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都着迷的韩女文学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

“某一个深夜/我凝视着/从白色碗里的米饭上方/升起的腾腾热气/那时我才知道/有什么已永远过去/此刻也是一样/永远地在流逝当中/该吃饭了/我把饭吃了”。我站在一个蓝色的房间内。这是一个阅读空间，位于韩国出版社Moonji（文学与知性社）办公楼一层。靠墙一张窄案上陈列着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韩江在此出版的诗集《把晚餐放进抽屉》。进门左手边的墙上印着诗集里的第一首诗《某个深夜的我》。挂着诗歌的墙被框在一个木制框架搭建的小单间里，一把扶手椅，一张小书桌，作家并不在场，空气里却弥漫着她的影子。玻璃窗外是静静的街道，偶尔从银杏树下经过的人投下淡淡的影子。扬声器里，一个柔和的女声静静地念着诗。这个安静的角落低调地折射出刚刚过去的世界级奖项给韩国文学圈带来的兴奋感。在首尔一周内，任意走进一家书店，显眼处都摆着韩江的单人照片，以不同的角度微侧着面对镜头，微微眯着眼，露出温和的笑容。韩江的获奖是过去几年韩国文学热潮中的高潮瞬间。从2016年韩江获得英国布克奖开始，韩国文学开始在各个语言圈发力。仅2024上半年，就有3部韩国文学作品获得国际大奖、5部作品入围各大国际奖项的最终候选名单。就在韩江以一己之力掀起韩国小说销售狂潮的10月，金珠惠凭小说《小土地上的野兽们》获得2024年托尔斯泰文学奖，同样登上畅销榜。在韩国，女作家们引发了一场文学热。韩江获奖后的6天，作品销量累计超过百万册。韩国图书网站阿拉丁统计，金珠惠的《小土地上的野兽们》10月销量比此前增加70倍以上，其他热门作品还有金爱烂的《其中一个是谎言》、车仁表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看着同一颗星星》、金锦姬的《大温室修理报告书》。其后依次是梁贵子的《矛盾》、郑有贞的《永远的天堂》、朴尚英的《大都市的爱情法》。尽管大多数作家不愿意被贴上性别标签，但是女性作家在当前的韩国图书市场占据主流，已经成为可见的事实。在中国读者的视野中，对韩国作家的广泛兴趣从《82年生的金智英》开始。根据媒体报道，从2019年到2021年，中国大陆出版的韩国文学作品数量一直维持在每年10本左右，到2023年增至超过40本。能让读者“感同身受”，捕捉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难以言明的痛苦，是许多中国读者喜爱韩国作家的原因。讲述爱恨交织母女关系的《关于女儿》的金惠珍，书写“一事无成的三十岁”的金爱烂，都成为在中文世界也狠狠引起共鸣的名字。布克奖官网今年5月发表了一篇文章，谈论英语读者对日韩小说的偏爱，尤其是韩国文学在短时间的快速飙升引人注目。韩国作品已经连续三年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今年入围的是黄皙暎的《Mater 2-10》，去年是千明官的《鲸》，2022年是郑宝拉的《诅咒兔》。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6位入围作者中有5位女性作者，这也是布克奖有史以来女性入围最多的一份短名单。为什么是韩国文学？为什么是女作家？她们在书写什么，如何书写，何以抵达如此广泛的圈层？这是我们开启这次封面话题的出发点。我们和崔智夤编辑见面的咖啡馆位于首尔合井站附近，这里曾经是出版社云集的区域。崔智夤在传统出版业工作了13年，两年前转到出版社Influential工作，负责独立类型文学出版品牌Rabbit Hole。附近除了她的老东家Moonji，还有文学出版社“银杏树”。她坐下来的时候笑着说：“这里经常有出版从业者往来，真担心说着说着遇到同行。”“按我的感觉，现在韩国作家中女性大概占70%，和过去相比确实可以说是一个惊人的变化。”在出版业工作15年的编辑崔智夤告诉我。“尤其在文学奖项入围名单中表现明显。写女性、性少数群体、残障或者社会边缘群体、移民问题的作家越来越受关注。这与韩国前几年发生的女权主义复兴运动有很大关系，在那之后，很多人开始关注这类题材的作品。”所谓写女性和“女人的生活”当然是一种偏见，但它与过去一直存在的某种“小说正典”定义相对照，常被认为是庸常、琐碎、缺乏“宏大主题”的。现在，至少在韩国作家这里，读者的选择说明情况发生了改变。像金爱烂说过的，“以前的作家关心的是天空，我可能关心的是这个国家的天花板，我写便利店，写我住的小房子、极小的考试院，属于我的、我们时代的不那么宏大的叙事。”“实际上，女性文学没有单一的表现方式。如果说当下女性创作的特点，似乎更多是在证明作为女性并不意味着创作有任何限制，她们在展示一种自由。