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 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之三：公私合營——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編者按：1940年1月，毛澤東 發表了著名的 《新民主主義論》，在這篇文章中他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後，既不能直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也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而必須建立一個由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便是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後的“新中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由“過渡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那麼，中共是如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呢？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教授宋永毅的文章《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清晰地記錄了資本從从利用到打击再到吞并的三个阶段： 從建国初期“公私兼顾”政策到1952年发起“三反五反”运动，最终在1953年至1956年间，通過“公私合营”和发放“定息”的方式完成了对資本的改造，将全国生产资料彻底收归国有。 本文選自其最新著作《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联经出版2026年1月）第五章，文章分三次刊發，標題為編者所改。这是第三部分。 公私合營：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 「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說法，是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共提出過的一個著名的口號。據說此話出自於毛澤東之口，但無法證實。然而無論如何，對於中國民主資產階級的最後的窮途末路，這都是一個生動的寫照。 借用上述口號,恐怕對一個當年的私營工商業者來說，他感覺最慘的被國家權力架上機槍而「此路不通」的第一面很可能是他的價值觀、事業夢和財產權被全面地推翻和顛覆。 尤其是剛剛經歷的五反運動對他的震懾力是深入內心的。新政權對他起碼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進行了致命打擊，以致使他對自己和自己所屬的「階級」的未來產生了深深的恐懼感。 1952年3月1日的《東北日報》上有一篇討伐資本家五毒行為的署名文章。其中舉了這樣一個典型案例： 瀋陽有一家自然科學儀器館(私商)，經理叫張銘，在他無數罪行中有這樣三件罪行：一是把全國一百三十處廠礦、科學研究所的位址及負責人編號，準備有計劃地打入內部。一是偷竊了某些廠礦和文化教育機關購買儀器的材料目錄，並派遣內奸按照目錄從國家機關中偷竊出來或從他處販運去，轉手高價賣給國家。還有一件，就是他制定了一個『 十年計畫』，從一九五O年十一月起，準備在十年內，用各種非法手段擴大他的事業，計成立八個部，三個工廠，十餘處辦事處，企圖以此全部或大部控制中國科學儀器的進口和製造工作。 拋開一些蓄意上綱上線的貶義詞，我們從上述事實的描述中可以看到的是一個私營工商業者準備在社會主義建設高潮到來時準備大展宏圖而進行的慎密的市場調查和全國性的發展準備。這正是資本在「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共同綱領下的事業夢。當然任何人都可以說資本的目的是為了賺錢，但是這難道不是馬列主義所承認的歷史發展的動力嗎？