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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谢有顺:假如不是天才,那就一生做好一件事|岭南大讲堂 episode artwork

EPISODE · Mar 24, 2026 · 15 MIN

专访谢有顺:假如不是天才,那就一生做好一件事|岭南大讲堂

from 羊晚·花地·文化

日前,2026首期岭南大讲堂在广东省博物馆举办,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以“文艺如何赋美城市”为题,深入探察文艺与城市的深层关联。 讲座开始前,羊城晚报记者专访谢有顺。从广州的烟火气与英雄气出发,我们探讨个体创作与地方文化的共生关系,剖析AI时代的治学之道与评论担当,在守常与创造的辩证中,探寻文学的根脉与未来。 文化是地方的、守常的、创造的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广州这座城市有怎样的文学气质?最像哪位作家的气质? 谢有顺:广州是一座包容的城市,呈现出了不同的面相,可以对应很多作家。如果非要让我把这座城市对应一个作家,我可能会把它对应成汪曾祺。汪曾祺的文字看起来是平常的、静水流深的、细碎的,却有着坚韧厚实的品格。所谓的“日常烟火最抚人心”,这种不事声张的生活背后,有耐人寻味的东西,且留有丰富的想象空间。 但我也想强调,烟火气固然是广州的一种生活底色,但这种生活态度是不苟且、不卑微、妥协的,这也说出广州城市气质还有另一面,那就是英雄气。你看,现在正是木棉花开的季节,满城尽是英雄花,大朵的花即便落地,也颜色不改、叶片不萎,它决不留在枝头上慢慢凋零,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让花城处处洋溢着英雄气。 再联想越秀山明城墙、镇海楼上斑驳的大炮、三元里平英团遗址,还有冼星海创作的粤语歌曲《顶硬上》等,可以说,正是烟火气与英雄气的结合,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广州。 羊城晚报:站在文艺创作的角度,个体经验与地方性之间有怎样的关系? 谢有顺:个体的书写必须扎根于地方,这样才能让读者辨识出一个人的经验和感受从何而来。如果失了有血有肉的在地体验,个体书写可能是悬浮的、苍白的,甚至会沦为某种空洞的符号。 地方特色是个体书写不可或缺的物质来源,同时,只有通过独特的个体书写,那些地理符号才能转化为读者心中的精神原乡,地方琐碎的日常才会转变成一种审美艺术。个体书写与地方经验是一种彼此滋养、相互成就的共生关系。 羊城晚报:当地方性经验演变为某种文学意义上的地方风格,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转变为写作“标签”?是否应警惕这种标签化的写作? 谢有顺:地方性风格的强调,最终难免会标签化,但这不一定是坏事。标签是让我们快速理解某个地方的一个符号、一个有效的切入口。比如,想到沈从文的《边城》,我们自然会想起湘西小城的诗意与善意;想到上海,会想到金宇澄《繁花》中的沧桑,张爱玲笔下的市声;想到阿勒泰,会想起李娟的荒野书写、诗和远方。 “烟火气”能成为广州的一个显著标签,是有历史渊源的。古代不说,近代以来,鲁迅、茅盾、巴金、郁达夫、冰心等作家当年都曾写下大量关于广州美食、花卉的文字。 我个人1998年来到广州,当时就读到不少像张梅、黄爱东西等本土作家的文字,她们笔下的早茶、骑楼、糖水以及“一盅两件”,精准地描绘出了一个日常的、温润的广州形象。还有张欣笔下广州的繁华及其背后复杂的人心。后来又读到魏微、王十月、王威廉等作为“旁观者”笔下的广州,对广州又有了新的认识。 广州的包容与宽阔,并非某个作家所能充分代表的。它容纳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口音、记忆和文化积存来到这座城市,最终他们又都融汇进了这座城市。 这座不断生长、充满活力的城市,像一棵不断开花、结果的树,总有新的枝条、新的形状长岀来。作家也应不断突破边界,从固有的地域框架里跨出去,写出一座城市的更多可能性。 