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四代导演：将人性重置叙事中心 承前启后的“伤痕电影”人

由两位法国的中国电影专家Luisa Prudentino 和Vincent Poli合著，2025年底由OKNO出版社出版的新书的主题为中国第四代导演，他们是中国以20世纪60年代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生为核心的创作群体，主要活跃于改革开放初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代表导演包括吴贻弓、谢飞、黄蜀芹、吴天明等等 。虽然这些导演的影片曾在中国国内受到关注和喜爱，但其国际影响力远不如第五和第六代导演，但却被法国电影评论认为是被不公正地遗忘掉的具有承前启后，划时代价值的一代导演。 本次节目专访本书作者之一Louisa Prudentino女士，她认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作品价值在于他们始终将人性重新置于叙事的中心，拍出了那个时代人和社会的心声。为这代导演著书是为了纠正一个误区。首先对于中国电影的代际划分，她解释道： Luisa：需要说明的是，导演“世代”划分这个概念并非出自中国，而是由西方评论家引入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中国电影史。从20世纪80年代中国电影终于获得国际认可后，我们就开始按世代划分中国电影人。第一代是默片时代，那是电影的开端。第二代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电影人，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第三代是毛泽东时代的电影。之后，文化大革命带来了一次重大断裂，大约持续了十年，虽然可能并非是精准的十年。当电影恢复正常后，叙事也重回正轨。我的这本书要献给第四代电影人：经过多年的官方宣传片后，是他们恢复了正常的电影叙事。然后是第五代，是他们真正将中国电影推向了国际舞台，其代表人物我们都非常熟悉：张艺谋，陈凯歌等。第六代导演中，如今最知名的几位（至少在西方是这样）是王兵和贾樟柯等。由于电影类型和灵感来源的多样性，现在很难对中国电影进行划分。而且按世代划分电影也有些困难。所以，我们不再按世代划分中国电影，有其他的分类方式。 再回到您的新书《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史》（Le cinéma chinois: Histoire de la quatrième génération）。您之前对这本书的介绍非常精彩感人，我想请您再次解释一下，您为何如此热衷于向法语读者展现第四代电影人，以及他们如何改变了电影史的故事。你甚至强调他们在电影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Luisa：是的。那个时代和现在不一样了，我在书中想聚焦于那一代人，以弥补过去的遗憾。我这么说或许听起来有点夸张，但我确实想纠正一个“误区”。事实上，他们是第一批真正进入电影学院等正规院校学习电影的，但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无法表达自己，因此被时代抛在了后面。这些电影人大多被下放到农村，度过了破碎的青春，有些人最终得以重拾生活的希望。随着中国翻过毛泽东时代的一页，多年的宣传洗礼之后，这项让电影回归叙事之路的重任就落在了他们肩上，他们满怀热情地投入其中，成功地将人性重新置于叙事的核心，这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幸存下来，是在中国遭受巨大苦难时的人性，是终于能够表达情感、甚至能够表达对一切已发生之事质疑的人性，在那一刻，创造了一个真正的奇迹，因为它最终恢复了电影的所谓“合法性”。同时他们也是新一代导演的老师，他们参与了电影人的培养，下一代更加强大，在某些方面和思想上更加激进，让他们光芒四射。所以，关键就在于改变人，改变表达方式等等。导演是谁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他们拥有某种额外的特质，让西方意识到这一点，这也要归功于日益普及的开放政策，使得他们更具影响力。但是，也正因如此，第四代电影人再次被遗忘。然而，如果我们今天谈论年轻人才，谈论中国电影的传承，这都要归功于他们，但他们却无人知晓。这就是我想谈论他们的原因。 这样做是为了纠正对这些杰出电影人的不公，他们专注于展现人性的方方面面，而这一点至关重要。能否简单回顾一下他们的作品？ Luisa：首先，这一代人将人性重新置于叙事的中心，主角是那些遭受苦难的人，是拥有情感、伤痕累累的人，这正是电影的本质。我们也称之为“伤痕电影”，因为所有中国家庭，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地都受到了这场持续十年的悲剧的影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此，有必要让这些遭受苦难、敞开心扉的人们再次发声。的确，他们经常谈论他们的苦难，他们所经历的一切，而我们却草率地称之为“悲情片”，并总是带有某种负面的含义。然而，在中国，在谈论悲情片之前，需要理解并强调的是，之所以称之为“悲剧”，是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这些人经历了真正的悲剧。而这正是电影制作者们在影片中想要传达的信息。影片讲述了一些的传奇故事，包括   « 天云山传奇» (导演谢晋1980年执导)，« 巴山雨夜» （吴贻弓和吴永刚 1980年执导），« 枫» （张 一导演1980年执导）等......这些故事都讲述了那些最终被革命背叛、被党背叛的人们。尽管经历了这一切，尽管他们饱受磨难，他们依然对人性、对党、对意识形态抱有信念。他们依然坚守信念，他们认为和解的希望依然存在，下一代导演完全抛弃了这种理念。所以，“伤痕”一词象征着苦难，但伤痕是可以愈合的。这正是这些电影想要表达的：我们曾饱受苦难，但我们依然可以继续前行。 而新一代却做不到这一点。我称他们为“孤品一代”，有些导演只拍一两部电影，因为他们是真正地在拍电影。