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 | 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之二：三反五反——「這難道還不叫消滅資產階級嗎？」

編者按：1940年1月，毛澤東 發表了著名的 《新民主主義論》，在這篇文章中他系統地提出了“新民主主義”的概念，明確指出中國革命勝利後，既不能直接建立資產階級專政，也不能立即建立社會主義，而必須建立一個由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過渡性質的“新民主主義社會”，這便是1949年10月，中共建政之後的“新中國”。1956年9月，中共八大召開，宣佈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中國已由“過渡時期”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那麼，中共是如何完成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呢？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榮休教授宋永毅的文章《資本是如何被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清晰地記錄了資本從從利用到打擊再到吞併的三個階段： 從建國初期“公私兼顧”政策到1952年發起“三反五反”運動，最終在1953年至1956年間，通過“公私合營”和發放“定息”的方式完成了對資本的改造，將全國生產資料徹底收歸國有。 本文選自其最新著作《毛澤東和“新中國”：延綿不斷的政治運動與其深層的戰爭思維》（聯經出版2026年1月）第五章，文章分三次刊發，標題為編者所改。這是第二部分。 三反五反： 「這難道還不叫消滅資產階級嗎？」 「這難道還不叫消滅資產階級嗎？」這是來自上海一群家用化工業的私營工商業者在三反五反運動發出的憤激之詞。當時，整個家用化工業的 「違法總額」 被充斥暴力的五反運動定案為600億元左右，而整個行業的資產總值卻最多約750億。另外，業內的重點戶的違法金額甚至大大超過資產，有的（如齒靈牙膏廠）甚至超過了資產的的兩三倍之多。面對如此荒唐的 「違法總額」 ，中共政府卻仍苦苦催逼退補。為此，才有了這一振聾發聵的反問。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會並不驚訝地發現整個中共的三反五反運動的目的、手法和結果就是為了消滅資產階級。如果說三反運動是為了從意識形態上消滅對中共幹部的所謂 「資產階級腐蝕」 ，那麼五反運動就轉移了鬥爭目標，通過土改式的大規模群眾運動，把民族資產階級公開地當作階級敵人來打擊，並在私人財產和人格尊嚴上加以雙重虐殺，最終把他們貶斥到社會最底層的政治賤民群中去。 中共在1951年初發動的三反運動（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最初和正在進行中的朝鮮戰爭以及由戰爭引起的軍費激增，財政失控有直接的關係。據統計，1950年的軍費高達28.01億元，竟占了當年財政總收入的42.9%。為此，中共在當時報刊上大力提倡增產節約，支援戰時經濟。1951年10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三次會議的開幕式上，毛澤東提出 「需要繼續加強抗美援朝的工作，需要增加生產，厲行節約，以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 其後，作為戰時經濟動員手段的 「增產節約」 很快成了一場政治運動。但如何有效地增產節約呢？地處抗美援朝最前沿基地的東北自然壓力最大，為此東北局先是提出要在黨內進行反對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的鬥爭，後又提出把經濟領域內的增產節約運動和上述黨內鬥爭結合起來。1951年11月1日，東北局領導人高崗向中央遞交了一個報告，內容是如何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化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鬥爭。這一報告引起了毛澤東的興趣。11月20日，他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個轉發該報告的批語，要求各地 「在此次全國規模的增產節約運動中進行堅決的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他還進一步指示各地及時報告有關情況，這便成了三反作為增產節約運動一種延伸的源起。三反五反運動以後，毛澤東曾不無得意地說過：「『 三反』『 五反』清理出來的錢，可以打一年半（指朝鮮戰爭—筆者注）。增產節約出來的錢，完全可以用在國內建設上。」 可見戰爭軍費問題確實是毛澤東發動的政治運動的一個隱秘考量。 但數天以後的一份報告使毛澤東在軍費思維外，產生了極大的危機感。它是1951年11月29日的華北局關於天津地委書記張子善和前地委書記劉青山貪污情況的報告。它使毛把三反獨立於僅為擴充軍費的增產節約運動，迅速成為一個席捲全國的反腐敗的政治運動。根據目前可以看到的檔案資料，應當是該報告中的如下幾個因素刺激了毛的新思維。其一是張、劉兩人的高級幹部的身份和挪用公款數量（「貪污」）的巨大。其二是他們在犯罪過程中有反對中央和建立獨立王國的嘗試。其三是他們的部分犯罪活動和私商有關聯。張子善和劉青山都是1930年代初期的老黨員，當時就已經是副省級的高級幹部。