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I, ELLES”访谈（3/3）：跨文化写作的自由

2025年获颁法兰西共和国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的旅法戏剧人王婧博士不久前在位于维莱科特雷的法语国际城推出了她的首部全法语剧作“Moi, Elles”的首演。这部剧的中文名称暂定为“我，她，她们”，以分别来自中国、伊朗、马里的三对母女的关系作为叙事主轴，透过三位年轻女性演员和音乐人的现场演绎，将来到法国之后她们各自的文化身份、母女关系、性别暴力、出离故土与家国身份认知等普世话题进行了深度探讨。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请王婧博士谈了她的创作心路和这三个交织的故事的诞生背景。在本期节目中，我们再请她谈一谈跨国、跨代际的文化传承；中国、伊朗、马里这三名年轻女子在法国获得与失去的一切，与法国本身的关系；以及用法语进行戏剧创作带给她的不同感受，与这些感受背后的思考。 能请你谈一谈，在国际法语城首演的当日，你获得的一些有趣的反馈吗？ 首演之后，法语国际城两个来自非洲的艺术家，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一位来自摩洛哥，他们反馈说特别喜欢这个文本，在我的剧本里感受到许多生命的阅历共鸣，说这部剧的叙述方式跟他们的特别不一样，有一种从小用法语写作的人无法呈现的诗意。这位摩洛哥作家和我聊得比较深入，聊到晚上，我问，“你们给我所有的都是特别正向的反馈，你们就没有什么别的想跟我说的吗”？这位摩洛哥作家便对我说，“我觉得整个戏下来好像没有提到法国的问题…你不担心，法国人看过之后会觉得，是因为法国，这些女性才走出困境的吗”？。我反问，“你这么看吗”？这位摩洛哥作家便解释说，“我没有那么看，我只是有这个担心”。我说，“我从来没有设想过这个问题。因为在伊朗的那个故事里面，当一个十八岁的女孩，五个男人拿枪顶着她，她都不害怕的时候，她无论最后去了哪个国家，她都能走出困境。我是一个中国作家，你是一个摩洛哥的作家，我跟法国这个国家的关系，可能跟非洲所有被法国殖民过的国家，你们身上的那种伤痛和历史的印记跟我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会特别在意。你的写作中，你可能会特别要站在一个对立的立场上去。但对我来说，歌颂法国也好，站在对立的立场也罢，在写作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要跟这两者都保持距离。因为这些都不是我喜欢、都不是我要去选择写作的方式。对我而言，这两者都是auto-censure，自我审查。而我写作的初衷就是，我想表达什么”。你去批判法国也好，你去表扬法国也好，这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你在写作之前，你就给自己设限，我要做到这些或者那些，那这场写作，它就不真诚。 我来到了法国，这是一个异族的文化。在一个异国的文化里面，再让我回头看的时候，它给了我另一种参照。这位摩洛哥作家对我说，他说马里不是光有割礼啊，马里也有哲学家，也有医学家，等等。我便对他说，“当然。而正是在这么一个有着无数美好正向积极元素的国家里，有不计其数的女性的性器官遭到了割除。而这个就是我要表达的”。我对这名摩洛哥作家解释说，“我没有想去揭露哪一个国家的不好，我只是想说割礼是存在的，然后有人出现了，可以打破它”。 所以你并没有因为这个故事发生在法国，就为这个故事设定了一些法国大众眼中比较普遍存在的，尤其是涉及移民类故事的框架和先入为主的限制？ 我没有设限，而是跟着我的直觉走，然后把分散着写的部分，在写的过程中本能地进行靠拢处理。对我而言，我不是一个很会用技巧写作的人，是一种东西带着我去写，写作是一个很感性的事情，它很难用理性去分析。不过我的剧本里虽然有很多我本人和我采访对象所真实经历的事情，当然也由更加宏大的、大量的我去翻阅过的史实所支撑着。 还有就是剧场上呈现的三位女性的衣着都是泛着暖金色光泽的白色服装。这个设计是想表达什么吗？ 这是我所希望出现在舞台上的色调。为什么是浅色的色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位女性经历的事情都是沉重的，所以我希望是颜色是暖一点的。一想到流亡，要去异国他乡漂泊的那种，我就不太想把他们弄出那种难民感，穿得很凋敝的样子。我觉得她们要在舞台上有一种优雅和诗意，面对生活的那种优雅和从容，因为她们身上的线条能被看到。有光，打上光，很美，很柔。女性的美，我觉得是她们身体上有一种坚韧的东西，是柔软又坚韧，就像水一样。 能和我们分享一下你用法语创作的体验吗？ 我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所以在创作之初，我是挺想用这个我所在的、非我故土，非我故乡，但是我目前生活和工作的地方的语言来进行创作。我觉得用法语写作和我用中文写作的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法语不是你的母语，你一定会不像用母语去写作那样，有那种严丝合缝的感觉。但正因为它不是你的母语，你在选择词的时候，你可能会有斟酌，会有图像感，会有斟酌性，它会带给我一种自由。会带给我一种表达的自由。如果可能，用母语去写我自己的故事，我可能在某些时刻，尤其是在写我跟我母亲的故事的时候，因为毕竟是母亲嘛，你会受你自己文化的影响，你会感觉到很多东西是不能说的。你潜意识无形中有些东西会给你压住。但是当我用法语写作的时候，就有一种距离感和保护感。写出来的这个东西可以更克制和更客观。有一种克制性和客观性在里面。我跳出了语言文化对我的束缚。我用另一种语言去写作时，我就跳出来了。外语创作给了我一种自由。 包括戏剧这个行业，你让法国人去排莫里哀，和你让一个中国人，韩国人或者一个巴西人去排莫里哀，一定是这些国家的莫里哀拍得更大胆，在导演手法上更大胆。你就先别管他们排的对不对，懂不懂吧，但他们的确会更大胆。那法国呢？因为法国人知道莫里哀的语言，本国人写的时候，就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所以在他导演的过程中，他一定会有很多这种文化的信息在后面支撑着他，所以一个法国人，他可以做出来的东西是特别深入的，但你要说最无法想象的莫里哀的版本，很可能不一定是由生长在法国的人所创作出来的。我用法语去写，就有一个距离感，而距离产生美。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