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角 | “北大毕业卖猪肉”：他们如何看待AI时代的名校与就业？

2003年，一篇报道让北大中文系毕业生陆步轩走入公众视野。从人生辗转失意、西安街头撑起“眼镜肉店”，到“北大屠夫”的标签将他推上舆论风口，引发全社会关于读书价值、职业选择的长久讨论。数年后，他与同样北大毕业、已经创业有成的校友陈生相遇，二人携手同行，创办“屠夫学校”，合力打造“壹号养黑土猪”，把一门市井行当做成现代化产业。近日，壹号食品董事长陈生、壹号养联合创始人陆步轩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回溯他们的求职创业历程，直面时代变迁，对学历、就业与人生选择各抒己见——抓到改革开放“红利”的一代人羊城晚报：关于你们的情况，在前些年的媒体中已经有很多报道了，但还是要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陈生：我是广东湛江人，现在江湖上经常叫我是“北大卖猪肉”，确实，我养猪卖肉刚好20年。北大毕业的一般都有正当职业，或是当官，或是教授、作家、企业家，我和陆步轩有一点另类，一个养猪，一个卖肉。我是1980年考上北大的，当年北大在广东总共招了65个人，文科32个，理科33个。总分530分，我的考分是382分，应该是广东省排名前30，当年上北大和上中大就差个10分8分，就差做对或做错一道题半道题的，有什么区别？运气好一点的上北大，运气差点，上中大，就那么回事。人生中有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就像买彩票。毕业后我分配在广州市委办公厅，但我和老陆一样，觉得此后人生基本是一眼看到底了，所以当时想冒一下险，换一条赛道，就选择了“下海”——一开始的时候是“停薪留职”，后来才彻底成了“个体户”。总体上，对我们这代人来说，还是国家的政策好。2008年的时候，我在媒体上看到陆步轩卖猪肉的消息，我说北大毕业的干嘛亲自去卖猪肉？虽然我也卖猪肉，但我至少是搞经营管理，他却是亲自操刀，就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他，就一起“卖猪肉”了。陆步轩：我是陕西人，北大毕业以后做过好多事，最后为了混生活就卖猪肉去了。因为媒体的关注出名了，后来也进入过体制内，又辞职不干，跑到南方投奔我的师兄陈生，一起养猪卖肉。我毕业后分配到一个破产企业，等于一毕业就失业，得自谋生路。尝试了好多行业，都不行，最后就卖猪肉，早上或晚上进货，第二天晚上卖完，成本就收回来了，资金回笼快。羊城晚报：看来广东人和陕西人还是有差别？陈生：不只是人的差别，还有那个年代两个地方的机会点不一样。当时的广东欣欣向荣，各行各业，无论做什么都有10倍、8倍的回报。在区庄的灯光夜市卖东西，一天能赚个二三十块钱，而当时的工资一般也才五六十块钱，摆摊卖衣服一个月也有1000块，一年下来就成万元户了。从这个角度讲，我当年的决策是一个无风险的决策。羊城晚报：陈总是学经济学的，算得很清楚，陆总是学中文的，就没有这样的计算了吧？陆步轩：倒也想到了，可能也有我们读中文的，没有这么计算的头脑，主要还是生活所迫，没人兜底了。陈生：当年的陕西和广州差得真的不是一点点，太大了，电影《雅马哈鱼档》里的广州，确实很开放搞活。从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时候，会出现一些很突然的机会，这种机会给谁？给胆子大的，像我、俞敏洪这类人，也就是雷军说的：碰上风口，猪都可以飞。所以，改革开放的“红利”被我们这代人抓到了。卖猪肉可以成为“一代宗师”羊城晚报：刚卖猪肉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几年以后怎么办？陆步轩：刚开始可以说考虑的是赚钱不赚钱，总要有一碗饭吃，后来眼看着生意一直上升，就说好两年后可以买房了。