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文史 | 殷墟考古历程中的“广东身影”

在游人如织的广州东山口，越秀恤孤院路12号闹中取静，绿树掩映着一幢名为“柏园”的红砖洋楼。这座中西交融的老建筑，在岁月沉淀的静谧中，却奠定了中国现代考古事业的关键起点。1928年10月22日，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入东山柏园。在这里，傅斯年与顾颉刚、罗常培、丁山、容肇祖等在粤学人，共同做出关键决策——将远在河南安阳的殷墟科学考古发掘，确立为史语所首期核心工作之一。这场此后震动世界、改写中国古史认知的殷墟百年发掘，从此拉开帷幕。一个世纪即将过去。2026年恰逢两个极具纪念意义的节点——殷墟申遗成功20周年，也是殷墟妇好墓发掘50周年。站在这一特殊的时间坐标上，梳理殷墟的中国现代考古历程，我们惊喜地发现了其中众多“广东身影”——从发自柏园的号令，到持续深耕的广东学人们，中国田野考古建立科学标杆的梁思永，深耕甲骨研究半世纪的刘一曼，以及推动殷墟走向公众、为商文明注入当代活力的唐际根，还有一众在田野考古、学术研究领域发光发热的岭南学者……代代相继。那些跨越粤豫千里、由几代人接力编织的考古往事，在今天被重新打捞和看见，恰恰为我们读懂三千年前的璀璨商文明，打开了弥足珍贵的全新视角。“半部中国考古史”，从广州柏园启动“一部殷墟发掘史，半部中国考古史。”殷墟，即河南安阳小屯村一带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但甲骨文自清末被发现以来，一直处于被盗掘猖獗而研究零散的状态，大量甲骨流散于民间乃至海外。1928年4月，傅斯年受命组建民国中研院史语所，于是第一时间把“殷墟发掘”纳入工作范围。他坚信，殷墟发掘能够“为中国古史解决若干重要问题，为中国史学争国际的地位”，亟须由国家学术机关进行科学发掘以避免损失。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学者许瑞生在《“史语所”在广州创建时期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指出：当年安阳的考古现场虽然在河南，但计划制订却是在广州。彼时，中山大学副教授董作宾因母病，从广州返回河南南阳，在省立南阳中学临时兼课。同年8月，傅斯年即致信聘任董为史语所编辑员，委派他亲赴安阳实地调查，了解甲骨埋藏状况。1928年10月13日至30日，董作宾主持完成了殷墟第一次试掘，正式拉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尽管此次发掘规模有限，但成果远超预期，出土的甲骨文数量达784片。更重要的是，直接打破了学术界关于“甲骨已尽”的成见，为殷墟的后续发掘提供了关键依据！往“前线”发报的同时，傅斯年也在为殷墟发掘寻找最合适的“主帅”，他将目光锁定在32岁的李济身上。李济拥有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科学考古学背景的学者。1928年10月，史语所正式迁入东山柏园。11月，李济经欧洲、埃及和印度返回中国时，也途经广州，遂与傅斯年初次见面。傅开门见山问李济，能否出任正在筹组中的史语所考古组负责人，两人一拍即合。1928年12月，史语所增派李济前往主持殷墟的科学发掘。在李济的主持下，殷墟的发掘方法逐步走向成熟规范。李光谟在《李济与殷墟考古》中记载，李济明确提出，一切遗物和遗迹都必须伴有出土位置和层位现象的记录、出土物和周围关系的原始摄影，且对绘图记录的要求应始终一贯。同时要求参与发掘的每位工作人员坚持撰写日记，确保研究过程的透明性和可追溯性等。这次挖掘也改变了以往单纯以获取甲骨为目标的发掘方式，为中国现代考古带来了西方田野考古学的严谨新风，影响深远。纵使远隔千里，岭南学人始终与殷墟考古同频。1934年，史语所特约研究员容庚组织成立考古学社，创办《考古社刊》，将铭文研究与器物考古相结合，推动殷墟青铜器及甲骨研究走向系统化。同为史语所特约研究员的商承祚，先后出版了《殷墟文字类编》《福氏所藏甲骨文字及考释》《殷契佚存》等著作，奠定了甲骨学研究的重要文献基础。容、商二位日后也成为名动全国的岭南籍学者。“从殷墟的第一次发掘，到李济被聘为史语所考古组组长，都跟广州有密切关系。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领导之功。”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陈星灿如是说。梁思永：“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在殷墟近百年的发掘历程中，广东学人梁思永是绕不开的关键人物。梁思永是梁启超先生次子，1923年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是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1927年1月，梁启超在写给远在哈佛求学的梁思永的家书中说：“今天李济之回到清华……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之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者’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济的期待与梁启超的嘱托，都被梁思永稳稳兑现。