這又何尚不是為中共憲法所允許的呢？如果這些都被批判為五毒行為，那麼資本主義經濟的經營規範與行為準則就會被摧毀，就很難想像私營工商業者還會有為利潤而發展生產的價值觀和心理動力。 經歷了五反以後，資本家實際上已淪落為被搞臭了的社會賤民階層，這在年青一代身上表現得更為明顯。上海滬江大學化學系四年級學生中，五反前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學生畢業後想自己創業，成為老闆。而五反後僅有兩人還有此想法。到公私合營前夕，連資本家自己的子女都覺得「剝削可恥、勞動光榮」。他們更覺得自己的「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很不光彩。上海市三女中的一個學生對自己的父親說：「快點接受改造吧，不要人家總講我是資產階級家庭出身。」天津最著名的元隆綢布店老板胡炳漢的太太陳毓蕙在參加了政府為家屬舉辦的一系列學習後這樣勸她的丈夫走公私合營的道路：「我們不怕共產，倒是盼著社會主義快來才好呢。那時你我都不用戴著『資本家』這頂臭帽子。」儘管中共的國家機器並沒有在肉體上消滅資本家，它已經成功地摧毀了這一階層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價值觀和心理動力。 堡壘總是最容易從內部被攻破的。除了上述家庭影響的因素，國家和雇員（工人和店員）對企業內部控制權的侵蝕和顛覆對私營工商業者的產權的剝奪起了決定性的作用。這首先表現在雇主對雇員的人事權和生產指揮權的逐漸消失。毛澤東1952年3月23日論及五反運動目的時，提出了「逐步建立工人店員監督生產和經營的制度」和「在在一切大的和中等的私營企業的工人、店員中建立党的支部，加強黨的工作」兩條。 這充分表明：毛的興趣並不僅僅在經濟上從資本家口袋裡榨出錢來，更在於奪權 — 奪取資本家的企業經營權和指揮權。從五反運動開始，私人企業中普遍成立了所謂的「勞資協商會」，其實質是「勞資鬥爭會」、即工人店員對資方的奪權會和鬥爭會。這不僅在行動上剝奪了企業所有者的人事權和指揮權，更破壞了發展生產必須有的等級制權威。在天津,因為造反奪權的工人成了管理生產的老闆的太上皇，他們「不讓資本家管事，不聽從資本家的工作分配，不遵守勞動紀律，有的店員提前關門集體看電影去了，有的隨便支櫃檯上錢買東西；有店員以為工人階級領導就是工人把廠店管起來，不讓資本家管的意思。」 在當時，這種奪權後的私營企業中工人的勞動紀律渙散現象極為普遍，以致老闆們「不得不對工人做出討好行為」。更有甚者，這些「勞資協商會」的新權貴們還隨時對老闆「辱人格，侵犯人權。動手打罵，作風惡劣」。雖然資本家迫于這些工人背後有共產黨支持的權勢只能誠惶誠恐，但在內心深處便產生了放棄虛有其表的對企業的所有權的心態。如同研究者桂勇所言：「在公私合營之前，資本家對企業的『心理佔有』就已喪失無遺了。他們不再認為它是屬於自己的財產，而僅僅是一個拖累自己的包袱。」 中共借國家權力給私人工商業者架上機槍的第二面是在財政方面：一是稅收，二是融資。 別看《共同綱領》上寫的是「公私兼顧」，但就中共從上層領袖到基層幹部的心裡，想的從來就是如何化私為公。這在稅收上的輕重高低之分，就一目了然。為了迅速擴大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起到所謂的主導/領導作用，中共通過國家機器向私營企業徵收遠高於國營企業的高額稅收，然後又暗中把這些高額稅收轉化為對國營企業的直接投資。以湖北省為例，1952年，私營經濟承擔了63.01%的稅收，而國營經濟僅僅承擔22.31%的稅收。那時的私營經濟僅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35%，而國營經濟則占了55%。到了1955年，私營經濟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比例已急劇下降到9%，仍然要交20.68%的稅收。國營經濟已經擴展到國民經濟總產值的70%，卻也只承擔55.35%的稅收。如果按稅負平衡的原則，既然1955年的國營經濟已經是私營經濟的7.78倍，那麼它應當承擔的稅負就應當是20.68% X 7.78 = 160%！而實際上，它只是承擔了55.35%。