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安 | 致台灣讀者：中國的實質影響

编者按：為解讀中國經濟是如何急速崛起與目前正驟然衰落的軌跡，身兼作家、商業評論家與分析師的楊思安（ANNE STEVENSON-YANG）將我們帶回中國經濟改革的起點：從鄧小平接掌政權，1979年開始全面推行經濟與社會的連串改革，施行「對內改革、對外開放」、「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等政策，將瀕臨死亡的中國經濟向西方資金與技術敞開大門之時說起。楊思安在1985年初到北京，於當時中國文化部旗下外文出版社的《人民畫報》（China Pictorial）中，出任「外國專家」一職。當時的中國還是一個相當貧窮和思想落後的國家，政府機關體制極其呆板，工作毫無章法而效率低下，行動處處受限，就連結婚和出門旅遊這種事情都需要上級書面許可。在親眼目睹社會層級分明，低下階層人民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後，她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徹底幻滅，進而意識到當時在北京的外國人，不過是動物園裡的奇珍異獸，各種特殊待遇只是把他們當成會走路的錢包。後來與中國人結婚的楊思安，在中國生活與經商長達25年，親身經歷了中國經濟崛起的各個狂飆時期。本書以每十年的發展為分水嶺，從轟轟烈烈的1980年代一直寫到當今的經濟低迷，以獨立調查人員的敏銳筆觸記錄當中具標誌性的事件並揭露種種弊端，如：開放初期外資的洶湧而入與各地淘金熱、中國一些著名私營企業的崛起與衰落、紅色資本與紅色精英如何以權勢搜括鉅額財富、各種離奇中式騙局、荒誕的房地產泡沫與中國特有的山寨奇觀等，各種亂象的犀利程度使人不寒而慄。在這本結合了深入觀察與精闢剖析中國現代經濟的《狂野之旅》中，見證這個國家如何由改革、崛起、腐敗到現今的衰竭，她追溯當中歷程並得出結論：所有曾經的承諾與變革，皆是幻象一場，中國正重返毛時代的貧困與孤立。共產中國只顧求生，虛與委蛇，西方卻深信不疑。隨著習近平崛起，資本主義實驗宣告終結。《狂野之旅：外商在中國的25年，從錢進中國到排外閉鎖的經濟簡史》由2026年2月八旗文化出版，本文為作者給台灣版所做序言。出版社授權刊發。自本書寫成以來，川普「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運動於美國再興，這或許正是中國崛起的所有後果中，最舉足輕重的一個。網際網路在二十一世紀初問世，特別是社群媒體的出現，讓全球評論家振奮不已，認為資訊的普及，有助治理體系的民主化。然而結果卻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共贏得了這場治理模式之戰，美國這個曾如此偉大的人權與民主堡壘，卻倒向了獨裁；政府直接干預私人企業的決策，就算是由政府直接投資私人或上市公司這種「社會主義式」的投資，也不過是塊號稱「攸關國家安全」的遮羞布。要想理解此一轉向，關鍵在於中國的種種貿易與投資無不流露出侵略野心，而從中國湧出的資本海嘯，則是最主要的驅動力。這些資本形式多元，諸如將工廠移至中國的企業獲利；以美國債券形式向美國消費者提供的貸款；中國新富官員與消費者攜帶出境的現金；對中國企業的投資，以及族繁不及備載的各種管道。中國的出口（及其必然結果，亦即川普的關稅政策）及中美的科技競賽，讓全球不敢掉以輕心，認為這是中國從一九七九年至二○○九年的那段資本主義狂飆時期，所引發的主要問題。