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丨“娜拉”、“白骨精”和“有中国特色的女权”

编者按：5月6日，文革史研究專家余汝信編著《江青年譜》由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余汝信繼《陳伯達年譜》和《康生年譜》之後的第三部文革人物年譜。本文为学者为《江青年譜》所写序。出版社、作者授权刊发。余汝信先生的第三部年谱力作《江青年谱》出版了，可喜可贺。我以为这本书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澄清的许多事实有助于说明几个重要问题：一、江青是“女祸”吗？1976年时已经成年的中国人都记得，当时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说粉碎的是“王、张、江、姚”，实际上那只是按正式官位排名。半年前“丙辰清明天安门事件”中民众自发排列的“江桥摇（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才是这几个人真正的地位排序。后来的“世纪审判”也说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江青放在了文官“反革命”的首位，判刑也最重。而江青虽然在四人中年最长，入党也最早，但在1960年代“京剧革命”前她基本上默默无闻，官级还不如张春桥；在党国夫人中至少也不如王光美、邓颖超知名。甚至文革暴发后她虽然号称“旗手”，但官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正式排名也从未跻身前五，直到垮台前，她最后的正式官位也不如党中央副主席王洪文和副总理兼军队总政治部主任张春桥。但她的实际影响确实远大于王张，其原因很明显，就是因为她是毛泽东之妻、中国的“第一夫人”。正因为如此，她生前身后的荣辱也高度系于性别和“皇后”这一身份。她被捕后没几天，当时以善于趋炎附势著称的大“文豪”郭沫若马上填了一首“打油词”《水调歌头　大快人心事》曰：“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而文革开始时，也是这个郭沫若，却写过一首肉麻的《献给江青同志》并当着江青之面即席朗诵：“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郭以中国科学院院长之尊如此吹捧江青，就因为她是毛妻。而1949年后留在中国大陆的头号“新儒家”冯友兰，文革中应招进了江青奉旨组织的“梁效”写作班子，摇身一变成了张口闭口大骂“孔丘”的反儒健将。文革后面对曲学阿世之讥，家人辩护说他是崇拜毛泽东，而不是崇拜江青。其实这有什么好辩解的？为讨好领袖而紧跟其夫人，并非真正尊重后者，那就显得高尚一点？难道古之佞臣通过裙带巴结皇上，就是真正尊重裙带吗？无论古今，通过裙带巴结皇上当然不是尊重裙带。于是天威之下江青可以飞扬跋扈，但“龙驭上宾”之后，她立刻就成为替罪羊。在官方宣传中，江青成了陷“伟大领袖”于尴尬的“红颜祸水”。郭沫若骂她是“白骨精”，等于说毛泽东是唐僧，至于说她“迫害红太阳”，其荒唐几乎等于说杨玉环迫害李隆基了。正好江青得势时大捧武则天、吕后，当时还传说她让美国人维特克为她写了本《红都女皇》，这就更不得了。她不仅要为文革中的一切灾难背锅，私生活也被说的很不堪。文革中走红的几个由文艺、体育明星而取得政治权势的男性，在坊间都被传成江青的“面首”。直到如今，中国官方既不容否定毛泽东，也不容（至少不能公开）肯定文革，那么文革之罪大半（林彪似乎可以分担小半）归咎于她，也是论述逻辑上的必然，更何况这样的说法又迎合了中国古已有之的“女祸”叙事传统了。其实“迫害红太阳”当然是无稽之谈。江青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但绝不是什么白骨精，毛泽东更不是唐僧。相反，江青其实比王光美乃至毛泽东这类人更符合唯物主义“存在决定意识”逻辑下的革命者。