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柯 | 从文革中的喀什说起：“革命”是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编者按：很清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革命”话语，本来針對的是最高統治者，钳制的是不让统治阶级为非作歹，它是最后一道让被统治者能够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平等正义的防线。毋庸赘言，这一意义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否定革命、拒绝革命、告别革命，就是在维护统治者利益。换言之，应该告别的，只是借“革命”之名、行维护统治之实的假革命，而不能顺着统治者之口，把假革命当成真革命而妖魔化“革命”。事实上，谁也没有能力帮助统治者卸下“革命”这柄悬在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文首发响亮新闻。作者授权转发。注释省略。有一处改动。作者王柯，系美国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Skyline Scholar，日本神户大学名誉教授，著有《亦师亦友亦敌：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等。边城的“文化大革命”从任何意义上来说，“文化大革命”都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浩劫。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甲子，但仍值得让人们从各个方面不断进行反思：权力结构制度化的缺失造成的个人权力欲、个人崇拜带来的权力继承合法性缺失、党国体制下的公共组织私有化、一党独裁体制下监督机制的名存实亡、敌我结构的固化和意识形态化对社会结构的冲击等等。大量思想界人士从各个方面都对“文革”做出了深入的研究和细致的梳理，深刻揭露了它对生命的践踏、对文化的破坏、对经济的打击和对人性的扭曲。很多人都注意到，“人民群众”在文革初期也表现除了近乎异常的狂热。当时我虽然还是一个小学生，人们谁也不愿做“骑墙派”，争先恐后、充满激情地“投入了革命的洪流”中的景象，至今仍深深地留在脑海中。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把这种现象视为毛泽东等人煽动的结果。煽动的事实当然不可否定，但是之所以能够被煽动，一定有能够被煽动的原因。同时，大城市、尤其是北京自然有北京复杂的政治背景，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并没有生活在北京或者大都市里。我的文革体验是在一个边远小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完成的。也许正因为这种经验，让我对强调“人民群众”投身文革纯属上当受骗的“洗脑煽动说”，一直抱有疑问。当时的喀什市，城市人口应该不过10万，大多为维吾尔人，汉人有2-3万。因为汉人家庭都有工资收入，所以经济条件普遍好于维吾尔人。但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家中有台收音机，更没有人会去订报纸。单位订的《新疆日报》很快就被人拿走当做了卷烟纸，据说它的草纸比《喀什日报》更适合用来卷“莫合烟”（新疆传统的手卷烟）。其实，大家并不很清楚“中央”在发生什么事情。维吾尔人更是如此，很多人甚至分不清谁是毛主席，谁是刘主席。与生活在北京、上海，甚至是乌鲁木齐的“革命群众”相比，他们能够得到的信息、包括能够用来洗脑和煽动的材料都是极为有限的。但从当时中国城乡和地区结构上来说，生活在小城市和农村的人口绝对占大多数。何况喀什还是一个以维吾尔人为主的地区。可是，发生在喀什的“文革”，其激烈程度应该不逊于内地汉人社会。从逻辑上来说，“洗脑煽动说”有可能掩盖文革前中国已经存在严重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当时喀什的“革命群众”，不可能知晓亚伯拉罕・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但我多次从他们口中听到这样一句家喻户晓的“革命”口头禅：“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以说明他们积极投身文革的正当性。那么，什么是他们的恨、什么是他们的爱呢？在考虑这个问题时，让我感到最难以理解的，就是一位名叫“米吉提”的维吾尔青年的短暂人生。1966年6-7月间，米吉提在一个汉人学校的木匠房做学徒，下班之后也常和我们这些父母做教师的汉人小孩在篮球场上厮混在一起。但是到了8月之后，米吉提人就不见了。问他师傅方知，米吉提已经成了维吾尔红卫兵造反派组织的司令（人称“米吉提司令”），正带着人忙着破四旧、立四新。我还看到他带人在新疆最大的清真寺——艾提喀尔清真寺门前广场上，当众焚烧从清真寺中搜出来的古兰经。但是到了1968年8月，我们又听到了一个更加令人震惊的消息：“东突厥斯坦人民革命党”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事情暴露后武装分子企图逃去苏联，但是在边境地区被“解放军”围歼，而率领这只武装暴乱组织队伍的，居然又是“米吉提司令”。按照当局之后的公布，米吉提带领部下用从地方武装部抢来的武器，抵抗解放军的围捕，除5名被当场打死外，他与另外68人一起被活捉，之后不久就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当时一定还不到30岁的米吉提，就这样用两个“司令”度过了他短暂人生的最后两年时光。