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新州 Newtown 選區議員 Jenny Leong》聚焦公共房屋、租金壓力與城市規劃

新州 Newtown 選區議員、綠黨代表 Jenny Leong 近日接受 2CR 澳洲中文廣播電台專訪，分享她的個人成長背景、從事人權工作的經歷，以及她對 Newtown 社區、公共房屋、城市發展、社會凝聚力與環境政策的看法。   Jenny Leong 已代表 Newtown 選區超過十年。進入政壇前，她曾在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擔任全球人權倡議工作者，長期參與國際人權及社會公義工作。她表示，自己並非出身政治家庭，也不是從小立志從政，但回顧人生經歷，無論是家庭背景、求學經歷，還是後來的人權工作，都逐漸把她帶向公共事務與社區倡議。 從阿德萊德到悉尼：多元文化家庭塑造公共服務理念 Jenny 表示，自己在南澳阿德萊德長大，青少年時期搬到悉尼，並曾就讀悉尼大學。她形容悉尼是一座自己搬來之後逐漸愛上的城市，如今能夠在新州議會代表這座城市的一部分社區發聲，是一份很大的榮幸。 她的父親是馬來西亞華人，當年以國際學生身份來到澳洲。Jenny 提到，父親的家庭背景本身相當複雜：祖父母來自中國大陸，後來移居馬來西亞；父親出生於馬來西亞，而父親的大哥則是在中國出生。這種跨地域、跨文化的家庭歷史，令她從小便接觸到移民、家庭責任及身份認同等議題。 Jenny 特別提到，父親是家中七個兄弟姊妹中最年幼的一位。當年兄弟姊妹共同努力，支持他接受教育並來到澳洲留學。她認為，這段家庭經歷讓她深刻理解「集體支持」的重要性，也讓她看到家庭、朋友、社區網絡如何在人生關鍵時刻發揮作用。 她指出，自己並不是在政治家庭中長大，也沒有在大學主修政治，年輕時亦不是特別熱衷政治。然而回顧過去，她發現自己人生中的許多選擇，其實都圍繞著同一個核心：社區、集體行動、減少不平等，以及追求更公平的社會。 「租金太高」：Newtown 最大挑戰直指住房危機 談到 Newtown 社區目前面對的最大挑戰，Jenny 的回答非常直接：租金太高。 她表示，悉尼不應該變成一座只有超級富裕人士才能居住的城市，而應該是一座屬於所有人的城市。要做到這一點，政府就必須真正面對住房負擔能力危機。 Jenny 指出，社會上經常討論超市物價、能源帳單及日常生活成本上升，但對多數家庭而言，每週最大的支出仍然是租金或房貸。她認為，住房成本已經成為壓在居民身上最沉重的一項負擔，也正在改變 Newtown 及悉尼內城區的社區面貌。 她提到，住房壓力對不同群體造成不同形式的影響。藝術工作者因為負擔不起租金而被迫離開城市；學生，尤其是國際學生，可能住在擠迫、不安全的出租環境中；部分年長女性甚至被迫睡在車內；而一些家庭即使想與親人同住或照顧年長家人，也因為找不到可負擔的合適住房而無法實現。 在 Jenny 看來，住房問題已經不只是房價和租金的問題，而是直接關乎社區能否保持多元、活力與包容。如果悉尼只剩下高收入者能夠留下，城市原本的文化、創意和社區連結都會受到削弱。 公共房屋輪候名單背後：真正需求遠高於官方數字 目前新州社會房屋輪候名單上有超過六萬戶家庭。Jenny 認為，這個數字本身已經清楚說明制度失靈。 她強調，輪候名單上的家庭並不是「可能需要住房」的人，而是已經完成政府申請程序，並被正式評估為符合公共房屋資格的人。換言之，這些人已經被政府確認有需要，但仍然要等待多年才能獲得住房。 Jenny 進一步指出，實際需求很可能遠高於官方數字。因為不少人明知公共房屋輪候時間可能超過十年，便乾脆放棄申請。因此，輪候名單只是反映了部分需求，而不是全部住房壓力。 她表示，當前新州住房危機並不只集中在某一個年齡層或社群，而是橫跨整個社會。越來越多人露宿街頭或睡在車內；年長女性已成為新州無家可歸人口中增長最快的群體；年輕人、學生和國際學生則常被迫住在擠迫或不安全的出租房中。 Jenny 認為，從無家可歸人數上升，到公共房屋輪候名單過長，再到私人租屋市場租金高企，整個住房系統都處於危機之中。 她主張，政府需要採取更直接的行動，包括監管租金、興建更多公共房屋，並停止把住房主要視為投資商品。她強調，住房應該像醫療和教育一樣，被視為基本公共服務，而不是讓少數人從危機中獲利的工具。 TOD 發展：不能只靠規劃文件解決住房危機 近年新州政府積極推動以公共交通為導向的城市發展，即 Transit-Oriented Development，簡稱 TOD，希望透過在交通樞紐附近增加住宅密度，改善住房供應。 對此，Jenny 表示，政府公布規劃改革和重新劃區方案並不足夠。她指出，人不能住在規劃文件裡；真正需要的是房屋、建築和一個可以遮風擋雨的家。 