与绝大多数读书人出身的革命领袖来自富裕家庭不同，江青算是出身贫寒。她的父亲早年曾较为富裕，但在她出生时已经破落，作为老父小妾之女，她与其母都既感社会不平，也颇受“旧家庭父权”之苦。江青读书不多却很早就接触进步文艺圈并入了共产党，也算是反抗压迫了。江青受五四影响，曾经像那个时期的不少革命女性一样个性解放，与黄敬、唐纳、章泯等人有许多浪漫史，但到延安嫁给贵人后即严守“妇道”。虽然所谓党内高层曾经对她定下不许后宫干政等“约法三章”云云只是小说家言，但她还是懂得事君规矩的。文革后那些坊间传说看来都没有根据。倒是毛泽东，早在上井冈山后就把杨开慧扔在长沙附近又不离婚，却很快又娶了贺子珍，而且后来两次指挥红军围攻长沙，竟都不接杨开慧出险，导致她被杀害。连著名的西方毛粉特里尔也认为，毛泽东“要避免原有的妻子与新娶的妻子彼此相遇”，“足以哀伤的是，这种动机同毛泽东……以‘政治路线’为指南的道德行为形成鲜明对照”。进京登基后的毛泽东更是身边美女如云，劝人离婚却反对人另嫁，还夸口曾把身边若干女子走后门送进北大。同时毛与江青长期分居，后者面圣须经严格限制，甚至还受制于张玉凤。尽管后来官方极力把这类众所周知的事实进行无性化处理，但再怎么批判李志绥、陈惠敏等人所写那些不堪的叙事，这种事也是没法洗白了。总之，江青与毛泽东的后期关系哪里是什么白骨精与唐僧，倒与汉武帝和冷宫陈后有一拼。但在私生活上失宠的同时，毛泽东也给了江青足够的补偿，那就是政治上的重用。与毛泽东的许多“亲密战友”、疑似乃至法定接班人和宠臣高岗、刘少奇、林彪、王洪文都先后失宠相比，毛泽东虽然也批评过江青，还发明了“四人帮”一词，甚至导致康生也误揣圣意出来揭发江青是“叛徒”，但最终毛泽东最信任的仍然是江青，为了保她，还再度打倒了历史上的老资格“毛派”和1949年后的长期亲信邓小平，并安排了“忠厚老实”的华国锋来保护自己身后江青的安全，这成为毛一生最后的政治决策（尽管同样看走了眼）。换言之，江青在毛泽东后期私生活上失宠，但政治上几乎可以说是专宠。文革时期的江青，官位不是很高却贵为“旗手”，举着毛泽东的令旗奉旨专擅，跋扈政坛，运动群众，整人无数，远远超过了王光美此前在刘少奇支持下整人的“桃园经验”（毛泽东斥为“形左实右”，实际也是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得罪毛泽东后的自保之举）。她为遮掩旧事对上海滩那些文艺界、演艺界旧友进行翻脸无情的封口灭口式整肃，应该是她的私心自用，毛泽东未必授意；她在北大群众大会上自爆家怨，放肆辱骂毛家亲戚张文秋、邵华；她对王光美、严慰冰、孙维世等人的仇恨更带有明显的嫉妒和私仇性质。但除此以外，江青绝大多数的整人都是奉旨而为，钦差办事，深得毛泽东赏识。江青仗势欺人，狂妄霸道，待人无礼，连中央文革的挂名组长陈伯达都被她这个“副手”逼得屡次想自杀。毛泽东对她的不知高低，到处树敌也很了解，并几次提醒和批评。但总的说来，这样的“战斗性”还是毛泽东非常倚重的。中央文革绝大多数成员都在短期内先后倒台，很多是因为毛泽东“战略部署”的转向而被甩锅，但像陈伯达这样的人也转向林彪，只能说是江青情商极低欺人太甚所致，而毛对此也是坚决保江弃陈的。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他的统治至多三分靠意识形态，而“帝王学”至少要占七分。他极为欣赏的法家“法、术、势”三招，可以说江青（相当程度上也包括张春桥等人）的“法”（不分贵贱，赏罚由己）和“势”（强权慑众，政治高压）都玩得炉火纯青——当然都是行毛之法靠毛之势，他们自己是无独立的法、势可言的。但是毛泽东的“术”（朝三暮四，玩弄政敌）他们却学得不怎么样。毛泽东在1966年末曾“为全面内战干杯”，到1975年却说对文革三七开，“全面内战”属缺点之三。张春桥曾说对毛的“全面内战”含义他“始终没有明白”，江青更是宣称“全面内战我根本没份”，这应该不完全是文过饰非。对于毛泽东文革中的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理论家”张春桥固然无法完全理解，猛打猛冲的江青更无法每次都能准确揣摩适应。