最近，我发现女作家的作品里，女性角色也可以是坏人，可以杀人，或者成为鬼魂，这些角色与世界冲突的方式各不相同。女性作家们基于她们作为社会弱势群体的经验进行创作，这种基于个人身份的创作，使她们的作品更具真诚性。”崔智夤说。我们在周一上午来到梨花女子大学拜访韩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延南京。通往学校正门广场的十字路口挂着优秀学生的合影，海报上写着“像梨花一样”。9点刚过，赶早课的学生匆匆从我们身边走过，通过那道知名的下沉式建筑“校园峡谷”，走进各自的课堂。梨花女子大学是韩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发源地，在过去几年韩国的女性主义运动中，也被描述为核心力量。延南京身为教授，对待学生运动的态度比较谨慎，强调梨花女大在运动中的作用被媒体夸大了，但学生们确实敢于为自己的权利发声，比如2019年的“堕胎罪废止”运动，在那之后，韩国宪法终于不再把女性堕胎视为犯罪。我们对韩国女性的写作感兴趣，不只因为作品本身，还因为作品产生的巨大能量。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孔枝泳根据光州聋哑特殊教育学校性侵和虐待学生的案件写下了《熔炉》，小说很快改编成同名电影，这一作品的连续影响推动韩国国会通过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另一部引发社会效应的作品是《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小说在韩国卖出100多万本，差不多50个人里就有一个人读过它，点燃了从线上弥漫到线下的女性平权运动。如何理解女性的社会处境与女作家的写作之间的关系？为何韩国女性写作能在现实生活中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在延南京看来，不同作家的表达方式是在各自时代的背景下形成的，过去韩国文学的主流方向一直是抗议独裁政权的民族文学，“比如孔枝泳是60年代生人，她在吸收这些理论的同时开始自己的创作，但她的出发点是女性问题。虽然她的写法偏大众化，在强调文学性的90年代文坛并未得到很大认可，却积累了许多读者”。近年来进入中国读者视野的作家，在韩国文坛活跃的年代稍有不同，她们有何共性呢？“每个作家的情况可能不同，但我认为她们的社会意识是相连的。”延南京说，“比如赵南柱凭借《82年生的金智英》一举成名，最近也在持续活跃。孔枝泳从90年代开始崭露头角，一直活跃在女性文学前线，关注广泛的社会问题。金草叶和郑宝拉虽然被称为‘科幻作家’，但也在作品中深刻地表现社会问题。”梨花女子大学韩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延南京（黄宇 摄）在延南京的课堂上，女学生们对文学中的女性主义话题的讨论极其活跃，甚至在课后也会不断发来邮件。她笑着说“很辛苦，但是很满足”。延南京谈到，事实上，即使在今天在韩国，女性的地位依然被认为是边缘的，“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感觉就像是呼吸一样自然，韩国人不知不觉中生活在一个具有父权制特征或厌女情结的日常中。我认为，《82年生的金智英》这部作品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地区的女性读者中唤醒了这种意识。所以总结来说，它的成功可能因为与女性依旧边缘化的地位产生了共鸣”。韩国女性的日常生活，经常夹杂着不安。崔智夤与我分享了她的感受。2016年，首尔发生了“江南站无差别杀人事件”，一名女性在卫生间被杀害，而杀人者的理由是厌恶女性。“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就是江南站。那场事件让大家产生了一种共同的感觉，‘如果我在场，我可能也会死’。过去十年间，女性们在相似的问题上形成了类似的恐惧和愤怒，基于共同的感知和情感，建立起了一种松散的联结。过去韩国也有女性互助组织，比起‘女性热线’或者妇女商谈所等传统方式，现在，女性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彼此，比如这样的形式相对松散，但也相对更加柔和，更为普遍。”对每一个在现实倾轧下束手无策的人来说，不安全感都是触手可及的。从小人物的生活体验出发，辐射至更大范围内被忽视的群体，文字成为宣泄和安抚不安感的渠道。从生活中诞生，与生活紧密嵌合的作品，其内涵和影响超越了文学本身。延南京特别提醒我“读者的选择”在当下的重要性。“《82年生的金智英》恰好在韩国女权主义复兴运动时期出版，形成了一种读者运动。可以说这本书是‘读者的选择’的典型代表。”