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谈 | 大湾区文学，一种正在走向未来的新文艺复兴

9月，第六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周在广州、东莞、韶关三地举行。李敬泽、徐贵祥、刘醒龙、徐则臣、余泽民、谢有顺等国内文坛名家，以及意大利汉学家李莎、秘鲁作家莫沫、韩国作家金杏淑、新加坡作家蔡学联、越南作家阮刻银微等海外名家以“潮涌湾区，文通四海”为主题，共探APEC视野下的文学表达，让岭南文学的故事，找到通向世界的更多路径。本版荟萃部分与会嘉宾的发言，呈现这场思想碰撞的精彩回响——“大文学观”：打破边界，面向无限李敬泽[评论家、中国作协副主席]：现在之所以要提出“大文学观”，是因为我们正面临着自有文学以来，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和考验。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正在眼前真实发生的现实。人类给AI生成的不实内容命名为“AI幻觉”，是因为我们知道AI没说实话，于是给它诊断说是“幻觉”。这相当于AI在雨季去云南吃到了“见手青”，吃完以后出现幻觉、开始胡说。但如果我们换一种表述，将“AI幻觉”叫作“AI虚构”呢？背后的问题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意味着长久以来人类独有的虚构能力，正在遭到AI侵蚀。AI绝不仅仅是媒介、技术，它正从根本上质疑、侵蚀和动摇着人的本性和文化的本性，给我们带来重大的挑战。在如此剧烈的时代变动里，我们可能要回到那些最基础、最底层的文学逻辑与文化语法中去。我们要做的，是对过去所有习以为常的创作习惯、认知逻辑展开一次全面、彻底的重新审视，清晰看见这些底层逻辑正在遭遇的挑战与危机，再以此为前提想办法、谋出路。从这个角度看，我们这一代正好面临着文明史上基础性的巨大变革。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挺过了这次挑战，依然保有文学的活力和生命，那么我们都是了不起的、伟大的。徐则臣[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文学》主编]：文学在今天已经充分泛化，无论是口头表达、写文案，还是做主播、剪视频，本质上都属于文学的延伸。我甚至认为，未来“作家”这个身份也可能发生变化。比如，你可以建立一个自己的智能体，将作品交给它，让它按照你的修辞、表达和风格创作，甚至写出一部“徐则臣的作品”。到了那个时候，作家是否还是作者，就未必了。未来文学会走向何方，我们无法预知，但只能不断向前。从古至今，文学的形式始终在变化。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随着世界的变化，文学的文体、内容以及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也必然随之变化。文学始终与时代同行，而未来的文学发展，很可能突破我们今天的想象。余泽民[翻译家]：我站在一个文学的边界上、疆界上，试图在西方理论的版图上找一些可以跟中国提出的“大文学观”挂钩的概念，确实没有找到很同等的概念，只找到一些相似的。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强调文学与其他文化形态的对话关系，认为文学的本质不是独白，而是一场没完没了的对话。巴赫金强调的是这种意旨的碰撞，而我们的“大文学观”实际上想做的是一种文化的整合，是把很多文化或者文学方式并列。这一概念的提出基于中国的现实和媒体的变革，具有鲜明的本土性、当下性。文学翻译的最高使命就是打破语言的壁垒、跨越文化疆界，通过创造性的转化促进平等的文学对话，这件事本身就是“大文学观”最生动的践行。APEC视野：以交流为桥，推动文学跨域传播余泽民：APEC峰会不只是经济、政治事件，也是重要的文化交流载体，我们可以依托已有的经济、政治合作基础，进一步撬动更深度的文学交流。获得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拉斯洛，早年正是因为读到李白的诗句，在1998年专程来到中国寻访李白的足迹，足以见得文学在中外文明对话中拥有不可替代的力量。我第一次来到广州是在2016年，当时花城出版社推出了我参与译介的“蓝色东欧”系列作品——马利亚什·贝拉的《垃圾日》，我和作者一同来到广州分享新书。虽然踏足广州的时间比较晚，但我对广州一直心向往之。小时候我就常听身边人提起广交会，那时总觉得广州是全中国离世界最近的城市，也总能听到身边的亲戚朋友聊起，自己在广交会上买了什么新鲜物件。也正因如此，广州在我童年的印象里，一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窗口，是连通全球的开放前沿。