典型的就是对文革中罕见的维权式造反，毛泽东明显是引蛇出洞，江青有时却弄假成真。毛泽东在文革前夕除了对“身边赫鲁晓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说过不少狠话，还在很多场合表现出对草民的深度怀疑，如“重上井冈山”时对张平化等表达反感农民的“自发势力”，认为这是你死我活的大问题，对近臣谈及高校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等等。笔者曾指出，文革中煽动民众把自己一手建立的官僚机器打烂，接着又镇压造反重建这部机器，这种从秦始皇到斯大林都没有干过的怪招以往常被人用意识形态来解释，说毛泽东这样做不是为权斗而是为乌托邦。确实毛泽东如果只想整权臣，可以像斯大林那样用警察手段清洗宫廷；如果只想整刁民，也可以动员官僚机器搞“反右”，文革前他就是这样做的，文革中这两者也都用过。但是如果像1962年后那样，毛泽东深感官僚与民众都不可信，只用这两手就不行，而像韩非等早就讲过做帝王者如何利用人性之恶挑动臣下互斗，自己居上操控两边市恩，才是高明之术。因此文革中毛泽东会一时起用潘复生、王效禹、张恺帆、程明远等过往曾因“右倾”、尤其是农村问题上的右倾而被整之人支持“造反”，但不久他们又被本质上更加极权（所谓更“左”）的文革所打倒。同样对于民众“反官僚”，如果不是纯粹为毛泽东火中取栗而是还有自己的维权要求，也会很快就被卸磨杀驴，甚至一开始就“不准革命”。典型的如文革中的“另类工农兵”：工人中希望转正的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等，农村中希望回城的下乡知青和闹待遇的“荣复转退”军人，都是不准专门成立维权组织的，尤其是当时不准成立全国性组织的规定（这明显是“奉旨造反”的体现）一开始就几乎是为他们量身打造。但正因为他们维权动机强烈，初期也曾被文革发动者利用。《年谱》中提到的“全红总”正是这样一桩案例：就在毛泽东为“全面内战”干杯而举办家宴的当天，江青与几个文革要人接见了“全红总”代表。全红总，即全国红色造反者总团，一个“三工”即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维权造反组织，当时正与官办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走资派”发生冲突。江青当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长篇讲话，高调称赞“三工”造反，宣布“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她激烈抨击当时的体制对待“三工”犹如旧社会的“包身工”，“封建主义也不能比这个制度残酷”；而官办工会则是欺压三工的“老爷”。其实，所谓“三工”就是今天的农民工。如今一些“毛左”朋友说农民工是改革后“资本主义复辟”的产物，江青这番话其实对此是有力的反驳。但是文革果然是要为这些工人说话吗？本书作为江青的年谱并不能详述这件事的结果：实际上“全红总”当时在江青支持下已经和劳动部、全总制定了为三工维权的“三条”，并据此拟定了三家《联合通告》。但是，据说江青把“三条”提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却被断然否决。周恩来、刘宁一（中华全国总工会当时的负责人）原定要参加“全红总”的群众大会，却突然变卦。此后形势急转直下：中央文革下令取消《联合通告》，毛泽东授意上海以“工总司”为主的奉旨造反者在“一月革命”中突出“反对经济主义”，实际上就是要求劳动者只能为上层权力斗争火中取栗，而不准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当时一幅著名的宣传画，就是几名“工人造反队”一边刷出“反对经济主义”标语，一边把写有“福利”字样的几张纸撕得粉碎。很快，“全红总”就被打成反革命组织，遭到明令取缔，其主要负责人（基本都是“三工”）全部被捕并被判重刑。并从此明令禁止成立全国性群众组织。