她認為，單純重新劃分土地用途，然後期待私人市場提供足夠住房，並不能真正解決住房危機。因為私人發展商最終仍然以盈利為目標，他們興建的項目往往會傾向高端市場。 Jenny 指出，政府其實已經擁有大量公共土地，包括鐵路走廊沿線土地。如果政府願意，可以直接利用這些土地興建公共房屋及可負擔住房，並更快回應實際需求。 她擔心的是，在現行模式下，即使房屋數量有所增加，新增供應也可能主要是豪華公寓或高價住宅。這樣一來，社區表面上增加了住宅，但實際上普通居民依然住不起，甚至會令原有社區變得更加昂貴。 因此，Jenny 認為 TOD 的關鍵不只是「建更多房子」，而是要問：建的是什麼房子？為誰而建？是否真正可負擔？是否有足夠公共房屋和社區基建配套？ Waterloo 公共房屋拆卸：住房危機中不應拆除可居住房屋 訪問中，Jenny 亦談到近期備受關注的 Waterloo South 公共房屋重建項目。 她表示，在住房危機如此嚴重的時候，政府仍然將公共房屋居民遷出，並拆除仍可居住的公共房屋，令她感到非常震驚和憂慮。 Jenny 指出，工黨在反對黨時期曾承諾會保留 Waterloo 公共房屋，並公開表示會「拯救 Waterloo」。然而在執政後，相關拆卸工程仍然推進。她批評，政府如今的做法與當初對居民作出的承諾並不一致。 她亦提到，在相關抗議現場，警方被派往保護施工承包商設置圍欄，為拆卸工程作準備。Jenny 認為，這不只是 Waterloo 一個社區的問題，而是反映了新州公共房屋政策中更廣泛的方向。 她指出，類似情況亦正在新州其他地區出現，包括 Illawarra、Bellambi 以及 Maroubra 等地。她擔心，政府正以「更新」或「重建」之名，逐步拆除公共房屋，並以混合私人住宅、可負擔住房和社會住房的模式取代原有公共住房。 Jenny 認為，在住房危機中拆除仍可居住的公共房屋，沒有合理理由。尤其是政府在其他地方仍然擁有空置公共土地，例如 Redfern 至 Eveleigh 一帶，就有土地可以先行興建新住房。 她提出的問題是：既然政府可以先在空置公共土地上建房，為什麼要先把現有居民趕離家園，再拆除他們的住房？ 在她看來，城市更新應以保障現有居民為前提，而不是以犧牲公共房屋居民和社區網絡作為代價。 住房作為人權：不應有人被驅逐至無家可歸 Jenny 近年積極推動新州引入更強的人權保障，包括將住房權納入法律框架。 她表示，自己曾與 Human Rights Act for NSW Alliance 合作，並提出私人議員法案，希望在新州法律中明確保障基本人權。當中一項重要內容，就是住房權。 Jenny 認為，在目前的住房危機下，住房權尤其重要。當越來越多人面臨被迫搬遷、租金壓力和無家可歸風險時，政府有責任承認住房不是奢侈品，而是基本人類需要。 她提出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個別投資者的利潤，會被放在市民對安全、穩定及可負擔住房的需求之上？ 她舉例指出，有租客被迫搬走，只因房屋要改作短租用途；公共房屋被拆除；而政府又未能提供足夠房屋給最脆弱社群。她認為，這些情況都不能接受。 Jenny 強調，法律保障固然重要，但政策也必須配合。她認為，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有人被驅逐到無家可歸的處境之中。 社會凝聚力：尊重不同聲音，而非要求沉默 談到 Newtown 社區及圍繞加沙衝突引發的公共討論時，Jenny 對「社會凝聚力」一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表示，社區當然需要尊重、安全、平等與免於歧視。不同背景的人應該能夠在同一個社會中被公平對待，並享有尊嚴。 然而，她亦指出，部分政治人物在使用「社會凝聚力」這個詞時，實際上是在要求人們降低聲量，甚至停止批評政府。她認為，這是危險的方向。 Jenny 強調，在民主社會中，人們必須有權表達不同政治觀點，有權反對政府政策，也有權參與和平示威。真正的社會凝聚力，不是所有人都持有相同立場，而是即使有不同意見，人們仍能在尊重和安全的前提下參與公共討論。 她亦批評新州政府雖然不斷談及社會凝聚力，但長期承諾改革反歧視法，卻遲遲未有實質進展。她認為，如果政府真正關心社會凝聚力，就應該處理導致社會壓力和不滿的根本問題，而不只是要求示威者或批評者保持沉默。 在加沙議題上，Jenny 的立場鮮明。她認為，澳洲政府在國際人權議題上的取態，會直接影響本地社區對公平、正義和民主價值的信任。 和平示威權利：民主社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為曾在人權組織工作的政治人物，Jenny 對和平示威權利有很強烈的立場。 