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 | 50年前阿伦特对美国的预见与哀叹：兼谈Moyn文章对阿伦特的片面引用和误读

编者按：1975年5月，阿伦特在波士顿举办的 “建国两百周年论坛”发表《自食其果：建国两百周年演说》的演讲，演讲全文刊登于 1975年6月26日 的《纽约书评》。这篇演讲因其异常沮丧且深沉的色调而引起了极大关注。与当时主流学界对美国制度的盲目乐观或“教条式”反思不同，阿伦特对当时美国的“形象政治”和“系统性撒谎”进行了犀利批判，在当时极具挑战性。当时被认为她对美国未来的预判过于悲观，然而今天看来，恐怕更要惊叹她五十年前对美国的预言。实际上，阿伦特踏上美国不久便开始写对美国的批评文章，如今读这些文章一边赞叹阿伦特的预见性，一边更觉惊心。6月30日，耶鲁大学教授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在Unherd发表《How America went awry：Hannah Arendt was blind to the present》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认为在过去十年中，面对特朗普当选等政治震荡，许多“反特朗普自由派（Resistance liberals ）”将阿伦特奉为先知，利用她关于极权主义的理论来解释当下的危机，认为当今世界正处于阿伦特能识别的危机中。然而，作者指出，这往往是后人将自己的恐惧强加于阿伦特，实际上阿伦特对美国自身体制的漏洞和后来的演变缺乏足够的远见。莫恩认为，阿伦特对美国本质存在致命盲区：她从未真正察觉到美国自身已经或正在成为一个帝国（ “never did glimpse the possibility that America itself had been, or could indeed become, an empire.”）。她错误地将越战、水门事件等中期乱象诊断为偶发性的“背离建国初心” （aberrations），并试图通过盲目崇拜1776年建国神话的“怀旧病”来开出药方。莫恩强调，正是这五十年来两党共同推行的全球霸权与军国主义扩张，导致国内底层被抛弃，进而催生了特朗普主义。莫恩批评当代自由派和阿伦特一样陷入盲目崇拜，用“恢复常态” （“returning to normalcy” ）的伪命题来逃避现实，拒绝承认眼前的民主危机恰恰是美国长期维持帝国体制的必然代价。我不否认，若是“反特朗普自由派（Resistance liberals ）”将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作为反对特朗普武器，指望通过拜登式或民主党主流方式“恢复”特朗普前的美国政治常态，确实是对阿伦特的误读，更是对美国自身问题的误判。然而，同时我也认为，莫恩对阿伦特的理解同样流于片面，构成了严重的误读。实际上，阿伦特对美国的诸多问题和危机，早早便发出警告，而其美国建国两百年致辞《自食其果》（Home to Roost: A Bicentennial Address）更是对美国最后的哀叹。Moyn对阿伦特的片面解读莫恩的文章主要以阿伦特1975年美国建国200周年致辞《自食其果》（Home to Roost: A Bicentennial Address）为依据，并少量引用了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论革命》，从而得出“阿伦特对当下美国盲见”的结论。然而，他却完全没有提及阿伦特专门针对美国所写的许多其他重要文章。实际上，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阿伦特自称是一位欧洲移民过来的“局外人”，对美国时政写下了至少十几篇评论文章，主要收录在《过去与未来之间》（Between Past and Future, 1961/1968）和《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 1972）两本文集中。也因此，在我看来，无论是“反特朗普自由派”还是塞缪尔·莫恩，对阿伦特的解读都是片面的。首先，莫恩认为阿伦特未能预见到两党共同推行的全球霸权与军国主义扩张，事实恰恰相反。 早在1954年（冷战初期），阿伦特便在《美国梦与美国噩梦》（Dream and Nightmare ）中就警告过美国的“帝国主义倾向”。1971年，阿伦特在《政治中的谎言：五角大楼文件反思》（Lying in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The Pentagon Papers ）中更是明确指出：美国在国内是共和国，但在海外是帝国统治；而帝国的扩张与共和国的宪政在结构上是互不兼容的。