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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ODE · Jul 31, 2026 · 12 MIN

徐賁 | 临界极权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其将不确定性制度化

from 波士頓書評 Boston Review of Books Podcast · host 之間書評In-Between Review

編者按:2026年7月,壹壹陸工作室出版徐賁新書《極權下的「我是誰」:活在希特勒、史達林和毛澤東時代的身份焦慮》(季風書店有售)。本書以希特勒的德國、史達林的蘇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為觀察對象,分析這三個政權如何透過製造將然未然的臨界狀態,繼而以其政治主張來界定人民的身份,並以身份作為給予獎賞或施加迫害的標準。而在這個無法掌控自己身份的時代下,人們一方面無法適應被強加的身份,另一方面為了保命或趨吉避凶,很多時要做出表裡不一的言行,最終令自己陷入身份焦慮。本書與《極權下的人性:集中營文學和惡托邦文學》和《極權下的日常生活:見證者的回憶和記錄》 構成一個三聯組合,它們各自從一個特殊的角度,剖析極權主義對人性的扭曲,對價值的顛倒,對正邪的混淆,使人成為人格上的殭屍、精神上的奴隸、道德上的麻木者、思想上的盲從者、政治上的愚昧者,最終成為國家機器上的一顆齒輪或螺絲釘。本文為作者序。標題為編者所加。我们往往以为,极权主义是一堵冰冷坚固的高墙,是一种已经完成、牢不可破的制度结构:它代表恐怖统治、高压体制、严密监控和言论封锁,是那个“别人家的过去”或“遥远国家的故事”。但从临界政治的角度看:极权主义其实更像是一片没有边际的沼泽地——表面看似平静,却处处暗藏陷阱。你无法预知哪一步会突然下陷,也无法依靠过去的经验判断路径的安全与否。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试探、揣摩、等待风向变化,不是为了走得更远,而只是为了不要沉陷。在当代政治思想中,将极权主义理解为一种临界状态(liminal state),而非一个完成、稳定、牢不可破的制度结构,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也提供了一种极具洞察力的视角。这一视角超越了传统描述框架,不再仅仅聚焦于极权主义的外在表象——恐怖与暴力、高压体制、言论控制与权力集中——而是把它看作一种不断生成、非稳态的社会情势,一种介于合法性与非合法性之间、在灰色地带中持续变形的存在。“非稳态”指的是极权制度缺乏固定、一致的运作模式,而是呈现出不断变化、难以预测的动态特征。具体表现为政策的反复无常——今天鼓励的行为明天可能被定为罪名,昨天的英雄今天可能成为敌人,如苏联路线的急转弯和文革中政治风向的朝令夕改;标准的任意性——何为“正确”的立场、道德行为或文化表达没有稳定准则,完全取决于当时的政治需要和领导人意志;身份的不确定性——个体的社会地位和政治身份可能瞬间转变,从革命者变为反革命,从模范公民变为阶级敌人;以及规则的流动性——法律、制度、社会规范持续被重新定义,没有任何事物是恒定不变的。这种“非稳态变换”正是极权制造焦虑与控制的关键机制,通过让一切充满不确定性,迫使个体时刻保持警觉和顺从,因为无人知道明天的“正确答案”将指向何方——这比赤裸的暴力更具深层的心理控制效应。临界状态不仅是一种政治结构,更是一种心理生态。它依靠模糊的规则、程序性的暴力与情绪操控,制造个体身份的漂移感与持续不安。身处其中者既难以退守纯粹私人领域,也无法确立公共主体性,被迫在制度滑动的边界中寻求定位。极权主义的真正危险,恰在于它将这种不安与不确定性制度化,并以“理性”“秩序”“科技治理”等语言加以掩饰。它未必以暴力面目示人,反而更常披上“现代化”“程序法治”的外衣,悄然侵入人心,侵蚀判断力与道德感。“极权临界”以模糊规则、程序性暴力与情绪操控为特征,诱发身份漂移与个体焦虑,削弱政治敏感性和道德判断力。此时个体既无法退守私人空间,也难以确立公共角色,深陷存在的不安。极权主义的危险,正是在于它将不确定性制度化,并借助“去政治化”的语言逻辑渗入日常,使人习惯于不问是非、不辨曲直。“临界”的概念源于人类学与哲学中的“阈限”(liminality)。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在人类学中提出此概念,用以描述仪式中个体处于过渡阶段的中间地带,身份与结构暂时悬浮,后被广泛应用于社会与政治分析。在本书中,临界描述结构与身份处于过渡中的状态,既非旧秩序,亦未进入新形态。在政治语境中,这表现为合法与非法、公与私、个体与集体之间的界限被刻意模糊。相较于传统极权主义理论——如阿伦特聚焦意识形态与官僚机制(Arendt, 1951),或奥威尔所描绘的全能监控国家(Orwell, 1949)——临界视角更强调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它呼应了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例外状态”(state of exception)理论,即权力在法律规范悬浮的灰色地带运作(Agamben, 2005);也与鲍曼(Zygmunt Bauman)的“流动现代性”(liquid modernity)相通,指出现代社会在持续流动中瓦解稳定结构,使个体易受操控(Bauman, 2000)。