女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时，韩国检察院也爆发了“MeToo”运动，检察官徐智贤公开揭露性骚扰时说：“在《82年生的金智英》这本书里，我找到了能够安慰我的语言。”这本书不仅在女性读者中产生了巨大共鸣，甚至一些女团成员也通过社交平台表达了对这本书的认同和支持，很多年轻女读者纷纷阅读并推荐这本书，甚至通过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阅读体验，进一步推动了“读者运动”。延南京告诉我，近几年一批过去的女性作家重回大众阅读视野。比如曾经在90年代活跃的梁贵子，她的《矛盾》再版后依然位列畅销书榜单。“很久以前，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就觉得韩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会是一位女作家，而且应该是韩江。只不过这个奖项比我期待得早了一点。”延南京笑着说，“女性的地位正和我们社会中更困难和脆弱的其他‘他者’产生共鸣，并试图与他们建立联系，因此从这个角度获得了共鸣。”今年的诺奖结果揭晓前，韩国国内对获奖人选的预测集中在诗人高银河、小说家黄皙暎身上，这使得韩江的获奖令一些人感觉意外。“韩江获奖之后，也有评论说她对历史素材的运用过于简单，有失深度。很多男性作家的作品，大多是呈现与韩国历史密切相关的重大社会事件，但是韩江的写作更专注于自身。”延南京说，“她是一位能深刻洞察并揭示过去的暴力，描写那些暴力如何仍影响着今天的人的作家。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暴力面前处于最脆弱、最柔弱位置的人们。她甚至试图包容这些痛苦，去记住它们，不让它们被遗忘。她不仅通过情感与细腻的感知去表达自己，也努力通过自己的笔触将这种记忆传递给读者。”现在想来，为何对于弱者的共情，对于暴力受害者处境的关切，在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尤其明显呢？延南京觉得那与女性在生活中形成的“双重视角”有关，“在她们成为作家之前，首先是读者。她们通常会从阅读男性作家的作品开始，同时也接触女性作家的作品。按照芮塔·菲尔斯基（Rita Felski）的观点，她们拥有了一种双重视角，这是一种成熟的阅读能力。她们保持着谦虚的姿态，吸收着来自两个性别的观点。因此女性作家也形成了一种‘再现伦理’，她们并不会为了让自己的故事成为焦点而随意调动他人。此外，女性作家往往带有一种女性在生活中长期实践的视角，即关怀与照顾的视角。”崔智夤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关于女性如何在文学的场域中推动改变。在为林素拉（音译，Lim Solah）出版诗集《怪天气与善良的人们》（Grotesque Weather and Good People）时，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当时很有争议的条款：如果出版方工作人员中出现性暴力行为，合同可以中止。当时让出版社接受这个条款并不容易，“公司的一些男性高管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觉得这个条款可能会将他们视为潜在的加害者，感觉不太舒服”。崔智夤见证了它被提出、被讨论，被媒体报道，最后被接纳的过程。因为这件事，林素拉也成为一个象征性的人物。她在诗集的封底上写了一段话：“我们反对任何因性别、年龄、身体、地位、国籍和种族而导致的歧视和暴力。”那是八年前的事情了。不久前，崔智夤与林素拉再度联系，提起那件事，崔智夤现在与新作者签订的合约里，都加入了她提出的这个条款。说到这里，崔智夤突然意识到，“这件事也给予了我巨大的支撑力量”。延南京教授的课程之一是“韩国现代文学批评的实体”，她会从当下最新的文学批评的话语中选择一批关键词，并选择与之最契合的作品来进行批评分析。“今年我们探讨过的关键词包括科幻、幻想性、新自由主义、青春与世代、韩国家庭话语、女性叙事场域、少数者批评、情感、哀悼、共同体等。”她同时也是韩国现代小说学会的会员，每年，这个机构会从韩国全年正式发表在期刊上的200余篇短篇小说中选出20余篇结集成册。她给我展示了2023年的选集，里面包含的小说涉及以上所说的种种主题，类型文学亦在其列，而且女性作者占据着越来越重的分量。韩国的女性写作兴起虽然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推动，女性在生活中的愤怒与不安有关联，却远不止于此。我们如何跳出性别的标签，或者是否需要完全抹去作家的性别身份，才能够正视她们的写作？延南京给我分享了两位作家的想法。1977年，孙昭熙（音译）在出版《韩国代表女性文学全集》时曾表示，女性一旦以作家身份登场，就会被冠以“女性”这一定语。