對中貿易及在中投資，都出現巨大且動搖穩定的資本過剩，這些錢總得有個去處，之後發生在這些錢上的事情，就構成了當前的政治情勢。這些過剩的資金回流至西方經濟體，全球的治理模式因此改變；如同一九九○年代新通訊科技的發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體系，進而粉碎了二戰後的世界秩序。一九四四年各國於美國新罕布夏州（New Hampshire）布列敦森林（Bretton Woods）建立的戰後全球貿易體系，設計初衷是依照古典經濟學派的思想來分工：每個國家都應進口國內無法順利生產或資源稀少的商品，並出口自己最具有優勢的產品。因此厄瓜多向美國出口香蕉，美國則向這類小國出口工業成品；或是中國向幾內亞進口鐵礦，再對其出口農業機械；這樣的貿易關係聽起來再合理不過。當年齊聚布列敦森林的老頭子們沒料到的是，中國有朝一日會與「企業」的比較利益合夥，而非「國家」，從而消弭了國界。自對西方開放以來，中國各地政府與官僚全面動員努力替企業賺錢；開放初期，中國企業在國內的銷售金額，須等同其出口海外的規模，從而「平衡」銷售與美元外匯。隨著中國透過出口累積的外匯存底愈來愈多，無論政府或富人，都極力想把這些錢移到安全的地點或轉換成可靠的資產；而所謂的安全可靠，就是要讓政府找不到，當然也包括中國政府。舉例來說，中國發展出「可變利益實體」（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簡稱VIE）制度，亦即將設立於英屬維京群島等離岸避稅天堂的企業，當作大量上市公司的投資載體，讓資金流入這些高度不透明的地區。據化名「深喉IPO」（Deep Throat IPO）的作者估算，自「改革開放」直至二○二○年，存放於避稅天堂的中國財富高達三十五兆美元。中國之所以要爭相競逐先進半導體、鋰電池、人工智慧軟體等技術，原因與目的其實與出口如出一轍；儘管檯面上不斷強調大國崛起的那套說辭，但種種科技併購與國內研發，本質上與生產玩具鞋子的企業並無不同：都是為了出口擴張。中國最大的國家優勢，在於能迅速將技術規模生產，並傾銷全球，進而接管此技術在全球的市占率；至於太陽能發電或電動車電池等技術在中國國內的普及，不過是產能過剩的副作用，並非政策的核心。綜觀中國漫長的進程中，曾有一段時間其出口所得回流投入房地產等國內資產，但不論經濟如何變化，出口及隨之而來的外匯存底始終不曾消停，即便到了中國內需疲軟的今時今日，出口都仍一路走強。二○二五年十二月八日，中國公布的資料顯示，前十一個月的貿易順差突破一兆美元；代表就算經濟成長明顯趨緩，外匯仍比二○二四年增加至少八個百分點，央行外匯存底高達三兆美元。得利於長期的貿易順差，中國的強勢貨幣實力足以躋身全球最大的資產買家，從土地到高科技新創都是其標的；中國靠著此套路在二○二四年賺進一兆美元，二○二五年有望再創新高。一些原本只是出口光碟播放機與洗衣機的公司，也因投資讓外匯獲利大幅成長。中國現身國際股市，拉開二十一世紀的序幕，讓這場金錢遊戲徹底改頭換面。中國政府設立的壟斷型投資銀行「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Capital Corporation，簡稱CICC），也就是「中金公司」，可以從每一宗國營企業的公開募股中抽成，獲利驚人。私募股權基金也紛紛進場，一個新的私人資本階層隨之成形，現任與卸任官員無不為其鞍前馬後。這些企業的數千億美元前仆後繼流往避稅天堂，或是紐約、倫敦、雪梨、多倫多的房市。外匯盈餘如何催生全球寡頭川普、普丁、馬斯克、祖克柏等全球寡頭崛起的關鍵，在於出口與投資的外匯盈餘反覆循環，這同時也徹頭徹尾改變了國際體系。