從全國來看也是同樣，私有企業自1949年到1956年間為國家財政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其利潤的三分之一以上都成為政府的稅收，並暗中轉換為對國營企業扶持。對此，桂勇坦率地指出：「1949年後國營企業在經濟總量中所占份額的迅速擴大（這是社會主義改造的經濟基礎），與國家機器在經濟資源再分配中的作用是分不開的。……國家對國營企業的投資中有一部分實際上是由私有企業承擔的。」講穿了，這是一種較為隱蔽國家通過稅收對資本家的劫富濟貧和「打土豪、分田地」。這當然極大地阻礙了私營經濟的發展。 1953年，薄一波曾經搞過一個比較有利於減輕資本主義稅收負擔的「新稅制」，提出了公私一律的稅負。不料毛澤東對此大發雷霆，嚴厲地批判為「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由此可見，在毛澤東的心裡，對私有企業的高額稅收正是他達到消滅資本家和資本主義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治武器。 任何工商業需要得到發展，必須要解決貸款和融資的問題。而中共也正是在這一關鍵上卡住了私營工商業存亡的咽喉。中共建政後不久，便在金融領域內暴力接管和改造原官僚資本銀行。又很快動用國家機器的力量使人民幣快速佔領了市場。中共通過頒佈《私營銀錢業管理辦法》、《金銀管理辦法》和《外匯管理辦法》等法規，大力打擊了私營銀行和行莊。早在私營工商業的公私合營之前，中共的國家銀行已經完全控制了金融業。以上海為例，私營銀行和錢莊的存款額占全部存款數的比例由1949年的62.9%下降到1952年的0.6%。放款率占全部放款數的比率由1949年的67.5%下降為1952年的1.9%。1952年的五反運動更對私營金融業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一份報告指出：「私營行莊存款放款『 五反』後減了一半。規定存放利息差額後再減一半，其收入減去3/4。錢莊幾乎完全關門。」私人工商業要發展必須向銀行錢莊貸款和融資，而私人金融業幾近倒閉，他們只能轉向國營金融業求救。這樣，國營銀行的拒絕與否會立刻成為對該私人企業致命的「限制」。我們在上一節提到過：中國「船王」盧作孚無法得到中共口頭上答應了的決定其公司生死存亡的緊急貸款，就是造成他自殺的一個重要因素。如果說盧作孚的自殺和融資有關，那麼上海冠生園老闆冼冠生自殺事件就和中共不合理的高額稅收直接相連。自殺前他因病在家，但還是被工人從家裡拖出來關到公司辦公樓達鬥爭整整兩天，又被稅務局上門催逼不合理的稅款，才被迫跳樓自殺。盧作孚和冼冠生都是中國私營工商業中名重一時的人物，他們在中共的高額稅收和扼斷融資管道的打擊下尚無力反抗，只能走上絕路。對一般的私人工商業者來說，當然只能乖乖地走中共准他們走的「一方」了。 中共借國家權力給私人工商業者架上機槍的第三面是針對整個民國時期在大陸一息尚存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體系的，即摧毀該體系的基石，如開放的國際國內的競爭、市場、價格，設法把私營工商業變為依附於壟斷性的國營經濟的一個尾巴、一個車間。 中共建政的1949 年無疑是中國經濟的分水嶺，這不僅是因為新舊政權的更迭，更因為中國的私營工商業首先被切斷了和國際市場的聯繫。以上海為例，1949年前私營工商業和國際市場的關係密不可分，如美援棉在各廠用棉量所占比率，最高竟達 60%以上，而毛紡業羊毛原料進口占 85%左右。除了原材料需要依靠國外市場，產品的銷售也有不少要依靠國際市場。國民黨對上海的封鎖、聯合國的禁運，都使得上海的進出口業務銳減，從事國際貿易的 1200 家進出口業也因此陷於停頓。不久，私營工商業又被國家強行切斷了和國內市場的直接聯繫。抗美援朝開始後，香港當局對大陸實行禁運，上海棉紡業只能完全依靠國產棉，因此農村的棉花產量對於棉紡業意義重大。同時，隨著棉紡織品出口被切斷，農村市場以及農民的購買力就顯得尤為重要。上海的其他行業也是如此，既需要農村提供工業生產所必須的原料，同時也要依賴農村市場的擴大以及農民購買力提高所帶來的利潤。因此，農村的經濟狀況與上海私營工商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而中共自1950年代初對農村的糧食和棉花等重要原材料實行統購統銷，以國家暴力阻止了私營工商業者自己到農村進行任何競爭性的收購和銷售。