她说，起初感到不快和刺激，但相处久了也会有种亲切感，甚至生出某种自豪感。2004年，经历了上世纪90年代的文学变迁后，作家千云英（音译）曾这样说过：“因为我是女性，所以作家之前总是要加上‘女性’这个前缀。但我希望自己只是作家，而不是‘女性作家’。希望人们从我的作品中闻到的是‘人性’的气息，而不是‘女性’的气息。”“孙昭熙强调女性特质的优势，而千云英则主张解构性别标签。两者虽然观点不同，却都正确。因为‘女性’这一类别无法解释种族、民族、阶级、世代、教育水平、性取向等不同身份的交会点，因此单一且本质化的‘女性’范畴必须被解构。与此同时，在依然充满女性厌恶的社会中，探讨女性他者性的文学依然必要且值得持续创作。”延南京说。在课堂上，延南京与学生们研读女性的作品，也讲解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她在课堂上告诉学生们，真正的女性主义不是将“女性”视为一个本质化或同质化的群体，与所谓的“男性”对立。这其实是一种二分法的对立，“真正的女性主义是解构所谓的‘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以及社会和文化中建构的性别本身”。“女性气质”和性别范畴是父权制制造的产物。女性被困在这样的框架中太久，无法自由地生活。因此，强化这些性别特质并不是理想的做法。我希望她们能够理解并打破传统的性别观念，追求更自由的生活方式。最后一个令我们感到有趣的话题是，韩国文学不只是关于文学创作的现象，它的背后有多种传播机制的交织影响。如何让文学变得有趣，获得更多读者，进而促使更多作品的产生，韩国也交出了一份有趣的答卷。在韩国电影资料馆，我们参观了一场关于电影和书籍的展览。在展厅中央十多平方米的展台上，平摊着韩国不同年代出版的电影书籍。越往接近我们的年代看，越能发现书籍与电影的关系在发生倒置——过去人们出版关于电影、解读电影的书籍，多半是国外引进到韩国，越接近现在，改编成电影的韩国小说，或者单独出版的韩国电影剧本越多。我在这里看到了《关于女儿》的小说原著，还有《过往人生》的剧本书。墙上挂着6位电影人、编剧或者评论家推荐的书籍，其中一个板块属于《下一个素熙》编剧郑朱莉。她推荐的是一本关于日本劳工的报告文学，那也给了她关于电影剧本的灵感，写下一个关于韩国高三女孩如何在学校安排的实习项目中自杀的故事。韩国文学的流行，也与过去几年全球范围内兴起的“韩流”风潮不无关联。它降低了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理解门槛，助推了文学的传播。牛津大学亚洲和中东研究学院韩语语言学教授赵知恩曾经回忆七八十年代翻译韩语作品的标准，那时候音译词的数量要小心控制，尤其是菜名和地名，因为那会让英语读者困惑。而现在，韩语的食物名和称谓语已经成为常见的英文表达。身为编辑的崔智夤能明显感觉到这种差别。“就拿食物的名字来说。如果说过去我们还要注意炸酱面这样的词是不是要写注释，但是现在食物背后蕴含的含义都已经是大众熟知的内容了。比如拌饭是便宜又简单、营养丰富的食物。炸酱面虽然对身体没那么好，但辣味能够解压，让人开心起来。这种文化语言通过韩流的影响传播到全世界，反过来也推动文学的传播。听说前几年，韩国的紫菜包饭在美国流行起来，外国出版商就开始寻找韩国饮食相关的小说。韩国的一些文化背景知识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崔智夤今年刚刚参加过伦敦和法兰克福书展，外国出版商对韩国文学的兴趣高涨，各有偏好。“比如在英国，韩江的《素食者》就被看作是‘东亚女性的反抗’，但她的写作与民族历史的悲剧有关，在韩国，这种反抗更多被看作是个人的挣扎与善良之人的团结。西方的出版商通常倾向于偏爱那些关于特定文化或边缘化身份的故事——无论是性别、性少数群体还是残障群体。东亚文化圈内的亚洲出版商则喜欢韩国当下最热门的作品。”崔智夤说。成熟的文化产品生产体系，为文学的“出圈”贡献了助推力。《82年生的金智英》票房获得成功之后，女性作品影视化、女性导演制作的作品获得了更多资助。今年，以孔枝泳的小说《爱过之后来临的》改编的电视剧、金惠珍《关于女儿》的电影版先后与观众见面。屏幕和社交网络，进一步放大了文学的共鸣。那么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渴望听到更多女性声音的时代吗？延南京觉得那或许是一种“边缘地位的共鸣”，不只关于性别地位，也关于所有边缘人群。“如果非要说的话，那我想首先是因为韩国女性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处于文明的边缘地带，而韩国经历过充满波折的近现代历史，也不得不处于边缘或者非主流的位置，整个女性的地位与整个国家的处境是类似的。而今天，全球的文学和文化潮流，可能与这种处境产生了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