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夏鼐曾指出，1931年梁思永参加安阳殷墟遗址的第四次发掘之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的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殷墟的前三次发掘中，李济虽具备出色的问题意识与学科引领能力，但田野发掘技术方面始终还需要助力，梁思永恰恰在这一领域为殷墟考古作出了决定性贡献。“梁思永先生是依据土质土色不同划分地层进行发掘，而非之前殷墟发掘所采用的人为划分水平地层的方法。这种当时最新的发掘技术，即便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洲考古，也尚未得到普遍运用，但无疑是正确有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站站长、殷墟博物馆执行副馆长何毓灵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殷墟早期考古发掘人物侧记》中写道。凭借从叠压的土层里读出时间序列、从破碎的陶片里辨认文化脉络的思维方式，梁思永发现了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采用自然堆积分层方法，把分别代表仰韶、龙山和殷墟三个不同时期的文化层区分开，由此确立了三种文化的早晚顺序。这项发现在考古学上初步澄清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关系，成为打通中国史前文化与历史文化脉络的一把“钥匙”，有力地驳斥了当时一些西方学者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1934年秋到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殷墟第10次至第12次发掘，在西北岗发掘10座带墓道的殷商大墓、1座未完成的大墓及1000多座小墓。大墓规模宏大，随葬文物精美，商王陵所在由此确定。陈星灿说，梁思永主持发掘的千余座墓葬，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空前的田野工作，揭示出商代物质文化和文明发展的高度，也为“中国是东方文明源头”的论断提供了核心支撑。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梁思永带着妻女颠沛流离，本就严重的病症得不到及时彻底的治疗，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在这样的困境下，他仍夜以继日整理殷墟王陵发掘资料，撰写了发掘报告初稿。”陈星灿回忆，新中国成立后，梁思永选择留在大陆，并成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创建者和首任副所长。尽管身体虚弱，他仍坚持主持日常工作，负责筹措经费、采购设备、延揽人才以及协调行政事务，为前线发掘提供坚实保障。自1950年起至今，该研究所主导了殷墟宫殿区、王陵区、洹北商城等核心区域的系统性主动发掘。自1958年始，梁思永的学生高去寻耗费近二十年心血，把老师留下的80余页草稿、15页表格和140页大小不一的草图，整理成八册、共计1100余页的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高将自己的名字谦恭地列在辑补之列。陈星灿感慨，这样的师生传承与学术接力，在中国考古史乃至整个中国史学研究史上都极为罕见，已成为学界代代相传的一段佳话。刘一曼：从珠江到洹水，探寻甲骨半世纪如今常居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一曼已86岁高龄，虽然出行不便，但她还能熟练地使用微信对外交流，并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采访。她从1972年起就在安阳殷墟从事考古工作，曾参与1973年小屯南地甲骨发掘，并主持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掘，是殷墟甲骨文重大发现参与者之一。“我和甲骨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她告诉记者。刘一曼祖籍广东佛冈，在广州的广雅中学读高中时，就因为历史老师的生动启蒙而对历史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加之生性好动、喜爱探险，1957年她如愿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72 年，刘一曼主动要求到河南安阳进行田野考古。不过那年秋天的工作却让她略感失落，因为所参与的小屯西地发掘中仅发现四片刻辞甲骨，而且文字不多，“我所负责的探方则未出甲骨。真盼着将来如果我也能挖到就好了！”直到197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早晨，小屯村农民张五元，匆匆忙忙赶到安阳考古工作站。