毛澤東曾咬牙切齒地指示：「必須把資本主義所需的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銷售工業品這條路橫豎卡死，叫資本主義絕種。」這樣，就使私營工商業同時失去了國際和國內兩個市場。而私營工商業要想生存，只能成為國營企業的一個車間，依附於國家施捨給它的市場和原料。 儘管中共建政後以計劃經濟取代了市場經濟，但是國營經濟一時還不夠強大。迅速爆發的朝鮮戰爭又急需大量的軍需物品，為此整個國民經濟必需要有私營工商業的參與才能支撐。這便是在國家計劃經濟的主導下，允許私營工商業參與「加工訂貨」的由來。從另一方面來看，如果私營工商業拒絕參與「加工訂貨」，他們就無法進入國家通過統購統銷掌握的城鄉流通管道，既沒有原料，也沒有市場。當然參與了「加工訂貨」，也並不等於解決了私營工商業的全部問題。比如，市場價格問題就沒有解決。國家常常通過各種方式來壟斷價格，使私營工商業無法得到正當的利潤。一份內部報告就羅列了全國範圍內出現的對私營工商業有歧視性的苛刻的現象： 「加工訂貨計劃性不足，驟增驟減，突如其來，又突如其去。」 「由於計劃性不足，加工單位就發生了不守信用，取消合同或隨意變更品種規格的現象。」 「在加工原料的供應上，經常中斷，有的時候，加工單位所供應的原料，不合規定，這亦是使私營工業遭受損失的原因。」 「驗收缺乏合理標準，驗收過嚴罰款過凶的情況，最近雖有改進，但還未能徹底糾正。常州染織廠52年1-9月即因此被罰款76億元多，占代織收入56.12%。廣州一家牙刷廠，訂貨只有300萬元，而罰款竟達4億元……。資本家說『 我們進退兩難，無路可走』。」 「私企延期交貨要罰，而加工訂貨單位可以不履行合同，到期不提貨。更嚴重的是不合定額標準要賠，超過定額則全歸國家而不獎。」 事實上，私營工商業者對自己遭受的不公待遇曾多次提出意見乃至抗議。不少國家領導人也都承認這些現象的存在，但可惜改進都不大。而私營工商業者一旦有拒絕加工訂貨，設法自己幹的意圖，便會立刻被指責為「忘恩負義」、「向黨倡狂進攻」（毛澤東）。歸根結底，還在於在最高領袖的心裡：私營工商業者早已經是一個註定要消滅的階級，能夠給一點利潤，已經是屬於法外開恩的恩賜了。 綜上所述，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了上世紀50年代中國資本主義的消亡，其實是有著它賴以生存的物質、社會和心理基礎的逐步喪失的深層原因的。論及於此，一個問題油然而生：既然內憂外患、無以為繼，為什麼中國的資本家們不選擇關門大吉，如西方現在的失敗的企業家那樣到法庭申請破產或上市出售企業呢？非不想，乃不能也。上世紀50年代的中國非但沒有破產法，更沒有一個市場可以出售私人企業。相反，私營工商業者即便是短暫地歇業停產都可能被視為犯法對抗而導致牢獄之災。三反五反運動中頒佈的〈上海市軍管會、上海市人民政府關於保障「三反」和「五反」運動徹底勝利的四項規定〉指出：資本家「私自宣佈歇業或變相歇業、解雇或變相解雇者，都是非法的，一律無效，必須立即複業與復工。凡已付出的經費、工資、解雇金、遣散費等，一律不得收回。」換句話說，在中共的法律下、私營工商業者只有被奪權、被鬥爭、被歧視、被損失、被逼得走投無路的權利，而沒有任何反抗和講理的權利，哪怕是關門歇業也是犯法的。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產權在當時的所有者--資本家的眼裡，已經成了一個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不值得留戀的沉重包袱。 就在這樣山窮水盡疑無路的關頭，中共終於亮出了他們「只准走一方」的底牌 ──公私合營。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澤東親自召見工商界代表人士及其家屬。毛抓住私營工商業者急於改變社會賤民階層的心態當面允諾：只要交出企業的產權，便可以改變階級成分，成為工人階級：「你們想當工人階級有沒有希望呢？是一定有希望的，我可以開一張支票給你們。這是一個光明的政治地位，光明的前途。把個體私有制和資本主義私有制廢除了，社會上就只剩下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和知識份子。」後來的歷史證明，毛澤東開的完全是空頭支票，這又是中共的一場政治大欺騙。