她提到，自己在國際特赦組織工作時，曾為世界各地人民爭取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包括緬甸、伊朗、中國及其他地區。 她認為，這些自由並不是抽象概念，而是民主社會中人民監督政府的重要方式。 Jenny 表示，她擔心新州近年對和平示威的限制不斷增加。這些限制既來自法律和法院，也來自警方在示威現場的執法方式。 她批評部分示威活動中出現過度警力，包括近距離使用胡椒噴霧、推擠示威者、令示威者受傷等情況。她認為，這不只是削弱示威者權利，也會損害整個社會對警方的信任。 Jenny 指出，如果市民看到警方對和平示威者使用強硬手段，那麼當他們自己成為受害者時，例如遇到種族歧視、性騷擾或家庭暴力時，可能也會對向警方求助感到猶豫。 她認為，社區安全不應只依賴更多警力，而應該建立在社區互助和彼此照顧之上。 她舉例說，疫情期間，她在美國三藩市的親人所在華人社區曾面對反亞裔辱罵。當地大學生自發組織義工，陪伴長者購物，或替他們購買日用品。她認為，這種社區照顧正是另一種安全模式，不需要依靠暴力或恐嚇，而是透過人與人之間的支持來保護彼此。 One Nation 崛起：源於主流政治失敗 談到 One Nation 及 Pauline Hanson 近年仍吸引部分澳洲人支持，Jenny 認為，這反映了歷屆政府未能回應普通民眾的生活壓力。 她指出，許多人承受住房成本、生活成本及經濟不安全感，但卻看到主要政黨與發展商、大企業、化石燃料產業及政治捐助者關係密切。當人們覺得自己被忽視，就容易被打著「反建制」旗號的政治力量吸引。 不過 Jenny 強調，Pauline Hanson 並不是普通人的真正代表。她指出，Hanson 已在政壇多年，本身就是政治體系的一部分，並且曾接受富豪和權勢者的支持。 Jenny 對 One Nation 尤其感到憂慮，是因為 Pauline Hanson 過去曾發表反亞裔及反移民言論。她提到，自己仍然記得 Hanson 當年談及所謂「亞洲人入侵」時對華人及亞裔社群造成的恐懼。 她認為，Hanson 會利用種族、性別、性取向、跨性別議題及其他社會分歧來獲取政治利益。她提醒華人社區，不要被這類政治話術迷惑，因為這種政治並不是為普通人服務，而是為了權力。 環保政策與社會公平不可分割 作為綠黨代表，Jenny 在訪問最後亦談到環保和氣候政策。 她表示，從新州層面來看，令她非常擔心的是，工黨政府執政三年後，原生森林砍伐仍在繼續。她認為，在氣候危機和極端天氣事件日益頻繁的情況下，繼續砍伐原生森林，不僅破壞野生動物棲息地，也對氣候和生態造成長遠影響。 在全國層面，她批評聯邦政府沒有對天然氣企業的巨額利潤徵收足夠稅項。她認為，如果政府願意向這些超額利潤徵稅，相關收入可以用於改善公共服務，例如將牙科及心理健康納入 Medicare、提供免費或更可負擔的高等教育，以及興建更多可負擔住房。 Jenny 強調，環境政策和社會政策不能分開來看。氣候變化往往首先影響最脆弱的人群，包括住在劣質出租房的人、低收入家庭，以及住在高溫或水災高風險地區的人。 她指出，在西悉尼，夏季高溫對許多居民構成嚴重挑戰；而一些低收入家庭則可能因房價較低，被迫居住在洪水風險更高的地區。 因此，在她看來，氣候危機、住房危機、生活成本壓力和社會不平等，其實是彼此交織的問題。 長遠思考：為下一代留下更好的世界 Jenny 表示，綠黨吸引她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其政治理念並不只著眼於短期選舉利益，而是強調為未來世代創造更好的世界。 她認為，政治往往被短期目標主導，但真正負責任的公共政策，應該考慮下一代將要面對的生活環境、社會制度和氣候挑戰。 Jenny 也將這種長遠思考與自己的家庭背景連結起來。她認為，許多華人家庭都理解上一代為下一代犧牲和付出的重要性。她希望社會也能用同樣的長遠眼光來看待公共政策，不只是考慮眼前利益，而是思考我們將為未來留下什麼。 給華人社區的訊息：不要被分化，積極參與社區 訪問最後，Jenny 向 2CR 聽眾及澳洲華人社區傳達訊息。 她首先提醒聽眾，不要被 Pauline Hanson 及 One Nation 的政治說法迷惑，因為她認為這些政治力量並不是站在多元文化社區一邊。 同時，她也希望大家保持希望。她表示，改變仍然有可能發生，而最重要的是人們願意參與其中。 她鼓勵華人社區加入社區組織、參與義工服務、關心鄰里，並在生活壓力和社會挑戰面前彼此支持。 Jenny 表示，無論生活看起來多麼艱難，社區中總有人願意伸出援手。只要人們願意連結、參與和行動，就能一起創造更好的未來。