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 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之一：公私兼顧——資本對中共的誤判和幻覺

編者按：1940年1月，毛澤東 發表了著名的 《新民主主義論》，在這篇文章中他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後，既不能直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也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而必須建立一個由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便是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後的“新中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由“過渡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那麼，中共是如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的文章《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清晰地記錄了資本從从利用到打击再到吞并的三个阶段： 從建国初期“公私兼顾”政策到1952年发起“三反五反”运动，最终在1953年至1956年间，通過“公私合营”和发放“定息”的方式完成了对資本的改造，将全国生产资料彻底收归国有。 本文選自其最新著作《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联经出版2026年1月）第五章，文章分三次刊發，標題為編者所改。此為第一部分：公私兼顧。“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中白紙黑字、和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黃炎培、章伯鈞、張瀾的等政客們（所謂的「民主人士」），還正在中共的政府裡擔任要職。有上述的地下黨員身份的紅色資本家帶頭，又有榮毅仁、胡厥文、湯蒂因、劉靖基、郭棣活等親共的企業家們的大力呼應。歷史的客觀事實是：中國的民族資本選擇了共產黨。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共常常說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也沒有說錯。不過這種選擇是在資訊不透明、選擇者被中共灌了統戰的迷魂藥後腦子不清楚的情況下做出的。”對於共產黨和資本的關係，自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始，就「不屑於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 「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即「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既然共產黨及其學說那麼明確地申明了自己最終要消滅資本的宗旨，為什麼自《共產黨宣言》發表的一百多年來，還有那麼多的資本家 ── 無論是所謂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還是當今美國華爾街的國際資本大咖 ── 還要和共產黨、尤其是中共或精誠合作、或藕斷絲連呢？在馬克思看來，這是資本無比貪婪、極端短視的本性所決定的。馬克思在《資本論》裡曾經援引英國工會活動家、政論家湯瑪斯·約瑟夫·登寧的話、非常蔑視地嘲笑資本的貪婪：「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這就比較合理的解釋了資本願意和共產黨合作的根本原因所在：共產黨的專制政權可以給資本帶來利潤，儘管這些利潤不是永久性的，只是一時一事的。但是資本的急進功利、飲鴆止渴的本性，仍然使他們為追逐哪怕只有 「10%的利潤」 而選擇和共產黨合作。不幸的歷史總是有太多的相似性，當七十多年前中國民族資本面臨中共改朝換代的變天之際，也是相信他們可以和共產黨合作，以獲得資本的更大發展。不幸的是：他們從一開始就被中共玩弄於股掌之間，僅七年的時間、中國的私營工商業就在「公私合營」的旗號下灰飛煙滅。更為可悲的是：業主們還要打著旗幟、陪著笑臉去大喊擁護共產黨沒收了他們的私有財產的口號。1956年1月1日的《人民日報》〈改造私營工商業的偉大勝利〉一文中有如下的私營工商業者敲鑼打鼓去共產的奇葩描述：北京市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已經達到了最高潮。最近幾天以來，首都各個區日夜鑼鼓喧天，爆竹聲連連不斷；全市各大街上的私營廠、店，幾乎家家都掛上了紅幛，到處張燈結綵；私營企業的職工和工商業資本家歡欣鼓舞，連日來，工人店員慶祝公私合營的隊伍，資本家慶祝公私合營的隊伍，還有各區資本家家屬慶祝公私合營的隊伍，一隊接一隊地在街上遊行。