他們牽頭克扣和挪用公款近兩百億（今天的兩百萬）人民幣，用來搞地委機關生產，並部分用以自己的生活享受，這在長期實行清苦禁欲的軍事共產主義的中共內部，確實是令人震驚的現象。對於中共勝利後可以跳出「歷史週期律」支配， 在進城後可以避免「李自成覆轍」的毛的滿滿自信不啻是一個響亮的耳光--這使毛自然地惱羞成怒。更有甚者，案件的結論材料還揭示：張劉在天津地委經濟犯罪的過程中，還把他們領導的一級黨組織搞成宗派小集團： 他們在政治上極力造成一個「惟我獨尊」和「揮霍有道」的空氣。劉青山說「老子們拚命打了天下，享受些又怎麼樣！」……張子善則說是天津地委內只能有「一個頭」、「一個領袖」。有一個無恥之徒竟在「七一」紀念大會上高呼「向我們英明的領袖張專員致敬」，「在英明領袖張專員領導下前進」，而張則對人說：「應向這個同志學習」。 劉張兩人公然把自己放倒了中共黨內只有毛才能享有的「領袖」的地位，這又使毛起了必須立威的誅殺之心。在後來整個三反運動中，查出不少貪污款項遠大于劉張兩人的案犯，卻沒有因此而沒有丟了腦袋，理由是他們並沒有「反對毛主席」。 毛澤東在看過這一案件後，於11曰30日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發動三反的重要文件，指出： 華北天津地委前書記劉青山及現書記張子善均是大貪污犯，已經華北局發現，並著手處理，我們認為華北局的方針是正確的。這件事給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提出了警告，必須嚴重地注意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這一事實，注意發現、揭露和懲處，並須當作一場大鬥爭來處理。茲將華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給中央的報告發給你們研究，望你們注意發現所屬的同類事件而及時加以懲處。 在這一重要文件中，毛把案件的事實和犯罪的根源定位為「幹部被資產階級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是令人費解的。因為在華北局的報告中只是說劉張兩人：「總計貪污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左右投入地委機關生產， 作投機倒把的違法活動。為貪圖暴利，曾利用蛻化幹部從東北盜運木材達四千立方米；勾結私商張文義等，以四十九億鉅款從漢口販賣大批馬口鐵，私商從中貪污中飽，破壞國家政策。」從報告的原文來看，劉張兩人「貪污挪用公款約二百億元」在前，而他們要求「私商張文義」用其中的四分之一的款項做生意，並分獲「暴利」在後。這完全是一種中共高幹主動的權力尋租行為，而不是被動的「腐蝕發生嚴重貪污行為」。從中我們不難發見毛澤東對不爭氣的中共高幹們惱羞成怒後積極尋找「資產階級」為替罪羊的心理。此外，無論從理論還是從史實上來講，公共權力的腐敗都是一種個人行為，並不具有特定的階級屬性。另外，把當權者的貪污歸因於來自外部的資產階級的「腐蝕」更是站不住腳。作為一種官場的痼疾，貪污和其他形式的權力腐敗是自古以來的存在，遠遠早於中國資產階級在十九世紀的產生。總不能說李自成農民軍的貪污和腐敗也定性為中國資產階級的外部「腐蝕」所致吧？ 這裡還應當指出：在中共建政以後，為減輕其財政和工作人員的生活困難，用適當的公款投入「機關生產」是被規定允許的。當然投入公款和獲利的多少則又是個灰色地帶。當然當時的大多數中共幹部不懂經濟和理財，不可能因此暴利。又可能因為劉張兩人過於投入並神通廣大，才使他們成為了「大貪污犯」。 然而，毛澤東在這一批語後餘怒未消，隨即發佈了一系列極端擴大敵情，隨時準備濫殺無辜的指示。比如，他在1951年12⽉8⽇的電報中指⽰全國：「應把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鬥爭看作如同鎮壓反⾰命的鬥爭⼀樣的重要，⼀樣的發動廣⼤群眾包括⺠主黨派及社會各界⼈⼠去進⾏，⼀樣的⼤張旗⿎去進⾏，⼀樣的⾸⻑負責，親⾃動⼿，號召坦⽩和檢舉，輕者批評教育，重者撤職，懲辦，判處徒刑（勞動改造），直⾄槍斃⼀⼤批最嚴重的貪污犯，全國可能須要槍斃⼀萬⾄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除了規定這個及其誇張的準備槍斃的人數外，毛還規定了必須要揪出的張子善、劉青山式的貪污犯「大老虎」的人數。在1952年1月23日毛的另一個指示全國的電報中，他提出的打虎預算是：「例如中央一級，在一月十八日以前……只有十八名一億元以上的大貪[污]犯。至一月十八日，認為可以再查出五十名。最近兩天又有增加。估計將來還有增加。」 儘管毛規定的大老虎的數字多變，但他的基本宗旨不變，那就是「⽼虎」的數字越⼤越好。在⽑澤東的壓⼒下，下層中共領導紛紛謊報⼤⽼虎數字，並層層加碼。為了保住他們⾃⼰的權⼒地位，各級領導投「主席」所好，謊報敵情來迎合毛的意圖。例如，中央機關⼀級1⽉24⽇報告說打⼤⽼虎「可能達到⼆百隻」，三天后⼜報告⽑說清出的⼤⽼虎可以「達四百隻」。同樣，北京市機關企業預定搞出「⼤⽼虎⼀百隻，⼯商界三百隻，共四百隻」。毛還據此認定「看來只會多，不會少。」 最離譜的還是中南局的打虎計畫的變化。他們原計劃大老虎3，000，中小老虎20，000。2月11日，毛認為這一計畫相比華東局 「還是低了」，要他們「請考慮再告」。兩天后，中南局的打虎新計畫劇增為⼤虎8，000、⼩虎42,000。這使⽑澤東很為滿意，並批示要「把全國各⼤⾏政區的打虎⽔平，提到了⽬前時期的最⾼度，⽐過去設想的計畫接近於實際。」由此可見，毛的所謂「接近于實際」完全是他個人的階級鬥爭的妄想。 但為了實現偉大領袖對政治運動的妄想，從中央到地區的各級領導只能不斷提高打虎預算，驅使他們的部下採用大規模群眾運動的形式，佐以逼、供、信等種種手法，不惜製造出冤、錯、假案，搞出成千上萬的大中小「老虎」來。如同土改一樣，這種政治運動造成了大批被整物件的自殺，雖然具體數目至今仍被視為「國家機密」。