莫沫[秘鲁作家、翻译家]：很多和我一样从事中国文学译介的翻译家，并不只局限在学院里，更多精力都投入到作品翻译和海外推广工作中。我们很需要和作家直接交流的机会——对我们来说，想要真正读懂中国文化，最有效的方式就是亲自来到中国，近距离、一手地感知当下的文化、作品和作者。作为一名出生在南美洲的译者，我这些年始终在跟进中国文学的发展，见过大量极具分量的中国当代作品，它们完全具备进入世界文学视野的实力，却始终因为缺少适配的传播渠道，迟迟没能触达西语世界的读者。我之前翻译过广东作家郑小琼的作品，当初读到她的文字时就认定，她的表达形式、书写内容和语言质感，完全配得上进入世界文学的序列，所以我愿意投入大量精力完成译介，把这样优质的作品带到拉丁美洲读者面前。金杏淑[韩国诗人]：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我们需要以更加开阔的尺度看待时间与空间。这种感受，大概始于我对气候危机的思考。发生在距离我们极为遥远的国家的事情——比如最近欧洲的酷暑与山火、尼泊尔的冰川崩塌——已经不能再被视为“远方的灾难”，因为它们也可能在此时此刻发生在我们身边。传染病、山火等灾难并不认识国界，它们总会越过边境。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或许应当具有一种作为“地球人”的自觉。这种对时间与空间的拓展，对于我们跨越国界与语言去理解文学，同样是必要的。APEC框架下的人文交流，恰恰给了不同经济体的写作者一个站在同一平台上，以文学为语言对话的机会，不用被地域和语言的壁垒隔开。我以“地球人金杏淑”的身份在粤港澳大湾区参加文学周交流的这些天里，深刻感受到了广州这座“花城”的开放和包容，现代都市的繁华和宏大固然令我惊讶，更打动我的，是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都有美丽的事物蓬勃生长，最重要的是，许多人怀着超越国界的友谊和开放的心，热情而温暖地迎接了我。文学贴近大地，人人皆可书写徐贵祥[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协副主席]：在“大文学观”的语境下，我们要充分发扬新大众文艺，让文学贴着地皮走、走进千家万户，让文学成为生活的常态，人人参与书写，人人参与创作，从而把大湾区最新的生活场景、生活观念、生活模式、人物形象故事表现出来。我这些年在广东采风，走过江门、湛江等好多地方，和当地的师生们交流的时候，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这片土地上的普通人，身上都藏着满满的文学热情。我在开平的时候，和那里的孩子们交流，他们的阅读能力、理解力以及表达能力都很强，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我问孩子们见过草原、骑过马吗，大部分孩子说没有，他们反过来问我，那我没见过草原，怎么能写出关于草原少年骑马赛马的故事呢？我告诉他们，正是因为我的梦想没有实现，所以我把它写下来。一个10岁的小女孩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跟我说“写下来”，那一刻我特别感动，你看，一个10岁的普通孩子，天然就懂得写作的意义，懂得用文字去安放自己的梦想，这就是新大众文艺最动人的地方。刘醒龙[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写作本就没有门槛，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但在“大众写作”这个概念背后，还有一层更值得琢磨的含义：当写作形成文本之后，更重要的不是“谁在写”，而是这个文本是否面向大众、是否真正表现了大众。写作者的身份只是起点，作品本身才是终点。过去有句话，说认识八百个字就能写小说，后来又提高到三千字。其实日常用的汉字就那么多，所以说写作的技术门槛并不高。但真正重要的是——你的身份决定了你进入生活的角度，再从这个角度走进文学，最终呈现出怎样的表达。我年轻时当车间工人加工不锈钢，遇到不锈钢的铁屑飞溅起来，那是很可怕的。如果溅到眼睛里，那眼睛就瞎了。车床在高速飞转，工件在走的时候，车刀在走的时候，铁屑飞起来滋溜一声，当时年轻贪图好看，不愿意扎领口，铁屑就掉到领口里面来了。那是什么感觉？一股烤肉香弥漫开来——铁屑切削时超过一千摄氏度，飞行过程中还有六百到八百摄氏度。虽然体积小，但铁屑掉到皮肉上的时候会粘在皮肤上，烫出一个疤痕。当年我身上有一片地方，布满各种形状的疤痕。所以“我的小说我来写”，我写什么，就写我知道的，我见过的，我经历过的，甚至听说的都不能算，写那些最难碰到的细节。徐则臣：“外卖诗人”王计兵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获奖者之一，有朋友问我怎么看，这个奖是不是颁给王计兵的外卖员身份的？