對於今天的讀者來說，是很難理解那種「歡欣鼓舞」地把自己的財產拱手送人的複雜心態的。當然，表面上擁護公私合營的中國企業家們常常是「白天敲鑼打鼓，晚上抱頭痛哭」。中國現代史學者朱健國在談到武漢當年著名的製藥公司葉開泰公司的公私合營過程時說到：當時公私合營是它最後的一任葉開泰的廠長，叫葉永齋。他有個兒子叫葉雲力，前幾年還在武漢。當年他們家都是白天到工廠裡去了，歡天喜地說感謝黨的公私合營；晚上自己就跑到武漢長江大橋下的漢水，站在那個地方流淚。……後來這個葉雲力在公私合營之後，他自己都沒有飯吃了，靠他在美國的姐姐葉雲霜每個月給他寄錢過來吃飯。對於私營工商業者被搶奪私有財產的實際心態，連周恩來都只能承認「這種情況是存在的」。他曾以榮毅仁被「公私合營」為例說道：他是全國第一號的資本家，他在這個地方講，他那個階級應該被消滅，可是，另外碰到一個人又跟他說：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搞了這點工廠 在你手裡送出去實在可惜呀！他也眼淚直流，這是很自然的，合乎情理的。在這裡，周恩來不敢直面的是一個最簡單的、最「合乎情理的」事實：這種「送出去」是不情願的，歸根結底是被人用國家暴力的種種手段巧妙地劫取的。公私兼顧：資本對中共的誤判和幻覺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前夕，為爭取民族資本家的支持打贏內戰和奪取政權，於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了臨時憲法《共同綱領》。該綱領中白紙黑字地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建設的根本方針，是以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達到發展生產、繁榮經濟之目的。」 該綱領還信誓旦旦地保證：「中國人民民主專政是中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政權」，政府應當 「保護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經濟利益及其私有財產」。在臨時憲法中寫上這樣的文字，會很容易使人忘卻中共的初心。和馬克思一樣，中國共產黨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沒有隱瞞過他要最終消滅資本和私有制的戰略目標。1921年7月、中共一大通過了中國共產黨第一個綱領，便明確指出： 「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產階級一起推翻資本家階級的政權」，「消滅資本家私有制，沒收機器、土地、廠房和半成品等生產資料，歸社會公有」。雖然後來因為抗日戰爭和統一戰線的需要，也把民族資產階級在策略上暫時地當作「團結」對象，限制、改造的滅資之心從未放鬆過。但是在中共的心中，「民族資產階級」仍絕對是一個要消滅的階級。1952年6月19日，周恩來在全國統戰部長會議上、談到了毛澤東修改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王芸生的文章一事。王文最後提到「我們人民民主政權的『四友』就團結得更為親密，共同勝利走向社會主義的前途！」這顯然是王芸生向毛表忠心的媚詞。但是，毛不客氣地把這最後一句話刪掉後才送《人民日報》發表。原因是毛堅定地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在「社會主義」時期應當是被消滅的對象。其實，毛的徹底消滅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決心下的更早。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發過一份致史達林的絕密電報，在預言「最近的4年時間裡蔣介石政權將會被消滅」的同時，指出：「隨著中國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國的中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員中有一些是同情我黨的，雖然其大多數領導人是動搖分子。他們是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證明了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性。在中國革命最終勝利的時候，將仿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國共產黨之外的所有政黨都應當從政治舞臺上消失，從而將極大地鞏固和加強中國革命。」後因為史達林覺得毛澤東的消滅資產階級及其政黨的政策過於極端偏激，專程派遣了蘇共領導人米高揚來解放區做說服工作。米高揚代表史達林強調了中共應當聯合中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成立全國性的革命聯合政府。