但據近年來研究者報告,大規模的自殺「與各地在打虎戰役的高潮中實行逼、供、信的做法有關。從自殺事件發生的頻度看，1952年2、3月份居多，而這一時期正是全國打虎戰役的高潮。」 195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轉發了中紀委付書記安子文的〈關於結束「三反」運動和處理遺留問題的報告〉。即便是從毛澤東和中共自己批准的這一檔裡，我們也可以窺見這一運動的殘酷和荒唐。例如，檔披露「經中央和大行政區批 准判處死刑的四十二人（內有殺人犯五人）」，這和毛澤東在運動發端時準備「槍斃⼀萬⾄幾萬貪污犯才能解決問題」相差了十萬八千里。再如，在參加運動的總人數三百八十三萬六千多人中，「共查出貪污分子和犯貪污錯誤的一百二十萬三千多人」。但是，其中「貪污一千萬元（為今天人民幣一千元—筆者注）以上的十萬五千九百一十六人」，可見其餘的一百一十萬人的「貪污錯誤」極可能是一些輕微的公私不分現象，其總錯誤率為91%。又如，這一報告承認：「全國打出一千萬元以上的貪污分子最高數為二十九萬二千多人，現在剩下十萬五千多人，減少了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換句話說,在數額涉一千人民幣的「中老虎」中，65%是冤、錯、假案。這一報告揭示了其原因是：「從『老虎』數量下降的情況看：由於追算時間過長，折算標準不統一，折價過高而成為『 老虎』的約占百分之三十三；小貪污打過頭而成為『老虎』的約占百分之四十七；由於對貪污界限不清，把公私不分、失職、浪費和有政治問題的人算成『老虎』的約占百分之十五； 根本沒有貪污，完全打錯了的約占百分之五（河北最高，占百分之十點五四）。這樣，就給定案工作增加了不少困難，延緩了對問題的處理。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一方面由於運動開展得迅速、猛烈，各地在反右傾之後的一個短時間內未能掌握實事求是的精神，並且很多地方發生過「逼供信」的偏向，有些地方逼供、誘供情況還比較嚴重；而貪污分子則害怕鬥爭，假坦白，企圖蒙混過關」。最後，這一報告還承認呢這一運動的部分嚴重後遺症：「最近這一時期中，因貪污問題受行政處分或刑事處分的分子，上訴或控告的很多。這些問題應適當的加以處理，以免造成不良影響，陷於被動。……在上訴或控告的來信 中，有相當一部分提出被原來所在的機關開除，現在生活無著，要求重作處理。……此外，有少數人因肉刑逼供而至傷殘，對這些人應以十分關心的態度給以醫治和調養。」 現今學界關於三反五反運動關係的研究的一個共識是：五反緣起於三反運動，後者是前者的導火索。其發端可見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于1952年1月5日在北京市委關於三反鬥爭報告的批示，如下： 將這個報告發給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區黨委和地委，在各大中小城市中一律仿照辦理，一定要使一切與公家發生關係而有貪污、行賄、偷稅、盜竊等犯法行為的私人工商業者，坦白或檢舉其一切犯法行為，特別注意在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武漢、重慶、瀋陽及各省省城用大力發動這一鬥爭，借此給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倡狂進攻（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以一個堅決的反攻，給以重大的打擊，爭取在兩個月至三個月內基本上完成此項任務。請各級黨委對於此事進行嚴密部署，將此項鬥爭當做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看待。此種部署應當是內部（各機關、學校、部隊和公營企業）和外部（私人工商界）同時進行，領導機關和法庭密切配合，報紙和廣播則作大力宣傳，並注意組織機密消息的內部通報。在大城市，並可專為此事出版內部報刊。 1月26日，毛又借北京市委關於在工商界開展反行賄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正式發出了在全國進行五反運動的討伐書，具體如下： 在全國一切城市，首先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中，團結工人階級、守法的資產階級及其他市民，向著違法的資產階級開展一個大規模的堅決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騙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鬥爭，以配合黨政軍民內部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反對官僚主義的鬥爭，現在是極為必要和極為適時的……全國各大城市（包括各省城）在二月上旬均應進入「五反」戰鬥，請你們速作部署。下面是北京市委一月二十三日給中央的報告，請你們加以研究，並仿照辦理。 如果我們對照北京市委的原始報告和毛澤東的兩次批示，會發現毛的指示帶有明顯的有意打擊私人工商業者的個人因素。其一，北京市委關於三反鬥爭報告主要並不是針對私人工商業者的，而是針對國家機關公務人員中的三反對象的。報告裡既提到了公務人員方面的「利用職權地位敲詐勒索、占老百姓小便宜的行為，有各種接受賄賂、勾結、包庇商人盜竊騙取公家財物的行為。」 也提到了工商界方面的「賄買和勾通工作人員，偷稅漏稅、偷工減料和對公家高賣低買」等問題。但文件又特別指出重要的政策界限是「在工商界要區別行賄和被勒索，區別行賄和舊社會中遺留的底子錢等陋規惡習。」 通篇報告中根本沒有提供過任何 「資產階級三年以來在此問題上對於我黨的倡狂進攻」的史實。