促成這股暗流的正是西方的兩大原罪：一來是一九九〇年代的大規模產業外移，西方國家未能攔截並讓企業獲利回流；再者是加密貨幣與各種私人數位支付系統出現後，資金流動的速度前所未有。眾所周知，中國國內採行「弱勢」貨幣體系，亦即只要在中國境外，人民幣便無法使用或取得，除非能獲得重重繁複的官僚審批，不然難以兌換成其他貨幣。但中國企業的商品出口後會收到美元，這時就須將美元換成人民幣，此過程並未經過貨幣轉換，而是種對應機制：中國央行讓商業銀行買下出口商手中的美元後，可能會拿去購買美國公債；然後央行再印出等值的人民幣，並透過其往來的銀行交到出口商手上。這樣一來，中國央行擁有美國公債，就等於是借錢給美國人民，美國人民須為此支付利息。至於央行印出來並交給商業銀行的人民幣，帳面上看來是央行的負債，但沒人會天真到相信政府會還債。中國不一定每次都將這筆資金投入美債或他國債券，有時也會轉向海外併購大宗物資、科技公司、農地、礦產，或乾脆對外放款。為何這些趨勢助長了全球威權主義？這是因為政治權力的高度集中，進而能從經濟體系中攫取巨額財富，這些財富反過來推升更進一步的政治權力集中。當一國領導人掌控龐大的資金流，就必須仰賴他國領導人協助確保這些資金的安全，於是一國的高度政治控制，往往會催生另一國的高度控制。於是獨裁者們同心協力，促成了這場全球規模的財富私有化。當中最重要的非川普莫屬，他的當選清楚反映出金錢如何催生權力，權力又如何使金錢滾動不息，並將整個政治體系推向獨裁。全球權力精英相互扶持，守護彼此的財富版圖。舉例來說，「幣安」（Binance）加密貨幣交易所似乎讓川普家族海撈一票；幣安與川普相關企業合作推動新的數位貨幣專案，包括多米納里控股公司（Dominari Holdings），不僅由川普的兩個兒子艾瑞克（Eric Trump）與小唐納（Don Jr.）入主顧問委員會，更曾為「美國比特幣」（American Bitcoin）的首次公開募股提供融資；二○二三年，幣安前執行長趙長鵬因承認協助洗錢而入獄，隨後又獲得川普特赦。這種互助有時非常直接，例如二○一六至二○二○年間，中國加速批准川普長女伊凡卡（Ivanka Trump）的商標申請，並向川普旗下企業提供數億美元貸款，這些都在實質上維護了川普家族的私人利益；也有較隱晦的方式，例如過去二十多年來，中國政府相關機構透過空殼公司，向海外企業提供約二兆美元的貸款。部分貸款幫助中國達成獲取技術的國家目標，另一部分則用來回饋協助政府的個人。這些身家過百億、甚至上千億美元的富豪，需要海外具高度權力的威權領袖，幫他們藏匿從自己國內所攫取的財富；而政治人物也多半由這些精英階層選出或指派，其職責在於維護該遴選群體的利益。這恰恰演繹了今日超級富豪如何主導全球，並在各地助長威權體制蔓延。治理失靈：全球競爭拉低監管標準權力集中讓政治階層得以累積巨額財富，因而具備調動大筆資金的實力。國家領導人權力愈大，行事就愈有恃無恐，敢於將資金從國內經濟調出，轉移至受隱私規範保護的海外帳戶或資產中。科技的發展讓企業的搬遷變得容易，各國競相向企業提供更低的稅率，要求企業給員工的福利變少，以爭取企業留下，結果導致本國的基礎建設遭到掏空。至於政府為何無法有效掌控企業，眾說紛紜，但一九八○年代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所主導的去管制經濟政策風潮，正標誌了企業逐漸脫離監管。英美政府同時削減社福支出、大幅減免大型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的賦稅；這波「去管制」的部分原因是各國（在美國甚至是各州）為吸引企業投資而展開的競爭。