我说不是，按我的理解，这不是给身份、给职业颁奖，而是给一种特殊的经验颁奖，给一种新的文学经验颁奖。什么是文学经验？在我的理解里就是把一种相对个人的、相对偏僻的、相对独特的经验通过文学、通过艺术的方式上升为我们共同可以感知、可以审美的经验，它变成了我们文学经验的一部分，变成了我们文学的一部分。而像王计兵、胡安焉、王二冬这样的，他们有外卖员、快递员的社会身份，但是他们首先是诗人。当这些诗人用一种文学的方式，用一种诗歌的方式把他们一己的经验给呈现出来，成为我们全人类可以共同感知和审美的经验的时候，他们就为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奖给了王计兵其实更是在肯定、在张扬一种我们前所未有的文学经验。为时代提供宝贵启示和创作方向李敬泽：对于粤港澳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学，我满怀热情和期待，如果让我想象正在巨大的风浪中向着未来跋涉、航行的那些写作者们，其中很多正好就在粤港澳大湾区。我读林棹的《潮汐图》、索耳的《伶仃世》，看粤产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都能从这些作品里看到粤语作为文化力量和艺术力量的复兴。粤语不只是一门带有本土属性的语言，在中国过去两三百年的历史进程里，它曾是把中国人的经验带向全世界的重要载体。从明清时期开始，很多从海外译介进来的重要典籍，不少都是通过粤语完成翻译的。更不用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几乎人人都能在卡拉OK里高歌一首粤语歌。所以，粤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方言，它寄托着特定的文化命运，承载着与世界的深层联结，更是一种能在时代发展中不断完成自我发现、产生新力量的文化要素。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着粤语的文艺复兴，很可能会为我们这个时代提供非常宝贵的启示和创作方向。徐贵祥：我曾经是一个军人，我更关注红色文学资源和战争文学资源。粤港澳大湾区是一片文化意义上的地域。在这片土地上，革命文化遗址如散珠碎玉般分布，这是我作为一个军人应该关注和着力挖掘的。我去过广东省大多数地方。这是一片英雄辈出的土地：近代反侵略战争和革命战争，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大量历史印记，比如虎门炮台、黄埔军校、东江纵队旧址、香港沙头角抗战纪念馆，澳门也有抗战遗址；很多近代史上的民族英雄和革命先驱也出自这里，比如林则徐、孙中山。我最崇拜的一个人物在广东江门新会——梁启超，他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还是伟大的文学家，写过小说《新中国未来记》。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又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一切都是新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的生活。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应该突出一个“新”字。徐则臣：大湾区一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既向国内敞开，也面向世界。在这样的地方写作，必然具有双重性：既要扎根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从中汲取写作素材，也要面对不同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事实上，许多大湾区作家、艺术家已经在碰撞与融合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近期走红的《给阿嬷的情书》，本质上也是文学表达，只是以电影的形式呈现，体现了文学与其他艺术形式之间的深刻联系。在这一届鲁迅文学奖的评选中，广东有三位作家获奖。这是广东文学繁荣的见证，也预示着其未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文 | 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李娇娇 阎回 谢婉莹摄影 | 记者 梁喻 李梓骞 张瑞柠 实习生 陈韦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