羊城晚报:您在新近发表的《文学的“化”与“存”》中提到,“文化是地方的,文化是守常的,文化也是创造的”,能否为我们具体阐释内里深意? 谢有顺:首先,文化是地方的。抽象地谈论文化是没有意义的,不能把文化的概念术语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空洞论述。每种文化都有其具体的“物质外壳”,当这个文化的“容器”里有着一个地方、一种生活的丰富积存之后,文化就有了血肉基础,就有了地方风格。没有这个根,创作岀来的作品就会失去独特的辨识度,沦为无魂的空壳。 其次,文化是守常的。20世纪以来,有一种思潮,大家都在求“变”,不断推翻旧的,向往一切新的。但一个人、一个民族走得再远、飞得再高,那些基本的经验、情感、伦常和理想,就像一根无形的丝线,始终会与这片土地紧密相连。文化的“守常”,是说要从不变的文明内核中,汲取来自文化与传统深处的永恒力量。能从纷繁的变化中看到不变和永恒,文化才能传承和延续。这些跨越时代的精神特质,是文学创新的深层坐标。 同时,文化也是创造的。开放性的终身学习,目的就是不断探索文化的新生与嬗变。当文化的无穷可能性持续被敞开、被书写时,它才能被称之为创新创造的文化。真正的创新从来不是与传统断裂,而是在与传统的深刻对话中完成的。 广州这座城市,为文艺创作者敞开了许多“缝隙”,各种文艺形式都能在其中“野蛮生长”。当创作者触摸城市的肌理,并俯下身去观察普通人的日常,就会知道,早茶烟火、粤语腔调中,暗藏着一方人的活法、记忆与精神底色,是能让居民产生身份认同、让外来者读懂城市灵魂的核心密码。 写出千万普通人的生活韵味与精神蜕变,作品才能成为一座城市真正的“精神档案”。只是,广州虽然为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机会,但能否用好这些机会,最终还要看每个创作者对自己有怎样的要求、企及了怎样的高度。 最好的“黄金时代”就是此时,就是当下 羊城晚报:您当初如何走上文学评论的写作之路? 谢有顺:学生时代,我也尝试过写小说,最终走上评论这条路,可能是因为自己更喜欢思辨,更喜欢享受思想的快乐。同时,我也经常提醒自己,假如你不是天才,那你一生也许只能做好一件事,在写作上尤其如此。你也可以涉猎其他文体,但要有所侧重,集中在一个方向,把自己打磨得足够尖锐,才有可能脱颖而出。我对自己没有过高的期许,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能在某一领域小有所成,已经很好了。 羊城晚报:您曾经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之所以热闹,是因为批评界汲取了西方现代思想的前沿成果。而当今的批评氛围变弱,部分原因是过度知识化、历史化,批评的现场感缺乏,少了活力。未来还有可能回到当初的“黄金时代”吗? 谢有顺:不要过度美化20世纪80年代,当时可供选择的事物有限,人们能看到的书、能听到的歌、能看到的电影也有限。在选择相对有限的语境里面,人自然会更偏重单纯的精神生活。而在信息多元、思想驳杂、视听文化极其发达的当下,再想回到那个单纯的时代已不现实。 必须强调,最好的“黄金时代”就是此时,就是当下。你此时能写作,就一生都能写作,不要奢想一个未来的、虚幻的“黄金时代”。把握当下,顾到眼前,踏实做好具体的事情,珍惜能写作的每一寸时光,这是当代文化人急需的一种务实情怀。 关于过度知识化、历史化现象,在AI时代尤其需要警觉。AI时代再拼命“卷”知识,意义已不大了。这时尤其需要记取文学批评的核心要旨:第一,它必须有现场感;第二,它必须有思想的锋芒和批判的力度。如果失去了对文学现场的敏锐感知,失去了思想的锐度与批判的力量,也就失去了文学批评的灵魂。 文学批评本质上是对文学现场的描述、分析、判断和引领。批评本身也是一种写作,它参与一个文学时代的建构。如果存在所谓的文学“黄金时代”,那一定是作家与批评家彼此对话、共同创造的时代。 羊城晚报:在治学和研究过程中,您是否会使用AI工具?如何看待AI对人文学术研究的影响? 谢有顺:我一直强调,要充分肯定技术和工具的意义,肯定科学的价值。尽管科学与人文存在差异和张力,但这不影响人文学者大胆肯定科学与技术的价值。