而毛澤東卻憑空得出「這種進攻比戰爭還要危險和嚴重」的結論，只能說明他的批語無非是借題發揮而已，他心目中對民族資產階級的「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是早已經下定決心了的。其二，北京市委關於在工商界開展反行賄等問題給中央的報告是在接到毛澤東1月5日的批示後再呈報的，帶有明顯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特意符合主席意圖的色彩。但是，該報告裡從沒有提到私人工商業者的 「偷工減料」和 「盜竊經濟情報」的問題，而毛澤東所總結五反中的後兩反，又是他個人的主觀創造。 近年來，大陸的學者關於毛澤東為何要執意發動五反運動來打擊民族資產階級已有不少獨到的見解。人民大學教授張鳴認為：三反運動因為整的是黨內幹部，且打擊面過廣，引起了黨內的不滿和強烈反彈，直接影響了跟國家機關有關的經濟活動，使財政狀況更為惡劣。於是毛開始轉向。「重心由『三反』變成『五反』，實際上是換了鬥爭的目標，將矛頭轉向了資產階級工商業者。」他還譏諷道：「籍反擊『資產階級的倡狂進攻』來遏制中共黨內的腐敗，實際上是一種打擊資產階級的主動出擊，一種治自己的病在人家身上開到的療法。」運動中「所謂的階級鬥爭，就是鬥富人。均貧富。所以，運動在實質上仍然跟土地改革一樣，具有強度追求社會公正，向『 剝奪者』開刀的別種道德內涵」。北京大學楊奎松教授的見解也基本相同，但是他更進一步揭示了五反其實是矛頭指向整個資產階級的實質：「由於中共中央領導人都毫不例外地相信『 資本家沒有一個乾淨的』，可以想見，這場鬥爭的矛頭實際上迅速指向了整個『資產階級』，是要把它當成一場針對整個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來進行，以『打退資產階級的倡狂反撲』」。 另一個大陸學者胡其柱也非常贊同上述「鬥爭目標轉換論」，他指出：「各級幹部恐怕也清楚正面抵制『三反』運動只會徒勞無功。對於他們來說最好的推脫或減輕罪責的辦法就是『追根溯源』，供出腐蝕自己的『 糖衣炮彈』。於是，關於資本家行賄、收買的材料被源源不斷地送到上級主管領導面前。……1952年元旦前後的毛澤東，正陷入一種到處充斥著投機奸商『醜惡嘴臉』的社會圖景之中。這種社會圖景與朝鮮戰爭、反革命破壞等政治事件彙聚一起，刺激著毛澤東高度敏感的政治神經，並促使他做出了必須教訓資本家一頓的決定。」如何「教訓資本家」呢？據作為當年毛左右手領導五反的薄一波回憶，毛當時說了這樣一段話： 資產階級過去雖然挨過一板子，但並不疼，在調整工商業中又囂張起來了。特別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訂貨中賺了一大筆錢，政治上也有了一定的地位，因而盛氣淩人，向我們倡狂進攻起來。現在已到時候了，要抓住資產階級的「小辮子」，把它的氣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會上的人都要倒向資產階級方面去。 言為心聲。從毛澤東的上述談話中不難分析出這樣幾層隱秘心思。其一，他對於史達林在中共建政前沒有同意他消滅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和建政初期沒有能通過種種強征苛索痛宰資本家始終心懷不滿。其二，他對於抗美援朝中被迫通過私人工商業者加工訂貨，讓他們賺了大錢一直有耿耿於懷的「紅眼病」。如我們在上一節的《人民日報》的文章裡可以看到的， 在毛的心底，這些錢都是應當由「為富不仁」的資本家們無償地捐獻出來給他買軍火的。其三，他要通過五反運動，對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進行人格和為人尊嚴上的虐殺，最終把他們貶為社會上的「灰溜溜、臭烘烘的」政治賤民階層。 中共將如何來整資本家？當然是通過群眾性的政治運動的清算和鬥爭。對土改式的「殺富濟貧」的暴民運動，中共早已輕車熟路。早在全國正式建政前，它的下層幹部和依靠物件 — 工人店員等一起就迫不及待地在一些新解放的城市中嘗試過了。在1945到1947年解放軍佔領張家口、哈爾濱和石家莊時，中共幹部就到處鼓動「窮人」們去富人家裡搬東西，開展清算鬥爭，討債復仇。1949年佔領天津後一個月內，就發生了53起這種清算鬥爭，導致許多資本家被迫逃往香港，以致幾個月後天津私營企業的開工率仍不足30%。 由於當時毛澤東要顧忌土改式的運動會毀滅脆弱的工商經濟，便迅速阻止了這一趨勢的蔓延。然而這一次是中共的最高領袖要對資產階級發動全面的進攻，千百萬暴民當然會風起雲湧地加入這一革命的最盛大的節日。然而，暴民政治對其操控者來說，固然是打擊敵人的利器，但其破壞性則有可能隨時失控，成為一種損人不利己的反噬。以下是1953年3月21日記者趙慎在新華社《內部參考》上關於四川萬縣地委在三反五反中操控暴民搞出人間地獄般的慘狀的部分報告： 【西南總分社訊】四川省萬縣市及萬縣去年「三反」「五反」運動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駭人聽聞，這些極為嚴重的事件，隱瞞將近一年。 嚴重的違法亂紀事實 野蠻的肉刑拷打，追贓逼供：計使用刑法有吊、跪、熱、凍、餓、跌、踢、鞭打、棒打、繩打、戴手銬、坐地牢、站毛廁、電刑、燒鬍子、畫地為牢、抓頭髮、吊頭髮、三點一線、針刺臉、火鉗烙、夾手指、香燒、敲螺絲骨、吃罐罐肉、坐老虎凳、關老虎籠、坐飛機、猴子搬樁、乳頭吊柴塊、灌辣椒水、灌肥皂水等六十多種。這些刑法中，許多都是過去國民黨特務使用的。 萬縣市共七萬多人口，在「三反」「五反」運動中，打死、逼死、間接致死的人據初步統計就有七十二人，其中幹部十七、幹部家屬十(內孕婦一)、商人二十六。商人家屬七(內軍屬二)、工人五、小孩七(內墮胎兒二)。萬縣「三反」「五反」波及農村，死亡人數一時難以統計。據初步統計死亡二十七人，其中幹部十一、幹部家屬一、商人八、商人家屬三、貧民二、地主二。