同时还在全国迅速掀起了一波要求劳动者退回“物质刺激”奖金、减少休息、节假日“革命化”（实即照常劳动、无酬加班加点）的运动，以至充斥于整个文革期间的“先生产，后生活”、“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只管推”等赤裸裸的血汗劳动口号……。反倒是文革后改革开始，“全红总”组织者们才获得平反出狱。直到今天，当时参与者还为“全红总”事件的内幕发生争论：从受江青力挺到变成“反革命”，短短几天怎么会如此急转？江青的“三条”在政治局常委会怎么会被否决？一些人认为这是江青与周恩来斗法。这种斗法当然存在，但其实在这种事情上能够最终决定的当然只有毛泽东。江青再蛮横，也不过是他的一枚棋子。而周恩来就算一开始就反对“全红总”，又怎么会一度表示出席“全红总”大会，却又突然变卦？显然，“全红总”事件典型地体现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权术实质：通过挑动在他操控下的官民互斗，铲除官民双方他认为的异己分子，从而进一步强化他对官民上下的控制，既消除民众维权的可能，也排除高官分权的隐忧，而进一步使他自己的“皇权”至高无上。这和所谓的乌托邦理想有什么关系？但是显然，就连江青对这种意识形态表象下的权术，也并非任何时候都能心领神会。否则，即便她在接见“全红总”时的高调力挺是公开场合的表演，她把“三条”提到常委会而被毛泽东否定，难道也是表演给毛泽东看？是江青利用毛泽东还是毛泽东利用江青，从这件事还不清楚吗？所谓江青能够背着毛泽东肆意作恶，所谓江青以“女祸”害了毛泽东，自然都是无稽之谈。二、江青代表“女权”？如果说在中国的官方话语里江青的“女祸”颇有中国特色，那么相反地在西方左翼文化中，江青也因为性别和“有中国特色的女权”而享有特殊地位。1972年后直到四人帮垮台后，坊间都传说江青让美国人维特克为她写一本斯诺式的伟人传记《红都女皇》，其中披露了许多有损于毛有害于党的内容，导致周恩来的阻止和毛泽东的震怒云云。正如本《年谱》澄清的：这些说法基本是离谱的谣传。事实上江青接受维特克的采访是周恩来介绍和建议的，虽然不知为何后来中方中止给维特克提供原来许诺的采访整理稿，但维特克还是在1977年，即在毛泽东死后及江青倒台后出版了500多页的《江青同志》，而那部据说惹怒了毛泽东的《红都女皇》则完全子虚乌有。维特克是以西方女权主义视角写的《江青同志》，尽管没有写成伟人传记而且对江青、乃至对共产党体制都颇有微词，但也确实是把江青作为共产主义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女性革命者来叙述的。而江青垮台、文革在中国被否定，也并没有结束西方女权主义的江青叙事。2003年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两幕歌剧《毛夫人》在美国上演，剧情为“毛夫人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强大的男性主导社会中孤军奋战，”“随着她的希望一个个破灭，她遭受的来自毛泽东和党的每一次屈辱都加剧了她的复仇欲望。最终，她那份无果的爱恋演变成了针对所有人的恶意政治报复。”这样的说法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前节指出中共对于江青的“女祸”叙事确实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男权偏见。而江青也确实以妇女解放自诩，我们都知道她早年出演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女主角一炮打红，而现在从《年谱》中看到，她当时还写了不少以娜拉自励的文章，对这个角色的强调远超她其他的演艺实践。到了晚年，她更是大捧武则天、吕后，俨然有成为“女主”之志。尽管此时她对当年的演艺生涯已经讳莫如深，但她在文革中推广的文艺典型形象，用老百姓戏谑的说法，就是“一个大姑娘，身穿红衣裳，站在高坡上，手指向前方”，“女权”色彩似乎非常浓厚。