正是这种海外扩张和秘密行动，正在不可逆地毒害共和国的根基。她犀利地预警，如果美国选择做“海外帝国”，就必须在利益和形象的驱动下依靠系统性谎言（如麦克纳马拉的五角大楼文件）来进行统治，而这必然会摧毁国内的“共和国”法治。这不是偶发的“走错路”，而是共和国和帝国的不可兼容性。莫恩不仅忽视了阿伦特对共和国的警告和危机诊断，更是彻底误读了她的初衷。因为即便是在《自食其果》这篇演讲中，她也将越南战争的失败、水门事件等描述为共和国基础的“混乱”（disarray），并将这些直接归因于帝国式对外政策的反噬（boomerang from imperialist foreign policy）。莫恩说她对“美帝国”完全没察觉，显然是不公正的。阿伦特之所以如此警惕帝国主义，其原因恰恰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得到了深刻阐明。 阿伦特认为，从民族国家到极权国家的演变，必然要经过“帝国主义”这一中间阶段。民族国家以法律平等和公民权利为基础，而19世纪末的帝国主义以“无限扩张”为原则，打破了国家疆界与法律限制。它催生了种族思维（race-thinking）、官僚统治和“多余人口”概念，将被征服者视为可随意处置的对象。这种扩张逻辑摧毁了民族国家的稳定结构，为极权主义扫清了道路：极权政权正是把帝国主义在海外的统治手段——恐怖、宣传、意识形态——搬回了欧洲本土，最终吞噬了欧洲的文明秩序。在阿伦特看来，帝国主义虽然不是极权主义，但确实是极权主义的历史前提和桥梁。也正是基于这一前车之鉴，她才一直保持高度警惕，不断警告美国不要重蹈帝国主义的覆辙。甚至在莫恩赖以立论的《自食其果》中，阿伦特还特别剖析了当时美国的经济积弊。她指出，尽管“新政”常被视为成功的典范，但从纯粹的经济数据（如失业率和工业生产指数）来看，“新政”直到1930年代末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大萧条。真正让美国彻底摆脱经济泥潭的并非“新政”本身，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强制推行的战时经济——即通过庞大的军备扩张才消化了海量的失业人口。为此，她还特别赞扬了当时的经济学家西摩·梅尔曼（Seymour Melman）及其著作《永久战争经济：美国资本主义的衰落》（The Permanent War Economy: American Capitalism in Decline, 1974）。梅尔曼在书中提出，美国自二战以来形成了一种“永久性战时经济”。他认为，过度的军事开支将大量的技术人才、研发资金和生产资源从民用领域无情抽走（即所谓的“五角大楼资本主义”），导致美国民用工业（如钢铁、机床、电子）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被严重削弱。这才是导致美国长期经济衰退和基础设施落后的深层原因。其次，莫恩还认为特朗普时代的“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是阿伦特料想不到的，但事实也恰恰相反。 政治中的谎言、真相与政治本身的关系，正是阿伦特晚年思考的核心主题之一。在《在《真理与政治》（Truth and Politics, 1967）、《政治中的谎言》（Lying in Politics, 1971）与《华盛顿的“问题解决者”》（Washington’s “Problem-Solvers”, 1972）等多篇文章中，阿伦特深刻剖析了政治中谎言的本质、机制与后果。阿伦特指出，谎言并非政治的偶然缺陷，而是根植于人类行动的想象力：人类有能力否定事实、虚构可能，从而改变世界。但事实真理（factual truth）极其脆弱，它高度依赖见证与公共言说，一旦遭到系统性欺骗的攻击，便极易被“去事实化”（de-factualized）。政治权力常以“形象制造”（image-making）和公关逻辑取代现实，谎言看似服务于“更高目标”或国家形象，实则制造了自欺欺人的恶性循环。在越战决策的案例中，阿伦特揭示了那些“问题解决者”（problem-solvers）如何以抽象模型、概率计算和意识形态来过滤现实：他们不判断事实，而是构建自洽的“解决方案”，优先维护美国“全球最强”的虚假形象，导致情报、战报与政策全面扭曲。这种欺骗最终从针对公众演变为决策者的自我欺骗，从而形成了“信用鸿沟”（credibility gap）并与现实彻底脱节。阿伦特警告，组织性谎言不同于传统的政治欺骗，它会侵蚀共同世界的基础：当人们被迫无视真假界限以求生存时，真理便从公共领域彻底消失，政治行动也将失去稳定的锚点。谎言虽能暂时得逞，却无法持久胜过现实，最终必将酿成政策的毁灭性失败与信任的总体崩塌。