被打殘廢者萬縣市十二人，萬縣六人，被打重傷者僅萬縣市就有五十人左右。用刑的僅萬縣市就有四百人之多(去年八月不完全統計數字)。 肉刑拷打現象尤以萬縣市人民銀行為最。該行「三反」時全體人員不到三百人，打死、逼死十八人。該行行長楚永堂親自帶頭打人。該行打虎隊員竟翻閱「上饒集中營」一書，找尋國民黨特務的各種刑法。該行房檐下，一排吊起十多人，下面火烤，上面拷打，慘叫聲傳到街上。有些人硬著心腸打，打後回屋蒙住被子哭。該行打死人，還不准家屬收屍。被打貪污分子唐奕後一人曾受十七種刑。燒紅火鉗烙爛脊背，再用棕繩浸尿抽打(因為這樣能帶起一塊塊血肉，使被打人難以忍受)。畫地為牢，三天只准睡一次覺。一天吃一小碗稀飯，勁子上掛一個大糞桶。夾手指，即用筷子夾在手指間，用繩綁緊後將筷子向外猛抽，即露出手指骨頭。唐曾吃玻璃渣(打破窗)、碗渣(打破碗)、鑰匙、大頭針、跳樓自殺六次，都未死。唐的母親亦被打壞左臂，成了殘廢。 在運動中，許多機關直接到幹部家裡、工人家裡、農民家裡大肆搜捕，衣服、傢具、鍋碗，掃地出門，連孩子的玩具都當做了贓物拿走。貪污分子被酷打承招，亂指贓款存放地點。萬縣市人民銀行、土產公司竟到農村掘墓開棺，進行追贓。 萬縣地委、縣委決定在萬縣各重要集鎮，重點推行三反、五反運動。由縣到區、由區到鄉、由鄉到村，幹部咬商人、大商咬小商、小商咬農民，互相牽連，都猛追猛打起來。萬縣下復興鄉商人被武陵、瀼渡、長灘井、新田等鄉貪污分子所咬，被追逼擠壓，資金弄光，又去勒索農民，到處抓人捆人，信口開河，硬要贓款。初步統計：該鄉一百一十九人共被追贓七千八百多萬元。永安、玉竹、插柳、蒲家、九樹五個村就有十八戶副業生產農民出了「贓款」。交「贓款」的農民、小販，賣掉豬娃、雞、衣被、傢具。當時該鄉復興場上賣飯、賣紙煙、賣豆腐的以及各種攤販、商店全部垮臺，農民不敢趕場。區政府忙著自己打虎，鄉、村政府失去作用，誰都可以任意抓人，鄉里秩序大亂，恐惶不安，成了無政府狀態。該縣八區一個被逼無奈的「貪污分子」在路上見到一個根本不認識的賣草鞋，上去打了一個耳光，就說：「我的贓款存在你那裡，你還不給我。」賣草鞋的害怕，掏了五萬塊錢。 只求數字，不問情況。三反、五反時，萬縣市全部資金一百五十億，而追贓最高峰竟達一千四百億(三反九百億、五反五百億)。最後五反定案一百四十億，三反迄今未能定案。……萬縣的「三反」「五反」在群眾引起極惡劣的影響。直到現在還有一些商人、小商販認為「五反是打倒資產階級」。受害軍屬李耀珊(妻被逼死)給參軍的兒子寫信說：「過去聽說國民黨殺人放火，沒親眼看到，共產黨光榮偉大，口口聲聲為人民服務，原來如此……(後述其妻慘死情形)。」個別商人及幹部家屬怕銀行吊打，甚至一合眼皮就發精神病說：「人民銀行來了！」有人曾在銀行的牆壁上大書「人民銀行是殺人魔王」。 據新華社報導，這一報告引發了西南局、四川省委對此事件的很大重視和馬上調查，萬縣地委和縣委的某些人是會得到相應的懲處的，但此時距慘劇的發生已經好幾年了，受害者的屍體都已經冰涼了。這種慘劇在四川和在整個中國都絕不止一個，而是成百上千。1952年5月23日，正當一些大城市的五反運動方興正艾之際，中共卻突然決定「對於尚未進行『三反』的縣區鄉和尚未進行『五反』的城市，中央已決定一律推遲進行，即在秋徴以前凡未發動『三反』的縣區鄉和『五反』的城市，均不再發動，待今年秋徴以後或明年再有步驟地來進行。」 估計也是覺得「縣區鄉」一級的單位的三反五反的失控面太大，就此乾脆放棄了。 然而，這一事件倒可以引發我們對四川船王盧作孚自殺之謎的一些探討。盧作孚死於1952年2月8日，在毛澤東正式發動五反運動後兩周左右。但根據目前的資料，並沒有發現中共的上層領導對他有任何不利的指示,在剛剛開始的五反運動中，也沒有任何人揭發出他有什麼證據確鑿的「五毒」行為。他在北京時不僅曾是毛澤東的座上客，周恩來還邀請了他出任中央交通部部長。他1952年1月從北京回到四川老家，當時的西南王鄧小平還親自去迎接，那麼他為什麼還要自殺？我們在上一節裡提到盧作孚在1951年11月20日曾致信陳雲，希望中財委能給處於財政絕境中的民生公司貸款。這也是他在和交通部搞得公私合營的協議中允諾了的。而中財委卻決定在民生公司「未實行徹底改革前，政府原則上不再予以貸款，直至徹底改革為止。」中共所謂的「徹底改革」,其實就是要先發動民生公司的鎮反、三反五反等群眾運動，來改造該公司的領導班子、以真正「掌握這一企業」。在中財委的回音中還有很特殊專門針對盧作孚個人的第四條：「對盧作孚採取幫助的態度，在改革工作中和他研究取得一致意見，推動由他出面，進行改革工作。」這一把盧作孚放到群眾運動風口浪尖上的做法，表面上看來是尊重他，實質上是很誅心的：讓他親眼目睹、並親手參與把他一手創建的這個中國最大的船運王國一步步地瓦解掉。盧作孚既不能得到中共口頭上答應了的決定公司生死存亡的緊急貸款，又不能同流合污、自辱人格，任憑中共的政治運動殺害他的同事們和摧毀他一生的心血。哀莫大於心死，自殺對盧作孚來說，並非純粹是一種懦弱，它既是一種解脫，又何尚不是一種無聲的抗議？ 那麼，在盧作孚毅然率領他龐大的船隊回歸投奔中共的二十多個月中，究竟親身體驗了一些什麼，才使他哀莫大於心死呢？在土改和鎮反中，他至少親眼目睹了兩個民生公司的主要創業者，他的親密戰友被中共的政治運動殘殺。一是李佐臣，二是陶建中。李佐臣和他的合川家族在盧作孚剛剛創辦民生公司時，便是最大的出資者。他後來也一直是公司的董事和監察。在當地的暴力土改，李和他的家族股東們被要求立刻交出土地的押金以保命。他們便想請民生公司退股以解決他們的財政危機。但是民生公司本來就虧本，愛莫能助。危機中李逃來重慶。因為以前軍閥抓他，盧救過他一次，這一次他也指望盧作孚能夠救他。但「解放後」的盧作孚已經無法幫他了。最後他還是被抓捕，很快慘死獄中。陶建中死的更冤。他是民生公司的發起人之一，抗戰結束後，臨危授命，擔任民生機器廠廠長。當時廠裡的工會是由中共操控的，不時地發起罷工遊行，和國民黨的特務組織發生暴力衝突，以致有人員被抓被害。解放後，工會揚眉吐氣，又把氣出在當年持中立態度的廠方頭上。