1956年全國公私合營以後，資本家從來沒有被 「摘帽」成「工人階級」，相反一直被視為是反革命復辟的最大危險之一。到文革中他們更被歸為等同于地主、富農、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的「黑六類」的一員。但在當時，私營工商業者們卻確實感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溫暖。同年11月21日，全國工商聯一屆二次執委會通過〈告全國工商界書〉，因為受到最高領袖承諾的鼓舞，竟一反中共建國以來從不把資本家稱為「同志」的慣例，以「親愛的全國工商界同志們」開頭，公開鼓勵私營工商業者參加公私合營，「參加到工人階級的光榮行列」。11月22日，毛澤東的承諾再次以《人民日報》社論的形式向全國公開，宣示「資本家真正放棄了剝削，以勞動為生，他們的社會成分就不再是資本家，而是自食其力的勞動者了。」該社論進一步公開號召：「一切不反對社會主義改造的愛國的工商業者應該認清這個前途。不但不要徘徊瞻顧，而且要主動地奔赴這個前途，這就是自己掌握了自己的命運」。這些誘惑對山窮水盡的資本家們來說，是一種「自願的服從」，吞下了明知是裹了蜜糖的毒藥。正如同桂勇所分析的： 這一事實，與國家巧妙的權力運用策略有關。儘管國家為了實現產權改造的目標，有時也會借助於稅務機關、員警機構等國家工具，以直接的暴力手段來推行自己的改造計畫，但更多時候卻通過各種間接手段造成私有企業對自己的依賴和服從，最終塑造出資本家對國家亦步亦趨的局面。 在毛澤東對工商業者及其家屬的上述講話中，他把公私合營稱之為「贖買」。中共中央在1956年7月1日的〈中共中央關於公私合營企業定息辦法的若干指示〉規定：「關於公私合營企業的定息辦法，中央同意陳雲同志在對資改造十人小組彙報會議所作的總結，並由陳雲同志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了發言，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戶虧戶，不分地區，不分行業，統一規定為年息五厘。」這比1953年到1956年間中共對老的公私合營企業採取的「四馬分肥」政策，即允許資方股息紅利可占到企業利潤的25%已經大大倒退了。而定息在1966年9月(十年後)被中共以「期滿」為由取消，所有的公私合營企業在一夜間都成了國營企業。這好比未經任何合法手續，一夜間股民股票歸公，房奴房產沒收。另外，在此十年間中共大約只發了11.5億元定息。而按毛澤東在上述講話中估算，「全國資本家的固定資產的估價，有這麼一筆帳：工業方面有二十五億元，商業方面有八億元，合計是三十三億元。」定息只到本金的三分之一左右，怎麼可能理解為是一種「贖買」，這分明是明目張膽的劫財。1950年代擔任國家統計局局長的經濟學家薛暮橋，也曾間接承認公私合營對廣大工商業者的經濟剝奪。他指出「實行5％的定息後，原企業主的收入大大減少。」其次，定息從 1956年到1966 年「一共領了十年，僅為原股份的50％。」 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僅在一年多前頒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又稱《五四憲法》）的第十條中還白紙黑字地規定：「國家依照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公私合營表面上似乎是一項經濟政策，實質是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戰略決策。共產黨的政策，條條都違反自己制定的憲法。就剝奪資本所有權而言，還違反了兩次中共自己制定的憲法：前有《共同綱領》，後有《五四憲法》。墨蹟未乾便被棄之如敝屣，這無論是對欺騙者還是對被騙者，都莫不是極大的嘲諷。 結語 資本常常是短視的。當七十多年前中國民族資本面臨中共改朝換代的變天之際，他們相信可以和共產黨合作，以獲得資本的更大發展的。中國的私營工商業者曾選擇了共產黨，輕信了《共同綱領》中的白紙黑字。 中共建政之際，內戰還沒有結束。因為急於求勝，中共擴充了數百萬的軍隊和政府工作人員，造成了嚴重的財政赤字，只能依靠大量發行貨幣來維持戰爭和政權。1950年，中共又悍然參與朝鮮戰爭。為了支撐它的窮兵黷武，中共便通過三路進擊，對私營工商業進行了強征苛索式的掠奪。