但“北大毕业生卖猪肉”的新闻出来后不久，我就被安排到区方志办工作了。单位清闲，我又胸无大志，在那里待了12年，后来被陈生师兄“拐”到广东了。陈生：是，我“忽悠”他说，他写的那些东西没有什么人看，也成不了司马迁，卖猪肉倒可以成为“一代宗师”，就像丐帮的帮主一样。羊城晚报：陈总您可能也是看到了他这个人的新闻效应？陈生：他是有新闻性，但也真懂技术。至少北大毕业生脑子也是好使的吧？实际上，卖猪肉它有点像做艺术品，一头猪分几十个部位，怎么排列组合，完全是靠手感。有个师傅说他卖一头猪永远比他老婆卖多100多块钱。一头猪如果差100块钱，我们去年卖了68万头猪，差多少？68万元，你再加两个0就是6800万元……所以它是一种艺术。这种东西完全是靠感觉，不可能是数理化计算，带有某些天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北大毕业生来干这事儿，也不冤枉，因为那么复杂是吧？——后来我和陆步轩合作，请他来当屠夫学校的校长，服务学校，规范流程，编排课程，工厂化培养训练人才，先把基础打好，再把整个产业给搞起来。羊城晚报：你们现在的工作状态是怎样的？陈生：他现在还是校长，偶尔还会去送一下货。我们两个人都是超期服役了，逐渐从一线往旁边走，公司从2008年开始招研究生，现在都是研究生在管理。羊城晚报：这些新招进来的大学生应该也要去一线锻炼？陈生：对，开始都在市场卖猪肉，一年半载的。羊城晚报：这个行业和10年前比有什么变化？陈生：我们过去主要是在农贸市场，跟着超市走，后来自己开档口，但传统的这些渠道在萎缩，就尝试进驻网上超市，十年前大力开拓线上及其他渠道，现在在小象、盒马等即时零售已经超过50%，今年或将达到60%以上。应该讲我们转型还是比较成功的，也比较及时。现在80后、90后更加不想到超市里面去买猪肉，甚至连三鲜都不想买了，我们就开发预制菜，比如说熟食……总之，做企业就像开车，太快了可能翻车，太慢了可能错过机会，这就是要该加油的时候加油，该到服务区休息一下，你得休息一下，掌握好这种节奏。不能错过机会，但也不能乱扩张，否则会导致破产。羊城晚报：如果说资金链没有问题，又不盲目扩张，应该说食品产业仍是一个朝阳产业？陈生：真的不好说。因为每一个企业或者每个行业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如果只是死守，大多要死的。所以要改变，但是改变也不同，有的改变叫“找死”，当然有的是在“等死”。无论在哪个行业，都没有永远的所谓的不变的东西，很可能各领风骚三五年，而不是20年30年，更多的是在寻找方向，也许这就是做企业最吸引人的地方。现在AI时代又出现了，又“迭代”谁、又淘汰谁，现在还不知道。新陈代谢也是蛮好的，哪怕我们被淘汰，也得认是吧？淘汰本身就是个进步。羊城晚报：有没有想过寻找转型？陈生：在2013年前后，我们当时有想过渠道转型，自己去搞过渠道，比如说搞“肉联帮”，但我们可能没经验，也不成功，就找新渠道，比如朴朴、美团、盒马等即时零售，我们通过他们找到了新方向，现在我们每年持续增长；我还在做一些新赛道，也挺成功的。所以，外部环境怎么变化，消费者购物习惯怎么变化，我们都在持续关注，持续感知，然后调整自己的经营方向，但主业还是以养猪、卖猪肉为主。做企业的永远在路上羊城晚报：你们还有“天地壹号”苹果醋，现在的经营情况怎么样？陈生：我有两家企业，一个是饮料“天地壹号”苹果醋，它的销售场景，一个是日常餐饮，一个是围餐，疫情期间不准搞围餐，大幅下降，经过三年低迷期，这两年恢复了一点；另一个是“壹号土猪”——现在升级为“壹号养”黑土猪了。打造了20年的品牌，全国都知道，品牌升级过程中也遇到一些困难，但做企业就是不断出现问题，不断解决问题。羊城晚报：乡下农家自养的土猪肉，确实好吃很多，你们的猪肉在品质口感上有哪些方面的创新？陈生：在过去的20年创业里，我们都在不断地尝试，品种上一直在死磕，持续进行地方猪的系统培育，不断筛选优化，最终培育出了“乡下黑猪”品种；其次就是要给足时间，如果不够时间，积累不够，它的风味就不好。