於是在重慶當年極端擴大化的鎮反和反特鬥爭中，陶建中被捕、不久在群眾大會的「血債要用血還」的口號聲中被當場槍決！更殘酷的是：盧作孚還被中共的公方代表特意安排在主席臺上親眼觀看他老友的處決，而「對此全無思想準備」： 一陣口號過後，陶建中立即被推往刑場。盧作孚聽到那一聲結束友人生命性命的槍響，卻不能救友人于槍下！這種刺激，但凡血肉之軀，都會如萬箭穿心，五臟俱裂！人何以堪！……只有盧作孚公開為陶建中鳴不平，為陶建中當面質問公股代表。……何郝炬（民生公司的公方代表—筆者注）認為這次鎮反是市委統一行動，便說： 「應該如此處理」— 可以想見，瞭解陶建中的任何人聽著這話都會心寒如冰。 陶建中的冤案一直到30年後的1981年才被正式平反。當時使盧作孚「心寒如冰」的決不止一個陶建中的遭遇。為了儘快奪權，中共派往民生公司的公方代表把盧的重要助手們，如民生公司的漢口分公司經理李肇基、業務處經理鄧華益、運務處副經理李若蘭和原人事處經理、駐京辦事處何迺仁等一一開除降職，徹底架空了盧作孚。對跟隨盧作孚起義回國的船長和數百名技術骨幹們，也藉口他們所謂的「歷史問題」，利用群眾運動抓捕一批、管訓一批、清洗一批，使民生公司很快變了天。在1951年1月開始的五反運動中，公方代表又開始在他們組織的群眾大會上開始批判盧作孚，連盧一手培養的小通訊員關懷都開始在大會上揭發盧作孚所謂的「行賄」了。這對盧作孚來說，可謂是數倍的「心寒如冰」。盧作孚是一個崇尚和平主義的社會改革家，也是一個極力維護人格尊嚴的工商業家，他對於中共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民運動造成的世風日下和人心不古絕對是無法適應的。因此，他選擇自殺來解脫只是時間問題，不在五反運動中，也會在以後的反右、四清或文化大革命中。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儘管中共的上層首腦們對這些著名的工商業家首先比較看重他們的統戰價值，他們手下的党一般幹部、尤其是他們依靠進行統治的群眾運動中的暴民們，對此的理解並不是很到位的。中共的執政史中，他們發動的群眾運動每每過火失控，造成大批受難者被無辜迫害致死。這裡絕非每個人的罹難都是中共首腦一手操控的，但那些政治運動又無疑是由他們一手發動的。盧作孚之死在某種程度上也正是這樣一個在劫難逃的悲劇。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中共發動的五反運動絕對是導致中國工商業者群體自殺的一個高峰時期。僅上海一地，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官方檔案中的不完全統計，因逼供信的肉刑和極端人格侮辱導致的工商業者的自殺人數就高達867人，其中每天的自殺人數都已經超過10人以上。而且不少資本家更選擇夫妻一同自盡，有時還帶上孩子全家一起自殺。 毫無疑問，如果這場運動不把他們逼上絕路，使他們對前途徹底絕望，不會如此地慘烈地走上絕路。 不僅上海，工商業者的自殺在當時是一個全國性的現象。據新華社《內部參考》，重慶1952年2月就已經有包括盧作孚在內的18名資本家自殺，到4月9日，「自殺總數達一百二十多起，死者七十多人，未死者四十六人。……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制後，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四月八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 河北省運動開始的第一個月，就有5人自殺，包括石家莊市工商聯付主席喬萬順。3月27日，西安私營大華紗廠經理熊軒卿在有關方面「沒有掌握充分材料就去追行賄和盜竊國家經濟情報問題」的情況下抗議自殺。 後西安市委的文件承認：「鬥爭中也確實發生了不少混亂現象，如自發鬥爭會，並兼有體罰和人格侮辱，各機關自行到廠店中粗打冒算，任意追取財物，導致五反期間自殺而死者約50人」。 1952年5月13日，新華社發文探討西南區中小城市的工商業者的自殺現象時指出: 農村幹部和群眾大都只有鬥爭地主的經驗，缺乏和資產階級鬥爭的經驗。在鬥爭中，各地都發現幹部自覺或不自覺的將對付地主的一套搬來對付資本家的現象，各地都有捆綁、吊打、脫衣、罰跪、舉板凳和封門等偏向發生。工商戶自殺者不少，瀘州自殺七人，其中四人系經過鬥爭後自殺的。個別幹部甚至自立刑章，如規定：一次不繳款罰一倍；二次不繳罰五倍；三次不繳判刑；四次不繳槍斃等等。各地一般情況凡沒有吊打等行為，嚴格執行政策的解決問題就很快，反之問題即越弄越複雜，甚至引起混亂。因此嚴格加以控制，教育幹部認真掌握政策界限，遵守五反紀律很重要。同時也不要隨便動員農民進城參加五反。 時任武漢市副市長的王任重在談到五反中資本家的自殺百人時幸災樂禍地說：「資產階級的情況：五反前賺了錢，喜氣洋洋，大吃大喝，很神氣，很倡狂，五反打的痛哭流涕。膽戰心驚自殺的約百人，都是嚇死的，有的守法戶通知書送去，人頭一天死了，罰跪挨打是比較多的，因此資本家以為就要消減他們實行社會主義。」 原任民盟副主任(後出走香港)的周鯨文曾回憶道：「老闆經不了這樣折磨，自殺的為數不少，就以北京東四區這一個角落計算，在運動高潮，就有26個老闆自殺了。……這回雖未公開槍斃多少人，而實行自殺者數目不下二三十萬人。在大都市里，幾乎每天都有不少起自殺案，甚至每個弄堂胡同裡，都有自殺的人；就在北京什刹海解凍之後，由一個水孔初就撈起十幾個屍首。」 雖然說他估計的「不下二三十萬人」是誇張了，當時有一兩萬上下的工商業者被迫自殺是完全可能的。但要知道當時中國資本家的總人數不過一兩百萬上下，有近1%的人被迫自殺，已經是空前絕後的了！ 大多數的工商業者的自殺並不是因為他們有五毒行為，恰恰相反，是因為他們沒有。或因為受不了極端的人格侮辱，或為了保護家人不受牽連，便選擇以死逃脫和表達無聲的抗議。