更不用说在江青得势的年代，女性干重活的“铁姑娘”运动达到高潮，女干部比例据说也比改革后更高。更重要的是，长期以来西方“后现代女权观”基于对“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批判，对改革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女权”（改革后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女权”）一直有颇高的评价。而对改革时期暴露出来的大量女性灾难，则往往被归之于“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后“革命成果的丧失”。但多亏了“社会主义国家女权主义在资本主义中国的遗产”，所以还不那么糟糕。这种说法虽然并不直接提到江青，但改革前中国女权更高之说如果成立，江青当然就是代表了。但是“娜拉”体现的女权与“武则天”式的“女人掌权”是一回事吗？前者又是怎么异化成后者的？江青是“男权的受害者”还是极权的施虐者？如果都是，这两者又是如何转化的？笔者曾指出：五四时代的“娜拉出走”一方面具有极大的启蒙价值，另一方面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走出“旧家庭”的娜拉却往往被利维坦所吞噬，从而陷入比“礼教”更残酷的陷阱。而江青的一生，就更是双重的悲剧：她从“娜拉”变成第一夫人，似乎是“新女性”中的最成功者，但是作为利维坦机器中的要角，她不仅参与吞噬了无数的娜拉——笔者提到文革中骇人听闻的性暴力、“铁姑娘”不堪劳累而自杀、女知青的悲惨遭遇等等。而且在人前专横跋扈的她，在毛泽东面前却毫无尊严。但作为“娜拉”，黄敬、唐纳、章泯对于她毫无“夫权”可言，毛泽东为什么就有？说穿了不就因为毛泽东是“皇帝”吗？毛之于江，表面上是“夫权”，实际上还是皇权或极权。江青并非“狐媚惑主”，但的确是为虎作伥，伥为虎噬而助虎噬人，她制造或参与制造了无数悲剧，自己也成为一大悲剧。江青式的女权革命，最有名的艺术象征莫过于曾经的“八个革命样板戏”之一《红色娘子军》了。《年谱》对江青插手改造这部作品的经过叙述甚详。文革前作为中国第一批彩色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歌词就脍炙人口：“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冤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现在我们知道，这《红色娘子军》的生活原型是共产革命中琼崖红军的一支女子部队。根据其领导的回忆，当时在琼崖参加中共军队的女性，历经多年动员最后多达2300多人，远不止一个“娘子军连”。电影《红色娘子军》原本更具有五四女性叙事的色彩，除了主角丫鬟吴琼花的遭遇有隐晦的性暗示外，又安排了个女次角红莲，因为包办婚姻被嫁给一个木偶“丈夫”而愤起造反。但舞剧版《红色娘子军》由于江青的强改，红莲式的礼教压迫情节被删除，观众只看到女主角作为“劳动人民”受到“南霸天”的阶级欺压，并作了明显的“去性化”处理，如女主角吴琼花改名为中性的“吴清华”，并从丫鬟变成了欠租被囚的“佃户女儿”。甚至全剧的第一主角也变成了男性的党代表。而而据现实中的黄康回忆，琼崖红军女兵中不少人确实是“反抗封建压迫”、“不满丈夫欺压”而参军的，这应该是典型的中国式“娜拉出走”了。但是这些“妇女解放”先锋在革命胜利后的结局如何？直到1986年，原琼崖纵队领导人黄康在生命临终时才道出这个令他遗憾终身的内幕：当年中共南下大军接管琼崖后，很快于1952年开展“反地方主义”运动，琼崖纵队因并非中共嫡系而被怀疑为“土匪”，领导被清洗，男兵解除武装变为进深山服劳役的“林业师”，其2300名女兵被全部强行遣散，按黄康的说法“赶回老家，分文不给”，连一纸复员证书都没有领到。她们很多人已“出走”多年，“无家可归，不少人流浪街头当乞丐”，甚至有40多人因走投无路先后自杀，10多名沦落为妓女。