即便企業獲利最終能夠回流至亞利桑那州（Arizona）總部之類的地方，但得利於層層的租稅減免，實際繳納的稅金往往遠低於一般公民或在地企業所應承擔的稅賦。稅收短缺已反映在西方國家日益失靈的實體基礎設施與社會基礎建設之上。在過去半個世紀中，西方政治的主流在於頻頻向政府施壓，要求削減支出並降低對企業的壓力。西方政府無力攔截並讓資金回流，這當然不能歸咎於中國，但中國自身極度親商的稅制確實助長了這種現象。避稅天堂「暗網」浮現企業愈來愈能自由管理利潤，伴隨去管制風潮與科技力的相輔相成，避稅天堂的「暗網」逐漸成形。為享有高度保密與極低稅賦，中國流出的利潤通常會轉移至英屬百慕達（Bermuda）、維京群島、開曼群島等地。這套體系主要有兩大支柱：全新的金融模式與新興科技。國際競爭益發激烈，全新金融模式應運而生，英美兩國在一九八○至九○年代的金融監管政策，正是能說明去管制壓力如何助長暗網在全球免稅地區成形的絕佳範例。一九八○、九○年代之交，兩國競相放鬆金融監管，以吸引不明來源的資金流入：美國廢除銀行的諸多法律限制，包括利率管制，並於一九九九年廢除《格拉斯—史迪格法案》（Glass-Steagall Act），允許一般存款銀行可兼營投資業務；英國則在一九八○年代大幅放寬金融監管，導致銀行業競爭白熱化，部分機構在風險控管與資金來源審查上顯得鬆散。綜觀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瑞士信貸（Credit Suisse）、中國銀行等多家金融機構，都曾因過分協助全球寡頭轉移資金而遭到監管處分，例如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之子江綿恆，就涉嫌將來自中國電信用戶的資金轉移至開曼群島。一九九○年代，去管制風潮與資訊科技狼狽為奸，讓企業得以同時掌控縱橫全球的製造供應鏈與稅務效率（tax efficiency）。自 PayPal 問世以來，貨幣數位化讓中國外流的現金流規模益發無法無天，數位化更催生出加密貨幣，成為另一種資金運作的暗網。新的支付工具成為最後一塊拼圖，讓定向的資產流動如海嘯般席捲全球，從最早的 PayPal，到之後的 Cash App 與各式線上錢包；如今，區塊鏈與加密貨幣讓資金的移動完全脫離國家監管機構所及之處。現在的中國政治高層與商業巨頭，靠著虛擬支付就能完全規避審查，將數千萬美元轉移至海外帳戶；這些款項可能是吸取至私人帳戶的現金，可能是政治或商業酬庸，甚或就是赤裸裸的侵吞。即便過去數十年間，瑞士的銀行受到強大壓力要求其揭露國際客戶的帳戶資訊，如今這些資訊反倒無關痛癢，畢竟更多元且更隱蔽的資產移轉替代方案已然出現。科技與暗黑金融網路相結合，構成全新的資產移轉管道與機制。此外，還有其他歷史遺緒：避稅天堂與低稅賦製造地區已在各方面取代昔日「屬於」西方國家的殖民地，當印度、印尼、埃及等國，乃至比屬剛果、坦尚尼亞、奈及利亞等國相繼宣布獨立後，原宗主國的現金流大幅銳減；為彌補資金流失，過往的殖民強權也紛紛將這些來源不明的資金存放於避稅天堂，所謂的避稅天堂往往與前宗主國保有鬆散的關係，如美屬薩摩亞、英屬維京群島或塞席爾等。直到現在，西方國家仍對某些領土保有主權，正好方便寡頭存放巨額現金，既毋須表明身分，更毋須解釋財富來源。全球金融危機之後：金錢的權利優先於個人的權利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財富的集中化讓精英的偏好表露無遺，亦即比起人權，他們更重視金錢的權利；貨幣的數位化加上歐美對洗錢的高度縱容，使全球治理逐漸向富裕階層所偏好的威權傾斜。