它不仅为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生活便捷,也极大地扩容了我们的知识库存和认知视野。 我也用 AI。AI技术不仅会为你搜索信息,还会帮你归纳资料、提出思路,但我并不仰赖它的归纳或生成能力,我真正看重的是它放射性的知识关联能力。 我们常说的“做学问”,关键就在于知识的勾连。知识的关联,像织毛衣一样,一个针眼和另一个针眼勾连,一点点缝合、一点点扩大,最终就会拼出一幅大的知识地图。有了这张够大、够丰富的地图之后,你对事物所做出判断,就会更精准、更合身。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警觉:AI可能提供很多虚假或有误的资料,我们绝不能全盘相信AI给出的信息,而应在它提供的“知识拼盘”里,用自己的眼光进行梳理、甄别和求证。在新技术面前不能放弃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批评家应做“摆渡人”“点灯者” 羊城晚报: 今年全国两会上,“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据您观察,如今有哪些新的文学观念调整?有哪些学理上的新补充? 谢有顺:“新大众文艺”的出现,在写作边界的拓展、创作主体的扩容、新传播方式的探索上,对既有的文艺创作和传播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同时,它也促使我们反思——我们之前的很多书写是否流于“纸上的游戏”?是否失去了与现实生活直接相连的真实感受? 当新的写作者大量兴起,各行各业的人都站出来讲出自己的故事,写下自己的感受,这当然会深刻改变当前文艺的风格和面貌。时代在巨变,文艺创作也在发生巨变。 但有一点,我们也没必过度夸大当前新大众文艺风潮下一些作品的质量。很多初学者的文字还比较粗糙,表达有时也过于直接,缺乏艺术上的精致和深度,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我们要有耐心,要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让更多一线的、普通的劳动者成为写作者,勇敢地表达自己,肯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千万不能以傲慢、鄙薄的态度来对待新生事物,“新大众文艺”的概念毕竟刚提出一年多时间,假以时日,会给文艺带来哪些变化,会出现哪些有创造力的写作者,还无法确知。我的总体感觉是,前景可期。 羊城晚报:在您看来,新大众文艺时代下的文艺评论家肩负着怎样的使命与责任? 谢有顺:新大众文艺推动了大文学观的形成,它打破了“雅/俗”“纯文学/大众文学”的二元对立,让文艺研究开始直面当下真实的文化现场。 好的批评家,应该做好雅俗之间的“摆渡人”,不把精英审美当作唯一标尺,而是从作品的真实情感、在地经验、创新表达出发,建立一套兼容并包的多元审美评价体系,让不同的创作都能获得公正的专业判断,也让大众读懂不同形态的文艺作品。 同时,面对流量至上带来的审美同质化、表达模式化问题,好的评论也要敢于戳破流量泡沫,警惕创作套路,既直面算法对创作的绑架、流量对审美的误导,进而从同质化内容里打捞真正有生命力的作品。 批评家还要做发现者和点灯人,要为有才华的无名者发声、正名,让好作品被看见、被传播,要通过专业的解读与引导,帮助更多普通创作者提升表达能力、写作水平,成为他们成长途中的点灯人,选择和他们一同前行,这也是批评家的使命之一。 文|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图|记者 钟振彬 梁喻 视频拍摄 | 记者 梁喻 邓鼎园 林清石 视频剪辑|记者 王绮静 视频包装|记者 余梓涛 麦宇恒 总策划:任天阳 总统筹:林海利 林如敏 执行策划:龚丹枫 邓琼 温建敏 执行统筹:骆苹 朱绍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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