这些分析无一不直指现代“另类事实”的危险，强调了捍卫事实真理是维系政治共同体的根本。最后，莫恩还完全误解了阿伦特呼唤“建国精神”的政治意图。 在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中，1776年最重要的遗产不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而是“公民共同行动、抵抗暴政的权力”以及“宪法共识”。早在1960年，阿伦特便写下文章《革命与公共幸福》（Revolution and Public Happiness)，重新重新诠释美国革命，批评现代美国偏离建国时的“公共幸福”（public happiness）与宪法共识，转向消费主义与官僚化。十年后1970年，她又写下《反思公民不服从》（Reflections: Civil Disobedience ），明确指出，当面对政府的谎言与帝国暴行（如越战）时，公民唯一合法的抗争资源，就是回到建国初期的“结社与反抗”传统。她呼吁“回到最初”，是因为她认为当时美国已经面临严重的“共和危机”。《共和的危机》（Crises of the Republic，1972）正是她美国时评的另一个著名集子，全书收录了四篇相互关联的文章：《政治中的谎言》、《反思公民不服从》、《论暴力》（Reflections on Violence ，1969)以及以访谈形式呈现的《对政治与革命的沉思》（Thoughts on Politics and Revolution ，1971)。这些作品写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正值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民权运动、学生抗议与社会动荡的时期，阿伦特以政治哲学家的视角，将这些当代危机视为对共和制度根本原则的挑战，并借此反思权力、谎言、真理、行动与暴力的本质，诊断现代共和面临的深层原因。同时，她也提供方法——通过恢复真正的公共行动、捍卫事实真理与公民责任，共和精神仍可重生。在70多年前便指出的美国的危机，不仅没有过时，而且在今天更加明显。对“进步主义”的担忧若是全面解读阿伦特的文章，可以发现阿伦特对美国政治与社会的预见性不仅于此，这恐怕是“反特朗普自由派（Resistance liberals ）”和Moyn都可能忽略了。除开以上针对“帝国主义”“政治与谎言”等文章之外，阿伦特还早在70年前，便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表示过担忧，比如在1946年的《象牙塔里的常识》（The Ivory Tower of Common Sense)和1958年发表的《教育的危机》（The Crisis in Education）等文章中，阿伦特分析了美国（及现代）教育的危机，认为危机源于将教育政治化、取消成人权威、以及“进步教育”过度强调儿童自主与实用性，导致学校脱离“世界”（the world），无法让孩子为进入公共领域做好准备。其中，争议最大、最为著名的是她发表于1959年的《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对小石城事件的反思》（Reflections on Little Rock）写于1957年秋季，最初应《评论》杂志编辑之邀撰写，作为对当时美国种族整合危机的时事评论。由于内容极具争议，该杂志将其搁置数月。阿伦特后来撤回稿件，最终于1959年冬季发表在左翼杂志《异议》上。杂志编辑在发表时附上声明，表示不赞同其观点，并同时刊登了两篇反驳文章。这篇文章随后引发巨大争议，甚至让她的声誉受损，成为阿伦特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作品之一，而不是Moyn说的《自食其果（chickens coming home to roost）》。小石城危机（Little Rock Crisis）是1957年美国民权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阿肯色州小石城中央高中。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中裁定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宪，推翻了1896年“隔离但平等”的原则。但南方各州顽强抵制，拖延执行。1957年9月，小石城教育委员会决定有限度推行种族融合，允许9名黑人学生（后称“Little Rock Nine”）进入原本全白人的中央高中。这9名学生在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支持下报名入学。