他特別提到了中共應當如何善待民族資產階級的問題，明確要求中共「不要疏遠民族資產階級，而要把他們看作是一支有助於同帝國主義者的力量與之合作」。米高揚還強調了中共非但不應當沒收工商資產階級的財產，還應當鼓勵他們在國內外開展貿易和發展生產。 因此，中國民族資產階級才逃過了這一劫。由此也可見：不管在嘴上說得多麼好聽，在毛澤東的心靈深處，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是隨時可以消滅的「敵人」而不是友誼長存的「朋友」。除了國際共運中中共上司史達林的因素，中共在建國初期面對國內嚴峻的經濟情勢也使他們不得不對民族資產階級採取一定的讓步和團結的政策。以1949年計，全國私營工業有12.3萬家，職工有164萬人，占全國工業職工總數的54.6%。私營工業總產值占全國總產值的63.2%以上，而國營的產值僅占34.2%。私營商業產值則占了全國批發總額中的76%和零售總額的85%。 因為歷年戰爭的影響和中共對資本的排擠態度，已經很快造成經濟瀕臨破產和民生凋敝的邊緣，中共必須迅速提振經濟才能維持其政權。依靠誰才能發展工商業呢？當然非民族資本家莫屬。後來在文革中廣受批判的鼓吹「資本家剝削有功論」的劉少奇「天津講話」，就是在怎樣的背景下出籠的。劉少奇當時對東亞公司老闆宋棐卿等人信誓旦旦地說：「目前的主要問題，便是恢復與發展生產。政府的方針，就是在改善與發展生產，只有這樣，國家才能富強。……今天資本主義的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封建剝削除去以後，資本主義剝削是有進步性的。今天不是工廠開得太多，工人剝削太多，而是太少了。工人、農民的痛苦在於沒有人剝削他們，你們有本事多剝削，對國家人民都有利，大家贊成。你們當前與工人有很多共同利益。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是有功勞的。」其實，劉少奇在天津時還有一個內部講話，著重提到了「就國內矛盾來說，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的確是基本矛盾，但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尚不能互相脫離，可以拖十年，到無產階級不需要資產階級也能活下去的時候，就可搞社會主義。」 這和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中把「限制和反限制」中國的民族資本主義作為新民主主義國家內部階級鬥爭的主要形式的戰略預測是一致的。 儘管劉少奇的話說得非常中聽，中共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方針仍然是：「利用、限制、改造」這六個字。 這個六字方針對民族資產階級的處置全部都是負面的、完全可以理解成為消滅一個階級的幾個策略性的步驟。同時，這一方針製造了一個從戰略上消滅而在戰術上利用、限制、改造資產階級的無法把握的矛盾。而在這六個字中，「限制」和「改造」又是自相矛盾的。「改造」在中共的語彙中有性質上的脫胎換骨的之意，和「限制」這一在數量上的區別是不可同日而語的。正是這些理論和戰略上的深刻矛盾和具體操作上自相矛盾，造成了中共根本無法執行其看似平衡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政策，也給中共以後在「五反」和「公私合營」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無情打擊大開了方便之門。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從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那一邊來看對中共執政後的政策的預估，便會發覺有太多的誤判，而且不少是出於單方面的、一廂情願的幻覺。自1946年爆發的國共內戰，一直到中共奪取了全中國後的解放初期。中國的民族資本是有過很多的機會或轉移資本到國際市場（如歐美），或在海外開拓新的華商實業（如港臺、東南亞）的。但是他們中的多數人並沒有選擇流亡海外，而是留在大陸繼續發展實業。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相信改朝換代後的共產黨會好過國民黨。比如，榮德生是為毛澤東肯定的「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在民間有「麵粉大王」、「棉紗大王」等頭銜。他的四子榮毅仁是著名的紅色資本家，後來還當了中共的國家副主席。1949年中共奪取全中國前夕，許多親朋好友勸他離開大陸，告訴他： 「共產黨可是要 『殺富濟貧』，均平 『共產』的呀。」 但是榮德生卻回答「我不信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如果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還不得人心，那他怎麼會打敗了國民黨呢？」 