為了挖出資本家的所謂「五毒」行為，中共按土改模式在各地組織了工作隊，並明裡暗裡煽動工人店員對老闆進行肉刑逼供。上海東南藥房職工把資方夫婦單獨關押隔離逼供，導致他們自殺。但這些職工發現後竟既不送醫院搶救，也不通知家屬。上海中國水泥廠總經理史乃修被職工檢舉有五毒行為，兩度被市里叫去「交代問題」。他不承認有關指控，於是他的弟弟就被「傳訊」逼供兩天。為了不連累家人，史乃修在無奈中自殺。上海1952年4月21日發生的冠生園老闆冼冠生自殺事件更震驚全國。冼冠生靠做陳皮梅起家。一生省吃儉用，終於打出了頗有名氣的上海糖果餅乾業的名牌冠生園，因為為人忠厚老實、兢兢業業，還被選上了上海的人民代表和糖果食品商業同業公會主委。因為受三反五反運動影響，開始被迫拖欠工資。他因病在家，但還是被工人從家裡拖出來關到公司辦公樓達整整兩天，又被稅務局上門催逼不合理的稅款，被迫跳樓自殺。 對於群眾運動的盲目暴力和破壞性，中共當局也不是不想抑制。但這就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就很難控制。例如，1952年4月25日，上海市長陳毅專門就亂抓亂鬥現象作了講話，市增產節約委員會更宣佈了「八項紀律」，禁止侵犯私方經理人員的人身權利。但次日就發生稅務局幹部到小西門江陰街成和毛巾廠催繳所得稅，資方付不出來，被拖出店堂，罰跪在江陰街迎勳路口，給路人圍觀。三天后，上海中南橡膠廠經理莊怡生、廠長顏希淵被揪到群眾大會上批鬥，被罰低頭長跪一小時之久。大可顏料廠副經理盛家後身體虛弱，且有吐血症。被工人從晚上7點鬥到夜裡11點。盛支撐不住昏死過去，被弄醒後接著鬥。相當一部分被中共發動起來的工人和店員對不能肉刑「表示不理解，認為和和氣氣搞不出錢來，且過去長期被剝削，現在總該工人出出氣。」其實，中共的大多數領導對於資本家挨整是取一個幸災樂禍的縱容態度的。上面所引的王任重的話就是一例。據說在上海資本家跳樓自殺之風熾烈之際，市長陳毅每天上班都不忘故作幽默地問一聲：「今天又有幾個空降兵？」充分顯示出他完全不把工商業者的人命當一回事。 遵照毛澤東把資本家「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的最高指示，中共在工廠商店發動起來的群眾運動完全顛倒了生產和管理的正常秩序。首先是工廠商店內勞資間的地位的完全顛倒。工人、店員成了單位的主人，昔日受尊敬的老闆淪落為整日戰戰兢兢奴僕。據說上海有一家店的老闆要一位店員工友去發一份業務上的電報，工友竟反過來責問他：「你腳生不生？」店主只好自認晦氣。更有不少工人對老闆頤指氣使，還造成了老闆出門要向工人請假，甚至連老闆工資都被工人扣押的奇怪現象。例如，上海大老闆榮德生、盛康年等人的工資就被工人停發，理由是不見他們來廠上班。上海華明煙廠工會責令經理經叔平退出廠內辦公室。開美科藥廠工會更是勒令老闆蔣伯笙從自己的住房搬出。其次是勞資間的關係發生大轉換。老闆喪失了經營權、管理權和人事權，工人勞動紀律渙散、片面的福利要求比比皆是，但老闆根本指揮不動工人。。最重要的是：資方成了革命的對象，勞方則是革命的動力。工人和店員擁有革命的特權：他們胡亂揭發資方，開大會鬥爭資方，給資方戴高帽子遊街甚至施以肉刑都不會受到任何處罰。在五反期間，中共為了最大限度地煽動工人鬥老闆，由上海市軍管會、上海市人民政府出面發佈了四項規定。除了規定「在運動期內，任何人不得阻撓和用扣工資等項辦法來威脅店員、職員、工人參加工會所召開的會議」外，又特地規定「鑒於過去某些不法資本家為了便於達到自己行賄、暴利、盜竊、偷漏等目的，常以小恩小惠施之于店員、職員、工人（如『分肥』、『入股份』、『額外津貼』、『多分紅利』等），或曾利用店員、職員、工人之手去進行非法行動，故只要店員、職員、工人們積極檢舉不法資本家的非法行為，政府保證這些已歸店員、職員、工人的利益，一律仍歸自己所有，也不作任何追究與處分。」換句話說，只要積極揭發老闆，職工的非法活動非但不會遭到法律追究，還可以保留非法收入。在這裡中共等於是急於用贓款贓物來換取職工對資方的檢舉揭發。這不僅會輕易的導致誣告的廣泛發生，更為群眾運動對資本家的「逼供信」開啟了合法性的先河。 五反運動中上海有一個震驚全國的案子—藥商王康年以「騙取志願軍購藥鉅款」「假藥臭肉暗害我們人民志願軍」在1952年2月4日被捕。並於一年後的2月28日被槍斃。他是上海五反運動中唯一作為「不法商人」被處死刑的資本家，近一個世紀以來，王的名字幾乎已經成了罪惡的資本家五毒行為的象徵符號。但近年以來，網路上發表了一些截然不同觀點的文章，認為所謂的不法奸商王康年案是五反運動和抗美援朝的第一冤案。文章中的主要論證有：1）作為一個死刑案，主要證據都來自店員董淵（工會主席）等人的揭發，是口供而不是實證；2）王康年當老闆的大康藥房是個轉賣藥品的二手商店，並不存在製作和賣假藥給志願軍的可能性；3）當時志願軍採購員的採購基本上都是「賒帳」，「騙取購藥鉅款」的可能存疑。將近70年過去了，中共至今仍不願意解封這一死刑案的檔案。為此，大陸東華大學中國史研究生賈國成在他的碩士論文《上海工商界與抗美援朝》中，用數年的時間對所有的媒體報導進行了仔細的對照和研究。他用了這一論文的差不多五分之一的篇幅，詳細地考證了中共的主流媒體對王康年種種的「罪行」（如賣假藥給志願軍，大量行賄等）的報導，指出其中存在大量的時間錯位、有意誇大和自相矛盾的描述。他認為王康年有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的經營作風，但在當時的經商環境中並不奇怪，「罪不當誅」。為什麼中共當局一定要置他於死地呢？他有如下的獨特見地： 1952年，國家需要一個私營工商業的典型人物作為打開資產階級的缺口。樹立一個不法資本家的典型，從而可以使得意識形態的教育得以具象化，然後用媒體的渲染將其背後的資產階級妖魔化。於是王康年這個典型也就應運而生了，因此王康年被樹立為政治典型的深層原因仍然是他潛在地符合了1950年代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需要。