他在小屯村村南的路沟挖煤土时，发现了一些小的骨头片，捡起来细看发现一些骨头片上有钻凿灼的痕迹，其中几片上还有字。刘一曼记得，当时张五元一进工作站就喊：“出甲骨了，快来看！”队员们都凑上来看，果然，其中6片卜骨上有清晰的字。在随后八个月的小屯南地发掘中，刘一曼亲手发掘出土近3000片有字甲骨。特别是她主持发掘的H24坑，共出土刻辞卜骨1251片，是那一年出土有字卜骨最多的单位，而且包含不少大片的卜骨。这批甲骨都是经科学发掘出土，有可靠的地层关系，能解决卜辞分期中久未解决的部分问题！此外，小屯南地甲骨内容很丰富，对研究商代历史文化也有重大价值。正因如此，这次发掘也被称为“殷墟甲骨文的第二次重要发现”，仅次于1936年YH127甲骨窖穴的著名发现。而殷墟甲骨文的第三次重要发现，即1991年花园庄东地H3甲骨坑的发掘，也是由刘一曼亲自主持。该坑共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有字甲骨689片。刘一曼告诉羊城晚报记者，这个坑甲骨最大的特点在于，卜辞的主人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高级贵族。“卜辞内容新颖，对非王卜辞及商代家族形态的研究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广东人热情好客，能够和周围的人和谐共处，这是从事考古工作的有利条件。”刘一曼告诉记者，考古工作是一项群体性工作，需要专业考古工作者、考古技师与众多工人团结一致，共同发力才能把工作做好。刘老至今笔耕不辍，虽难以亲临现场，但她将注意力投向甲骨文与考古学的科普工作，出版《开启甲骨宝库——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等科普读物，目前正在撰写《守望殷墟——我在殷墟考古五十年》，计划于明年春天出版。她勉励中青年广东考古人，要传承“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精神，守护好文化遗产。郑若葵、唐际根：让“大邑商”再次伟大2026年7月9日，阳光照在殷墟博物馆新馆门头上，甲骨文“大邑商”三字熠熠生辉。新馆开馆两年多，迎来了它的第500万名游客，“国民级文旅地标”名副其实。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博物馆外墙上的兽面纹样，将三千年前“大邑商”的繁华盛景递到每一位驻足者眼前。如今我们都知道，“大邑商”是商朝人对其国都的美称，类似于今人讲的“大北京”，却少有人知晓，关于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的首次探讨，最早由广东茂名籍学者郑若葵开启。“郑若葵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大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陈星灿介绍，郑若葵先后参加了山西襄汾陶寺、湖北大冶铜绿山、陕西长武冉店碾子坡等遗址的发掘，并在1981年开始参加安阳殷墟的发掘和相关报告的编写。“殷墟都城大邑形态由若干小邑簇拥着王邑构成，即是由若干族氏聚落簇拥着王宫贵族聚落构成。”郑若葵在其论文《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初探》中提出，族氏小邑和王邑单元的有机分布，构成了殷墟都城的总体布局。这一殷墟“大邑商”族邑布局论，启发了殷墟聚落布局的考古与研究实践，得到多位学者的信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洪彬肯定了郑若葵提出的“族邑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殷墟从早期的“点”不断扩展，最终连成“面”。沿着这条研究脉络走得更远的，是殷墟考古队原队长、如今的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2009年，唐际根等学者进一步从聚落考古的角度指出，“洹河流域的商邑至少从规模上呈现明显的一大带众小结构”，“大邑商”是由诸多小型商邑构成的王都，宫殿与王陵是“大邑商”的核心，道路与水渠是不同族邑的重要连接方式。在殷墟深耕的二十余年间，唐际根带领考古队发掘的商代墓葬达上万座，其中最得意的成就，便是“洹北商城”的发现。这一成果填补了商代早期与商代晚期之间“中商”的空白，完善了商代考古学编年框架 。此外，他还推动殷墟在2006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实现了殷墟价值的全球呈现；参与规划殷墟博物馆，开创了文物保护新局面……2017年，唐际根南下广东深圳，续联上了广东与殷墟的因缘。在他看来，考古的完整链条应当包含发现、发掘、整理、研究、保护和应用六个环节。“过去二十多年，我专注于前五个环节的工作。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想像诸葛亮借东风一样，借广东的‘南风’——高新技术、学科配备以及人口资源，打通最后一个环节。”唐际根位于南方科技大学的办公室里，摆满青铜器、甲骨片教具，他打开电脑，播放以殷墟妇好墓墓主、商王武丁的王后妇好为主角的AI“文物剧”，让羊城晚报记者先睹为快，剧中每个细节皆有出土文物作为坚实支撑。