榮德生的看法，比較典型地代表了來自于中國文化中對於改朝換代單方面的價值肯定，即遵循「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價值觀，把成功者一時的勝利理解為歷史的勝利和意志。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否認：在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當毛澤東和蔣介石爭奪天下之際，中共極力表現出比國民黨更為開明的形象。為統戰的需要、毛澤東甚至多次公開表達了對英美式的民主制度的公開讚賞。比如，毛澤東這樣告訴美國友人們：我們並不需要、亦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並不主張集體化，也不反對個人的活動 ——事實上，我們鼓勵競爭和私人企業。在互惠的條件下，我們允許並歡迎外國對我們的地區作工商業的投資……我們相信著，並且實行著民主政治。毛澤東很清楚：抗戰結束後中國農民要土地、知識份子要自由、工商業者要發展，這無論在國民黨或共產黨手裡都沒有。所以他乾脆以流氓無產者的「一窮二白」式的慷慨表示：只要他取得政權，將滿足所有這些階層的需求。如果對共產黨的理論有稍稍的瞭解的人，便不難明白這不過是實用主義的統戰欺騙和湖南地痞的把戲。但恰恰中國的工商業者最不缺的正是資本的短視。而共產黨，正是在他們（包括國際資本和民族資本）和中國知識份子、農民的集體幫助下打敗了國民黨。比榮德生更相信共產黨會給他的事業帶來重大發展，不僅不離開大陸，還毅然從海外回國投靠中共也有人在。四川船王盧作孚便是一位。1950年6月，經過中共黨政高層領導的安排，盧作孚從香港組織和帶領他的民生公司的十八艘主力輪船回國參加建設。在北京他作為特邀代表參加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第二次全體會議，後被增選為全國政協委員。盧還曾兩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宴請，也多次與周恩來、朱德、陳雲等中央領導見面。上述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自然是給了盧作孚資本發展的承諾。因此。盧作孚還成了最早直接和主動向中共提出公私合營的民族資本家。1950年8月，盧作孚就代表民生公司線中共提出了公私合營。1953年10月11日，《人民日報》報導了民生公司的合營情況，發表了短評〈公私合營企業的一個範例〉，把民生公司的公私合營作為一個典型，給予了高度讚揚。但是這並沒有阻止中共在在 「鎮反」 、 「三反五反」 等政治運動中仍把盧作孚及追隨他回歸大陸的整個管理階層作為打擊目標，最終導致了他的憤而自殺。除了盧作孚，馳名全國的 「火柴大王」 、「煤炭大王」劉鴻生也是先離開大陸到了香港，後又重返大陸的一位民族資本家。劉鴻生是一位見過大世面的企業家，他甚至在1945年面晤過毛澤東和周恩來。鑒於他有「共產黨絕不會和我們真正交朋友」的初步認識, 1949年5月中共接管上海前夕，他既沒有去臺灣，也沒有留在大陸，而是去了香港中立觀望。在他最後決定返回大陸時，他的中共秘密黨員的第六個兒子劉公誠（其黨員身份一直到文革後才公開）牽線的中共上層給他的信誓旦旦的支持他搞民族工業的保證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49年10月底，周恩來派遣特使到香港和劉鴻生會面，當面向他和其他企業家保證： 「他們回國就會受到歡迎，他們的家庭和財產會受到保護，他們還會獲得以領導人身份為國家服務的機會」。1949年11月初，劉鴻生終於回到大陸，他很快受到周恩來的接見，並立竿見影地獲得了眾多的官銜：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人民政府委員、上海政協委員、全國工商聯第一屆常委，第一屆人大代表等等。這些不僅極大地滿足了劉 「領導人身份」 的虛榮心，還使他開始相信共產黨的種種承諾。他於是公開發表不少擁護中共的演說，還在1952年和他那個中共秘密黨員的兒子合夥，把留在香港因恐懼失去自由的不願意回國第八個兒子劉念信騙回了大陸。這個兒子此後一直想離開大陸，繼續追逐自己的自由，但是一直到1979年、也就是說29年後才被中國政府批准移居美國。劉鴻生死於1956年， 「之後，特別是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劉家的一些成員開始後悔當初留在大陸的決定。在20世紀60年代後期的文化大革命中，二子自殺身亡。但在共和國初年，除了八子以外的所有人都相信，他們身上的資本家標籤是可以和共產主義並存的。」在上述中國著名的工商業者最終選擇了共產黨的思想歷程中，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很大的共同點：他們都很把中共給他們官銜、尤其是主要領導人的承諾很當一回事。我們在前面提到的「中國民族資本家的首戶」榮德生，也曾被中共冠於「全國政協第一屆委員會委員」、「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蘇南人民行政公署副主任」等官號。當時的中共上海地下党負責人陳丕顯等，更一再向他和榮家做出過「保護民族工商業」的承諾，這些都使榮德生很以為榮。