当西方女权学者津津乐道于中共把“旧社会”的妓女全部抓起来强制改造的巨大成功时，她们想到过革命女性又沦落风尘的这一幕吗？其实“娘子军进行曲”把“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并列，当做古今妇女解放的象征，这一对比本身就很耐人寻味。与古典文学中刘兰芝、唐婉这类深闺怨妇式的礼教压迫下的悲剧女性，以及同样反映礼教歧视妇女的各种“红颜祸水”之说相比，传说中的“花木兰”算是很难得的“正能量”女性形象。但是从现代女权的角度讲，木兰这个形象其实并未提供什么父权压迫的图景——《木兰辞》中的“爷娘闻女来，出郭相扶将；阿姊闻妹来，当户理红妆；小弟闻姊来，磨刀霍霍向猪羊”，完全是一派温馨的亲情，而木兰自愿替父承役更是个孝女形象，并没有旧式家庭中“妇女的冤仇深”之影子。而另一方面，这故事也完全没有任何“国族主义解放女性”的解释空间。诗中木兰“替父去从军”明显属于强制服役。在家而言，木兰虽然是自愿替父赴难，但在国而言，她从军却并非自愿效忠。原辞中说得清楚：木兰不是应募当志愿兵，而是应征为服役者。这种可怕的强制征兵制是中华自有秦制以来的一大灾难，也是中国历史不同于欧洲的一大特征。我们知道在没有秦制的欧洲，从西欧的英法直到东欧的俄罗斯，中世纪时从军都是贵族的义务，军队都是贵族骑士武装。一般平民可能是贵族的农奴，但不会是皇家的炮灰。他们对贵族可能承担沉重的劳役或代役租，战乱中也会遭到劫掠、饥荒和其他池鱼之殃，却极少直接死于战场（贵族乃至君王的战死概率却很高）。他们的家庭可能会遭到无良主人的破坏（如传说但最近被质疑的初夜权之类），却极少被朝廷大规模毁灭。但是在中国的秦制下，历朝历代骇人听闻的战乱中大量阵亡的都是普通百姓，权贵则极少亲冒矢石——所谓“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而强制性兵役与同样强制性的劳役征发一起，毁灭了无数“旧家庭”，造成深重的民间灾难。从汉乐府的“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唐诗的“无何天宝大征兵，户有三丁点一丁，……村南村北哭声哀，儿别爷娘夫别妻，皆云前后征蛮者，千万人行无一回”，直到中共指斥民国的《抓壮丁》。男性从“可怜无定河边骨”、“新丰折臂翁”到“无家别”的幸存老兵，固然不堪回首，而女性从孟姜女、石壕妪到《新婚别》、《征妇怨》和“春闺梦里人”更是血泪斑斑。《木兰辞》其实就是一个这种征发制度下的幸存者故事：由于所谓“可汗大点兵……卷卷有爷名”，朝廷强制征兵征到了年老体衰的父亲头上，而“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这并不是保卫祖国踊跃参战，而是为父尽孝冒名顶役，这与《石壕吏》中“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赴河阳役，犹得备晨炊”的悲剧场景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沙场上同样作为被征者，“铁姑娘”木兰与力衰老妪相比幸存机率更大、可悲程度较低而已。无怪乎经历十二年厮杀幸存，“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之后，木兰不顾可汗“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她不愿论功行赏加官进爵继续为国尽忠报效朝廷，而是急着回归“旧家庭”与父母姊弟团聚，并且立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再也不做“铁姑娘”了。按时下一些人的逻辑，这觉悟也太低了点。总之按辞中所述，木兰在“父权”下是孝顺女儿，在皇权下则是一个被迫服役的幸存者，一个急于脱离朝廷而回归家庭的“反向娜拉”。她与“娘子军歌”中被人与之并列的现代琼崖女红军其实恰恰是截然相反的典型。但耐人寻味的是：古辞中的木兰还有个“大团圆”结局，现实中的“娘子军”却是皇权-极权下的悲剧角色。