第一是發行公債，即1949年底強力推出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搜括的目標正是民族資本家口袋裡的美鈔和黃金。第二是稽征重稅。曾引發了私營工商業在1950年4月出現的「四月危機」的財政高危現象。第三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強制性的愛國捐獻。儘管中國私營工商業者對上述搜括都盡力配合，但中共對其結果非但不滿意的，甚至極為惱羞成怒。在中共眼裡，任何私營工商業的利潤都是它所恩賜的，而不是合理合法的勞動所得。如此，只要中國的資產階級沒有乖乖地全部地交出所有的財產，中共當局是不可能滿意的。1952年的三反五反運動，就是在這樣一種劫富濟貧心理下展開的。 中共在1951年初發動的三反運動，最初的目的是為了增產節約、即控制朝鮮戰爭引起的軍費激增和財政失衡。很快它又和在黨內進行反對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的鬥爭結合了起來。五反運動緣起於三反運動。前者因為整的是黨內幹部，且打擊面過廣，引起了黨內的不滿和強烈反彈，於是毛開始轉向。重心由「三反」變成「五反」，實際上是換了鬥爭的目標，把共產黨內的貪污腐化嫁禍於私營工商業者。運動中所謂的階級鬥爭，就是土改式的鬥富人、均貧富。毛澤東要通過五反運動，對中國的工商業者進行人格和為人尊嚴上的虐殺，最終把他們貶為社會上的「灰溜溜、臭烘烘的」政治賤民階層。在中國現當代史上，中共發動的五反運動是導致中國工商業者群體自殺的一個高峰時期。僅上海一地，因逼供信的肉刑和極端人格侮辱導致的工商業者每天的自殺人數都已經超過10人以上。因為這種充斥暴力和殺戮群眾運動，對上海經濟造成的破壞和衝擊是迅速而巨大的。最後，時任中共華東局代理書記的譚震林發現了經濟形勢大為不妙，也注意到所謂五反成果的荒唐。他於1952年5月5日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去緊急電報，指出全國經濟幾近崩毀。中共中央對譚的電報做了反復研究後，終於草草結束五反。 「三面架機槍，只准走一方」的類戰爭的說法，是在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時期中共提出過的一個著名的口號。對一個當年的私營工商業者來說，被架上機槍而「此路不通」第一面很可能是他的價值觀、事業夢和財產權被國家權力全面地推翻和顛覆。尤其是剛剛經歷的五反運動對他的震懾力是深入內心的。經歷了五反以後，資本家實際上已淪落為被搞臭了的社會賤民階層。此外，國家和雇員（工人和店員）對企業內部控制權的侵蝕和顛覆對私營工商業者的產權的剝奪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共借國家權力給私人工商業者架上機槍的第二面是在財政方面：一是稅收，二是融資。為了迅速擴大國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份額，起到所謂的主導/領導作用，中共通過國家機器向私營企業徵收遠高於國營企業的高額稅收，然後又暗中把這些高額稅收轉化為對國營企業的直接投資。這是一種較為隱蔽國家通過稅收對資本家的劫富濟貧和「打土豪、分田地」。這當然極大地阻礙了私營經濟的發展。任何工商業需要得到發展，必須要解決貸款和融資的問題。而中共也正是在這一關鍵上卡住了私營工商業存亡的咽喉。中共借國家權力給私人工商業者架上機槍的第三面是針對整個民國時期在大陸一息尚存的自由資本主義的工商業體系的，即摧毀該體系的基石，如開放的國際國內的競爭、市場、價格，設法把私營工商業變為依附於壟斷性的國營經濟的一個尾巴、一個車間。在這樣的情況下，企業產權在當時的所有者--資本家的眼裡，已經成了一個在精神和物質上都不值得留戀的沉重包袱。 最後，中共終於亮出了他們「只准走一方」的底牌 ── 公私合營。毛澤東抓住私營工商業者急於改變社會賤民階層的心態當面允諾：只要交出企業的產權，便可以改變階級成分，成為工人階級。這些誘惑對山窮水盡的資本家們來說，彷佛是一種「自願的服從」，即吞下了明知是裹了蜜糖的毒藥。其實質是國家政權通過種種間接手段造成私有企業對自己的依賴和服從，最終塑造出資本家向党和國家自願獻出財產的悲喜劇交織的局面。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