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围剿”中国创新药他们开始“自攻（二）

第二跳：封锁中美企业间的合作。5月，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称，曾在一封给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的信函中，依据《2025年对外投资国家安全综合法案》（COINS法案），将生物技术列为“禁止技术”。到了6月，又是这位主席，联合民主党议员提出《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草案。该法案要求将生物技术纳入对外投资审查清单，美国企业对华的知识产权许可、联合开发、合资、股权投资都将面临强制申报和审查。其还特别“点名”了辉瑞和BMS与中国公司达成的两起合作，称之为“危险交易”。但在《生物技术投资国家安全法案》草案提出后，有华尔街分析师认为“通过机率低”，因为当前全球生物科技产业链深度融合，跨国药企与中国创新药企“已经血肉相连，无法一刀切割”。荷兰国际集团高级医疗保健经济学家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尽管监管障碍日益增多，但“西方制药公司与中国生物技术企业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大趋势不太可能发生逆转”。因为中国早期阶段药物资产估值较全球同类资产低约50%，对海外制药公司的吸引力是持续存在的，加上中国市场不断涌现具有前景的候选药物，对外授权活动不太可能停止，并且全球制药企业对源自中国的资产需求依然旺盛。显然，资本市场的判断与政治狂热之间，存在着一道难以弥合的裂痕。第三跳：切断数据与临床试验。这一层面的封锁开始得更早。早在2025年4月，NIH禁止中国机构访问其21个受控访问数据库。一年后，今年4月末，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在FDA的2027财年预算报告中提议，禁止FDA接受、审评来自中国的临床试验数据。这一提案在中国生物医药圈引发震动。此举若落地，将重塑中国药企的全球化路径，迫使行业告别“国内临床，海外申报”的低成本出海模式，并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估值与对外授权交易。但也有从事跨境BD的业内人士认为，最终落地的政策“可能不会是绝对的‘零接受’，而是演变为严苛的审查机制，例如对临床机构的背景、数据中心的物理存储位置、数据可追溯性设置极高的门槛”。眼见直接封锁本土企业难以实现脱钩目标，切断临床数据的审批又无法迅速见到成效。美国政客也就此调整遏制手段，众议院启动的对在华布局多年的五大跨国药企的调查，正是将矛头从“中国企业”转向了与中国有业务往来的来自美国的跨国药企。让人哭笑不得的荒谬之处在于，委员会在质询函中列举的数据堪称“有罪推定”：默沙东自2005年以来在中国进行了224项临床研究，其中至少31项在新疆、40项在军方医院。其逻辑是：与中国军方医院合作，就等于“增强中国军事能力”。面对众议院的质询，默沙东表示:“患者安全和道德诚信是其临床研究项目的优先事项，并遵循所有全球指南。”艾伯维拒绝置评。辉瑞除确认收到信件外拒绝置评。礼来表示正仔细审查这封信。BMS也未回应置评请求。想了解美国对中国生物医药围剿再升级都做了些什么，请您明天接着收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