森堡给科伯恩寄去信笺。他同莱布尼茨和马勒伯朗士等著名哲学家私交甚笃,还同他们谈论过她的作品。他为科伯恩的智识成就感到骄傲,鼓励她将自己的作品翻译出来。乍看之下,伯内特似乎与科伯恩的雄心壮志很般配。但伯内特总是胡吹乱嗙。他在德国拜访了卡罗琳王后,就说卡罗琳王后对他念念不忘,晚上还把他从床上拉起来陪她。不仅如此,伯内特还精于算计,他在自己的爱情宣言中添了些限定条件:“然而,我无法掩饰我热烈的渴望,无论是从我的灵魂还是内心深处,我都希望与你建立永久的友谊。不管以何种方式,但凡有希望,只要有你在的地方,我都愿与你相伴。”不过,他踩到了科伯恩的雷点,他怀疑马沙姆的作品不是她自己写的。科伯恩告诉他,他们之间不会有结果。但两人的友谊没有彻底破裂。他们继续分享各自关于宗教和思想的看法,这表明科伯恩乐于接受他人的不完美,并愿意一起找到解决分歧的方法。“你看,你并没有搞错,我们的亲密关系会转变成爱。”这不是伯内特曾经希望的浪漫之爱,而是一种友谊之爱。另一位追求者是芬恩神父(Reverend Fenn)。芬恩神父为科伯恩而神魂颠倒,她也喜欢他的善良、高尚以及可敬的品格。问题是她并没有爱上他。两人之间没有火花。帕特里克·科伯恩(Patrick Cockburn)则是另一回事。他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神父,科伯恩被他深深吸引住了。他唯一的问题是沉默寡言。他不相信肉体的享乐是神圣的。而科伯恩则不同,她读过马沙姆的作品,人与人之间——尤其是夫妻之间——“不会厌恶享乐”。在一段直接受到马沙姆爱情哲学启发的文字中,她写道:说实话,如果基督徒的责任是只爱上帝,而(如马勒伯朗士常常主张的那样)对造物的任何情感都是罪恶的话,我想独居不仅对你是必要的,对所有人类也是必要的:我们将不再被称为社会性的生物,而是都成为不合群的隐士。然而,上帝将我们设计成彼此有益、彼此愉悦,以此来减轻我们的忧虑和责任;他并没有把一些人所主张的那种严苛的律法强加给我们。爱我,科伯恩对帕特里克说,敞开心扉去关心另一个人。这种感觉很好,而且是上帝所赐予的。她说服了他,两人于1708年成婚,她改姓科伯恩。第二年,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两人之后又有了两个孩子。成为母亲后,科伯恩几乎17年没出版任何作品,直到她最小的孩子长大成人,即将离家。这位自少女时代起就一直思如涌泉的作家,为何突然沉寂了呢?多年后,她在一封写给亚历山大·蒲柏的信中解释了这段时期的沉寂(尽管她是他的忠实粉丝,却从未把这封信寄给他):“自从1708年结婚以来,我告别了缪斯女神们,全身心投入到家庭的照料和孩子们的教育中,我甚至不知道大不列颠是否还活跃着书籍、戏剧或诗歌这类东西。”家庭生计方面也有一些困难。1714年,帕特里克拒绝放弃效忠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uart),于是丢掉了工作。为了维持生计,他开始教授男孩拉丁文。1726年,在多年的经济困难后,他最终屈服并宣誓不再效忠詹姆斯·斯图亚特。随后,他被聘为阿伯丁(Aberdeen)的神职人员。然而祸不单行,她在戏剧界的过往又被人重新挖了出来。1709年,在她生第一个孩子的那年,德拉里维尔·曼利出版了一部自传体讽刺作品,讽刺她在剧院中认识的人。她抨击了科伯恩,称其为伪君子和荡妇,并声称她曾在未婚的情况下与男子发生过性关系。更糟糕的是,这部作品非常流行,“几乎每家书店都有销售”。科伯恩有充分的理由销声匿迹,好让事态冷静下来。多年来,我一直把这个故事当作事实,作为一个年轻的母亲,我相信科伯恩只是把她的书籍和抽象思想放在一边,专心照顾她的孩子们。但这种想法让我感到不舒服;我希望她能更加坚定,更具反抗性,成为她戏剧中那位不可一世的女人,那位坚持女性内心世界的重要性的女人。我不想让她在遗忘中消失,就像网一样,在一次次换尿布中归于默默无闻。她怎么能放弃缪斯女神呢?这种状态不会让她感到害怕吗?所以,当我发现科伯恩在做母亲的同时还坚持阅读和写作时,我非常欣慰。在履行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时,或者说,你们懂的,在扮演母亲和妻子以外的时间,她独自一人,创作了一系列的虚构信件。她从未公开出版过这些信件,直到最近一位学者在她的传记作者托马斯·伯奇(Thomas Birch)所收集的信件中发现了它们,这些信件现存于英国国家图书馆。这些主要是女性之间的通信,探讨的主题非常引人入胜。她们在应对家庭生活的挑战的同时,也在探索彼此的友谊。她们因共有的压迫而团结一致,并寻求彼此的陪伴和支持。科伯恩在信件中让一位女人对另一位女人说:“反复阅读你的信件,让我时而快乐,时而痛苦。快乐的是,我有幸拥有一个慷慨的朋友,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她倾诉心声;痛苦的是,这位朋友并不如我所愿地那样幸福,而她是值得享有这种幸福的。”