不止如此，2024年春节唐际根率团队打造的“数字妇好”正式在殷墟“上岗”，这位身着华服、佩戴玉组佩的“商朝女战神”能实时和游客对话，同看三千年前的商文明“再次伟大”。唐际根南下后的学者之路走得越来越宽，除了陆续出版《妇好——甲骨文与青铜器背后的真实人物》等专著，还花大气力联动专业院团创编音乐剧《妇好》，运营“唐际根聊考古”短视频账号，让原本躺在考古报告里的殷墟，真正走进大众的日常。“人就是文化。我从来不认为广东是文化的‘广寒宫’。”唐际根说，广东以千万计的人口规模是最核心的文化资源，民众对历史文化的需求，是文博事业发展最充足的动力。在他看来，深圳本身就是一座“移民之城”“创新之城”，历朝历代来到深圳的人都带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磨合就能产生新的创意”。——【访谈】——粤人对殷墟发掘有开创和领导之功●陈星灿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羊城晚报：我们注意到，殷墟的现代考古发掘，似乎与广东结下了不解之缘？陈星灿：殷墟的发掘和广东渊源颇深，史语所建所之初就设在广州东山柏园，殷墟十年发掘的序幕正是从这里拉开的。其中最核心的广东学人，当属祖籍广东新会的梁思永先生。他是梁启超的儿子，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来后进入史语所，深度参与了殷墟的多次发掘，让安阳殷墟从此名扬中外。他的兄长、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也受邀参与过相关发掘工作，和汉学家伯希和一同在大墓中留下过合影。羊城晚报：梁思永先生对殷墟考古的核心贡献体现在哪些方面？陈星灿：梁思永先生的贡献足以载入中国考古学史，最核心的有两项。第一项是1931年在安阳后岗发现的“三叠层”，从下到上依次是仰韶文化层、龙山文化层、殷墟商文化层，第一次从考古学层面证实了安阳地区史前到商代的文化演进序列，厘清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脉络，是考古史上一次“捅破窗户纸”的突破性发现。第二项是1934年秋-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殷墟第10-12次发掘。在殷墟西北岗发现了10座带有墓道的殷商大墓和1000多座小型墓葬，第一次完整揭示出商代晚期王陵的布局。这也是中国考古史上规模最大的发掘，把商代物质文化、文明发展的高度呈现在世人面前。羊城晚报：新中国成立后，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广东学者参与殷墟的发掘与研究？陈星灿：新中国成立至今的77年来，殷墟的考古发掘工作未曾中断，其中留下了不少广东籍学者的身影，形成了传承有序的学术脉络。据我所知，有几位广东学者值得关注：1962年毕业于北大考古专业的刘一曼先生，长年深耕殷墟考古与甲骨文整理工作，主持了小屯南地、花园庄东地H3坑等重要发掘，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学者。她的学生唐际根，任殷墟考古队队长二十余年，长期扎根殷墟开展工作，如今在深圳继续殷墟研究工作。还有祖籍广州的郑若葵，他是我的师兄，1978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工作，也参与过殷墟的发掘与研究。可以说，广东人对殷墟的发掘有开创之功、领导之功。——【延伸】——勿忘历史：黄际遇的开路往事许瑞生在《1928年“史语所”在广州创建的历史研究》一文中感言：“黄际遇对殷墟发掘的贡献已少有人念及。”这牵出了一段往事。黄际遇，广东澄海人，教育家、数学家、文字学家。17岁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理科。1906年毕业回国，任天津工学堂教授。1910年参加京试，中格致科举人，后转任武昌师范大学教授。1920年由教育部派赴欧美考察，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数学，1922年获硕士学位。1926年，41岁的黄际遇被聘为广州中山大学教授。1928年北上任河南中山大学校长，一度还出任河南省教育厅长。在任期间，他以厅长的身份，与中央研究院傅斯年等人共同参与制定了“解决安阳殷墟发掘办法”，化解了当时地方与中央在殷墟发掘权限上的分歧，为后续殷墟科学发掘扫清了制度障碍。经黄际遇协调，河南大学获得了派学生参与殷墟田野发掘实习的资格，石璋如、尹达等中国第一代殷墟考古大家，正是河南大学派出的首批实习生。他们后续进入史语所，成长为殷墟考古的核心骨干。1936年，黄际遇返粤，仍执教中山大学，辛树帜为其门生。1938年日军攻占广州，他随校辗转播迁。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中大复校返穗，黄际遇乘木船从北江南下，10月21日道经清远峡时不幸坠江逝世。合作网站：“文史广东”广东省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羊城晚报社 联合主办文｜记者 梁善茵 朱绍杰 何文涛 通讯员 李军版式设计｜李金宝总策划：任天阳总统筹：林海利策划：陈桥生 邓琼统筹：朱绍杰 吴小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