还有一个饲料结构问题，这也是一个很科学的过程。羊城晚报：养了这么多年猪，有没有一些比较独门秘笈的东西？陈生：独门秘笈谈不上，但如果说有什么跟别人不一样的，我觉得就三个字——笨功夫。作为所谓黑土猪这个领域里规模养殖最大、也是做得最久的企业，我们一直在做各种各样的实验，比如，到底给它吃什么样的益生菌才能让它更健康、肉质更好？对于一个物种来说，20年时间其实很短，做不了多少事，我们现在同时在做三四个品种试验，有的还在初期，有的到了中期，有的已经进入生产端。总之，一个是品种，一个是质量，怎么样适合不同的消费者的需求，提高品质，降低成本，不外乎就是这两个东西。我们做企业的永远在路上，永远都是处在一种不满意状态，只有能这样，这个企业才不会在牌桌上被淘汰下去。学习是一辈子的事羊城晚报：您的公司是往家族企业或是股份制的方向发展？陈生：我们可能就是大家口中的“老登”企业——就是慢慢打拼出来的传统企业，谈不上家族不家族。实际上，世界上大部分企业是不上市的，什么叫“家族企业”现在也没一个定论。我的小孩大概率可能不太想接过像我这样的苦哈哈的生活，这也很正常，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为什么一定要求他们跟我们一样？他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基本上什么物质都不缺的时候，你让他去过一个比较惬意的人生，或者说他们认为比较好的人生，为什么不可能？不要把我们这代人的一些思维、价值观强加于他们。企业能不能持续地发展，能不能存活，能不能持续地还在牌桌上，这才是我所关注的。羊城晚报：企业现在总数有多少人，招大学生吗？陈生：我两个企业大概一两万人，两个学院，每年都还在招大学生，大学生比例可能超过60%。人员也不一定越来越多，因为设备更加先进了，以前卖10个亿，比如说需要2000人，现在我卖20个亿，可能只要1300个人就够了。羊城晚报：如果是挑大学生的话，是不是非得名校毕业的？陈生：我们没有名校崇拜，但是名校确实应该算是拿了一个好的通行证，但进来以后就看你的本事了。羊城晚报：陆总您的专业是中文，会不会觉得卖猪肉还是有点离专业太远了，有没有想过还是搞回文字工作更合适？陆步轩：事实上我进了几年体制内，在体制内不是就写写画画的？但我就觉得那种是一眼能看到头的日子，所以，现在我把自己就定位为“卖猪肉里边认识字最多的”。本科专业是基础，可能给你提供一个进一步学习的方法，一个思路，博士可能研究得更深一点，但学习是一辈子的事。考大学是按分数来录取的，能报哪个学校能上哪个专业，也不完全是按兴趣来的。不逼孩子接自己的班羊城晚报：你们的小孩现在怎么样？陈生：小孩不太想接我的工作，觉得太辛苦了。我觉得每代人有每代人的使命选择。羊城晚报：有没有接你们的班？或者去考公？陈生：没有，他可能相对做一些他喜欢的、自由度比较大的，比如搞点投资或艺术，其实我觉得这也挺好的，为什么一定要像我们这代人那么苦？一天十几二十个小时的工作高速运转，长期如此，为什么一定要逼他们来做？特别是AI出现以后，金钱，或者说财富，还有多大作用？十几二十年以后，财富还有多大作用？我真是怀疑。羊城晚报：他们都参加高考吗？陈生：我的小孩学的数学专业，以后从事什么工作也不管他了。陆步轩：我的小孩参加高考了。羊城晚报：现在的大学毕业生群体有考编热或考公热的现象，您是怎么看的？陈生：相对来说，公务员单位相对是比较稳定的。但每个人情况不一样，尤其是现在，一个更大的更加颠覆的所谓AI革命时代来了，之前的革命可能是我们人类的某种能力的延伸，现在是智力智商的一个无限的扩大。所以我觉得这场革命可能会比工业革命来得更加具颠覆性。在这个海啸里面你怎么躲、怎么用？将来AI判案可能比法律专业毕业的法官判案更加公平公正，更高效。在这个海啸面前，选择很关键，重要的不是知识，而是怎么运用知识、怎么用AI。文、图 | 记者 吴小攀 熊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