科伯恩再次摸黑探索了女性的自由,将女性友谊想象为一种尘世救赎的形式。但是,如果沉溺于自己的工作中,科伯恩又将面临坏妻子和坏母亲的指控。一份当代的文本描绘出了科伯恩的处境:“如果一个女人以平静、愉快的态度百依百顺,就像一匹训练有素的马,能够对骑手的轻微指令做出反应,骑手的缰绳稍微一拉,她就会转向,这是值得称赞、值得表扬的,是一个贤德女人、尽职妻子的标志。”如果一个母亲抛下自己的职责去写作,她可能不会被视作母亲,而是被视为一种野兽,因为她背离了习俗和礼仪。不仅如此,这位母亲很可能遭受其他更为严厉的指责。她会被视为一种扭曲的存在、一个怪物。到了18世纪中后期,英国文化上开始趋于保守,人们对母亲角色的要求比几十年前更加严格和苛刻。人们对母亲有更高的期望,要求她们养育和教导子女,远离公共领域。(那时正值早期资本主义和银行业兴起,要求女人留在家中也是一种阻止她们获取财富的方式。)女人从多个渠道接收到的信息是,一位越轨的母亲对她的孩子和社区都将构成危险。马勒伯朗士早已警告说,一位怀孕的女性如果沉浸在艺术作品中,可能会导致未出生的孩子有缺陷。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和亚历山大·蒲柏则把当作家的母亲描绘成怪物:她们是文学的毁灭者,是社会稳定的威胁。这些流行形象中也存在种族主义的成分。一些思想家认为,男女之间性别差异大的国家,其文明程度也较高,而那些拥有更多雌雄同体性的国家或群体则较不文明。预设女性的天职是待在家里养育好公民,并预设“未开化的”国家或群体缺乏尽职的母亲,这是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逻辑。也许科伯恩说她因为害怕揭露真相会招致批评,才在那段时间不读书、不写作。尽管科伯恩声称她是出于母性的责任才放弃学术追求的,她在信中告诉蒲柏,自己把时间都花在了养育和教导孩子上,但我并不认为她被就此说服,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保持沉默。她的一首诗就包含了这种模棱两可的观点:她写道,良好的教育将帮助女性履行“母亲、朋友和妻子的职责”。但在这首诗中,她也想象着有一天,女人会在科学和哲学领域提出独到的见解。她让伯奇保存她的虚构书信,也许是在反抗自己曾经接受了一位沉默的母亲的角色。…………孩子们离家后的几年是她最多产的时期,除了书信之外,她还写了一些探讨道德基础的哲学著作。她于1749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也可能是七十一岁)。那时,世人几乎已将她遗忘。1751年,作家兼学者凯瑟琳·塔尔博特(Catherine Talbot)写道:“她是一位非凡的天才,她的人生却晦暗不明!”1789年,诗人兼哲学家詹姆斯·贝蒂(James Beattie)写道:“她在阿伯丁生活了很多年(1726—1737),但我从未听那里的人提起过她,倒是她的丈夫经常被提起,而那些认识她丈夫的人肯定也认识她。科伯恩去世前不久,她和朋友亨利·埃图盖(Henry Etough)决定筛选她的作品,并编成两卷出版。埃图盖在写到她时说:“科伯恩太太当之无愧为一流的道德作家。她的论证清晰有力,语言掷地有声,表述恰如其分,鲜有人能与之匹敌。科伯恩太太举手投足间尽显非凡气度,即使时移世易,她卓然的气质依旧无人超越,不论男女。人们应该为如此非凡之人竖立纪念碑,将其留存于后人心中。”埃图盖聘请了一位编辑,但这位编辑当时正在整理亚历山大·蒲柏的作品集,无暇分身,将科伯恩的项目搁置了近10年。后来,托马斯·伯奇接手并完成了这项工作。科伯恩虽然在作品出版前两年即已去世,但她几乎参与了作品拣选的全过程。她剔除了她的中篇小说和五部戏剧中的四部,但收录了给儿子和侄女的信件。如果我们不被哲学家的声音所蒙蔽,而是关注从她的文字中呈现出来的她的形象,我们会看到一个丰满的形象,而且惊人地复杂。她不是完美的母亲或姑妈。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关心女性群体但也关心自己思想的女性形象。在科伯恩作品的语境下,我再次端详起她的画像,我看到的不只是与洛克的惊人相似。我没有看到她显露出任何焦虑与不安,尽管她对父权制的第一反应是懊丧。她对父权制的第二反应,是冷静的拒绝:感受到理性所统治的人类情感之所有复杂性的同时,她认为个人完整性(personal integrity)是面对一个不公平的世界的关键。科伯恩双目炯炯有神,充满智慧,带着女性凝视的洞察力,坚定不移。毫不松懈。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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