超級寡頭的政治權力與財富同步急遽擴張，無人能予以制衡或向其問責；但所有主要經濟體的普羅大眾卻日益貧困，導致全球局勢不穩。截至二○二五年第三季，美國的信用卡債務總額約為一兆二千億美元，平均每家戶背債九千至一萬美元，一般尋常家庭深陷高達百分之二十三還款年利率的負債泥沼之中。中國家戶同樣面臨此窘境，由於資金難以外流，人民多半會將約七成的財富投入房地產，《財富》（Fortune）雜誌、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等多方資料來源皆如此顯示。當前許多中國家戶都在為價格虛漲的房產支付抵押貸款，且由於市場對其帳面價值並不樂觀，他們也無法將其脫手，中國人民的財富蒸發規模預估高達十五兆美元。正如本書中的預測，在巔峰時期曾帶動中國國內生產毛額約四分之一的房地產產業，如今已然崩盤。對執政的中共來說，國內生產毛額的成長始終是其重要目標，因此出口在經濟成長中的角色變得比以往更為關鍵。二○二五年，出口約占經濟成長的四成，前提是我們能否相信中國官方對國內經濟所提出的數據。中國強勁的貿易順差往往讓被統治者日益窮困，統治者則愈來愈富。中國出口成長的速度遠快於國內銷售的速度，若就業與資本投資並未同步提升，代表生產力提升的成果正往海外移轉；分給國內消費者的愈來愈少，流向海外市場的卻愈來愈多。世界貿易組織的餘燼在打擊世界貿易（WTO）這種國際組織時，美國的角色十分耐人尋味——美國非常有可能是這些有效監管組織倒台後的最大受害者。面臨美中兩國持續的激烈攻防夾擊，世界貿易組織的監管功能早已形同虛設。如果宏都拉斯的億萬富豪之國「普羅斯佩拉」（Prospera）成真，且能持續處於監管真空，中國將能跳過實質審查，用比特幣買進大型企業的股權與智慧財產使用權。中國與新全球封建主義事實證明，爭奪全球體系主導權的戰場不在意識形態或軍事武力，而在權力的集中；真正的威脅則在於歐美至今不願正視、甚至未加思考的問題：在數位貨幣與避稅天堂推波助瀾之下，資金益發高度流動與難以追蹤。此問題已經導致國界形同虛設，也讓各國政府對中俄等高度集權國家外溢的鉅款束手無策。若這股浪潮一天未能遏止，就沒有政府有辦法將國民福祉置於國內寡頭與超級富豪的利益之前。面對中國將如何向全球擴張影響力，外界曾驚慌失措，如今答案已然浮現，且此答案迴避了共產、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等標籤，只在乎政治管控。對大型經濟體的管控，伴隨數位貨幣與避稅天堂等工具，逐漸形成一個跨越國界且不屑國家同盟的新「全球科技封建體制」。真正的威脅並非中國起而競爭，而是能夠輕鬆累積祕密財富；此問題導致國界形同虛設，也讓各國政府拿中國等高度集權國家外溢的鉅款沒轍；這股資金洪流一天未能封堵，就沒有政府有辦法將國民福祉置於國內寡頭與超級富豪的利益之前。寡頭世界對台灣的威脅寡頭接管全球所帶來最嚴峻的影響，在於美國確實正在放棄對台灣的安保承諾。動能攻擊已逐步演進成遠端操控武器，最主要的戰略是由無人機來鎖定基礎設施與經濟命脈，諸如煉油廠、鐵路、橋梁與製造工廠等；這讓中國攻打台灣變得更易如反掌，也讓國際社會難以反制。美國顯然沒有任何策略來因應此重大問題。面對此幾乎等同向中國開綠燈的情勢，中國的下一步依舊無從得知；或許到頭來才會醒悟，如同那隻終於追上汽車的狗——中國或許志不在台，因為中國對於到手後該如何處理台灣尚無概念。但如今只能說世事難料，沒人敢賭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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