然而，阿肯色州州长奥瓦尔·福布斯（Orval Faubus）以“维持秩序”为由，调动国民警卫队封锁学校，阻止黑人学生进入。9月4日，黑人学生伊丽莎白·埃克福德（Elizabeth Eckford）独自前往学校，面对数百名白人暴民的辱骂、吐口水和威胁。那张她孤立无援、表情痛苦的照片迅速传遍全国，成为民权运动中最震撼的图像之一。事件升级后，艾森豪威尔总统于9月24日动用联邦军队第101空降师护送学生入校。1958年，州长甚至关闭所有高中一年（称为“失落的一年”）。最终在联邦法院强制下，融合才得以继续推进。这场危机暴露了南方对种族隔离的顽强抵抗，也凸显了联邦政府在维护公民平等原则上的决心，成为民权运动的重要转折点。阿伦特的文章直接挑战了当时美国自由派的主流叙事。阿伦特的核心观点基于其政治思想中私人、社会、政治领域的严格区分。她认为，政治领域奉行平等原则，法律应废除种族隔离的强制性规定（如Jim Crow法），但社会领域应该允许“差别”（discrimination），即人们根据偏好自由结社、选择交往对象，这是社会生活的本质权利。教育属于社会领域，而非纯粹政治事务，政府不应通过强制力（如派兵、学校强制融合）来消灭社会偏见或强求社会平等。 因此，她批评最高法院1954年布朗案判决和联邦干预，认为这混淆了领域界限，可能侵犯家长教育子女的私人权利，并将儿童置于政治冲突前线。南方白人对黑人的社会歧视虽可耻，但用国家强力推行融合并非解决之道，反而可能破坏共和政体。文章引发巨大争议，被指责对黑人斗争缺乏同情，后在拉尔夫·艾里森等批评后，阿伦特部分承认低估了黑人父母的牺牲精神。但她始终坚持：政治平等不能通过社会工程、国家权力强行实现。她在文章中运用的“三个领域”理论，这正是她政治哲学中最具原创性也最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尤其是“社会领域”的分析，其争议性不亚于“平庸的恶”的概念。该理论最早系统提出于1958年出版的《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阿伦特认为，这一框架是理解现代性危机的关键：古代希腊罗马有清晰的公私区分，而现代“社会的兴起”则模糊了这一界限，导致极权主义等危险。 阿伦特明确区分了不同领域的责任：政府有义务消除法律层面的歧视，强调并支持“政治与法律领域”的绝对平等，例如人人平等、保障黑人平等的投票权；但政府不能强行抹平社会领域的偏见与区别，因为那属于社会领域自身的范畴，超出了政治权力的正当界限。由此，阿伦特认为，将取消种族隔离的重点放在公共教育领域是严重错误。因为教育本质上属于社会领域，而非政治领域。联邦政府强行干预学校，不仅混淆了领域界限，还可能开启政府过度干预社会生活的危险先例，最终威胁私人自由和多元性。在这篇文章中，阿伦特反对联邦政府强行推行种族融合的另一个重要理由是保护州权。她指出，联邦政府动用军队强制介入公立学校，实质上是以行政武力粗暴接管了宪法并未明确授权的教育领域，构成了对州立法主权的严重侵犯。她强调，任何正义目标都不能绕过宪法程序，否则将摧毁权力赖以生存的结构根基，而州权正是联邦政府权力的来源之一。阿伦特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受到当时民权运动加和左翼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并引发强烈争议，也极大地重创了她在自由派知识圈的声誉。尽管备受批评，这篇文章却体现了阿伦特对保护政治领域纯粹性与多元性立场的坚持。若是从今天的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问题、“取消文化”、权力制衡体系的失效等问题出发，重新去读阿伦特的这篇文章，不得不说，她的担忧是也不无道理。因为在阿伦特看来，这不仅不能消灭偏见，反而剥夺了公民在公共场域通过言说（Speech）和行动（Action）达成真正共识的空间。今天美国的危机，正是这样一个空间失去的恶果。对“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的预见比《极权主义的起源》更具原创性也更具预见性的阿伦特作品，其实正是《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1958），然而，这本书在当下显然是大大低估了。在《人的条件》中，阿伦特将人类积极生活（vita activa）区分为三种基本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tion）。