在此视角下,“反党分子”、“反动分子”、“反革命” 、“地富反坏右” 、“牛鬼蛇神”、“汉奸走狗”、“卖国贼”等等污名身份,并非源于个体本质,而是政治权力在不稳定社会中建构的流动标签,用以转移焦虑、制造替罪羊、维持虚构的集体认同。这些身份可迅速被赋予、取消或替换,体现了现代社会中控制机制的灵活性与象征化特征。这三种理论框架都围绕一个核心主题展开:对过渡性、模糊性状态的深入探讨。它们关注既定范畴发生断裂的空间,无论是社会等级制度、法律框架还是制度结构。特纳笔下暂时性的仪式阈限,在阿甘本的分析中演变为一种永久性的政治条件,而鲍曼则将其扩展为时代特征,认为流动性与不确定性已从例外变为常态。临界极权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将“临界”从时间上的短暂变为空间上的普遍,将“模糊”从结构上的例外变为机制上的常规。它不追求稳定,而是以不稳定为策略;不依赖明确法令,而借助规则的模糊性、程序的繁复性与情绪的操控性,使个体始终处于无可把握的边缘地带。这种体制不否认现代性,反而掠夺其技术与理性语言,将其编译为去政治化的治理话语,使专制潜入日常肌理而不易察觉。临界极权主义以一系列交织的特征构成其独特统治逻辑。首先,规则的模糊性为核心。制度不再提供清晰指引,而以任意、矛盾或选择性执法方式令个体如置身迷雾。含糊法律与朝令夕改的政策,使人无从预判后果,只能因恐惧误判而顺从。其次,程序性暴力取代显性胁迫。繁琐行政流程、晦涩官僚程序或缺乏问责的算法决策,耗尽个体意志。这种隐性暴力无需刀光剑影,却令人无力反抗。再者,情绪操控与身份漂移成为利器。通过宣传、虚假信息或极端叙事,临界极权主义放大恐惧与焦虑,瓦解个体身份,使人既非私人个体,亦非完整公共主体,陷于无根游离状态。此外,不确定性的制度化是其精髓。临界状态刻意维持动荡,使个体始终失衡。例如,攻击司法独立、削弱媒体公信力,制造信任危机;或以”危机”修辞实施临时性权力扩张。最狡猾之处,在于它常以去政治化面貌出现,借用理性与效率修辞,将专制倾向包装为中立技术治理,令人难以察觉。这种状态对个体心理与存在感造成深远冲击,催生深层不安。持续的规则模糊与矛盾叙事削弱批判力,正如阿伦特所言,极权主义在人们丧失辨别真伪时最为得势。在临界状态中,信息过载、算法回音壁与怀疑的武器化加剧困境。个体被困于公私夹缝:监控、经济压力与社会期待侵蚀私人空间,而压制异见与社区碎片化阻断公共参与。这种悬浮状态使人既无以安身立命,亦无法建构归属感,孤独与无力油然而生。焦虑遂成社会常态,被精心利用为控制工具。个体忙于生存压力与官僚体制周旋,无暇顾及政治观察和批判思考,在浑浑噩噩中不知不觉丧失主体性。极权临界状态的真正恐怖在于,它无需显性暴力即可瓦解抵抗意志——通过制造持续的认知负荷与情感疲惫,使人们主动放弃思考与行动。当”正常”本身变得不可捉摸,人们开始渴望任何形式的确定性,哪怕是专制和威权的秩序。临界极权主义的最大危险在于其将不确定性制度化,将不可持续永恒化,却又以解决不确定和不可持续的救世主面目出现。它精心披上理性与进步的华丽外衣,从根本上消解反抗的可能性。尤其在崇尚创新与快速适应的现代社会中,这种精心设计的伪装更容易得逞。技术官僚们”优化治理”的华美修辞有效掩盖了民主问责机制的根本缺失,典型如人工智能在治理决策或社会治安中的系统性滥用。在日常生活层面,监控系统的游戏化包装或个体身份的全面商品化——如社交媒体平台上无处不在的表演性行为——使得深度控制变得习以为常。个体的彻底原子化则有效瓦解了社会团结的基础,使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都难以凝聚。抵抗临界极权主义不在于对抗不确定性本身,而在于拒绝被动地承受制度化的折磨。这要求我们重新学会在复杂性中保存政治敏锐,既保持开放的探索,又坚守基本的道德直觉。当我们能够在不确定中保持清醒,在焦虑中保持思考,在孤独中保持连接时,临界状态的控制机制便开始失效。走出临界状态需要重构真正的公共空间——一个允许分歧、鼓励对话、保护弱者的共同体。这不是乌托邦的幻想,而是具体的实践:从邻里互助到公民教育,从独立媒体到开源技术,从艺术创作到哲学思辨。每一个拒绝被简化为消费者或数据点的行为,都是对临界状态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抵抗临界状态就是重新成为完整的人——既有理性的批判力,也有感性的共情力;既能独立思考,也能集体行动;既承认不确定性的存在,也坚持寻找意义的努力。这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任务:在被设计的混乱中,重新发现人的尊严与可能性。本书采用比较研究方法,通过文学作品和微观历史材料,深入分析三个极权社会中个体的身份焦虑和临界体验。首先从厘清临界状态和临界体验与身份焦虑的内在关系,以及文学作品和微观历史研究对于体现临界体验的独特作用(第一章)出发,以六个专门章节深入讨论身份焦虑的临界体验在斯大林主义的苏俄(第二、三章)、希特勒主义的德国(第四、五章),以及毛主义的中国(第六、七章)的相似表现与不同特征。最后在第八章中系统总结极权统治下身份焦虑和临界体验与当今现实密切相关的政治敏锐和公民反抗问题:在富有欺骗性的极权临界状态下,必须保持高度的公民政治敏锐和警觉,方能有效避免历史悲剧的重演。 This is a public episode. If you'd like to discuss this with other subscribers or get access to bonus episodes, visit inbetweenreview.substack.com/subscri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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