有人说这个期间里他的思想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所以从“革命”走到了“反革命”。但那时即使是汉人，也没有多少人真正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更何况一位维吾尔人呢。所以，他既不可能是为了毛泽东的“革命”目标投身文革，更不可能是在短时间内就突然大彻大悟，开始对文革有所反省。听说他被抓以后，也一直不肯低头认罪。所以，从想打破旧秩序的红司令，到要挣脱中国统治的黑司令，我一直感到其中有一种不变的信念在支撑，那就是他一直不甘心接受一个无业维吾尔青年的社会地位。文革前的社会不平等是造“当权派”反的根本原因社会边缘人更加渴望平等，而这种渴望可能引导人们走向打破社会现状和秩序的革命，250前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就是最好的例证。而边陲小城喀什的人们在1966年时能够很快就进入到“造反”的状态，似乎更能说明这个问题。真正让喀什的维吾尔人和汉人动起来的，既不是“516通知”，也不是，而是1966年8月8日的“十六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那时人们张口就是“十六条”，来正当化自己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十六条”更清楚地指出了“革命对象”：“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在这样一个边陲小城中，哪里有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最吸引人们的，其实就是那句：“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满街的大字报上，除了开头结尾处一部分表忠心的内容之外，主要内容都是揭露当地负责干部、以及受他们保护的人群（如“统战对象”的阿訇等），如何以权谋私、中饱私囊、贪污腐败、欺男霸女、压榨群众等内容。也许与生活在边缘地区有关，我所观察和感受到的是：广大生活在社会低层的“群众”，之所以能够被毛泽东煽动起来，跟着他“干革命”，其背景就是对当时的政治社会构造造成的明显社会不平等的不满。具体说来就是，由干部特权造成的制度性的不平等，和干部利用职权腐败造成的事实上的不平等。斯坦福大学许成钢先生《文革的制度起源》系列的一文中，提醒人民要从政治社会构造的层次理解“人民群众”参与了这场“革命”的原因。在中共统治下的1966-67年的喀什，可能更像1927年时的“湖南农民社会”，这里聚集着人民共和国时代造就的各色社会边缘人。所以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口号，在这里马上就能够引起巨大的共振。米吉提当然也是其中一员。最初让他投身“文革”成为红司令打破了阶级的不平等，只是因为有着与当地汉人不同的更深的感受，之后又升华为黑司令去追求打破民族的不平等。如果把广大中国人参加了文革的原因归结于受到了“煽动”，那不就等于间接同意当时的政治社会构造已经让每个人都获得了相同的待遇、权利、机会或资源吗？这种担心并非没有根据。因为今天很多人只记得当年批斗过“走资派”，例如在一篇统计了各种“文革时期”编制的“罪名”的文章，只有一处列出了“乌兰夫，隐藏和混进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走资派”，而没有列出“走资派”的全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但在，当时的边城喀什，其实没有很多人清楚或感兴趣什么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大家口语中更多使用的贬义词仅仅只是“当权派”（不是“走资派”）。这是中国当时制度化的社会不平等所造成的民厌官情绪的真实写照。 “革命”是钳制统治者的中国文化符号“十六条”还把“群众”变成了“革命”的化身，从而为他们对“当权派”“造反”上了双保险：“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警惕有人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完全可以设想，如果今天的最高领导人有胆量发出这样的“最高指示”，一定还会有很多中国人跟着出来“造反”。原因很简单：今天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政治社会构造依然存在，何况今天社会不平等的程度远比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严重。没有人在乎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人们期待的只是一个消灭通过社会不公独占了机会和资源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机会。然而，因为“文化大革命”浩劫而产生的“井绳效应”，许多社会精英谈虎色变，堂而皇之地宣称：坚决拒绝一切“革命”。但是不得不说的是：如果是这种“告别革命”的逻辑，那就恰好堕入了毛泽东利用“文化大革命”妖魔化“革命”而设下的反“革命”陷阱里。“文化大革命”制造的最大的历史吊诡，莫过于打着“革命”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从本质上来说，“革命”本来只是一把悬挂在最高统治者头上、随时可以掉下来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革命的思想就是防止统治者不敢丧心病狂、滥用权力。