劳动对应“动物劳动者”（animal laborans），是维持生命本身的生物性循环过程，生产即消费、循环往复，与自然必然性紧密相连；工作对应“制造者”（homo faber），创造持久的人工世界；行动则是政治性的，在公共领域展现人的多元性与自由。现代社会已演变为“劳动者社会”（society of laborers），劳动被提升为最高价值，整个社会围绕生产与消费运转。劳动不再是少数人的负担，而是普遍的人类条件。阿伦特指出，这一转变源于现代科技与生产力的解放，但也带来了深刻危机。自动化技术正是这一危机的顶点，它承诺将人类从“最古老、最自然的负担”——劳动的重负与必需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工厂可能在几十年内空无一人，人类似乎终于能摆脱“辛苦和麻烦”。然而，阿伦特预见，这并非解放，而是更大的悲剧。她写道：“我们面临的前景，是一个没有劳动的劳动者社会，也就是说，一个连唯一留给劳动者的活动都丧失了的社会。无疑，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What we are confronted with is the prospect of a society of laborers without labor, that is, without the only activity left to them. Surely, nothing could be worse.）在劳动者社会中，人们早已遗忘更高尚的活动——工作所创造的世界持久性，以及行动所开启的政治自由与不朽。他们只剩下劳动这一维系生命的活动，当自动化消除这一活动后，劳动者将陷入空虚。阿伦特进一步分析，这种“解放”不会导向有意义的闲暇（leisure），而是转向无止境的消费。劳动者习惯于将自由时间用于满足生物性需求，自动化释放的时间将被更多消费填满，形成“劳动-消费”的加速循环。整个社会成为纯粹的消费者社会，人的存在退化为生物过程的延续，丧失了与持久世界的联系，也丧失了在公共领域行动的能力。孤独（loneliness）而非孤立（isolation）将成为主导：人与世界、人与他人彻底隔绝。在人工智能（AI）和智能自动化全面重塑我们社会与生活的今天，这一预见极具前瞻性。阿伦特批判现代性将劳动神圣化，却在胜利时刻让劳动者失去根基。她警告，自动化并非单纯的技术进步，而是对人类条件根本方面的威胁：若人类仅作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存在，没有工作筑造的世界、没有行动展开的多元性，自由就无从谈起。相反，它可能加剧无意义与不幸——普遍追求幸福，却普遍不幸福。在这本书中，阿伦特预见的不仅仅是美国，而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她提醒我们，真正的解放不应是消除劳动，而是恢复人类更高能力的空间：从劳动的必然性中升华，走向工作与行动的自由。否则，“没有劳动的劳动者”将面对的不是乌托邦，而是人类尊严的彻底虚空。结论1975年5月，当时68岁的阿伦特在波士顿，发表了异常悲痛的演讲《自食其果：建国二百周年致辞（chickens coming home to roost）》（“chickens coming home to roost”为英语谚语，翻译成中文就是“自食其果”）。在这篇演讲中，阿伦特对当时美国政治进行了冷峻剖析。她指出，美国正面临一场由越战溃败、水门事件及经济衰退共同引发的深刻危机，然而政府的做法却是用“形象政治”取代“事实真相”：为了维持“地球上最强大力量”的虚假幻象，不仅在海外滥用武力，更在国内建立起一套麦迪逊大街式的公关谎言体系，甚至企图通过集体“失忆”来逃避政治责任。 阿伦特警示道，这种对现实的背离会导致权力的腐蚀，使共和国沦为“平庸罪恶”的温床。她还批判了那种将生产异化为单纯维持就业的浪费经济，嘲讽了精英阶层对“救世强人”的隐秘向往。她呼吁国民重拾“现实感”，停止向乌托邦和宏大理论逃避，唯有勇敢接纳那些“恶果”，直面人性中最好与最坏的一面，才能挽救濒临崩溃的共和传统。几个月后，1975年12月，阿伦特在朋友聚会中，突发心脏病去世，这篇美国建国两百年的致辞成为她生前最后一个公开演讲和发表文字，也是一个政治哲学家留给美国的警告。可惜阿伦特的警告，从未被听见；阿伦特所说的“共和的危机”，从未得到缓解，反而不断加大，“特朗普”和“特朗普主义”正是“自食其果”中的最大恶果。无论是“反特朗普自由派（Resistance liberals ），还是Moyn都未能看到这一点；如果说50年前阿伦特说美国正在“自食其果”：今天的美国，更是“自食其果”。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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