对他们来说，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是必需的。他们的一个作品如此有力，仿佛已经倾诉了一切，然后才转向其他题材。 我也采访了两位这一时期在中国，至少是这一代中颇具知名度的导演：黄健中和陆小雅。黄健中的电影《如意》在法国南特电影节上放映，在当时的背景下确实显得非常特殊，谈论这部电影就有些困难。电影中的一个人物是校工门房，这就与之前电影中的英雄人物截然不同，以其深刻的人文主义精神而脱颖而出。最终，人道主义成为了他电影的鲜明特征，并且非常有力地表达了出来。比如，他在采访中谈到一位对他人生发展至关重要的神父。如果我没说错的话，这在当时就已经具有颠覆性的意义。他谈到那个时代的神父，不是把他们当作抽象的概念、右翼分子，或者任何应该被驱逐的对象，而是把他们当作活生生的人。他说这位神父是个相当古怪的人，但很会说话，还给了他一根烟斗，他至今还珍藏着......所以，在所有这些在他电影中都是全新的举动背后，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人性的本质：人道主义。还有陆小雅，可惜她在这里远不如黄健中名气大，但她也是一位有勇气以女性身份拍电影的人。当时确实有很多女性导演，但情况更加艰难。她在采访中表达得非常清楚，她说：“我不想拍关于女性的电影，我只想以一个女权主义者的身份去拍电影。但这并非完全出于女权主义的视角，而是想从女性的视角讲述这段艰难时期的故事。她说其他导演也做得很好，但她自己也必须做这件事。她说当时确实存在一种互助的氛围，尽管人们也知道，也感受到，女性导演不如男性受信任。但她的男同行们一直支持她。 您认为从中国电影发展过程中折射出怎样的现实？ Luisa：首先，我发现中国电影总是反映社会政治事件，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通过隐喻、典故或政治宣言的方式。当然，也包括宣传，在某些时期，宣传一直都在发挥作用。无论如何，中国的形象、发展历程以及政治和社会背景总能在这些电影中有所体现。现在，我看到的最大区别显然是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中国在90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电影，无论是独立电影还是主流电影，都展现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但也展现了这一奇迹的负面影响。当然，这是事实。 但我也发现，例如，第四代电影人和当今年轻一代的电影人的作品之间存在着一个特别大的区别。 关键在于第四代电影人的影片中仍然抱有希望，一种对未来可能并不美好，但仍然会更好的希望，因为这些电影都有美好的结局，因为他们刚刚走出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所以，即便结局并非我们所期盼的圆满，依然抱有希望，相信中国终于走出了那段极其艰难甚至充满死亡威胁的时期，正在向前迈进，可以憧憬新的未来，追求新的目标。因此，我很难称之为乐观，因为当你观看一些电影时，你会觉得其实一点也不乐观，但仍然能感受到那种清晰可感的希望。 而如今，希望已然消逝。也就是说，在年轻一代的青年电影才俊中，虽然你当然能找到一些电影，但显然你不能说一切都非黑即白。再说一遍，这绝对不可能，在中国，无论哪个领域，无论是电影还是其他任何领域，都是这样的。但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们的幻灭，当今的年轻人正在质疑自我，他们感到孤独，在某种程度上被背叛了，难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情况就是这样。或许我们也可以说是全球化或普世注意的结果，因为中国电影变得与世界接轨了。如果把西方年轻人和中国年轻人放在一张桌子旁，他们会彼此认同，感同身受。当然，他们的背景截然不同。出身背景也不同，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会拥有相同的忧虑、相同的幻灭感、相同的孤独感。此外，我仍然在中国人身上看到这种韧性，这是中国人民的一大优势，我仍然能在他们的电影中看到它。但有时在西方，你很难真正找到这种韧性。我认为，这就是中国电影这两个关键时期之间的巨大差异。 中国有所谓的“官方影院”与“非官方影院”并存的现象里，该如何分析另一个现象，即中国年轻一代电影人才涌现，他们能够找到非常有趣的主题，并讲述自己、社会、悲伤和苦难等等，与此同时，与体制需要的所谓“主流”影片共存？ Luisa：我觉得他们可以表达出来。首先，我认为即便不把它当作叙事上的要求，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商业上的要求。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电影人拍电影本来就很难。而且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电影人必然会努力迎合中国观众，这很正常。所以，他们受商业追求驱动是完全合理的。因此，我认为他们是从这个想法出发的，我指的主要是作者电影，这些年轻才俊主要就是在作者电影中涌现出来的。所以，他们开始反思，不再一定要拍反体制的电影，而是与体制并肩而行，最终探讨的是中国，是体制的弊端，以及当今生活在中国意味着什么。所以，从这个出发，他们想要表达这样或那样的东西，有时表达得更强烈一些，有时更微妙一些，有时甚至近乎隐喻，以此来规避审查。所以，孤独、幻灭，以及经济奇迹带来的反弹——如果我可以用这个词来形容的话——主题都非常受欢迎。一方面，这些主题是每个人，尤其是年轻电影人才，围绕着它们发展出各自风格的作品。另一方面，或许也存在着一种与世界其他电影制作领域建立联系的渴望，因此也渴望区分不同的类型，使其不仅成为一部非常社会化、非常现实的电影，而且还能通过梦境、幻觉，以及一些使电影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更具普世性的元素来实现和表达。 非常感谢法国中国电影专家Luisa Prudentino女士接受法广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