但在“文革”这个被独裁者完全掌控的时空中，“革命”却遭到了彻底的歪曲：一切有利于维护最高统治者利益和地位的行动被说成了“革命”，而反对最高统治者奴役和愚弄人民的真“革命”思想却被打成了“反革命”，从而让最高统治者得以建立起一党独裁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以至于利用“文革”祸害中国的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在会见“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时，甚至说出：“我是无法无天，叫‘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没有头发，没有天。”放任最高统治者可以为所欲为的“文化大革命”，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革命”思想完全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因此，要想防止统治者盗用“革命”的名义维持统治和祸害人民，应该做的不是拒绝“革命”，而是搞清楚“文化大革命”是如何歪曲了“革命”的思想。用汉字表达的“革命”，是一种建立在“天下思想”基础上的、指出被统治者有监督统治者权利的话语。而天下思想就是中国人在先秦時期发明的说明统治合法性的理论。简而言之，“天下思想”要表达的是：王朝之诞生和更替、统治者的上台和下台，都是“天命”即“天”的意志的具现。也就是說，統治“天下”的合法性来源于“天”。天下思想中的“天”具备两种性质。第一是天圓地方的物質的“天”，因而涵盖“天下”的万民万物；第二是神格化人格化的“天”，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意志，也就是“天命”。“天”之所以能够成为统治合法性的来源，是因为它毫无私利私欲：“天道无私”，把“德”作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惟天若元德”，“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但“天”并不直接管理“天下”，而是根据“德”的标准寻找中意的代理人，它寻找的过程就是“天命”形成的过程，它选中的代理人就是“天子”。被天选中的条件就是能够代表“天”实施“德政”：“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夫是之謂天德，是王者之政也”。统治者之所以被称为“天子”，也就是說他们只是“天”的代理人，他们的工作仅仅是替天行道、替天行德而已。而“天子”感受“天”的想法的途径，就是了解人民在看什么、说什么、听什么、盼望什么，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所以，如果一个统治者让人民只能看、只能听、只能说、只能想他所希望的东西，那就从根本上违背了“天”的意志，背离了“德治”原理，当然也就没有作为统治者的资格，失去了统治合法性。“天下思想”惩罚这种不顾人民意愿的统治者的手段，就是赋予人民“革命”的权利，通过“革命”剥夺他们的权力。“革命”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天”改变了它当初找到某人替自己管理“天下”的想法，也就是不要他继续做“天子”，而从实质上来说就是实现改朝换代：“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必须说明的是：“革命”的思想本身并不包含暴力的元素，只不过是因为统治者即使丧尽民心也不肯主动放弃权力，所以最终导致以暴力反抗暴力。用“革命”来说明改朝换代，是强调这是一种完全正当的行为，既应了人民之心愿也顺乎天意：“除民之灾，顺天革命，改正朔，变服殊号”。由此也可以看出，无论是从微观的权力斗争、所谓“斗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是从宏观的维持政权、所谓“红色江山永不变色”来看，把当年那场裹挟了全国人民的党内政治斗争说成是“文化大革命”，都是对“革命”的彻头彻尾的歪曲。很清楚，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革命”话语，本来針對的是最高統治者，钳制的是不让统治阶级为非作歹，它是最后一道让被统治者能够维护自身正当权益、维护平等正义的防线。毋庸赘言，这一意义在今天显得更加重要。所以，否定革命、拒绝革命、告别革命，就是在维护统治者利益。换言之，应该告别的，只是借“革命”之名、行维护统治之实的假革命，而不能顺着统治者之口，把假革命当成真革命而妖魔化“革命”。事实上，谁也没有能力帮助统治者卸下“革命”这柄悬在统治者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无论是谁，只要成了最高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这柄剑就挂在了他和他们的头顶之上，这是一条谁也无法改变的自然法则。当然，彻底铲除社会不平等，也包括民族不平等，在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是无法做到的。但是，如果一味故意隐藏社会不平等的事实（具体事例之一就是不敢公开官员的财产），也就不可能让“革命”完全销声匿迹。总有一天，该来的还是会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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