除了共產黨用這些不值錢的虛職滿足了他們的虛榮心外，還有另外幾個因素也使他們輕信了共產黨的統戰。比如，對這些以勤勞和誠信發家的企業家們來說，他們並沒有從政的經驗，常常把官場中上層人物的許諾和商場上他們自己堅持的誠信混為一談。此外，即便他們中有些人有過在國民政府裡從政的經驗，也不會想到共產黨的首腦會如此地不守起碼的信用。以盧作孚為例，他在抗日戰爭時期也擔任過國民政府的交通部次長，民生公司作為私營企業也受到過國有的輪船招商局的處處排擠。但是國民黨的首腦蔣介石對盧作孚和他的實業的支持一直是言而有信的。大陸最新出版的盧作孚的傳記中有如下的描述：抗戰以來，民生公司的有一些問題是直接找蔣介石解決的，今天人們視為民生公司最大歷史功績的抗戰搶運，自是盧作孚指揮有方、公司職工不遺餘力共同努力的結果，也是當時的最高領袖對盧作孚的信任與支持的結果。抗戰搶運的緊急關頭，不懂輪船運輸的將軍們狀告盧作孚，蔣介石卻力排眾議，任命當時連國民黨員都不是的盧作孚為交通部次長，掌握船舶運輸的指揮權。蔣介石本人幾次乘坐民生公司的「民貴」輪，接見過民生公司的幹部船員。這一切，當時人所共知……相比較國民黨的首腦，中共領導人毛澤東雖然也和盧作孚同宴兩次，也有對他高度讚揚的話， 盧作孚在選擇回歸大陸時得到過周恩來待以上賓的親口許諾。但是，當民生公司決定把企業辦成大陸第，一批公私合營企業，向中央提出解決一些公司維持繼續的貸款問題時，中財委竟發了一個關於民生公司的專門文件，認為：「盧作孚這樣的經營者增加政府負擔，只是要向銀行借錢，而不肯對企業進行改革」，「中財委決定在民生公司徹底改革前，不借錢給他們。」 什麼是中共要求的「徹底改革」呢？當然是正在民生公司裡開展的鎮反、三反五反等政治運動。換句話說，中共首腦們雖然對盧作孚相敬如賓，但內心深處則是戒備森嚴。在他們心底裡，盧作孚連起碼政治審查還沒有通過呢！我們還應當注意到：在劉鴻生最終選擇回歸大陸的過程中，他的他的中共秘密黨員的第六個兒子劉公誠也在劉家的家族決定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實這一現象在當時許多著名工商企業家的抉擇中並不鮮見。民間學者章濟塘在他研究中國私營企業的著作《中國私營企業及資產階級興衰史略》中指出：在中共取得政權後不少著名的民族資本家發現，他們周圍的不少原來信得過的朋友們，都是中共的地下黨員。這大大增加了中共的親和力和他們的中共的信任感。例如，在工商界，有中共建國後首任上海市副市長的盛丕華,他是抗戰中入黨的秘密黨員。1949年初，他就被中共秘密召喚到蘇北解放區準備接管上海的工作。後來一直成為大陸工商界人士的組織民主建國會的主要領導。還有著名的廣大華行的實業家盧緒章、楊延修，其實是中共駐滬辦事處的負責人，周恩來手下的大特工。而當時這不僅是上海灘企業家中的紅人，還是蔣介石侍從室和中統陳果夫的紅人。1949年後，盧任中共外貿部副部長，楊任上海市工商管理局局長。他們還是香港華潤集團的創辦人。在銀行界，有1927年的中共秘密黨員、紅色金融家毛嘯岑。1950年他公開了自己的地下黨員身份，帶頭將中信銀行公私合營。還有資格更老的秘密黨員、知名業界的建業銀行總經理龔飲冰，1949年5月搖身一變為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軍事管制委員會派中國銀行首席軍代表。1949年6月5日任中國銀行總經理。中共對上海工商界的滲透，以上只不過是冰山之一角。但解放後一經發動，立刻牽一髮而動全身：新政權建立，地下共產黨員公開了身份，以前他們是資本家、教授、藝術家，現在表露了真實身份，他們向資本家、知識份子老朋友們講述共產黨的政策，談論新社會的美好前景，讓上海上層人士感覺共產黨原來不是青面獠牙，不是國民黨說得那麼可怕。……民國時期，上海各社會組織、商會行非常活躍，1949年5月後都停止了活動。 8月26日，長期以資本家身份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盛丕華、盧緒章發起成立上海工商業聯合會籌備會，取代原上海市商會和工業會。盛丕華為主任委員，胡厥文毅仁、盧緒章為副主任委員。但這個商組織的要旨不是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而是中共對資產階級的管制， 說得好聽叫「統戰」。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作為臨時憲法的《共同綱領》中白紙黑字、和代表了民族資產階級的黃炎培、章伯鈞、張瀾的等政客們（所謂的「民主人士」），還正在中共的政府裡擔任要職。有上述的地下黨員身份的紅色資本家帶頭，又有榮毅仁、胡厥文、湯蒂因、劉靖基、郭棣活等親共的企業家們的大力呼應。歷史的客觀事實是：中國的民族資本選擇了共產黨。從這一意義上來說，中共常常說是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是歷史選擇了共產黨，也沒有說錯。不過這種選擇是在資訊不透明、選擇者被中共灌了統戰的迷魂藥後腦子不清楚的情況下做出的。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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