王康年被捕後，他完全陷入失語的境地，王康年的形象完全依賴於媒體的闡釋與構建。……王康年在建國初確有詐騙投機等不良行為，但是即便如此便將王康年提高到人人喊打的處境也有過激傾向。王康年在普通環境下可能罪不當誅，那為什麼在當時王康年卻必死無疑呢？這可能是出於政治需要的結果。最終處死的並不是王康年本人，而是以王康年為首的私營工商業。王康年死了，殺死王康年的不僅是當時的輿論，更是當時的政治環境。 撇開有爭議的王康年一案不論，五反運動確實在中國搞得冤獄遍地、假案成災。這一點，僅從簡單的算術錯誤中就可以得出結論。以上海為例，1952年2月薄一波被毛澤東派到上海領導五反運動。薄事先就定下了至少要在運動中從上海資本家身上搞出一萬三千億退稅罰款的指標，還認為「用五反整它三萬億，共四萬八千億元，是天地公道的。」在他和上海市委指導的第一戰役對74個重點戶的鬥爭中，竟查出了大量和資本家資產、利潤不成比例的荒唐的 「違法收入」。例如，中南橡膠廠總資產不過170億元左右，工作隊卻查出非法收入300多億；大明造紙廠1951年全年毛利潤130億元，卻算出盜竊國家財產150億元；大華貿易公司全部資金加起來只有24億，要罰款退補的金額竟要超過69億元。這連店鋪等所有的固定資產加起來，也無法償還。但是如此簡單的算術上的錯誤都被上海市委無視，還沾沾自喜地向中共中央報功邀功。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上海的五反運動，竟然整出了私營工商業違法金額達達10萬億元，而1951年上海資本家的總純利收入也不過約8萬億！？ 因為這種充斥暴力和殺戮群眾運動，對上海經濟造成的破壞和衝擊是迅速而巨大的。按上海市委財委自己的說法：上海馬上「出現了生產萎縮、銀根奇緊、交易停滯的蕭條現象」。終於，時任中共華東局代理書記的譚震林發現了經濟形勢大為不妙，也注意到五反成果在算術上的荒唐。他於1952年5月5日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去緊急電報，指出經濟形勢其實極為嚴峻，而一般的基層幹部和積極分子們還沉浸於革命的狂熱之中而不自覺： 由三反、五反所引起的新情況總括說是「工人失業，成品積壓，物價下跌，不敢負責」這十六個字說明了事件是嚴重的，必須注意加以補救。目前資本家普遍表現惶惶不安，對退補的負擔很重，對今後如何經營無所適從，工人開始多希望公私合營，而現在除少數工會幹部及積極分子外，一般都耽心在大量退補以後生產將不能維持，工人生活將發生困難，但多數幹部的思想還沒有轉過來，仍停留在「多算」「多退」「多補」「多搞公私合營」的階段。……由三反五反所引起的工人失業現象（不包括原來失業和季節性失業），上海約八萬人，濟南約一萬人，蘇南一萬多人，合肥六百多人，其他城市尚無報告，上海的成品積壓，除堆滿了公私倉庫外，尚有不少物品在露天搭棚存放，輸入的棉花只好放在船上，農產品價格下跌已影響了農民春耕資本，工業品價格下跌，已打擊了再生產力，「三反」後的財經企業部門機構不全一般都不敢大膽負責，辦事人員在加工時力求壓低工繳，在訂貨與收購時力求壓低價格，以此表白自己沒有資產階級思想，實質上是不負責任的表現，要避免這種情況的繼續發展，而能補救過來就要注意解決：（1）使資本家對生產與經營有興趣，有積極性與自動性；（2）必須使財經企業機構的負責人與一切工作人員懂得從政治上與經濟上對人民負責，而拋開個人主義。要使資本家對生產與經營發生興趣，因而產生積極性與自動性，就要注意解決下列問題…… 譚震林繼續委婉地指出了五反所查出「違法金額」十萬億的荒唐和全額退補的不現實： 退財補稅的限額，應達到什麼程度為止，這個限額以什麼作根據，我認為退財補稅的限額應根據一九五一年資本家的純利收入，在這個限額內我們只退其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為好，超過這個限額，就可能嚴重損害資本家生產與經營的興趣。例如上海一九五一年的純利約八萬億，退補二分之一是為四萬億，所得稅與捐獻已拿回了三萬億，資本家只剩下一萬億，還要付出紅利、獎金等，如果要在上海退補十萬億，八萬億或六萬億都是不妥當的。 中共中央對譚震林的電報做了反復研究後，終於同意了他的建議。背後的主要原因是五反造成了全國經濟幾近崩毀，而中共要「使經濟迅速恢復和發展，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恢復經營積極性，使工人不致失業」，只能草草結束五反，對所謂違法的工商業者做了極為「寬大」的最後處理。根據1952年上半年的材料統計，在北京、天津、上海等9大城市的45多萬戶私營企業中，至少有34萬戶犯有五毒行為，約占總數的76%。但是各城市的最後處理結果是：守法戶約占10%-15%，基本守法戶占50%-60%，半守法戶約占25%-30.嚴重和完全違法戶只占5%。也就是說，實際上60%-75%的私營企業是守法戶或基本守法戶。造成這一「寬大處理」的實際原因，如同研究者、復旦大學教授桂勇所言：「運動發動和進行期間，對資本家的鬥爭是殘酷無情的。……但是，由於運動中提供的材料水分太大，再加上政府對過火行為的糾正，在實際處理中真正被定為違法戶的企業並不太多。」換句話說，實際上中共心裡清楚：在五反運動的暴風驟雨裡搞出來的「五毒」案子，大都是文革式的冤錯假案。 中共當然想要「使資本家重新靠攏我們」。然而，五反後的中國工商界已經是萬物凋零、事過人非，那些資本家們雖然被整得膽戰心驚，又是否會心甘情願地重做馮婦呢？至少當年在天津聽了劉少奇信誓旦旦的公私兼顧、勞資兩利的發展保證的東亞公司毛紡廠老闆宋棐卿這一次沒有再受到鼓舞而「增資擴產」，而是設法去了香港，終其一生，再也沒有回過大陸。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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