其实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传统中，皇权下遭遇悲惨的孟姜女、“白头宫女”、“新婚别”、“征妇怨”构成了一个浩瀚的文学类别，比“父权”或“旧家庭”造成的刘兰芝唐婉式悲剧不知多出几个数量级，而“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的惨烈程度，更是后者完全不能相比的。与之相比，欧洲中世纪并没有这种文学传统，却有“战场是贵族的坟场”的古谚。因此，女权作为人权的重要内容无疑是普世价值，但女权实现的路径却不能“问题误置”。走出“家庭”、献身“国家”，是现代女性的权利，但并非她们的义务，尤其不能以专制权力来迫使她们履行“为国献身”的义务。就像女性可以要求平等、无职业限制的就业权利，但国家不能强制她们像青壮男性一样干重活、西方女性要求堕胎权是女权的一大胜利，而中国女性的大规模被迫堕胎却是一场大灾难一样。在没有秦制的欧洲，现代文明国家可以创造条件帮助女性走出家庭，即便如此，在“绝对主义专制”时期“市民”努力战胜王权的阶段，洛克、卢梭等启蒙思想家仍然主张“父权合乎自然，王权违反自然”。今天人们已经与时俱进，不会在价值观上把“父权”视为“自然”，但在事实判断上把父权与皇权混为一谈，乃至认为“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认为衙门比爹妈可信，以“皇权”把“娜拉”从家庭中驱赶出来作为利维坦的工具，并不是真正的妇女解放。从“娜拉”到“吕后”的江青道路就是一个例子。江青的“男女平等”其实就是“把孟姜女也抓去修长城”，不要说给大量女性带来灾难，她自己也没有得到真正的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三、江青研究中的多元化视角从自诩“娜拉”到被男性领袖们骂成“白骨精”，江青无论在启蒙-文革史、中共党史和女性史中都是绕不开的人物。而考察江青的视角则可以有很多。在这方面她比康生还要突出。余汝信先生上次出版《康生年谱》我应邀写了序。后来有朋友对该书不满，另写了一部商榷性的康生年谱，我认为也很好。我向来认为，历史研究中的事实判断应该明确有无真伪，弄不清楚的可以存疑，但不能“多元”。然而价值判断的多元化则无法避免，也是学术自由下的常态。而由于价值判断的多元，历史叙事中的事实选择也难免有不同的视角。如果因此引发讨论，那恰恰是研究的价值所在，也是我写序跋书评类文字的动力。朋友们都知道我是一般不写应酬性评论的。我以为纯粹应酬性的序跋和评论，商业上或许能促销，学理上其实意义不大。我自己的书就乐于请人撰写商榷性书评，给别人写序当然也喜欢借书言事，促进讨论。以前是如此，以后也是这样。余汝信先生长于考证，尤其善于发人之所未发，我认为这就非常难得。如果余谱在事实上有重大错误，当然应该指正。但坦率地说王谱这方面贡献不多。如果只是事实选择视角上的不同，我以为完全可以百花齐放，两谱并存，互补互商。康生、陈伯达和江青，过去一直是千夫所指，这当然有为虎作伥咎由自取的成分。但是以伥代虎，并不可取，伐伥护虎，更是大错。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皇上英明，误国者不是奸臣就是“女祸”的叙事传统，这非常不好。有人为伥们辩护，是要证明恶虎英明不会看错人，说实话这样的人已经不多。有人细辩伥责，则是要指出真正的恶虎必须背锅。正如明儒文征明所言，“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尤其在“指斥乘舆”仍是大忌讳的当下，后者乃是更重要的工作。我认为余汝信先生花大力气去撰写这些年谱，应该就是要做文征明式的工作。至于从康生想到体制中人之“测不准”，从陈伯达看出宫廷阴谋政治意识形态外衣的虚假，从江青来看中国“女祸”论之谬误和西方后现代女权视角的错位，那就是笔者借书言事，自负文责，以待方家指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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